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務實這句“該彈劾的就該彈劾”,可以算是今天重陽大會一錘定音的最終表態。其代表的絕不僅僅是他個人,而是整個高黨、整個實學派集團的戰鬥宣言。


    以高務實的意誌所發動的第一次萬曆黨爭,就此爆發。


    在他看來,這次黨爭的核心驅動力,是保證閣權優勢在沒有實學派首輔壓陣的情況下依然不失。而其更直接的驅動力,則是確保申時行此次無法在內閣中塞進第二位心學派官員。


    即便大舅丁憂去職,我也要讓你申汝默孤掌難鳴!


    還有潘晟。


    不管你是見利忘義,還是迫不得已,總而言之,你已經改變了你此前的中立立場,明顯站到了心學派一邊。


    這是你先背叛了過去的情誼,既然如此,也就不要怪我高某人不講往日情分了。


    如果背叛這種事也能輕易原諒,那我實學派這麽多人,若是將來一天來一個背叛的,我還怎麽“帶隊伍”?


    殺雞儆猴有時候未必好用,但殺猴儆雞的效果總不會太差。


    一位閣老,夠資格當這隻猴了。


    黨爭黨爭,有黨則必有爭!更何況,這是大明朝的黨爭,可不是宋朝那種,沒有那麽溫文爾雅,廢法而不廢人。


    有明一朝的黨爭,從來都是你死我活。


    高務實很清楚,曆朝曆代皆有不同程度的黨爭,但它們的影響也各不相同。雖然孔子曾有雲:“君子群而不黨,小人黨而不群”。但曆史告訴他,黨爭這玩意兒從來就不是小人的“專利”,君子也一樣會黨爭,甚至爭起來比小人還厲害得多。


    為何高務實認為明代的黨爭與宋代不同?最能說明宋代黨爭的特點,要屬“慶曆新政”和“王安石變法”。


    北宋慶曆三年(1043年),距離北宋開國已近九十年,此時的北宋已經經曆過對遼和西夏數次戰爭,國力消耗嚴重。同時,國內也出現了饑民叛亂,可謂“內憂外患”。


    便在這個時候,名臣範仲淹向當朝皇帝宋仁宗上疏《答手詔條陳十事》,針對當時製度上的種種弊端,提出改革措施。之後,仁宗據此頒布多條詔令,史稱“慶曆新政”。


    由於新政直擊許多既得利益者的要害,所以“黨爭”的種子在一開始就被種下,最終使得慶曆新政“無疾而終”。


    為推行新政,宋仁宗有意提拔夏竦擔任樞密使(全國最高軍事長官)。本來夏竦對新政並無多少意見,但同為“改革派”的王拱辰、歐陽修、餘靖等人對此堅決反對,最終夏竦未能如願。就此,夏竦徹底站在了“改革派”的對立麵。


    隨著新政的推進,改革派與反對派的矛盾逐漸公開化,鬥爭也日趨激烈:先是歐陽修上書指責禦史台官“多非其才”;做為反擊,監察禦史梁堅彈劾與改革派領袖範仲淹關係密切的兩位大臣,最終使得範仲淹和禦史台長官王拱辰先後辭去官職,以示對同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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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之後,黨爭進一步“升級”:前文提到的夏竦使人篡改書信,誣稱改革派官員的行為是“伊、霍之事”。這個“殺人誅心”之舉令改革派中堅範仲淹和富弼深感恐懼,二人隨即辭去朝中職務,出朝巡邊。


    持續不斷的黨爭,使得變法無疾而終:僅在新政實施的一年之後(慶曆四年),範仲淹就被罷去參知政事(約等於副宰相)之職,富弼也於同日去官,二人均被改任為邊撫使,遠離朝廷。在這之後不久,改革措施被盡數廢除,“慶曆新政”就此落幕。


    而與“慶曆新政”相比,“王安石變法”更具有代表性。


    宋神宗熙寧年間的這次變法可謂將“黨爭”的特點體現得淋漓盡致:朝中幾乎所有官員都選擇了“站隊”,而由於神宗力挺新法,“變法派”一開始便占據上峰。


    隨著新法的推進,反對派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禦史中丞呂誨上疏彈劾王安石,神宗拒絕答複,前者就自請出朝;知諫院範純仁上疏攻擊王安石變法亂度,神宗未置可否,範純仁也堅決辭職;元老重臣富弼稱病罷相;司馬光上書無果,主動要求到洛陽修《資治通鑒》;蘇軾、蘇轍上書陳說變法之弊,結果蘇轍被貶河南,蘇軾自請離京出任杭州通判……


    可以說,反對派的官員無一例外都離開了中樞朝政。然而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最終的結果仍然是變法失敗,保守派再一次掌權(省略一點,不想偏題寫太多宋史)。


    但最關鍵的情況在於,這些看似激烈的爭鬥基本上沒有導致死人,或者說沒有出現政治本身之外的人身攻擊乃至於肉體毀滅。


    相較於大明而言,宋朝的黨爭那是真夠克製的。


    那麽大明的黨爭是什麽風格?


