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一年的六七月，可謂是頗不安寧。
先是內閣的閣議對於建設禁衛軍堡一事爭論不下，最後交給皇帝宸斷，而一連兩天過去，這道奏疏始終沒有得到皇帝的朱批。若說是被留中了，卻也不像，好像隻是單純地被暫時擱置起來，不知道皇帝在權衡什麽。
緊接著是薊遼總督周詠上疏，認為建州努爾哈赤近來十分活躍，對遼東邊防造成一定的壓力，題請將薊鎮古北路遊擊戚金及所部調至遼東東部駐守任職。
兵部就這道奏疏進行了部覆，對該邊臣加強遼東邊防的提議表示讚賞，並進一步提出可以讓戚金轉任沈陽遊擊。
這道疏文及部覆得到的朱批就很快，皇帝第二天就表示了同意，並因為戚金的轉任會引起遼東東部邊防的要職出現連鎖變化，於是要求兵部將整個遼東東部的調動做一個匯總報告。
這種舉動不是很常見，但足以說明現在皇帝很關心的遼東的軍務，其中原因大夥兒都是明白的，這是在為西懷東製的最後“東製”做準備。
兵部奉旨，立刻召開了堂上官部議——也就是尚書和四位侍郎開會。
開會的過程不必詳述，總之最後呈遞給吳閣老審閱的部議是這樣安排的：
遼東副總兵曹簠位置不變；分守海蓋右參將馬棟；分守開原參將麻承恩；沈陽遊擊戚金；鐵嶺遊擊曹簡(曹簠之弟)；新設金複遊擊將軍，張萬邦任之。
至此，李成梁在遼東東部地區唯一還掌握著的重要職務，就隻剩一個寬甸參將了。不過這也沒什麽大不了，畢竟總兵官還是他，而且李成梁的主力早已集中在遼西地區。
這道部議吳兌沒有做任何改動，直接拿給申時行過目，申時行思考了一會兒，也沒做出什麽改動就直接呈了上去。
申時行之所以沒有表示反對，是因為他覺得隻要遼西在李成梁手裏就沒問題了，畢竟一旦發起對圖們汗的大戰，肯定是從遼西出兵，而不可能是遼東。
遼東頂多也就是打個下手，這無所謂，總不能自己把肉吃了，還一點湯都不給人家留下，那可搞不定——兵部怎麽說也是掌握在實學派手裏的，要是惹急了他們，說不定大家都吃不成。
皇帝收到兵部奏疏，很快批示同意。緊接著出了一件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的意外：辛醜日，太白星白日可見。
高務實作為一個無神論者，即便在如今的大明政壇也一貫以不認同天人感應說而著名，他對這種現象當然從來不當回事。不過他不關心，總還是有很多人關心，比如申時行便就此發表了一通看法。
具體怎麽說的也不重要，反正最後的結果就是皇帝派他與定國公徐文璧、司禮監秉筆太監張誠覆閱天壽山所擇壽宮——雖說朱翊鈞還年輕得很，但曆來都是這樣的規矩，再年輕也要提前勘察將來自己在冥間的壽宮。朱翊鈞的壽宮之前幾年就已經勘察定了，隻是現在還沒有開始修而已。
這一來，申時行這位首輔便暫時離京了。
天壽山並不遠，像這次這樣的查看壽宮一般來說也不算什麽要緊事，隻要沒出現太大的意外，回來基本都會說一切安好，前前後後頂多花個五天時間。如果申時行很著急的話，甚至三天就能跑個來回。
但不管是三天還是五天，這個時間都夠了——申時行前腳剛剛離京，次日皇帝就宣高務實進宮“平台召對”。
所謂平台召對，基本上相當於國情谘議，也就是皇帝谘詢大臣某些政務，通常來說以問詢地方封疆大吏，召對政務為主，個別時候也會問詢朝中要員。
此處所謂的“平台”當然是有特指的。建極殿居中向後，高居三躔白玉石欄杆之上與乾清門相對者，雲台門也，兩旁向後者，東曰後左門，西曰後右門，即雲台左右門，亦名“平台”。
凡召對閣臣等官，或於平台，即後左門也。當時的規矩是，群臣(或某臣)肅立，皇帝坐在那裏，遇到問題就點官員的名，官員上前跪在那裏答話，遇到皇帝允準了，也可以站在那裏說，是為平台召對。
以前皇帝找高務實說事，一般情況下是直接宣到文華殿的，這種召見相對來說要顯得尋常、親切很多，當然也可以說是不那麽正規。
而平台召對相對於這種文華殿宣召而言，就正規很多了，一般來說，是在有重大國務需要嚴肅詢問的時候才會發生。
這就奇了怪了，建個大軍營也算重大國務了？哪怕這個軍營是堡壘化的，投資規模比較大，但這個“大”也隻是個相對概念——對於大明的財政水平來說，建這樣一個超大型棱堡外加各種住房、倉庫等綜合性軍營，壓力不小。
然而事實上，根據高務實的初步計算，單純隻說建築項目上的花費，也就是“總營建費”其實絕對值並不大：大概七八萬兩而已。
這……還不如建一艘大海船的花費，怎麽就夠得上重大國務了？
高務實是懷著疑問進宮的，直到參見了皇帝，他才知道朱翊鈞要問的並不隻是建京北大營的事。
朱翊鈞問的是，太祖‘養兵百萬，不廢百姓一粒米’，為何到了現在，天下開支近七成都花到了軍隊之上？
他同時還問，如果說花了這麽多錢，軍隊異常強大那也還罷了，偏偏真正的善戰之軍少之又少，倘若各軍主將不帶家丁，幾乎大多數軍隊毫無戰鬥力，為何？
