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找尋京師附郭大興縣合適秀才作為“預備駙馬”人選，這事兒在皇帝看來頗為重要，在高務實看來倒也談不上格外要緊，總之派人出去四下接觸，慢慢遴選和觀察也就是了。
畢竟按照朱翊鈞給他交的底，萬曆八年選中一人即可，因為三公主的大婚時間被李太後定在了萬曆九年，時間還算充裕。
高務實目前自己的主要任務，還是充當郭樸和張四維之間的潤滑劑，目的是為朝廷大局的穩定貢獻力量——好吧，這是扯淡，真實目的是在穩定高黨大局的前提下，也不要過分刺激心學一脈。
這兩個目的，一般而言是衝突的。
想要穩定高黨大局，不光是高務實出麵做一下內部潤滑就夠看，內部潤滑隻能把矛盾暫時掩蓋下來，並不能深層次的消除矛盾。要消除矛盾，或者說至少暫時消除矛盾，關鍵還是在於要有新的蛋糕可以分配。
所謂“高黨”，固然是一個以實學為指導思想的政治集團，但實學強調的隻是經世致用、富國強兵，它又不強調做人民的公仆，所以高黨上下，要想有凝聚力，也得讓他們覺得“有奔頭”，這個奔頭無非就是前程，前程無非就是升官。
可是朝廷的官職體係永遠都是金字塔形態的，越往上，職務越高，位置就越少，都是一個蘿卜一個坑，你想補進去，那勢必得占了別人的坑，哪有那麽容易？
如果說“別人”致仕退休自己讓出坑來了，那還算好，萬一人家死乞白賴既不肯退休更不肯去死，你能怎麽樣，還不隻是幹瞪眼。
更何況，就算人家退休致仕，或者幹脆死在任上，這個坑讓了出來，也未必就非得是你高黨的人頂上去啊，人心學一脈沒有大佬麽？
再說，心學一脈如今在朝的大佬雖然比不上實學一脈的高黨得聖眷，可是心學一脈的門人可遠比實學要多——心學從什麽時候崛起的？
可實學呢？從邱濬到王廷相，這都還隻是實學理論派在為實學奠基，真正把實學推動到全國皆知的，正是高拱高新鄭，正是他這近十年的主政，才讓實學儼然有奮起直追之勢。甚至在某些人看來，隨著高拱新政的持續推進，新政的效果逐漸為不少士人所讚頌，實學甚至有可能取代心學，成為士林新潮流也說不定。
不過對於這種看法，高務實覺得還是過於樂觀了一些，高拱新政對於北方一些偷稅漏稅不算太嚴重的家庭所出的士子，可能利益影響還不算太大，但對於南方某些地區的士子，那影響可是太大了，他們恐怕很難因為“國富民強”這個好處就傾向高拱新政，而不顧及自家的大量損失，或者那些出錢供他讀書的金主們的大量損失。
但與此同時，因為高拱新政而致富的部分工商業主——譬如海商、絲商、棉商、瓷商乃至茶商等等這些，他們的家庭所出的士子(商籍科舉早就開放了)，以及他們所支助的士子們，就肯定是高黨的支持者，一旦為官，也基本都會成為高黨。
高黨，其實說穿了就是實學黨，就是改革黨。
但是高黨的這批工商業主擁躉們現在還剛剛起步，剛剛享受到新政的紅利，他們暫時還沒有能力影響到高層，他們所提供給高層的支持也還微不足道。
高務實知道，要想他們能夠幫得上忙，至少也要等十年之後，沒有這十年的孕育期，他們還無法給高黨提供多少新鮮血液。
所以高黨必須穩住這接下來的十年。穩住了，實學黨從此就在大明政壇站穩了腳跟；穩不住，說不定就跟曆史上一樣風流雲散、人亡政息。
換句話說，現在的高黨其實根基是很不紮實的，依靠的完全是皇權的力量。而心學一脈則不同，由於現在的心學早就跑偏了，他們現在已經隻是嘴裏致良知，實際都是致私利，所以尤其是南方一帶，已經開始出現各種私人權利至上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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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那位自稱異端的思想家李贄，就把個人利益說得至高無上，雖然他的思想也包涵了諸如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之類的主張，但國家利益卻被完全忽略，這是高務實無論如何都不能苟同的。