    有人一說明朝黨爭就說萬曆末期,其實那是誤解,實際上早在太祖朱元璋時期,“黨爭”的苗頭已經顯現。


    當時,隨朱元璋打天下的人中以淮西人居多,而朱元璋本身也是淮人,是故明朝建立之後,這批人大都封公列侯,身居高位。


    當時其中的核心人物便是韓國公李善長,以他為首形成了朝中的淮人官僚集團。


    由於身兼功臣和皇帝同鄉兩重身份,因此在開國後,李善長任左丞相,位列朝中第一。而在他之後,由其同鄉胡惟庸繼任為相。


    在他們先後掌權的十幾年中,由於淮人集團的排擠,使得非淮人官員很難在朝中立足。譬如說身為朱元璋親信謀士的劉伯溫,就因為其是浙東人,所以自入朝後就備受打壓。


    劉伯溫的才華和功勞在一幹功臣中顯然不算差,但由於淮人官員從中作梗,在大封功臣時,他就隻被封為誠意伯,而淮人出身的李善長則被封為韓國公。


    由於李善長的挑撥,僅僅在洪武四年,聰明的劉伯溫就告老還鄉,自此遠離官場。但這並非結束:由於之前朱元璋在向劉伯溫征詢丞相人選時,後者沒有為李善長說好話,於是李善長記恨在心,之後借故革掉了劉的俸祿。


    經過一連串的打擊,劉伯溫不久便憂憤成疾,而此時淮人集團的胡惟庸,則借機派醫生為其診治,但蹊蹺的事情隨之發生:劉伯溫在此後一個月便病故了。


    由此可見,即便遠離政治,淮人官僚依然不肯放過自己的敵人。劉伯溫隻是他們的對手之一,遠遠不是全部。實際上當時的淮人集團幾乎是以一派之力壓製全國——要不然你以為朱元璋真的是腦子抽風了,居然那樣大殺功臣?


    他是因為發現淮人集團實力已經過於強大,他本人在世的時候倒是壓得住,可是太子早逝,太孫有沒有這樣的威望和能力,那就完全說不準了。於是便有了朱元璋的大殺功臣。


    而到明代中後期的嘉、隆、萬時代,派係更加分明的“黨爭”正式登場。


    先是嘉靖時,以內閣首輔嚴嵩為首的“嚴黨”和以內閣成員徐階、高拱等為代表的“清流”之間的爭鬥——注意,這時候的“清流”二字不帶貶義。


    當時嚴嵩結黨營私、大肆貪汙,“清流”官員借此不斷攻擊“嚴黨”。而嚴嵩也沒閑著,他利用權勢,先後羅織罪名殺害“清流”領袖夏言等。但在嚴嵩掌權的二十餘年裏,“清流”對其的攻擊也從未停止:沈煉、楊繼盛等先後上疏彈劾嚴嵩的罪狀,隻是都未能獲得成功,反遭嚴嵩陷害致死。


    嚴嵩敗亡之後的事本書中已經說得不少,此處不再贅言,稍分筆墨說一說原曆史上的明末黨爭。


    明末,“黨爭”之勢達到頂峰。先是在萬曆立太子的問題上,浙人出身的浙黨官員基本選擇了順從萬曆的想法(主要是因為他們正當權),而著名的東林黨官員則上疏強烈反對。對此,其他黨派又群起攻擊東林黨。


    由此,在圍繞太子人選的問題上,各派官員爭鬥長達二十餘年之久。


    到了天啟時,“黨爭”又演化為“內朝”和“外朝”之爭。因宦官魏忠賢為司禮監秉筆太監,得以參預機要,又提督東廠,能任意羅織罪名、掌握官員生殺大權,故圍繞其身邊迅速形成了一個集團,東林黨人將之稱為“閹黨”。


    由於魏忠賢得天啟信任,故其在朝廷內外權勢滔天、為所欲為,對其趨炎附勢者絡繹不絕,甚至稱其為“九千歲”。


    見“閹黨”專權,敗壞朝綱(東林黨認為的),於是東林黨人開始激烈攻擊魏氏一黨:左都副禦史楊漣上書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狀,結果被誣下獄,後受盡酷刑慘死獄中;其餘東林黨人如左光鬥、魏大中等也因反對魏氏專權而被下獄折磨致死。


    至此,“東林黨”勢力大為受挫,“閹黨”遍布朝廷,直到崇禎時,才被“聖君”一招“斬首戰術”給消滅掉——順便聖君也把自己消滅了。


    縱觀宋、明兩朝的黨爭,前者多為純政見之爭,如變法派和保守派,且鬥爭結果僅止於罷相、去官(遠離中樞)。


    而後者多以官員籍貫劃分派別,同鄉之間相互抱團,對於非本派者必加以打壓、排擠,發展到後來變成“為了爭而爭”,事事都要攻訐一番,而且相爭的結果可謂慘烈:失敗者很多都被處以極刑,死於非命。


    高務實曾經思考過造成這兩種不同局麵的原因究竟是什麽?


