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三大神器當然是救明的關鍵法寶，但其實這個事情絕對不是想象中那麽簡單——搞到種子就夠了嗎？
高務實前世在黨校進修的時候，曾聽黨校老師粗粗地講過一下三大高產農作物在中國的推廣，聽完之後，他一點都不覺得這三大農作物能夠很快的在中華大地上全麵鋪開。
這個理由要說明白，得從這三大農作物的引進說起。玉米何時被引入中國，後世觀點不一。有觀點認為，玉米早在明憲宗成化十二年(1476年)之前就已經被引入了。當然，主流觀點是明朝弘治五年(1492年)哥倫布到達新大陸之後才傳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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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具體的時間點還是有分歧。有1500年、1531年、1560年、1572年等多種說法，其流通渠道的說法也很不一致，有經過西北(西班牙-麥加-中亞細亞-西北)、西南(西班牙-印度、緬甸-西南)、東南海路(西班牙-菲律賓-中國商人-東南沿海地區)三大觀點及三大觀點的組合。
高務實當時是去進修經濟課程，對此研究不深或者幹脆說根本沒有研究，其實就是聽老師提了這麽一嘴，所以他也沒法判斷到底哪一條才是真的。不過單從感覺上來說，他覺得海路似乎可能性更大，隻是這玩意光靠“感覺”可沒用。
反正，玉米直到韃清前期，雖然全國各地都已經有了種植，但是並不普及，這一點是肯定的。真正被大規模推廣時間是在乾隆、嘉慶年間，因為人口大規模增長的壓力下，韃清政府才開始大規模推廣。相對來說，南方早於北方普遍種植，北方甚至到了清末、民國初年才開始大規模推廣。
那麽，番薯呢？以前有一種說法，說中國在漢晉時期就已經有了番薯。但農業史普遍不認可這種觀點，主流觀點認為漢晉時期發現的是甘薯，也就是山藥。真正的番薯引入中國的時間，最早認為洪武二十年(1387年)引入，但同意的人也很少，主流觀點還是認為萬曆年間中國才引入了此物種。
番薯到了明末，在福建、廣東有大規模種植，江蘇、浙江有少量種植，也就是說在韃清前期之前，番薯隻在長江以南地區廣泛種植。乾隆時期因為人口壓力，除了邊疆地區和甘肅(包括現在寧夏在內)等外，才開始了全國性種植。於是到了嘉慶、道光時期，番薯成為主糧之一。
再說馬鈴薯。此物引入中國時間最早應該也是萬曆年間，但因為證據比較模糊，學術界公認的是清初，具體時間是台灣省在1650年的種植記錄。而其最晚的引入時間記載，是晉商通過俄羅斯經商從哈薩克傳入，也有人認為“回回山藥”也即馬鈴薯是回族同胞從西北引入的。
可是，因馬鈴薯的屬種的退化問題，經過多次、各種途徑引入，同樣是到了乾隆時期，才獲得大規模推廣。
也正是因為這三大神器都是經過多年發酵，到了乾隆時期才發的威，所以虜酋乾隆明明是個敗家子，卻居然能混成某些人口中的聖君，曆史有時候就是這麽諷刺。
反過來看，引入三大神器的明末也是夠倒黴，沒扛到三大神器認主就先一命嗚呼了。
正因為知道這些情況，明白新物種推廣不易，甭管是因為屬種退化還是老百姓需要接受時間，反正這事兒肯定不是三年五載能辦成的，因此高務實也隻能一邊派人搜集種子，一邊另想它法緩解北方災情引發的動蕩。
能有什麽辦法呢？無非是南糧北調。因為哪怕就是小冰河期最嚴重的時段，南方受到的影響也不大，並沒有出現什麽大的減產。
