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諭德與侍讀學士均是從五品,不過翰林院按製屬於皇帝的秘書班子,而詹事府按製則是教導太子學習理政的機構。雖然這麽說起來,似乎翰林院地位更高,但那也得看是對什麽人來說。
高務實與太子同齡,很明顯是皇帝為太子提前培養的輔佐之才,這一點任誰都看得出來。
雖然在大明,能不能真正在將來輔佐太子,首要條件是高務實要能金榜題名,但從《龍文鞭影》問世開始,大多數人對此都是表示看好的,再經過這次河南道試,高務實連取小三元,大家通過河南督學衙門公布的高務實考卷來看,也基本認定此子將來高中實在是大概率事件。
這麽一來,高務實這個太子近臣,基本上可以保證來日必是天子近臣,因此現在稱呼他為高諭德就反倒比高侍讀更好了——更能體現他和太子殿下的特殊關係嘛。
不過高務實自己對此倒是看得很開,反正不管是侍讀學士還是左諭德,都是臨時掛名,又不是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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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他就算考中進士,照樣還是得先爭取考中庶吉士,進翰林院幹一段時間,打熬資曆,依然要從七八品小官做起,現在的這些“假”字打頭的官位,不過都是虛名罷了。
當然了,虛名歸虛名,不代表就一點用處都沒有。至少,有這個臨時官職在身,很多布衣白身不能做的事,他就能做。
譬如上疏。
隆慶五年六月初二,太子伴讀、假翰林院侍讀學士、詹事府左春坊左諭德高務實上《紓驛路疏》於朝廷,全名為《為遵祖訓原意請整肅驛站以紓驛路疏》。
疏文一開頭,就是先吹一波“自古以來”。說我天朝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地域遼闊的泱泱大國,“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
而我大明更是國土廣袤,幅員遼闊,“東起朝鮮,南包安南,北距大漠”,甚至南海的“千裏長沙,萬裏石塘”,亦入版圖,東西一萬一千七百五十裏,南北一萬零九百四裏,而“非命吏置籍,侯尉羈縻者,尚不在此數之列”。——這個數字其實是準確的,但大明朝廷上下恐怕隻有他知道得如此確切。
當然了,也不會有傻子跳出來說他的數據有誤,畢竟誰也沒去量過。
然後高務實開始回顧了一下從古自今,各個王朝統治如此廣闊疆域的方式,也就是信息傳播方式。“修築烽燧,燃放狼煙;駕馬服牛,徒步奔走;整治道路,設置驛站”,諸如此類,不一贅述。
接著引出主題,說在這千差萬別,形態各異的信息傳遞方式中,驛站所發揮的作用尤為值得重視,他在疏文中說“驛道者,國之脈絡,不容壅滯”,又說“置郵傳命,如人身血脈,不能一日廢也”,可見其在政令上通下達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最後則點明中國曆代諸王朝無不以京師為中心,修築四通八達的驛道,在其上設置為數眾多、功能齊全的驛站,戍有驛卒,以便有效地傳遞政治、經濟、軍事等信息。
疏文接著開始說本朝,說自太祖“混一區寓”後,為鞏固統治,以驛站為軍國機務最急之事。自登基之日起,便治水、開山、修路、造橋、備馬匹、設車船,“置各處水、馬驛”。
馬驛是指陸驛,“應用馬、驢、車、人夫”郵遞,衝要處“或設馬八十匹,六十匹,三十匹”,“其餘非重要,亦係經行道路,或設馬三十匹,十匹,五匹”;
水驛則以舟船為之,“通行正路,或設船二十隻,十五隻,十隻”,其餘分行偏路,“亦設船七隻,五隻”。可見,根據驛路位置之輕重,行人之多少,水、馬驛所役車、船、舟、馬多寡不等。驛卒一般是“要路十人,僻路或五人,或四人”。
