高胡子想做什麽？張居正心裏當然也在懷疑這個問題，但他並不想對馮保表露出來。
張居正對高拱的態度，說實話連他自己都很難三言兩語就界定得了。
他們兩人曾經都算是“搞教育”出身，從翰林院到國子監，從國子監到裕王講師，兩人一直都是同僚，而同時高拱又一直是張居正的前輩和領導，直到先後入閣輔政。他們兩人在學術上的觀點十分接近，或者說高拱對張居正學術觀點的確立有很大的影響。
高、張二人雖然都以儒臣自命，但實際推崇的其實反倒是法家學說。當然這也不算奇怪，畢竟中國曆代經常都是“儒皮法骨”，披著儒家的皮囊，幹法家愛幹的事。從高拱在《本語》中提出的帝王教育、翰林教育，到張居正所作《辛未會試程策》、《答楚學道金省吾論學政》等文就能看出兩人思想的極其相似。
高拱崇尚實際和“貴今主義”，和那班腐儒動輒高談唐虞三代者迥然有別，而張居正講所推崇的“法後王”也是同一個道理。可見他們兩人有著共同的政治理念和價值取向。
再有就是，兩人都反對講學。曆史上，嘉、隆、萬三朝是陽明心學極盛時代。徐階當初就曾和著名王學家聶豹、歐陽德等在北京靈濟宮講學，聽講者有時多達五千人，講風之盛可見一斑。
高拱和張居正生長和工作在這樣氣氛中，自然也不能不受其影響，而由於張居正是徐階的弟子，所以和一幫王學家也有不少來往(無風注：這個有張居正許多書信作證)。但是他卻經常指斥那班講學家隻是虛談，是“以虛見為默證”，是“蝦蟆禪”。他經常勸這些人“足踏實地”，“崇尚本質”，反對“舍其本事，別開一門以為學”。
正是因為這種思想，所以曆史上張居正後來毀書院，殺何心隱，和那班講學家完全站在對立的地位。
而高拱因為自身就是實學大家，倒是和那幫講學家卻沒有多少來往，但很奇怪的是，從他的著述和書信之中，也沒有發現他多麽激烈反對這些人。他的實學屬於自己搞自己的一套，立於程、朱、陸、王之外，既沒有跟著當時流行的王學跑，卻也並非回到程、朱，而是堅持以當前的現實出發，現實需要什麽樣的學問才能治理好國家，他就搞什麽。
正是因為觀點幾乎完全一致，所以眼下內閣之中，李春芳和趙貞吉兩個更像是徐階的親傳弟子，而高拱和張居正則是另一派，他們一方麵禁止各地督學憲臣聚徒講學，另一方麵還通過考察貶謫京官，遏製京師講會，以經世實學來端正學風，改變談玄論虛、不務實際的官場風氣。所以，盡管他們二人可能或多或少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陽明心學的影響，但反講學卻是他們共同堅守的學術立場。
這個立場，使得張居正站到了老師徐階的對立麵，同時也是趙貞吉入閣之後，張居正未能如願以償接受徐階留下的龐大政治資源的一個重要因素。反過來，這也是此前高拱致仕之後張居正想方設法為高拱起複造勢的原因——張居正畢竟也是想做實事的，他知道高拱若不能回來，自己一個資曆最淺的末學後進，實在對付不了李春芳和趙貞吉這個實際意義上的同盟。這是張居正猶豫他和高拱關係的第一點：沒有高拱吸引火力，自己會不會成為炮灰？
所以高拱回來了，而且仍然是那個說幹就幹的高拱，絕不同於當年的徐階，得過且過，以保住自己名聲地位為第一要務。
張居正自己身處內閣，雖然主要分管兵部，但他仍然非常清楚高拱自從兼任吏部尚書之後采取的改革措施：破除“拘攣之說”，進士舉人並用；凡濫舉官員，則舉主連坐；建立人事檔案製度，組建候補官員梯隊；州、縣正官年輕化，“五十以上者不得為州縣之長”；蔭敘官員，視政績而酌用；調整用人政策，完善地區回避製度；裁減冗員，精簡機構，整治士風；等等等等。
