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務實這句“該彈劾的就該彈劾”，可以算是今天重陽大會一錘定音的最終表態。其代表的絕不僅僅是他個人，而是整個高黨、整個實學派集團的戰鬥宣言。
以高務實的意誌所發動的第一次萬曆黨爭，就此爆發。
在他看來，這次黨爭的核心驅動力，是保證閣權優勢在沒有實學派首輔壓陣的情況下依然不失。而其更直接的驅動力，則是確保申時行此次無法在內閣中塞進第二位心學派官員。
即便大舅丁憂去職，我也要讓你申汝默孤掌難鳴！
還有潘晟。
不管你是見利忘義，還是迫不得已，總而言之，你已經改變了你此前的中立立場，明顯站到了心學派一邊。
這是你先背叛了過去的情誼，既然如此，也就不要怪我高某人不講往日情分了。
如果背叛這種事也能輕易原諒，那我實學派這麽多人，若是將來一天來一個背叛的，我還怎麽“帶隊伍”？
殺雞儆猴有時候未必好用，但殺猴儆雞的效果總不會太差。
一位閣老，夠資格當這隻猴了。
黨爭黨爭，有黨則必有爭！更何況，這是大明朝的黨爭，可不是宋朝那種，沒有那麽溫文爾雅，廢法而不廢人。
有明一朝的黨爭，從來都是你死我活。
高務實很清楚，曆朝曆代皆有不同程度的黨爭，但它們的影響也各不相同。雖然孔子曾有雲：“君子群而不黨，小人黨而不群”。但曆史告訴他，黨爭這玩意兒從來就不是小人的“專利”，君子也一樣會黨爭，甚至爭起來比小人還厲害得多。
為何高務實認為明代的黨爭與宋代不同？最能說明宋代黨爭的特點，要屬“慶曆新政”和“王安石變法”。
北宋慶曆三年(1043年)，距離北宋開國已近九十年，此時的北宋已經經曆過對遼和西夏數次戰爭，國力消耗嚴重。同時，國內也出現了饑民叛亂，可謂“內憂外患”。
便在這個時候，名臣範仲淹向當朝皇帝宋仁宗上疏《答手詔條陳十事》，針對當時製度上的種種弊端，提出改革措施。之後，仁宗據此頒布多條詔令，史稱“慶曆新政”。
由於新政直擊許多既得利益者的要害，所以“黨爭”的種子在一開始就被種下，最終使得慶曆新政“無疾而終”。
為推行新政，宋仁宗有意提拔夏竦擔任樞密使(全國最高軍事長官)。本來夏竦對新政並無多少意見，但同為“改革派”的王拱辰、歐陽修、餘靖等人對此堅決反對，最終夏竦未能如願。就此，夏竦徹底站在了“改革派”的對立麵。
隨著新政的推進，改革派與反對派的矛盾逐漸公開化，鬥爭也日趨激烈：先是歐陽修上書指責禦史台官“多非其才”；做為反擊，監察禦史梁堅彈劾與改革派領袖範仲淹關係密切的兩位大臣，最終使得範仲淹和禦史台長官王拱辰先後辭去官職，以示對同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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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之後，黨爭進一步“升級”：前文提到的夏竦使人篡改書信，誣稱改革派官員的行為是“伊、霍之事”。這個“殺人誅心”之舉令改革派中堅範仲淹和富弼深感恐懼，二人隨即辭去朝中職務，出朝巡邊。
持續不斷的黨爭，使得變法無疾而終：僅在新政實施的一年之後(慶曆四年)，範仲淹就被罷去參知政事(約等於副宰相)之職，富弼也於同日去官，二人均被改任為邊撫使，遠離朝廷。在這之後不久，改革措施被盡數廢除，“慶曆新政”就此落幕。
而與“慶曆新政”相比，“王安石變法”更具有代表性。