然後又說明本朝郵遞機構,除驛站外,還有遞運所、急遞鋪,但是比之後二者,驛站不僅遍及腹裏,還廣泛分布於遼東、甘肅、朵甘、烏斯藏、鬆藩、四川、雲貴、廣東等邊遠地區。至嘉靖二十八年,全國上下各類水、馬驛高達一千二百九十五處。
顯而易見,大明驛站“櫛比蔓延”,遍布全國各地,可謂水路交通、信息傳播的大動脈,也正是由於無處不有的驛站,才鑄就全國性的交通網絡。
驛站專職“遞送使者,飛報軍務,轉運軍需”,事務繁忙,用途廣大,負荷最重,故在溝通各地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麵擔負著重大的責任,發揮著巨大的功用。因此,驛站自然而然成為明朝官方信息傳播的主要途徑。
說完驛站的重要性以及太祖對驛站的高度重視,高務實筆鋒一轉,開始說當前的問題。
高務實疏文中言:“太祖製驛站諸製律,本皆得宜,然時過境遷,百製盡廢矣。”
然後他便開始例舉:如本朝驛道,站與站之間一般平均相隔六十至八十裏,這是指望驛卒一天所走的路程,這樣既能保證迅速往返,又不會導致過度勞累而“馬垮人倒”。
還有,就是由於驛站傳遞的多為關係國家安全的文書,故驛卒在兵部管轄下工作,而驛傳管理條例也相應地載入《大明律》有關刑法的卷目中,以示驛站的重要及驛卒工作的特殊性。
雖然明律對信使延誤時日處罰甚嚴,但是因洪水阻塞或地址有誤而耽擱行程時,信使可免予或減輕處罰。同時,明律嚴禁官員濫用驛站,責罵、鞭笞驛卒。反之,驛卒如利用驛站牟取私利,要加倍受罰。
這些製度,既嚴格,也充分考慮到了合理性和可行性,非常得宜。然而根據高務實“前番回鄉,途徑數十驛,深入驛站,遍問諸吏,方知其情大謬。”
高務實不僅一個個舉例自己路過的驛站,有多少驛站年久失修,有多少驛站車馬不足,有多少驛站驛夫缺額,還特別指出,許多驛卒以公謀私,部分朝廷官員(實際上是絕大部分,高務實沒敢說而已)亂用、私用驛站行為屢禁不止,使驛站超負荷運轉,處於半癱瘓狀態。這又導致政情、軍情不能及時上達下傳,使朝廷的行政陷入惡性循環之中。
“驛路通,則國家強;驛路滯,則國家弱”,因此高務實在疏文中疾呼,郵驛係統的紊亂、無序、衰敗是嚴重違背了太祖祖訓之本意的!
高務實與太子同齡,很明顯是皇帝為太子提前培養的輔佐之才,這一點任誰都看得出來。
雖然在大明,能不能真正在將來輔佐太子,首要條件是高務實要能金榜題名,但從《龍文鞭影》問世開始,大多數人對此都是表示看好的,再經過這次河南道試,高務實連取小三元,大家通過河南督學衙門公布的高務實考卷來看,也基本認定此子將來高中實在是大概率事件。
這麽一來,高務實這個太子近臣,基本上可以保證來日必是天子近臣,因此現在稱呼他為高諭德就反倒比高侍讀更好了——更能體現他和太子殿下的特殊關係嘛。
不過高務實自己對此倒是看得很開,反正不管是侍讀學士還是左諭德,都是臨時掛名,又不是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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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他就算考中進士,照樣還是得先爭取考中庶吉士,進翰林院幹一段時間,打熬資曆,依然要從七八品小官做起,現在的這些“假”字打頭的官位,不過都是虛名罷了。
當然了,虛名歸虛名,不代表就一點用處都沒有。至少,有這個臨時官職在身,很多布衣白身不能做的事,他就能做。
譬如上疏。
隆慶五年六月初二,太子伴讀、假翰林院侍讀學士、詹事府左春坊左諭德高務實上《紓驛路疏》於朝廷,全名為《為遵祖訓原意請整肅驛站以紓驛路疏》。
疏文一開頭,就是先吹一波“自古以來”。說我天朝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地域遼闊的泱泱大國,“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