但南糧北調可不是容易的事，朝廷為了南糧北調，每年花那麽大工夫維護運河、管控漕運，最後還是不得不另開海運，而哪怕開了海運，到現在也隻是維持局麵——當然，這個局麵比曆史同期要好一些。
這麽一看，朝廷可沒有餘力繼續南糧北調了啊，要加大這個“調”的力度，需要搞定的方方麵麵可是太多了。比如這些漕糧，雖然南直隸已經幾乎全麵普及了一條鞭法，改交糧為交銀，但拿著銀子可以買糧，而南方糧價低於北方，即便加上運輸消耗和花費，也比在北方買糧劃算。
這還是單從經濟效益來看，如果換個角度，這筆錢直接押解進京，在北方買糧，那北方就更缺糧了！所以漕運海運的南糧北調絕不能動搖，不僅不能動搖，可以的話甚至還要加強。
然而這是不夠的！這些糧食主要作用不過是供應京畿，京畿之外的地區可享受不到多少好處，一旦大規模天災爆發，該缺糧仍然要缺，朝廷不會有那個餘力去廣泛賑災的，了不起給個別受災嚴重的地區“免賦三年”之類的待遇，別的就隻能大眼瞪小眼了。
而且，目前漕糧大半是從南直隸一代往北送，但實際上南直隸的糧價也不算特別便宜。因為所謂南直隸就是後世的蘇南、皖南一代，這片區域雖然土地好，但由於是經濟發達地區，特別是紡織業十分發達，所以很多的土地其實都沒有用來種糧食，而是去種植一些經濟作物了，所以繼續從南直隸這一片搞南糧北調是很困難也很不劃算的。
現在真正能夠提供餘糧支持北方的，隻有湖廣和四川。
但是四川的地形誰都知道，從四川盆地運糧出川到北方，那可真是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差不多就是諸葛亮北伐的難度。就算舍得大本錢強行去運，效率也肯定是慘不忍睹，哪怕放寬裕了想，也頂多能支援陝西一些了罷了。
所以主要目光隻能放在湖廣。
高務實的這個思路，可不光是因為他知道“湖廣熟，天下足”，而是有實際數據做支撐的，這個數據就來自於高拱在萬曆朝這六年的清丈田畝工作。
高拱的清丈田畝與曆史上的張居正清丈田畝得到的數據大致類似。本次清丈其實是自“洪武清丈”之後，大明朝廷第二次大規模的全國性耕地普查。在這次清丈後，朝廷編製了新的魚鱗圖冊，較明初的《賦役黃冊》更加完備，體現在以下幾點。
首先是土地清丈比較徹底。這次不止百姓的土地，宗室、親王的占地也被重新丈量，高拱以皇帝名義下達的詔令是：“丈國均糧，但有執違阻撓，不分宗室、官宦、軍民，據法奏來重處。”由於此前就先給了地方官“考課法”強大的政治壓力，最終保證了土地清丈的順利實施，一共清理出1.55億畝的瞞報土地。
其次是統一了畝製。原先北方存在“大、小畝”現象，這次高拱借“土地清丈”統一了全國的畝製，一律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統一畝製”減少了稅糧征收的麻煩，基本杜絕了底層官員利用“大小畝”牟利的漏洞。
再次則是簡化了賦稅征收規則。土地清丈後，朝廷將土地分成三等：上等水源肥田、中等瘠薄田、下等無水高田。交稅的時候，無論官田還是民田，規則一樣，上等田1畝實為1畝、中等田以1.5畝折為1畝、下等田以2畝折為1畝。
這次清丈後，兩京、十三布政司的耕地總麵積為7.58億畝，較洪武14年第一次土地清丈增加了3.91億畝。而從結果看，湖廣、山東、四川的土地瞞報最為嚴重，分別清查出5519萬畝、3658萬畝、2645萬畝的耕地。
根據這個數據，一個最簡單的道理就擺出來了：湖廣的糧食一定是充足的！