宋神宗熙寧年間的這次變法可謂將“黨爭”的特點體現得淋漓盡致：朝中幾乎所有官員都選擇了“站隊”，而由於神宗力挺新法，“變法派”一開始便占據上峰。
隨著新法的推進，反對派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禦史中丞呂誨上疏彈劾王安石，神宗拒絕答複，前者就自請出朝；知諫院範純仁上疏攻擊王安石變法亂度，神宗未置可否，範純仁也堅決辭職；元老重臣富弼稱病罷相；司馬光上書無果，主動要求到洛陽修《資治通鑒》；蘇軾、蘇轍上書陳說變法之弊，結果蘇轍被貶河南，蘇軾自請離京出任杭州通判……
可以說，反對派的官員無一例外都離開了中樞朝政。然而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最終的結果仍然是變法失敗，保守派再一次掌權(省略一點，不想偏題寫太多宋史)。
但最關鍵的情況在於，這些看似激烈的爭鬥基本上沒有導致死人，或者說沒有出現政治本身之外的人身攻擊乃至於肉體毀滅。
相較於大明而言，宋朝的黨爭那是真夠克製的。
那麽大明的黨爭是什麽風格？
有人一說明朝黨爭就說萬曆末期，其實那是誤解，實際上早在太祖朱元璋時期，“黨爭”的苗頭已經顯現。
當時，隨朱元璋打天下的人中以淮西人居多，而朱元璋本身也是淮人，是故明朝建立之後，這批人大都封公列侯，身居高位。
當時其中的核心人物便是韓國公李善長，以他為首形成了朝中的淮人官僚集團。
由於身兼功臣和皇帝同鄉兩重身份，因此在開國後，李善長任左丞相，位列朝中第一。而在他之後，由其同鄉胡惟庸繼任為相。
在他們先後掌權的十幾年中，由於淮人集團的排擠，使得非淮人官員很難在朝中立足。譬如說身為朱元璋親信謀士的劉伯溫，就因為其是浙東人，所以自入朝後就備受打壓。
劉伯溫的才華和功勞在一幹功臣中顯然不算差，但由於淮人官員從中作梗，在大封功臣時，他就隻被封為誠意伯，而淮人出身的李善長則被封為韓國公。
由於李善長的挑撥，僅僅在洪武四年，聰明的劉伯溫就告老還鄉，自此遠離官場。但這並非結束：由於之前朱元璋在向劉伯溫征詢丞相人選時，後者沒有為李善長說好話，於是李善長記恨在心，之後借故革掉了劉的俸祿。
經過一連串的打擊，劉伯溫不久便憂憤成疾，而此時淮人集團的胡惟庸，則借機派醫生為其診治，但蹊蹺的事情隨之發生：劉伯溫在此後一個月便病故了。
由此可見，即便遠離政治，淮人官僚依然不肯放過自己的敵人。劉伯溫隻是他們的對手之一，遠遠不是全部。實際上當時的淮人集團幾乎是以一派之力壓製全國——要不然你以為朱元璋真的是腦子抽風了，居然那樣大殺功臣？
他是因為發現淮人集團實力已經過於強大，他本人在世的時候倒是壓得住，可是太子早逝，太孫有沒有這樣的威望和能力，那就完全說不準了。於是便有了朱元璋的大殺功臣。
而到明代中後期的嘉、隆、萬時代，派係更加分明的“黨爭”正式登場。
先是嘉靖時，以內閣首輔嚴嵩為首的“嚴黨”和以內閣成員徐階、高拱等為代表的“清流”之間的爭鬥——注意，這時候的“清流”二字不帶貶義。
當時嚴嵩結黨營私、大肆貪汙，“清流”官員借此不斷攻擊“嚴黨”。而嚴嵩也沒閑著，他利用權勢，先後羅織罪名殺害“清流”領袖夏言等。但在嚴嵩掌權的二十餘年裏，“清流”對其的攻擊也從未停止：沈煉、楊繼盛等先後上疏彈劾嚴嵩的罪狀，隻是都未能獲得成功，反遭嚴嵩陷害致死。
嚴嵩敗亡之後的事本書中已經說得不少，此處不再贅言，稍分筆墨說一說原曆史上的明末黨爭。
明末，“黨爭”之勢達到頂峰。先是在萬曆立太子的問題上，浙人出身的浙黨官員基本選擇了順從萬曆的想法(主要是因為他們正當權)，而著名的東林黨官員則上疏強烈反對。對此，其他黨派又群起攻擊東林黨。