這些措施，無一不是他張居正自己也極盼望看見，甚至是極想親自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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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張居正猶豫著自己跟高拱之間關係的第二點：如果沒有高拱，以自己的資曆和威望，能不能把這些事情幹好？會不會受到各種掣肘最後推行不下去？
因為有這兩點疑惑打底，所以張居正覺得至少在李春芳和趙貞吉還在內閣之時，自己仍然需要跟高拱維持良好的關係。
更何況，他張居正何許人也，他會不知道馮保為什麽眼巴巴找上門來跟自己套近乎？無非是因為高拱連續推薦兩任司禮監掌印陳洪、孟衝，卻始終不肯推薦他罷了！
可是張居正難道就不知道高拱心裏是如何思考的？無非是不想看到大明再出一個王振或者劉瑾罷了！
可是，他高拱是這麽想，我張居正就不是這麽想？我張居正就不是文官？我張居正就希望看到宦官亂政？笑話！
但心中冷笑歸心中冷笑，張居正的個性畢竟不像高拱那般，喜怒直接擺在臉上，因此他願意配合馮保演出：“恕居正愚鈍，不知中玄公有何謀算。”
馮保哈哈一笑，又壓低聲音道：“聽說徐老相爺今日曾派人前來拜訪太嶽相公，不知可有此事？”
說是這麽說，但作為東廠提督，顯然馮保有足夠的把握認定這一點。
所以張居正也懶得辯解，直接承認：“方才遊七正要和我談及此事……不過，我今日在內閣當值，才回來沒多久，所以老師派來的人沒能和我一晤，我也不清楚老師派他來所為何事。”
“還能是何事，不就是退田案引起的麻煩？”馮保哼哼一聲，道：“海瑞那邊已經不滿足於讓徐老相爺退田，現在已經開始著手處置徐家幾位公子了……徐老相爺畢竟已經不在中樞，隻能派人來京師想辦法，太嶽相公你是徐老相爺最看重的門生，他不來找你，還能找誰去？”
張居正對高拱的態度，說實話連他自己都很難三言兩語就界定得了。
他們兩人曾經都算是“搞教育”出身，從翰林院到國子監，從國子監到裕王講師，兩人一直都是同僚，而同時高拱又一直是張居正的前輩和領導，直到先後入閣輔政。他們兩人在學術上的觀點十分接近，或者說高拱對張居正學術觀點的確立有很大的影響。
高、張二人雖然都以儒臣自命，但實際推崇的其實反倒是法家學說。當然這也不算奇怪，畢竟中國曆代經常都是“儒皮法骨”，披著儒家的皮囊，幹法家愛幹的事。從高拱在《本語》中提出的帝王教育、翰林教育，到張居正所作《辛未會試程策》、《答楚學道金省吾論學政》等文就能看出兩人思想的極其相似。
高拱崇尚實際和“貴今主義”，和那班腐儒動輒高談唐虞三代者迥然有別，而張居正講所推崇的“法後王”也是同一個道理。可見他們兩人有著共同的政治理念和價值取向。
再有就是，兩人都反對講學。曆史上，嘉、隆、萬三朝是陽明心學極盛時代。徐階當初就曾和著名王學家聶豹、歐陽德等在北京靈濟宮講學，聽講者有時多達五千人，講風之盛可見一斑。
高拱和張居正生長和工作在這樣氣氛中，自然也不能不受其影響，而由於張居正是徐階的弟子，所以和一幫王學家也有不少來往(無風注：這個有張居正許多書信作證)。但是他卻經常指斥那班講學家隻是虛談，是“以虛見為默證”，是“蝦蟆禪”。他經常勸這些人“足踏實地”，“崇尚本質”，反對“舍其本事，別開一門以為學”。
正是因為這種思想，所以曆史上張居正後來毀書院，殺何心隱，和那班講學家完全站在對立的地位。
而高拱因為自身就是實學大家，倒是和那幫講學家卻沒有多少來往，但很奇怪的是，從他的著述和書信之中，也沒有發現他多麽激烈反對這些人。他的實學屬於自己搞自己的一套，立於程、朱、陸、王之外，既沒有跟著當時流行的王學跑，卻也並非回到程、朱，而是堅持以當前的現實出發，現實需要什麽樣的學問才能治理好國家，他就搞什麽。