但問題在於，這並不代表湖廣的糧食是憑空多在市麵上了，而是多在掌握田地的官紳地主、勳臣王室手中，朝廷現在不過是能在這裏頭多征收一點稅罷了，真正要想做到湖廣支援中原，關鍵問題在於怎麽把這些人手裏的糧食弄出來。
高務實前世在黨校進修的時候，曾聽黨校老師粗粗地講過一下三大高產農作物在中國的推廣，聽完之後，他一點都不覺得這三大農作物能夠很快的在中華大地上全麵鋪開。
這個理由要說明白，得從這三大農作物的引進說起。玉米何時被引入中國，後世觀點不一。有觀點認為，玉米早在明憲宗成化十二年(1476年)之前就已經被引入了。當然，主流觀點是明朝弘治五年(1492年)哥倫布到達新大陸之後才傳入的。
<a id="wzsy" href="http://m.baimengshu.com">百盟書</a>
然而，具體的時間點還是有分歧。有1500年、1531年、1560年、1572年等多種說法，其流通渠道的說法也很不一致，有經過西北(西班牙-麥加-中亞細亞-西北)、西南(西班牙-印度、緬甸-西南)、東南海路(西班牙-菲律賓-中國商人-東南沿海地區)三大觀點及三大觀點的組合。
高務實當時是去進修經濟課程，對此研究不深或者幹脆說根本沒有研究，其實就是聽老師提了這麽一嘴，所以他也沒法判斷到底哪一條才是真的。不過單從感覺上來說，他覺得海路似乎可能性更大，隻是這玩意光靠“感覺”可沒用。
反正，玉米直到韃清前期，雖然全國各地都已經有了種植，但是並不普及，這一點是肯定的。真正被大規模推廣時間是在乾隆、嘉慶年間，因為人口大規模增長的壓力下，韃清政府才開始大規模推廣。相對來說，南方早於北方普遍種植，北方甚至到了清末、民國初年才開始大規模推廣。
那麽，番薯呢？以前有一種說法，說中國在漢晉時期就已經有了番薯。但農業史普遍不認可這種觀點，主流觀點認為漢晉時期發現的是甘薯，也就是山藥。真正的番薯引入中國的時間，最早認為洪武二十年(1387年)引入，但同意的人也很少，主流觀點還是認為萬曆年間中國才引入了此物種。
番薯到了明末，在福建、廣東有大規模種植，江蘇、浙江有少量種植，也就是說在韃清前期之前，番薯隻在長江以南地區廣泛種植。乾隆時期因為人口壓力，除了邊疆地區和甘肅(包括現在寧夏在內)等外，才開始了全國性種植。於是到了嘉慶、道光時期，番薯成為主糧之一。
再說馬鈴薯。此物引入中國時間最早應該也是萬曆年間，但因為證據比較模糊，學術界公認的是清初，具體時間是台灣省在1650年的種植記錄。而其最晚的引入時間記載，是晉商通過俄羅斯經商從哈薩克傳入，也有人認為“回回山藥”也即馬鈴薯是回族同胞從西北引入的。
可是，因馬鈴薯的屬種的退化問題，經過多次、各種途徑引入，同樣是到了乾隆時期，才獲得大規模推廣。
也正是因為這三大神器都是經過多年發酵，到了乾隆時期才發的威，所以虜酋乾隆明明是個敗家子，卻居然能混成某些人口中的聖君，曆史有時候就是這麽諷刺。
反過來看，引入三大神器的明末也是夠倒黴，沒扛到三大神器認主就先一命嗚呼了。
正因為知道這些情況，明白新物種推廣不易，甭管是因為屬種退化還是老百姓需要接受時間，反正這事兒肯定不是三年五載能辦成的，因此高務實也隻能一邊派人搜集種子，一邊另想它法緩解北方災情引發的動蕩。
能有什麽辦法呢？無非是南糧北調。因為哪怕就是小冰河期最嚴重的時段，南方受到的影響也不大，並沒有出現什麽大的減產。
但南糧北調可不是容易的事，朝廷為了南糧北調，每年花那麽大工夫維護運河、管控漕運，最後還是不得不另開海運，而哪怕開了海運，到現在也隻是維持局麵——當然，這個局麵比曆史同期要好一些。
