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務實之前和郭樸說會試之前都住在他的大學士府，其實那隻是個說辭，主要是用這個姿態表示對郭樸的支持，從而加強郭樸在高黨的權威性。這一點，高務實知道郭樸一定能看得出來。
既然隻是個姿態，那麽在接著朱翊鈞的“君威”，高黨雷霆萬鈞的扳倒了淩雲翼之後，高務實就不必真的一直住在郭閣老府中了。
會試的主考官都是皇帝在考試之前臨時決定的，但高務實知道郭樸就算被皇帝點將主持本次會試，他也也一定會拒絕。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高務實這次也會參加會試，而高務實是他的學生。
出於同樣的理由，高務實估計大舅張四維也不會出任本次會試的主考官。
這就讓高務實有些撓頭了，因為會試主考，是有很大幾率會讓一位內閣閣老領銜的，而現在內閣隻有三位閣老，如果郭樸和張四維都不肯出任主考，那很大概率這次的主考官會是申時行。
申時行在先帝隆起朝時就是“同知太子經筵事”，雖然不是日講官，但因為他“負總責”，其實也是給朱翊鈞講過課的——那也就是給高務實講過課。
申時行是嘉靖四十一年金榜的狀元公，學問水平自然毋庸置疑，不過這位狀元公的課高務實一直不是特別喜歡，倒不是他講不清其中道理，而是申時行講課的風格實在是太過於四平八穩，說話也是小嗓門，溫文爾雅有餘，威嚴肅殺不足。
不過，這恐怕也是申時行的個人風格，他是個溫文爾雅的人，其做學問甚至有些把儒學往道家的無為上帶，某種程度上而言，他代表了現在心學中的某一派傾向，就是過於注重所謂心性的修養，而把現實中的許多事情刻意淡化。
中國有兩千年封建史，這兩千年中的大一統王朝自漢以降，一直是尊儒家為正統價值觀。但是所謂儒家學說自孔孟之後，也是變化發展的。自從宋代後，進入到了一個新的時期。北宋五子開創的新儒學，在南宋分為朱陸兩派，至南宋末年，程朱理學逐漸成為思想文化界的主流。到了明朝建立，程朱理學則進一步成為官方正統意識形態，並通過八股取士等措施，固定為君主統治的正統要義。
而至明代中後期，各種社會矛盾激化，江南出現資本主義萌芽，市民階級的壯大，一股帶有平民主義色彩的個***思潮，開始猛烈衝擊以程朱理學為代表的官方意識形態和綱常禮教觀念。王陽明心學就在這個時候出現了。
比起從政的經曆，他的思想成就更令人矚目。結過艱苦卓絕的現實磨練，他成就了自成一說的心學理論。“致良知”是王陽明哲學的核心。後人因此也稱王陽明哲學為良知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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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曾有人請王陽明講學，問他：“除良知之外，還有什麽可講的呢？”問話人的意思，是希望他不要隻講良知，不要守著“致良知”不放。而王守仁用了一模一樣的話來反駁他，說：“除良知之外，還有什麽可講的呢？”
其實對於這一則故事，高務實是有個人看法的，而且是“不同看法”。
儒家的“太宗”《孟子》裏說，良知是一種近似本能的本性，是不學而知、不學而能，人們通過性善所體現的四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這些東西都是先天固有的。而王陽明卻把這個本能的道德感應變成了三觀的核心價值觀念。
高務實一直認為，禪宗就是把佛教中國化和通俗化了，而王學與禪宗頗有些異曲同工，是將儒家學說也通俗化和大眾化了，不必拘泥四書五經教義，人人都可隨心所欲地領會儒教，人人可以為聖賢。
陽明心學一直在民間流傳甚廣，但因為沒有係統的嚴謹理論，所以無法取得正統思想地位，甚至在不同階段遭到官方打擊。即便王陽明死後，嘉靖帝還評價他說：“守仁放言自肆，詆毀先儒，號召門徒，聲附虛和，用詐任情，壞人心術。近年士子傳習邪說，皆其倡導。”此論若一言以蔽之，可謂“心學即歪理邪說”。
然而奇怪的是，心學在王陽明死後半個世紀，依然火了起來，並得到官方承認。曆史上的萬曆十二年，張居正已死，一些心學門徒進入了權力中心，在他們的鼓噪下，萬曆帝將心學當成了儒教理論發展創新，使王陽明從祀孔廟。
