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一早,歸化城中鐵騎四出,城外城內都有明蒙騎兵巡哨。


    蒙古方麵,城內是鍾金哈屯掌握的俺答汗護衛軍在巡哨,城外是把漢那吉的西哨本部,而明軍居然也摻和了一腳——高務實的騎丁在城內城外都參與了巡哨。


    這可真是破天荒的情況了,蒙古的庫裏台大會居然出現了明軍巡哨,一些遠道而來的蒙古貴族不少都驚得目瞪口呆。


    當然,他們驚訝不驚訝都無所謂,反正這些小部落的“台吉”們大多數都已經沒有多少勢力,在把漢那吉、鍾金哈屯、恰台吉等人挾大勝圖們汗的威勢之下根本不敢多說廢話。


    再說,高務實也是有分寸的,他的騎丁主要出現在他的欽使行轅到庫裏台大會舉辦地之間,而且庫裏台大會舉辦之所的順義王府,依然是大汗護衛軍在把守。


    至於城外的騎丁,主要是扼守歸化城東門——高欽使這個人,說謹慎也好,說怕死也罷,肯定是要給自己留個方便跑路的通道的。


    當然,對外說的理由是方便和城外的把漢那吉部保持聯絡。


    考慮到高欽使和把漢那吉是多年的安答,這個道理好像也說得過去。


    辰時二刻,庫裏台大會在俺答昔日的順義王府正式開始。


    高務實作為大明皇帝欽使,不僅獨坐首位,甚至他還是單獨坐在一處小高台上。


    這一點要單獨說明一下,歸化城雖然整體是漢式城池的模樣,但與沙城那個元中都一樣,是有夾雜蒙古特色的,也就是城中還設有單獨的跑馬場,且麵積很大,乃至於“宮城”之中也是一樣。


    今日的庫裏台大會便是在順義王府內的跑馬場舉行,所以能夠給高務實單獨搭建這樣的小高台。


    身穿一襲大紅紵絲飛魚袍的高務實坐在高台上,看著台下一大片的蒙古權貴,心裏暗道:“看來這些蒙古人對現實的接受度倒也挺高的,倒是比咱們漢人好搞定……成吉思汗的子孫也不是很爭氣嘛。


    不過,你們還真別怪我,我讓你們漢化是對你們好,火器時代來臨之後,你們勢必處於一路走弱的境地,這是大勢所趨的事。有大明做後盾,或者幹脆融入大明,你們還能有機會跟著保持文明和發展,要不然後世的蒙古國就是你們的將來了……


    恐怕成吉思汗也想不到蒙古有一天會在世界政壇上毫無存在感,而且經濟落後得沒法看吧?相比之下,與漢文化融為一體的內蒙古簡直就是天堂。”


    高務實在一邊走神,而庫裏台大會則按照既定的議程進行,不過既然都是計劃之中的事,倒也就不值一提了。


    高務實忽然感覺自己此刻就像某個時期的日本天皇麵對臣子一樣,明明實際上控製著局勢,偏偏在人前不說話,任由下麵人在那裏演出。


    不過,看著這庫裏台大會,他又想到一件事:大明現在的皇帝是朱翊鈞,由於十多年前就開始布局雙方的關係,他們之間的感情不是普通君臣所能比擬,所以很多事情比較好辦,但這不應該掩飾大明的製度本身所固有的問題。


    大明歸根結底,是皇帝一言而決的政治體製,雖然在文官集團的“努力”下,現在的皇權看起來經常受到文官集團的壓製,但這其實隻是個表象,皇帝獨裁的根源是沒有變化的,萬一哪天冒出來一個崇禎,管你文臣武將,他想殺還是可以隨便殺,什麽傳統都不好使。


    反倒是庫裏台大會這樣的製度挺有意思,大汗雖然是大汗,但如果庫裏台這個代表所有貴族集體利益的機構對其不滿,則大汗也寸步難行。而這個庫裏台大會也不是長期、固定的舉行,如此就讓大汗可以在平時自由的行使權威。


    權威可用,卻又有所顧忌,這樣的政治製度是不是比一言堂反而更好一點?


    可是,大明的皇權卻該怎麽限製呢?萬一出現一個“崇禎聖君”,百官可沒有什麽辦法能限製他啊。


    況且,蒙古人有庫裏台大會這樣從部落聯盟時期就流傳下來的“選君”傳統,而大明或者說中國的傳統可不是這樣。


    自夏啟廢禪讓,家天下思維在中國已經形成了數千年,“天下係於一人”非止一朝兩朝之事,要改變談何容易!


    況且中國的政治製度又容易走極端,像歐洲那樣搞出妥協式的君主立憲製也很難——君主強勢則沒有資產階級或者無產階級什麽事,而資產階級或者無產階級強勢,那恐怕也不會有君主什麽事了。


    可是,走極端則表示政治體製隻要出現變動,就多半要經曆暴力革命,而暴力革命從一開始就不是高務實樂意選擇的路線。


    腦殼疼啊……算了,先放一放吧,我現在也還沒到能考慮這件事的時候。


    再說,這個庫裏台大會製度也談不上什麽完美,至少從當時元朝的政治實情來看,這個製度也一樣有很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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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個例子,忽必烈推行漢法期間,曾在漢人大臣的建議下,嚐試建立中原王朝的儲君製度,但當時庫裏台製度仍然與之並行不悖。


    至元十年(1273),忽必烈冊立嫡長子真金為太子,授予皇太子寶,建立東宮,配備宮府人員。至元十六年(1279),讓皇太子參決朝政。


    然而太子真金於至元二十二年十二月病逝之後,忽必烈再未正式建儲,隻是於1293年將皇太子寶授予在漠北出鎮的真金次子鐵穆耳。


    結果到了1294年忽必烈死後,鐵穆耳還是先經過庫裏台大會才得以繼承皇位。


    也就是說,忽必烈嚐試建立的儲君製,某種意義上來說,與前四汗時期的大汗生前指定繼承人的性質一樣,被指定者依然必須經過庫裏台大會才能繼承汗位。


    這樣一來就導致了一種“祖製”形成,忽必烈之後的元朝曆代大汗、新君基本都遵循祖訓舊規,不管是順利繼位,還是通過武力或政變奪得大汗—皇帝之位,都要舉行由蒙古宗王貴族和朝廷大臣參加的庫裏台大會。


    這樣做的後果也很嚴重,導致了後來汗位繼承危機的頻頻發生。後世就有學者認為,元朝的皇位世襲製度,實際上一開始就沒有完全確立起來,庫裏台製度在繼承問題上仍然具有幹擾世襲製的頑固力量。


    世襲製在很多後人看來很是落後,其實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世襲製也有其優勢,其中最大的優勢就是能夠確保國家的穩定。


    比如說像大明這樣,在“誰會是下一任皇帝”這個問題上,是完全明確無誤的,因為大明從來沒有廢過任何一個太子,也從來沒有出現“大哥還在,二弟繼位”這種事情,所以眾臣也就不必分別站隊,然後雙方鬥得你死我活,甚至搞出各種政變、兵變的亂子來——這就相當於把國家內耗降低到了最低。


    這樣一看,大明的皇帝獨裁也好,蒙古的庫裏台選君也罷,都有其優點,也都有其缺點,絕不是單純的你好我壞,或者我好你壞就能說得清楚的。


    罷了罷了,這題對於我一個區區翰林院侍讀來說,現在怕是還有點超綱,還是等將來夠資格了再說吧,說不定到時候會有解決問題的條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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