在高務實的觀點之中，私有財產當然神聖不可侵犯，可是國家利益怎麽能忽略呢？國家利益保不住，你這私有財產還談什麽保障？國家如果養不起兵、賑不起災，什麽私有財產能有安全保障？
問一問九邊諸鎮附近的百姓，他們會不會覺得國家養不起兵是好事？問問北方那些被流民洗劫的州縣百姓，他們會不會覺得國家賑不起災是好事？也就南方既不受困於異族侵略，又不受困於小冰河災害，所以才對這些痛苦毫無切身體會，整天就想著自己的一點蠅頭小利，連低得近乎沒有的一點稅收都抗拒不已。
所以說來說去，朝廷現在無非就是實學和心學之爭，高務實其實就是要從心學一脈所占據的位置裏頭扒拉一些到實學一脈的盤子裏，而且還不能逼迫得太狠，讓朝廷陷入嚴重的黨爭內鬥之中。
這是最考驗手段的了。既要展現出高黨的強勢，又要留有一線餘地，以溫水煮青蛙的方式慢慢的改變雙方的實力對比。
所以，在和郭樸、張四維仔細商議之後，由首輔郭樸出麵上疏，調時任宣大總督吳兌為兵部尚書的奏疏第一個呈上了皇帝的案頭。
其實在朝野看來，吳兌其他的資曆倒也是夠的，但他有一個劣勢，就是出任總督的時間太短，相比於此前的一些兵部尚書而言，吳兌出任宣大總督僅僅兩年，實在有些過短了。
然而皇帝仍然一如既往地選擇支持內閣、支持首輔，僅僅一天過後，朱批就下來了：“依票擬，升吳兌為兵部尚書。”
接下去，吳兌的請辭緊接著上來，無非是自稱自己資曆淺薄，無法擔當本兵重任之類，請皇上收回成命。
收回成命那是不可能的，何況吳兌這請辭無非是針對朝野的一些質疑，不得不上而已，朱翊鈞又不是不知道。
所以皇帝的聖旨立刻下達，先是大誇特誇了一通吳兌此前的功績，尤其是在俺答封貢一事上的推動作用，以及封貢完成之後和蒙古右翼的聯係工作，在皇帝看來都是“卓有成效”的，因此“不允辭，宜即刻赴任。”
吳兌早就接到了高務實的通知，即刻赴任當然沒有問題，稍稍收拾打點，便離開呆了近十年的宣大邊境(他先是當了幾年宣府巡撫，後來接任的宣大總督)，施施然進京履新來了。
而隨著吳兌為兵部尚書的任命落實到位，高黨的第二步棋也要開始進行，那就是仍然由郭樸出麵，由張四維附議，請皇帝增補閣臣。
畢竟按照朱翊鈞給他交的底，萬曆八年選中一人即可，因為三公主的大婚時間被李太後定在了萬曆九年，時間還算充裕。
高務實目前自己的主要任務，還是充當郭樸和張四維之間的潤滑劑，目的是為朝廷大局的穩定貢獻力量——好吧，這是扯淡，真實目的是在穩定高黨大局的前提下，也不要過分刺激心學一脈。
這兩個目的，一般而言是衝突的。
想要穩定高黨大局，不光是高務實出麵做一下內部潤滑就夠看，內部潤滑隻能把矛盾暫時掩蓋下來，並不能深層次的消除矛盾。要消除矛盾，或者說至少暫時消除矛盾，關鍵還是在於要有新的蛋糕可以分配。
所謂“高黨”，固然是一個以實學為指導思想的政治集團，但實學強調的隻是經世致用、富國強兵，它又不強調做人民的公仆，所以高黨上下，要想有凝聚力，也得讓他們覺得“有奔頭”，這個奔頭無非就是前程，前程無非就是升官。
可是朝廷的官職體係永遠都是金字塔形態的，越往上，職務越高，位置就越少，都是一個蘿卜一個坑，你想補進去，那勢必得占了別人的坑，哪有那麽容易？
如果說“別人”致仕退休自己讓出坑來了，那還算好，萬一人家死乞白賴既不肯退休更不肯去死，你能怎麽樣，還不隻是幹瞪眼。
更何況，就算人家退休致仕，或者幹脆死在任上，這個坑讓了出來，也未必就非得是你高黨的人頂上去啊，人心學一脈沒有大佬麽？
再說，心學一脈如今在朝的大佬雖然比不上實學一脈的高黨得聖眷，可是心學一脈的門人可遠比實學要多——心學從什麽時候崛起的？
可實學呢？從邱濬到王廷相，這都還隻是實學理論派在為實學奠基，真正把實學推動到全國皆知的，正是高拱高新鄭，正是他這近十年的主政，才讓實學儼然有奮起直追之勢。甚至在某些人看來，隨著高拱新政的持續推進，新政的效果逐漸為不少士人所讚頌，實學甚至有可能取代心學，成為士林新潮流也說不定。