正是因為觀點幾乎完全一致，所以眼下內閣之中，李春芳和趙貞吉兩個更像是徐階的親傳弟子，而高拱和張居正則是另一派，他們一方麵禁止各地督學憲臣聚徒講學，另一方麵還通過考察貶謫京官，遏製京師講會，以經世實學來端正學風，改變談玄論虛、不務實際的官場風氣。所以，盡管他們二人可能或多或少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陽明心學的影響，但反講學卻是他們共同堅守的學術立場。
這個立場，使得張居正站到了老師徐階的對立麵，同時也是趙貞吉入閣之後，張居正未能如願以償接受徐階留下的龐大政治資源的一個重要因素。反過來，這也是此前高拱致仕之後張居正想方設法為高拱起複造勢的原因——張居正畢竟也是想做實事的，他知道高拱若不能回來，自己一個資曆最淺的末學後進，實在對付不了李春芳和趙貞吉這個實際意義上的同盟。這是張居正猶豫他和高拱關係的第一點：沒有高拱吸引火力，自己會不會成為炮灰？
所以高拱回來了，而且仍然是那個說幹就幹的高拱，絕不同於當年的徐階，得過且過，以保住自己名聲地位為第一要務。
張居正自己身處內閣，雖然主要分管兵部，但他仍然非常清楚高拱自從兼任吏部尚書之後采取的改革措施：破除“拘攣之說”，進士舉人並用；凡濫舉官員，則舉主連坐；建立人事檔案製度，組建候補官員梯隊；州、縣正官年輕化，“五十以上者不得為州縣之長”；蔭敘官員，視政績而酌用；調整用人政策，完善地區回避製度；裁減冗員，精簡機構，整治士風；等等等等。
這些措施，無一不是他張居正自己也極盼望看見，甚至是極想親自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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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有這兩點疑惑打底，所以張居正覺得至少在李春芳和趙貞吉還在內閣之時，自己仍然需要跟高拱維持良好的關係。
更何況，他張居正何許人也，他會不知道馮保為什麽眼巴巴找上門來跟自己套近乎？無非是因為高拱連續推薦兩任司禮監掌印陳洪、孟衝，卻始終不肯推薦他罷了！
可是張居正難道就不知道高拱心裏是如何思考的？無非是不想看到大明再出一個王振或者劉瑾罷了！
可是，他高拱是這麽想，我張居正就不是這麽想？我張居正就不是文官？我張居正就希望看到宦官亂政？笑話！
但心中冷笑歸心中冷笑，張居正的個性畢竟不像高拱那般，喜怒直接擺在臉上，因此他願意配合馮保演出：“恕居正愚鈍，不知中玄公有何謀算。”
馮保哈哈一笑，又壓低聲音道：“聽說徐老相爺今日曾派人前來拜訪太嶽相公，不知可有此事？”
說是這麽說，但作為東廠提督，顯然馮保有足夠的把握認定這一點。
所以張居正也懶得辯解，直接承認：“方才遊七正要和我談及此事……不過，我今日在內閣當值，才回來沒多久，所以老師派來的人沒能和我一晤，我也不清楚老師派他來所為何事。”
“還能是何事，不就是退田案引起的麻煩？”馮保哼哼一聲，道：“海瑞那邊已經不滿足於讓徐老相爺退田，現在已經開始著手處置徐家幾位公子了……徐老相爺畢竟已經不在中樞，隻能派人來京師想辦法，太嶽相公你是徐老相爺最看重的門生，他不來找你，還能找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