這個問題高務實自信是能夠回答的，隻是他奇怪的是為何朱翊鈞突然之間就冒出這個疑惑來了。
更關鍵的是，這件事和上次申時行表示反對現在開建京北大營禁衛軍堡有關係嗎？是不是申時行對皇帝說了什麽話，才讓皇帝把拿到奏疏中的提議暫時擱置起來了？
當然，疑惑歸疑惑，皇帝的問題還是要先回答，畢竟是“平台召對”麽。
這個問題其實是有曆史根源的，而且追溯來看，並不是隻從朱元璋說起就行。
晚唐以後，尤其是南宋後期正規軍的地位就已經不斷下降，而輔助兵則得到了令人矚目的發展。所謂輔助兵，即在軍隊建製或地位上較諸正規軍或主要戰鬥兵低下，居於次要地位，或者是遊離於正規軍編製之外，卻又有一定官方合法色彩的武裝力量——比如嶽家軍，又比如當下的武裝家丁。
究其原因，是由於自北宋以來，社會上重文輕武，中樞裁抑軍隊，導致軍人地位下降。相應的士兵待遇也不斷下降，因為軍戶不允許從事副業，軍官則把吃空額當作收入來源，無疑使得正規軍的戰鬥力大為下降。
原來在隋唐時期地位較高的軍人，現在不僅成為處於農民之下的階層，甚至還成為不務正業的反麵形象。軍人地位的不斷下降，導致正規軍的士氣日益低落，軍隊成分日益繁雜而不堪大用。
明代的衛所兵製在初建之時，算是解決了後勤給養的問題，使得財政負擔減輕，其特點是寓兵於農，守屯結合。屯田成為各級軍隊指揮官的重要職責之一，依當時規定，邊地衛所的守屯比例為三分守城，七分屯田，這樣做節省了大量軍費開支。
太祖朱元璋曾以此自豪宣稱：“朕養兵百萬，不費國家一錢”。然而事實上，軍隊的戰鬥力和訓練程度、卻因為大量的屯墾任務而日漸削弱。
之所以朱元璋時期乃至朱棣時期的軍隊依舊保持著強大的戰鬥力，那主要是因為當時的軍功勳貴集團還比較強勢，而且國家周邊並不寧靜，時不時就有“實戰鍛煉”的機會，所以當時的軍隊靠著這種慣性，還維持著一定的戰鬥力。
其實從靖難之役就可以看得出來，當時南京周邊的部隊，其戰鬥力已經出現了下降。單位兵力大致相同的情況下，南京的軍隊明顯打不過朱棣的部隊，原因就是南方已經承平了一些年頭，而朱棣那邊還動不動就和北元開片。
另外，軍籍和民籍嚴格分開也是一個大問題。具有軍籍的人分為兩種：軍官與士兵，這兩種人都有軍田，而且都是世襲。軍官世襲變成了貴族，士兵世襲變成了農奴，這就很操蛋了。
而士兵世襲又是一人從軍就永為軍戶，永不和民戶混雜。盡管長處在於兵源有保證，士兵生活較穩定，但作為世襲貴族的軍官由於生活太有保障，而一代又一代的懶散下去，最終就是隨著時間推移而越來越爛。
而作為世襲農奴的士兵則終身任人驅使，前途沒有希望，其中稍稍有點上進心的，都會自發的逃亡。而不斷的逃亡，就更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衛所兵的戰鬥力——畢竟剩下的都是渣渣啊。
再一個，明代重文輕武之風更盛往昔，科舉之興盛也超過前朝。科舉入朝成為各階層最向往的坦途，武業更賤，衛所兵的士氣、地位日益低下，戰鬥力也更加參差不齊。
正所謂“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高務實為什麽地位這麽獨特？除了出身和太子伴讀的履曆之外，最根源的就是他“六首狀元”的身份在這個時代過於被神話。
在這種社會氛圍之下，被排斥在科舉仕途之外的軍戶子弟們社會地位顯得低下，而明代又有對罪犯充軍的所謂“恩軍”製度，無形中讓軍戶的社會形象更加不堪。明代商業開始發達，商人雖不入上流，卻也因生活富足而被另眼看待。
惟有軍戶被嚴格束縛在屯地上，又不得經商為業，更使得軍戶的士氣和生活狀況始終低下，活都很活得跟狗一樣了，對於正常的訓練、征戰當然沒有多少積極性可言。
當然，軍戶之中考科舉的也有，比如張居正就是軍籍出身。可是要知道，張居正的軍籍可不是士兵軍籍，他是軍官的軍籍，所以才能考進士，士兵軍籍的人就別想這種好事了。
另外還有一點，明代的兵製規定在戰時由朝廷臨時派將授印，組成戰時軍事領導機關，然後從衛所調兵歸屬其指揮，在出戰時又往往拆散各衛所的原有編製，把他們重新組合，劃拔給各將領。這樣就造成指揮協調、管理等各方麵的不便。
實際上，高務實搞禁衛軍，就是把這一條悄悄繞開了的，隻是他沒有明說罷了。
再加之明代政治還有個絕症，就是宦官們幾乎什麽事都能插上一腳。有明一朝戰時除了喜用文臣為帥，還有一個製度就是太監監軍，即所謂的“監軍太監”，這些太監大多隻知道貪汙斂財，由此上行下效，軍隊的戰鬥力和紀律也就可想而知了。縱然偶爾能出現幾個不錯的，但要是按比例來算……杯水車薪，無改大局。
而高務實之前就和皇帝說過，禁衛軍的監軍必須嚴格規定職權範圍，也正是從這個方麵考慮的，否則一旦碰上該太監很得聖眷又喜歡胡亂插手軍務，那這個禁衛軍遲早也被他玩死玩殘。
高務實娓娓道來，把這些情況逐一分析，朱翊鈞的神情就愈來愈嚴肅了。