    他覺得,或許在於兩朝的立國之本並不相同。


    宋朝堪稱中國曆史上知識分子最幸福的朝代,宋太祖趙匡胤曾立下“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的誓言並刻於碑上。因此,宋代對知識分子(士大夫)極其寬容,隻要不是罪大惡極,引起全國上下的公憤,那便不會被施以刑罰。


    即便是與君主相爭,往往也沒有性命之虞,最多就是外放到地方,遠離朝政罷了。這點從範仲淹和王安石的境遇上體現得最為典型。


    大明就不同了。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貧民,對了於吏治的腐敗有切身體會。立國後,更以嚴刑峻法整頓吏治,對官員要求極為嚴苛,稍有貪腐行徑就會被處以極刑。


    但偏偏在對待大臣的問題上,他和他的兒子朱棣又為後世做了很不好的示範:朱元璋在處理胡惟庸、藍玉兩位功臣的案子上,光是受牽連而被殺的官員就達到四萬餘人;


    朱棣也不遑多讓,在方孝孺一案上更是做出了“誅十族”的壯舉,連方孝孺的門生、朋友都沒有放過。因為方孝孺一人,導致前後共有八百多人被殺。


    由是,明代的黨爭幾乎都以人身消滅為結局,失敗者往往連性命都保不住。


    如果說這還隻是開國皇帝所作所為形成的“祖製”慣性,那麽實際的社會根源也是有的。


    這個社會根源的關鍵點,就在於長江流域的開發。


    北宋時,江南的開發已有規模,經濟、文化水平較高,但黃河流域也並未衰落,且由於國都在開封,所以整個南北方的發展比較均衡。


    這點從北宋一朝名臣的籍貫上可見一斑:範仲淹為蘇州人,王安石為江西臨川人,寇準為陝西渭南人,韓琦為河南安陽人。


    但到了明代,長江中下遊流域已經開發得很成熟,經濟和文化水平都蓋過了北方;加之南京是開國時的首都,故其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一直不墜。


    自此就導致了一個結果,“金榜題名”者大多來自於這個區域,以至於皇帝不得不改變科舉的全國一榜,將之劃分出南北榜等,目的就是為了盡量保持平衡。


    但即便如此,效果也並不是特別好,至少應該沒有達到皇帝們想要的結果。因此到了明末,影響最大的“東林黨”、“浙黨”、“昆黨”等,更是無一例外集中於蘇錫常地區。


    這就使得他們在文化觀念上更容易相互認可,進而抱團結黨,共同進退。


    高務實若是沒有出現,高拱的那個“高黨”不過就是曇花一現,完全隻依靠高拱一人,高拱本人一倒台,高黨便直接煙消雲散了。


    同樣,如果沒有高務實幫高拱整合出一個高黨的話,張四維的晉黨其實也不是他自己一個人能控製的——除了蒲州張家之外,王家、馬家等都是晉黨的大佬,原來是不遜於張家的。


    隻是由於高務實把張四維和高拱給“串”了起來,使得張四維可以反過來借高黨之力樹立自己在晉黨之中的絕對優勢,從而形成獨大的權威,這才把本來有些零散的晉黨也整合了出來。


    雙方聯合在一起,基本上就形成了實學派的基本盤,而站在它對麵的,便是如今的心學派了。(實際上也由於高務實的經營,浙黨幾乎難以出現,至少難以如曆史上的浙黨那樣出現。)


    而眼下,隨著高拱離世、郭樸致仕、張四維丁憂,心學派終於從十多年的隱忍中發覺機會,在某些海商的金元支持之下,開始做出了“收複失地”的第一次試探。


    它伸出了第一支爪子。


    許國沒有看出這一點,或者即便看出來了,但卻因為自己這個黨魁有些名不副實而顯得猶豫。


    如此,高務實這個實際上基礎了三代首輔政治資源的幕後之人、昔日的小閣老終於站了出來。


    重陽大會結束之後,高務實站在白玉樓上,忽然念出一句他曾經讀得滾瓜爛熟的詞句。


    “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成三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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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下一章的章節名我想好了,就叫“把汝裁成三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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