這麽一看，朝廷可沒有餘力繼續南糧北調了啊，要加大這個“調”的力度，需要搞定的方方麵麵可是太多了。比如這些漕糧，雖然南直隸已經幾乎全麵普及了一條鞭法，改交糧為交銀，但拿著銀子可以買糧，而南方糧價低於北方，即便加上運輸消耗和花費，也比在北方買糧劃算。
這還是單從經濟效益來看，如果換個角度，這筆錢直接押解進京，在北方買糧，那北方就更缺糧了！所以漕運海運的南糧北調絕不能動搖，不僅不能動搖，可以的話甚至還要加強。
然而這是不夠的！這些糧食主要作用不過是供應京畿，京畿之外的地區可享受不到多少好處，一旦大規模天災爆發，該缺糧仍然要缺，朝廷不會有那個餘力去廣泛賑災的，了不起給個別受災嚴重的地區“免賦三年”之類的待遇，別的就隻能大眼瞪小眼了。
而且，目前漕糧大半是從南直隸一代往北送，但實際上南直隸的糧價也不算特別便宜。因為所謂南直隸就是後世的蘇南、皖南一代，這片區域雖然土地好，但由於是經濟發達地區，特別是紡織業十分發達，所以很多的土地其實都沒有用來種糧食，而是去種植一些經濟作物了，所以繼續從南直隸這一片搞南糧北調是很困難也很不劃算的。
現在真正能夠提供餘糧支持北方的，隻有湖廣和四川。
但是四川的地形誰都知道，從四川盆地運糧出川到北方，那可真是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差不多就是諸葛亮北伐的難度。就算舍得大本錢強行去運，效率也肯定是慘不忍睹，哪怕放寬裕了想，也頂多能支援陝西一些了罷了。
所以主要目光隻能放在湖廣。
高務實的這個思路，可不光是因為他知道“湖廣熟，天下足”，而是有實際數據做支撐的，這個數據就來自於高拱在萬曆朝這六年的清丈田畝工作。
高拱的清丈田畝與曆史上的張居正清丈田畝得到的數據大致類似。本次清丈其實是自“洪武清丈”之後，大明朝廷第二次大規模的全國性耕地普查。在這次清丈後，朝廷編製了新的魚鱗圖冊，較明初的《賦役黃冊》更加完備，體現在以下幾點。
首先是土地清丈比較徹底。這次不止百姓的土地，宗室、親王的占地也被重新丈量，高拱以皇帝名義下達的詔令是：“丈國均糧，但有執違阻撓，不分宗室、官宦、軍民，據法奏來重處。”由於此前就先給了地方官“考課法”強大的政治壓力，最終保證了土地清丈的順利實施，一共清理出1.55億畝的瞞報土地。
其次是統一了畝製。原先北方存在“大、小畝”現象，這次高拱借“土地清丈”統一了全國的畝製，一律以二百四十步為一畝。“統一畝製”減少了稅糧征收的麻煩，基本杜絕了底層官員利用“大小畝”牟利的漏洞。
再次則是簡化了賦稅征收規則。土地清丈後，朝廷將土地分成三等：上等水源肥田、中等瘠薄田、下等無水高田。交稅的時候，無論官田還是民田，規則一樣，上等田1畝實為1畝、中等田以1.5畝折為1畝、下等田以2畝折為1畝。
這次清丈後，兩京、十三布政司的耕地總麵積為7.58億畝，較洪武14年第一次土地清丈增加了3.91億畝。而從結果看，湖廣、山東、四川的土地瞞報最為嚴重，分別清查出5519萬畝、3658萬畝、2645萬畝的耕地。
根據這個數據，一個最簡單的道理就擺出來了：湖廣的糧食一定是充足的！
但問題在於，這並不代表湖廣的糧食是憑空多在市麵上了，而是多在掌握田地的官紳地主、勳臣王室手中，朝廷現在不過是能在這裏頭多征收一點稅罷了，真正要想做到湖廣支援中原，關鍵問題在於怎麽把這些人手裏的糧食弄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