由此，在圍繞太子人選的問題上，各派官員爭鬥長達二十餘年之久。
到了天啟時，“黨爭”又演化為“內朝”和“外朝”之爭。因宦官魏忠賢為司禮監秉筆太監，得以參預機要，又提督東廠，能任意羅織罪名、掌握官員生殺大權，故圍繞其身邊迅速形成了一個集團，東林黨人將之稱為“閹黨”。
由於魏忠賢得天啟信任，故其在朝廷內外權勢滔天、為所欲為，對其趨炎附勢者絡繹不絕，甚至稱其為“九千歲”。
見“閹黨”專權，敗壞朝綱(東林黨認為的)，於是東林黨人開始激烈攻擊魏氏一黨：左都副禦史楊漣上書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狀，結果被誣下獄，後受盡酷刑慘死獄中；其餘東林黨人如左光鬥、魏大中等也因反對魏氏專權而被下獄折磨致死。
至此，“東林黨”勢力大為受挫，“閹黨”遍布朝廷，直到崇禎時，才被“聖君”一招“斬首戰術”給消滅掉——順便聖君也把自己消滅了。
縱觀宋、明兩朝的黨爭，前者多為純政見之爭，如變法派和保守派，且鬥爭結果僅止於罷相、去官(遠離中樞)。
而後者多以官員籍貫劃分派別，同鄉之間相互抱團，對於非本派者必加以打壓、排擠，發展到後來變成“為了爭而爭”，事事都要攻訐一番，而且相爭的結果可謂慘烈：失敗者很多都被處以極刑，死於非命。
高務實曾經思考過造成這兩種不同局麵的原因究竟是什麽？
他覺得，或許在於兩朝的立國之本並不相同。
宋朝堪稱中國曆史上知識分子最幸福的朝代，宋太祖趙匡胤曾立下“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的誓言並刻於碑上。因此，宋代對知識分子(士大夫)極其寬容，隻要不是罪大惡極，引起全國上下的公憤，那便不會被施以刑罰。
即便是與君主相爭，往往也沒有性命之虞，最多就是外放到地方，遠離朝政罷了。這點從範仲淹和王安石的境遇上體現得最為典型。
大明就不同了。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貧民，對了於吏治的腐敗有切身體會。立國後，更以嚴刑峻法整頓吏治，對官員要求極為嚴苛，稍有貪腐行徑就會被處以極刑。
但偏偏在對待大臣的問題上，他和他的兒子朱棣又為後世做了很不好的示範：朱元璋在處理胡惟庸、藍玉兩位功臣的案子上，光是受牽連而被殺的官員就達到四萬餘人；
朱棣也不遑多讓，在方孝孺一案上更是做出了“誅十族”的壯舉，連方孝孺的門生、朋友都沒有放過。因為方孝孺一人，導致前後共有八百多人被殺。
由是，明代的黨爭幾乎都以人身消滅為結局，失敗者往往連性命都保不住。
如果說這還隻是開國皇帝所作所為形成的“祖製”慣性，那麽實際的社會根源也是有的。
這個社會根源的關鍵點，就在於長江流域的開發。
北宋時，江南的開發已有規模，經濟、文化水平較高，但黃河流域也並未衰落，且由於國都在開封，所以整個南北方的發展比較均衡。
這點從北宋一朝名臣的籍貫上可見一斑：範仲淹為蘇州人，王安石為江西臨川人，寇準為陝西渭南人，韓琦為河南安陽人。
但到了明代，長江中下遊流域已經開發得很成熟，經濟和文化水平都蓋過了北方；加之南京是開國時的首都，故其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一直不墜。
自此就導致了一個結果，“金榜題名”者大多來自於這個區域，以至於皇帝不得不改變科舉的全國一榜，將之劃分出南北榜等，目的就是為了盡量保持平衡。