不過對於這種看法，高務實覺得還是過於樂觀了一些，高拱新政對於北方一些偷稅漏稅不算太嚴重的家庭所出的士子，可能利益影響還不算太大，但對於南方某些地區的士子，那影響可是太大了，他們恐怕很難因為“國富民強”這個好處就傾向高拱新政，而不顧及自家的大量損失，或者那些出錢供他讀書的金主們的大量損失。
但與此同時，因為高拱新政而致富的部分工商業主——譬如海商、絲商、棉商、瓷商乃至茶商等等這些，他們的家庭所出的士子(商籍科舉早就開放了)，以及他們所支助的士子們，就肯定是高黨的支持者，一旦為官，也基本都會成為高黨。
高黨，其實說穿了就是實學黨，就是改革黨。
但是高黨的這批工商業主擁躉們現在還剛剛起步，剛剛享受到新政的紅利，他們暫時還沒有能力影響到高層，他們所提供給高層的支持也還微不足道。
高務實知道，要想他們能夠幫得上忙，至少也要等十年之後，沒有這十年的孕育期，他們還無法給高黨提供多少新鮮血液。
所以高黨必須穩住這接下來的十年。穩住了，實學黨從此就在大明政壇站穩了腳跟；穩不住，說不定就跟曆史上一樣風流雲散、人亡政息。
換句話說，現在的高黨其實根基是很不紮實的，依靠的完全是皇權的力量。而心學一脈則不同，由於現在的心學早就跑偏了，他們現在已經隻是嘴裏致良知，實際都是致私利，所以尤其是南方一帶，已經開始出現各種私人權利至上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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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務實的觀點之中，私有財產當然神聖不可侵犯，可是國家利益怎麽能忽略呢？國家利益保不住，你這私有財產還談什麽保障？國家如果養不起兵、賑不起災，什麽私有財產能有安全保障？
問一問九邊諸鎮附近的百姓，他們會不會覺得國家養不起兵是好事？問問北方那些被流民洗劫的州縣百姓，他們會不會覺得國家賑不起災是好事？也就南方既不受困於異族侵略，又不受困於小冰河災害，所以才對這些痛苦毫無切身體會，整天就想著自己的一點蠅頭小利，連低得近乎沒有的一點稅收都抗拒不已。
所以說來說去，朝廷現在無非就是實學和心學之爭，高務實其實就是要從心學一脈所占據的位置裏頭扒拉一些到實學一脈的盤子裏，而且還不能逼迫得太狠，讓朝廷陷入嚴重的黨爭內鬥之中。
這是最考驗手段的了。既要展現出高黨的強勢，又要留有一線餘地，以溫水煮青蛙的方式慢慢的改變雙方的實力對比。
所以，在和郭樸、張四維仔細商議之後，由首輔郭樸出麵上疏，調時任宣大總督吳兌為兵部尚書的奏疏第一個呈上了皇帝的案頭。
其實在朝野看來，吳兌其他的資曆倒也是夠的，但他有一個劣勢，就是出任總督的時間太短，相比於此前的一些兵部尚書而言，吳兌出任宣大總督僅僅兩年，實在有些過短了。
然而皇帝仍然一如既往地選擇支持內閣、支持首輔，僅僅一天過後，朱批就下來了：“依票擬，升吳兌為兵部尚書。”
接下去，吳兌的請辭緊接著上來，無非是自稱自己資曆淺薄，無法擔當本兵重任之類，請皇上收回成命。
收回成命那是不可能的，何況吳兌這請辭無非是針對朝野的一些質疑，不得不上而已，朱翊鈞又不是不知道。
所以皇帝的聖旨立刻下達，先是大誇特誇了一通吳兌此前的功績，尤其是在俺答封貢一事上的推動作用，以及封貢完成之後和蒙古右翼的聯係工作，在皇帝看來都是“卓有成效”的，因此“不允辭，宜即刻赴任。”
吳兌早就接到了高務實的通知，即刻赴任當然沒有問題，稍稍收拾打點，便離開呆了近十年的宣大邊境(他先是當了幾年宣府巡撫，後來接任的宣大總督)，施施然進京履新來了。
而隨著吳兌為兵部尚書的任命落實到位，高黨的第二步棋也要開始進行，那就是仍然由郭樸出麵，由張四維附議，請皇帝增補閣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