高務實的觀點是，王陽明也許是夠資格入孔廟的，但當時的心學卻已經是走火入魔的心學，不再是真正的“陽明心學”了。
因為當時心學在朝堂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首輔申時行，其堅持的做法實在談不上“致良知”。
實際上，“良知”本身就是最難定義的一個詞，“性善論”和“性惡論”還爭了幾千年呢，也沒爭出個絕對勝負來，“何為良知”又哪有那麽簡單？
問兩個最簡單的問題：殺人是對是錯？殺侵略者是對是錯？
可見良知有時候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很多問題的根源其實壓根就不是出在良知之上，而隻是出在利弊之上。
“小孩子才論對錯，成年人隻看利弊”。
心學大佬們當然都是成年人，但他們又必須打著“致良知”的幌子，這就麻煩了。於是就產生了徐階、申時行這樣的人物。談論學問的時候是一套，行事理政的時候是另一套。
致良知，終於淪為了致私欲。
徐階和申時行的“致私欲”，表現為中庸堅忍，隻要能保住位子，其他的事情可以暫時不論，如果出了什麽事情，和稀泥就好，講究的是和稀泥的本事，而不是解決問題的手段。
張居正夾在他們中間，雖然出身心學，卻受高拱影響很大，於是走上了另一條路子：為國理政的時候偏向於實學，為己謀私的時候偏向於心學。這其實就是張居正曆史上一邊反別人腐，一邊自己腐的根源所在。
不過，高務實並不擔心申時行如果真的擔任主考官之後會對自己不利，因為申時行的這種理政和為人的思想，使得他不敢跟高黨撕破臉——這一點高務實有十足的把握，尤其是在高務實剛剛斷然出手將淩雲翼拉下馬來之後。
以申時行之謹慎，這段時間他甚至很有可能小心翼翼地避免跟高黨發生衝突，畢竟高黨在高務實回京之後似乎有重新團結起來的趨勢，如果這個時候對高務實有所動作，“拔劍四顧心茫然”的高黨搞不好就突然發現了對手，爭先恐後來“槍打出頭鳥”了。
高黨從高拱初次入閣開始算起，到現在這十多年的時間裏，一直都是懟天懟地的風格，以申時行的處世之道，怎麽肯當這隻出頭鳥，去和高黨死磕？
所以高務實現在需要考慮的問題是，如果內閣中排名最末的申時行做了主考，那麽副主考會是誰？會不會對自己的進士之路有影響？
既然隻是個姿態，那麽在接著朱翊鈞的“君威”，高黨雷霆萬鈞的扳倒了淩雲翼之後，高務實就不必真的一直住在郭閣老府中了。
會試的主考官都是皇帝在考試之前臨時決定的，但高務實知道郭樸就算被皇帝點將主持本次會試，他也也一定會拒絕。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高務實這次也會參加會試，而高務實是他的學生。
出於同樣的理由，高務實估計大舅張四維也不會出任本次會試的主考官。
這就讓高務實有些撓頭了，因為會試主考，是有很大幾率會讓一位內閣閣老領銜的，而現在內閣隻有三位閣老，如果郭樸和張四維都不肯出任主考，那很大概率這次的主考官會是申時行。
申時行在先帝隆起朝時就是“同知太子經筵事”，雖然不是日講官，但因為他“負總責”，其實也是給朱翊鈞講過課的——那也就是給高務實講過課。
申時行是嘉靖四十一年金榜的狀元公，學問水平自然毋庸置疑，不過這位狀元公的課高務實一直不是特別喜歡，倒不是他講不清其中道理，而是申時行講課的風格實在是太過於四平八穩，說話也是小嗓門，溫文爾雅有餘，威嚴肅殺不足。
不過，這恐怕也是申時行的個人風格，他是個溫文爾雅的人，其做學問甚至有些把儒學往道家的無為上帶，某種程度上而言，他代表了現在心學中的某一派傾向，就是過於注重所謂心性的修養，而把現實中的許多事情刻意淡化。
中國有兩千年封建史，這兩千年中的大一統王朝自漢以降，一直是尊儒家為正統價值觀。但是所謂儒家學說自孔孟之後，也是變化發展的。自從宋代後，進入到了一個新的時期。北宋五子開創的新儒學，在南宋分為朱陸兩派，至南宋末年，程朱理學逐漸成為思想文化界的主流。到了明朝建立，程朱理學則進一步成為官方正統意識形態，並通過八股取士等措施，固定為君主統治的正統要義。
而至明代中後期，各種社會矛盾激化，江南出現資本主義萌芽，市民階級的壯大，一股帶有平民主義色彩的個***思潮，開始猛烈衝擊以程朱理學為代表的官方意識形態和綱常禮教觀念。王陽明心學就在這個時候出現了。