但即便如此，效果也並不是特別好，至少應該沒有達到皇帝們想要的結果。因此到了明末，影響最大的“東林黨”、“浙黨”、“昆黨”等，更是無一例外集中於蘇錫常地區。
這就使得他們在文化觀念上更容易相互認可，進而抱團結黨，共同進退。
高務實若是沒有出現，高拱的那個“高黨”不過就是曇花一現，完全隻依靠高拱一人，高拱本人一倒台，高黨便直接煙消雲散了。
同樣，如果沒有高務實幫高拱整合出一個高黨的話，張四維的晉黨其實也不是他自己一個人能控製的——除了蒲州張家之外，王家、馬家等都是晉黨的大佬，原來是不遜於張家的。
隻是由於高務實把張四維和高拱給“串”了起來，使得張四維可以反過來借高黨之力樹立自己在晉黨之中的絕對優勢，從而形成獨大的權威，這才把本來有些零散的晉黨也整合了出來。
雙方聯合在一起，基本上就形成了實學派的基本盤，而站在它對麵的，便是如今的心學派了。(實際上也由於高務實的經營，浙黨幾乎難以出現，至少難以如曆史上的浙黨那樣出現。)
而眼下，隨著高拱離世、郭樸致仕、張四維丁憂，心學派終於從十多年的隱忍中發覺機會，在某些海商的金元支持之下，開始做出了“收複失地”的第一次試探。
它伸出了第一支爪子。
許國沒有看出這一點，或者即便看出來了，但卻因為自己這個黨魁有些名不副實而顯得猶豫。
如此，高務實這個實際上基礎了三代首輔政治資源的幕後之人、昔日的小閣老終於站了出來。
重陽大會結束之後，高務實站在白玉樓上，忽然念出一句他曾經讀得滾瓜爛熟的詞句。
“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成三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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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書友“胖得飛不動”、“莫問七劍”、“曹麵子”、“HAMW05”的月票支持，謝謝！
PS：下一章的章節名我想好了，就叫“把汝裁成三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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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來，這次黨爭的核心驅動力，是保證閣權優勢在沒有實學派首輔壓陣的情況下依然不失。而其更直接的驅動力，則是確保申時行此次無法在內閣中塞進第二位心學派官員。
即便大舅丁憂去職，我也要讓你申汝默孤掌難鳴！
還有潘晟。
不管你是見利忘義，還是迫不得已，總而言之，你已經改變了你此前的中立立場，明顯站到了心學派一邊。
這是你先背叛了過去的情誼，既然如此，也就不要怪我高某人不講往日情分了。
如果背叛這種事也能輕易原諒，那我實學派這麽多人，若是將來一天來一個背叛的，我還怎麽“帶隊伍”？
殺雞儆猴有時候未必好用，但殺猴儆雞的效果總不會太差。
一位閣老，夠資格當這隻猴了。
黨爭黨爭，有黨則必有爭！更何況，這是大明朝的黨爭，可不是宋朝那種，沒有那麽溫文爾雅，廢法而不廢人。
有明一朝的黨爭，從來都是你死我活。
高務實很清楚，曆朝曆代皆有不同程度的黨爭，但它們的影響也各不相同。雖然孔子曾有雲：“君子群而不黨，小人黨而不群”。但曆史告訴他，黨爭這玩意兒從來就不是小人的“專利”，君子也一樣會黨爭，甚至爭起來比小人還厲害得多。