正像他自己所說的，這天底下也就高務實敢在他麵前直言不諱地說真話，即便這真話聽起來簡直誅心。
朱翊鈞尤其震驚乃至於欽佩的，是高務實居然認為文貴武賤是不對的——當然高務實說的是文貴武賤到如今這個地步是不對的，但那也足夠朱翊鈞震撼了。
不過高務實這話還真是心裏話，他確實不滿意現在大明的社會風向，武臣的地位實在是過於低下了。
按照高務實的看法，文比武貴重一些本身不奇怪，後世的任何正常國家，在國策層麵都是文重於武，因為一旦武重於文，多半便會陷入****的怪圈，並不利於社會穩定發展。
但這種文武之間的懸殊也不能太大了，像大明這樣的情況絕對不應該——你不給武人合理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待遇，臨戰之時卻要求人家拚死作戰，怎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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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半晌之後，朱翊鈞才逐漸回過神來，目光複雜地朝高務實打量了一番，張張嘴卻又歎了口氣。
“求真，你知道前幾天兵部的部議奏疏上來時，申先生在票擬中是怎麽說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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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所謂的“平台”當然是有特指的。建極殿居中向後，高居三躔白玉石欄杆之上與乾清門相對者，雲台門也，兩旁向後者，東曰後左門，西曰後右門，即雲台左右門，亦名“平台”。
凡召對閣臣等官，或於平台，即後左門也。當時的規矩是，群臣(或某臣)肅立，皇帝坐在那裏，遇到問題就點官員的名，官員上前跪在那裏答話，遇到皇帝允準了，也可以站在那裏說，是為平台召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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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一個，明代重文輕武之風更盛往昔，科舉之興盛也超過前朝。科舉入朝成為各階層最向往的坦途，武業更賤，衛所兵的士氣、地位日益低下，戰鬥力也更加參差不齊。
正所謂“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高務實為什麽地位這麽獨特？除了出身和太子伴讀的履曆之外，最根源的就是他“六首狀元”的身份在這個時代過於被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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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高務實之前就和皇帝說過，禁衛軍的監軍必須嚴格規定職權範圍，也正是從這個方麵考慮的，否則一旦碰上該太監很得聖眷又喜歡胡亂插手軍務，那這個禁衛軍遲早也被他玩死玩殘。
高務實娓娓道來，把這些情況逐一分析，朱翊鈞的神情就愈來愈嚴肅了。
正像他自己所說的，這天底下也就高務實敢在他麵前直言不諱地說真話，即便這真話聽起來簡直誅心。
朱翊鈞尤其震驚乃至於欽佩的，是高務實居然認為文貴武賤是不對的——當然高務實說的是文貴武賤到如今這個地步是不對的，但那也足夠朱翊鈞震撼了。
不過高務實這話還真是心裏話，他確實不滿意現在大明的社會風向，武臣的地位實在是過於低下了。
按照高務實的看法，文比武貴重一些本身不奇怪，後世的任何正常國家，在國策層麵都是文重於武，因為一旦武重於文，多半便會陷入****的怪圈，並不利於社會穩定發展。
但這種文武之間的懸殊也不能太大了，像大明這樣的情況絕對不應該——你不給武人合理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待遇，臨戰之時卻要求人家拚死作戰，怎麽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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