比起從政的經曆，他的思想成就更令人矚目。結過艱苦卓絕的現實磨練，他成就了自成一說的心學理論。“致良知”是王陽明哲學的核心。後人因此也稱王陽明哲學為良知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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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曾有人請王陽明講學，問他：“除良知之外，還有什麽可講的呢？”問話人的意思，是希望他不要隻講良知，不要守著“致良知”不放。而王守仁用了一模一樣的話來反駁他，說：“除良知之外，還有什麽可講的呢？”
其實對於這一則故事，高務實是有個人看法的，而且是“不同看法”。
儒家的“太宗”《孟子》裏說，良知是一種近似本能的本性，是不學而知、不學而能，人們通過性善所體現的四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這些東西都是先天固有的。而王陽明卻把這個本能的道德感應變成了三觀的核心價值觀念。
高務實一直認為，禪宗就是把佛教中國化和通俗化了，而王學與禪宗頗有些異曲同工，是將儒家學說也通俗化和大眾化了，不必拘泥四書五經教義，人人都可隨心所欲地領會儒教，人人可以為聖賢。
陽明心學一直在民間流傳甚廣，但因為沒有係統的嚴謹理論，所以無法取得正統思想地位，甚至在不同階段遭到官方打擊。即便王陽明死後，嘉靖帝還評價他說：“守仁放言自肆，詆毀先儒，號召門徒，聲附虛和，用詐任情，壞人心術。近年士子傳習邪說，皆其倡導。”此論若一言以蔽之，可謂“心學即歪理邪說”。
然而奇怪的是，心學在王陽明死後半個世紀，依然火了起來，並得到官方承認。曆史上的萬曆十二年，張居正已死，一些心學門徒進入了權力中心，在他們的鼓噪下，萬曆帝將心學當成了儒教理論發展創新，使王陽明從祀孔廟。
高務實的觀點是，王陽明也許是夠資格入孔廟的，但當時的心學卻已經是走火入魔的心學，不再是真正的“陽明心學”了。
因為當時心學在朝堂的代表人物之一的首輔申時行，其堅持的做法實在談不上“致良知”。
實際上，“良知”本身就是最難定義的一個詞，“性善論”和“性惡論”還爭了幾千年呢，也沒爭出個絕對勝負來，“何為良知”又哪有那麽簡單？
問兩個最簡單的問題：殺人是對是錯？殺侵略者是對是錯？
可見良知有時候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很多問題的根源其實壓根就不是出在良知之上，而隻是出在利弊之上。
“小孩子才論對錯，成年人隻看利弊”。
心學大佬們當然都是成年人，但他們又必須打著“致良知”的幌子，這就麻煩了。於是就產生了徐階、申時行這樣的人物。談論學問的時候是一套，行事理政的時候是另一套。
致良知，終於淪為了致私欲。
徐階和申時行的“致私欲”，表現為中庸堅忍，隻要能保住位子，其他的事情可以暫時不論，如果出了什麽事情，和稀泥就好，講究的是和稀泥的本事，而不是解決問題的手段。
張居正夾在他們中間，雖然出身心學，卻受高拱影響很大，於是走上了另一條路子：為國理政的時候偏向於實學，為己謀私的時候偏向於心學。這其實就是張居正曆史上一邊反別人腐，一邊自己腐的根源所在。
不過，高務實並不擔心申時行如果真的擔任主考官之後會對自己不利，因為申時行的這種理政和為人的思想，使得他不敢跟高黨撕破臉——這一點高務實有十足的把握，尤其是在高務實剛剛斷然出手將淩雲翼拉下馬來之後。
以申時行之謹慎，這段時間他甚至很有可能小心翼翼地避免跟高黨發生衝突，畢竟高黨在高務實回京之後似乎有重新團結起來的趨勢，如果這個時候對高務實有所動作，“拔劍四顧心茫然”的高黨搞不好就突然發現了對手，爭先恐後來“槍打出頭鳥”了。
高黨從高拱初次入閣開始算起，到現在這十多年的時間裏，一直都是懟天懟地的風格，以申時行的處世之道，怎麽肯當這隻出頭鳥，去和高黨死磕？
所以高務實現在需要考慮的問題是，如果內閣中排名最末的申時行做了主考，那麽副主考會是誰？會不會對自己的進士之路有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