為何高務實認為明代的黨爭與宋代不同？最能說明宋代黨爭的特點，要屬“慶曆新政”和“王安石變法”。
北宋慶曆三年(1043年)，距離北宋開國已近九十年，此時的北宋已經經曆過對遼和西夏數次戰爭，國力消耗嚴重。同時，國內也出現了饑民叛亂，可謂“內憂外患”。
便在這個時候，名臣範仲淹向當朝皇帝宋仁宗上疏《答手詔條陳十事》，針對當時製度上的種種弊端，提出改革措施。之後，仁宗據此頒布多條詔令，史稱“慶曆新政”。
由於新政直擊許多既得利益者的要害，所以“黨爭”的種子在一開始就被種下，最終使得慶曆新政“無疾而終”。
為推行新政，宋仁宗有意提拔夏竦擔任樞密使(全國最高軍事長官)。本來夏竦對新政並無多少意見，但同為“改革派”的王拱辰、歐陽修、餘靖等人對此堅決反對，最終夏竦未能如願。就此，夏竦徹底站在了“改革派”的對立麵。
隨著新政的推進，改革派與反對派的矛盾逐漸公開化，鬥爭也日趨激烈：先是歐陽修上書指責禦史台官“多非其才”；做為反擊，監察禦史梁堅彈劾與改革派領袖範仲淹關係密切的兩位大臣，最終使得範仲淹和禦史台長官王拱辰先後辭去官職，以示對同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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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不斷的黨爭，使得變法無疾而終：僅在新政實施的一年之後(慶曆四年)，範仲淹就被罷去參知政事(約等於副宰相)之職，富弼也於同日去官，二人均被改任為邊撫使，遠離朝廷。在這之後不久，改革措施被盡數廢除，“慶曆新政”就此落幕。
而與“慶曆新政”相比，“王安石變法”更具有代表性。
宋神宗熙寧年間的這次變法可謂將“黨爭”的特點體現得淋漓盡致：朝中幾乎所有官員都選擇了“站隊”，而由於神宗力挺新法，“變法派”一開始便占據上峰。
隨著新法的推進，反對派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禦史中丞呂誨上疏彈劾王安石，神宗拒絕答複，前者就自請出朝；知諫院範純仁上疏攻擊王安石變法亂度，神宗未置可否，範純仁也堅決辭職；元老重臣富弼稱病罷相；司馬光上書無果，主動要求到洛陽修《資治通鑒》；蘇軾、蘇轍上書陳說變法之弊，結果蘇轍被貶河南，蘇軾自請離京出任杭州通判……
可以說，反對派的官員無一例外都離開了中樞朝政。然而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最終的結果仍然是變法失敗，保守派再一次掌權(省略一點，不想偏題寫太多宋史)。
但最關鍵的情況在於，這些看似激烈的爭鬥基本上沒有導致死人，或者說沒有出現政治本身之外的人身攻擊乃至於肉體毀滅。
相較於大明而言，宋朝的黨爭那是真夠克製的。
那麽大明的黨爭是什麽風格？
有人一說明朝黨爭就說萬曆末期，其實那是誤解，實際上早在太祖朱元璋時期，“黨爭”的苗頭已經顯現。
當時，隨朱元璋打天下的人中以淮西人居多，而朱元璋本身也是淮人，是故明朝建立之後，這批人大都封公列侯，身居高位。
當時其中的核心人物便是韓國公李善長，以他為首形成了朝中的淮人官僚集團。
由於身兼功臣和皇帝同鄉兩重身份，因此在開國後，李善長任左丞相，位列朝中第一。而在他之後，由其同鄉胡惟庸繼任為相。