而我大明更是國土廣袤,幅員遼闊,“東起朝鮮,南包安南,北距大漠”,甚至南海的“千裏長沙,萬裏石塘”,亦入版圖,東西一萬一千七百五十裏,南北一萬零九百四裏,而“非命吏置籍,侯尉羈縻者,尚不在此數之列”。——這個數字其實是準確的,但大明朝廷上下恐怕隻有他知道得如此確切。
當然了,也不會有傻子跳出來說他的數據有誤,畢竟誰也沒去量過。
然後高務實開始回顧了一下從古自今,各個王朝統治如此廣闊疆域的方式,也就是信息傳播方式。“修築烽燧,燃放狼煙;駕馬服牛,徒步奔走;整治道路,設置驛站”,諸如此類,不一贅述。
接著引出主題,說在這千差萬別,形態各異的信息傳遞方式中,驛站所發揮的作用尤為值得重視,他在疏文中說“驛道者,國之脈絡,不容壅滯”,又說“置郵傳命,如人身血脈,不能一日廢也”,可見其在政令上通下達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最後則點明中國曆代諸王朝無不以京師為中心,修築四通八達的驛道,在其上設置為數眾多、功能齊全的驛站,戍有驛卒,以便有效地傳遞政治、經濟、軍事等信息。
疏文接著開始說本朝,說自太祖“混一區寓”後,為鞏固統治,以驛站為軍國機務最急之事。自登基之日起,便治水、開山、修路、造橋、備馬匹、設車船,“置各處水、馬驛”。
馬驛是指陸驛,“應用馬、驢、車、人夫”郵遞,衝要處“或設馬八十匹,六十匹,三十匹”,“其餘非重要,亦係經行道路,或設馬三十匹,十匹,五匹”;
水驛則以舟船為之,“通行正路,或設船二十隻,十五隻,十隻”,其餘分行偏路,“亦設船七隻,五隻”。可見,根據驛路位置之輕重,行人之多少,水、馬驛所役車、船、舟、馬多寡不等。驛卒一般是“要路十人,僻路或五人,或四人”。
然後又說明本朝郵遞機構,除驛站外,還有遞運所、急遞鋪,但是比之後二者,驛站不僅遍及腹裏,還廣泛分布於遼東、甘肅、朵甘、烏斯藏、鬆藩、四川、雲貴、廣東等邊遠地區。至嘉靖二十八年,全國上下各類水、馬驛高達一千二百九十五處。
顯而易見,大明驛站“櫛比蔓延”,遍布全國各地,可謂水路交通、信息傳播的大動脈,也正是由於無處不有的驛站,才鑄就全國性的交通網絡。
驛站專職“遞送使者,飛報軍務,轉運軍需”,事務繁忙,用途廣大,負荷最重,故在溝通各地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麵擔負著重大的責任,發揮著巨大的功用。因此,驛站自然而然成為明朝官方信息傳播的主要途徑。
說完驛站的重要性以及太祖對驛站的高度重視,高務實筆鋒一轉,開始說當前的問題。
高務實疏文中言:“太祖製驛站諸製律,本皆得宜,然時過境遷,百製盡廢矣。”
然後他便開始例舉:如本朝驛道,站與站之間一般平均相隔六十至八十裏,這是指望驛卒一天所走的路程,這樣既能保證迅速往返,又不會導致過度勞累而“馬垮人倒”。
還有,就是由於驛站傳遞的多為關係國家安全的文書,故驛卒在兵部管轄下工作,而驛傳管理條例也相應地載入《大明律》有關刑法的卷目中,以示驛站的重要及驛卒工作的特殊性。
雖然明律對信使延誤時日處罰甚嚴,但是因洪水阻塞或地址有誤而耽擱行程時,信使可免予或減輕處罰。同時,明律嚴禁官員濫用驛站,責罵、鞭笞驛卒。反之,驛卒如利用驛站牟取私利,要加倍受罰。
這些製度,既嚴格,也充分考慮到了合理性和可行性,非常得宜。然而根據高務實“前番回鄉,途徑數十驛,深入驛站,遍問諸吏,方知其情大謬。”
高務實不僅一個個舉例自己路過的驛站,有多少驛站年久失修,有多少驛站車馬不足,有多少驛站驛夫缺額,還特別指出,許多驛卒以公謀私,部分朝廷官員(實際上是絕大部分,高務實沒敢說而已)亂用、私用驛站行為屢禁不止,使驛站超負荷運轉,處於半癱瘓狀態。這又導致政情、軍情不能及時上達下傳,使朝廷的行政陷入惡性循環之中。
“驛路通,則國家強;驛路滯,則國家弱”,因此高務實在疏文中疾呼,郵驛係統的紊亂、無序、衰敗是嚴重違背了太祖祖訓之本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