在他們先後掌權的十幾年中，由於淮人集團的排擠，使得非淮人官員很難在朝中立足。譬如說身為朱元璋親信謀士的劉伯溫，就因為其是浙東人，所以自入朝後就備受打壓。
劉伯溫的才華和功勞在一幹功臣中顯然不算差，但由於淮人官員從中作梗，在大封功臣時，他就隻被封為誠意伯，而淮人出身的李善長則被封為韓國公。
由於李善長的挑撥，僅僅在洪武四年，聰明的劉伯溫就告老還鄉，自此遠離官場。但這並非結束：由於之前朱元璋在向劉伯溫征詢丞相人選時，後者沒有為李善長說好話，於是李善長記恨在心，之後借故革掉了劉的俸祿。
經過一連串的打擊，劉伯溫不久便憂憤成疾，而此時淮人集團的胡惟庸，則借機派醫生為其診治，但蹊蹺的事情隨之發生：劉伯溫在此後一個月便病故了。
由此可見，即便遠離政治，淮人官僚依然不肯放過自己的敵人。劉伯溫隻是他們的對手之一，遠遠不是全部。實際上當時的淮人集團幾乎是以一派之力壓製全國——要不然你以為朱元璋真的是腦子抽風了，居然那樣大殺功臣？
他是因為發現淮人集團實力已經過於強大，他本人在世的時候倒是壓得住，可是太子早逝，太孫有沒有這樣的威望和能力，那就完全說不準了。於是便有了朱元璋的大殺功臣。
而到明代中後期的嘉、隆、萬時代，派係更加分明的“黨爭”正式登場。
先是嘉靖時，以內閣首輔嚴嵩為首的“嚴黨”和以內閣成員徐階、高拱等為代表的“清流”之間的爭鬥——注意，這時候的“清流”二字不帶貶義。
當時嚴嵩結黨營私、大肆貪汙，“清流”官員借此不斷攻擊“嚴黨”。而嚴嵩也沒閑著，他利用權勢，先後羅織罪名殺害“清流”領袖夏言等。但在嚴嵩掌權的二十餘年裏，“清流”對其的攻擊也從未停止：沈煉、楊繼盛等先後上疏彈劾嚴嵩的罪狀，隻是都未能獲得成功，反遭嚴嵩陷害致死。
嚴嵩敗亡之後的事本書中已經說得不少，此處不再贅言，稍分筆墨說一說原曆史上的明末黨爭。
明末，“黨爭”之勢達到頂峰。先是在萬曆立太子的問題上，浙人出身的浙黨官員基本選擇了順從萬曆的想法(主要是因為他們正當權)，而著名的東林黨官員則上疏強烈反對。對此，其他黨派又群起攻擊東林黨。
由此，在圍繞太子人選的問題上，各派官員爭鬥長達二十餘年之久。
到了天啟時，“黨爭”又演化為“內朝”和“外朝”之爭。因宦官魏忠賢為司禮監秉筆太監，得以參預機要，又提督東廠，能任意羅織罪名、掌握官員生殺大權，故圍繞其身邊迅速形成了一個集團，東林黨人將之稱為“閹黨”。
由於魏忠賢得天啟信任，故其在朝廷內外權勢滔天、為所欲為，對其趨炎附勢者絡繹不絕，甚至稱其為“九千歲”。
見“閹黨”專權，敗壞朝綱(東林黨認為的)，於是東林黨人開始激烈攻擊魏氏一黨：左都副禦史楊漣上書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狀，結果被誣下獄，後受盡酷刑慘死獄中；其餘東林黨人如左光鬥、魏大中等也因反對魏氏專權而被下獄折磨致死。
至此，“東林黨”勢力大為受挫，“閹黨”遍布朝廷，直到崇禎時，才被“聖君”一招“斬首戰術”給消滅掉——順便聖君也把自己消滅了。
縱觀宋、明兩朝的黨爭，前者多為純政見之爭，如變法派和保守派，且鬥爭結果僅止於罷相、去官(遠離中樞)。
而後者多以官員籍貫劃分派別，同鄉之間相互抱團，對於非本派者必加以打壓、排擠，發展到後來變成“為了爭而爭”，事事都要攻訐一番，而且相爭的結果可謂慘烈：失敗者很多都被處以極刑，死於非命。
高務實曾經思考過造成這兩種不同局麵的原因究竟是什麽？
他覺得，或許在於兩朝的立國之本並不相同。
宋朝堪稱中國曆史上知識分子最幸福的朝代，宋太祖趙匡胤曾立下“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的誓言並刻於碑上。因此，宋代對知識分子(士大夫)極其寬容，隻要不是罪大惡極，引起全國上下的公憤，那便不會被施以刑罰。
即便是與君主相爭，往往也沒有性命之虞，最多就是外放到地方，遠離朝政罷了。這點從範仲淹和王安石的境遇上體現得最為典型。
大明就不同了。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貧民，對了於吏治的腐敗有切身體會。立國後，更以嚴刑峻法整頓吏治，對官員要求極為嚴苛，稍有貪腐行徑就會被處以極刑。
但偏偏在對待大臣的問題上，他和他的兒子朱棣又為後世做了很不好的示範：朱元璋在處理胡惟庸、藍玉兩位功臣的案子上，光是受牽連而被殺的官員就達到四萬餘人；
朱棣也不遑多讓，在方孝孺一案上更是做出了“誅十族”的壯舉，連方孝孺的門生、朋友都沒有放過。因為方孝孺一人，導致前後共有八百多人被殺。
由是，明代的黨爭幾乎都以人身消滅為結局，失敗者往往連性命都保不住。
如果說這還隻是開國皇帝所作所為形成的“祖製”慣性，那麽實際的社會根源也是有的。
這個社會根源的關鍵點，就在於長江流域的開發。
北宋時，江南的開發已有規模，經濟、文化水平較高，但黃河流域也並未衰落，且由於國都在開封，所以整個南北方的發展比較均衡。
這點從北宋一朝名臣的籍貫上可見一斑：範仲淹為蘇州人，王安石為江西臨川人，寇準為陝西渭南人，韓琦為河南安陽人。
但到了明代，長江中下遊流域已經開發得很成熟，經濟和文化水平都蓋過了北方；加之南京是開國時的首都，故其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一直不墜。
自此就導致了一個結果，“金榜題名”者大多來自於這個區域，以至於皇帝不得不改變科舉的全國一榜，將之劃分出南北榜等，目的就是為了盡量保持平衡。
但即便如此，效果也並不是特別好，至少應該沒有達到皇帝們想要的結果。因此到了明末，影響最大的“東林黨”、“浙黨”、“昆黨”等，更是無一例外集中於蘇錫常地區。
這就使得他們在文化觀念上更容易相互認可，進而抱團結黨，共同進退。
高務實若是沒有出現，高拱的那個“高黨”不過就是曇花一現，完全隻依靠高拱一人，高拱本人一倒台，高黨便直接煙消雲散了。
同樣，如果沒有高務實幫高拱整合出一個高黨的話，張四維的晉黨其實也不是他自己一個人能控製的——除了蒲州張家之外，王家、馬家等都是晉黨的大佬，原來是不遜於張家的。
隻是由於高務實把張四維和高拱給“串”了起來，使得張四維可以反過來借高黨之力樹立自己在晉黨之中的絕對優勢，從而形成獨大的權威，這才把本來有些零散的晉黨也整合了出來。
雙方聯合在一起，基本上就形成了實學派的基本盤，而站在它對麵的，便是如今的心學派了。(實際上也由於高務實的經營，浙黨幾乎難以出現，至少難以如曆史上的浙黨那樣出現。)
而眼下，隨著高拱離世、郭樸致仕、張四維丁憂，心學派終於從十多年的隱忍中發覺機會，在某些海商的金元支持之下，開始做出了“收複失地”的第一次試探。
它伸出了第一支爪子。
許國沒有看出這一點，或者即便看出來了，但卻因為自己這個黨魁有些名不副實而顯得猶豫。
如此，高務實這個實際上基礎了三代首輔政治資源的幕後之人、昔日的小閣老終於站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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