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務實之所以自認為他在兵部一陣搗鼓之後，經世實學改革便已經進入到了新的階段，也是有原因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隨著京營被分為禁衛軍和生產建設兵團，五軍都督府的性質出現了變化，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連朱元璋定下的“軍籍”製度都被他悄悄動搖了。
眾所周知，大明軍民分籍。所謂軍民分籍，就是把老百姓分為兩種。一種是“軍”：每家世世代代要有一個人當兵或軍官。另一種是“民”：世世代代均免除兵役，除非是自願投軍的。
朝廷的戶籍因此也有兩套，一套是軍戶，一套是民戶。
這是來元璋所手創的奇特製度，總的來說綜合了漢的屯田、唐的府兵，與宋的尺籍。朱元璋本人很以此種軍民分籍自豪。他說：“朕養兵百萬，不費國家一錢。”
朱元璋早在占有和州之時，就開始試行軍士屯田：拿下了南京及其外圍以後，更是十分注意於此。他的軍隊，從不缺乏糧餉，因此才能做到對人民秋毫無犯，到哪裏都受歡迎。
洪武元年，天下事已經大定，他開始考慮如何於勝利以後，安頓龐大數量的軍官與兵士。
裁減，編遣，複員，都不是好辦法。
裁誰？不裁誰？編誰？遣誰？複員，複到哪裏去？複到農村，農村吃不消；“退伍軍人”無田，無牛，無農具，無種子，也複不進農村！真要去了，那全都是地方上的不穩定因素。
於是，朱元璋想出了這個軍民分籍的辦法，不僅安頓了兵士，酬庸了軍官，而且替他自己與他的子孫保存了龐大的軍事力量，也就是替大明帝國維持了長治久安的國防軍。
當時朱元璋的辦法大體是這樣的：兵士，每人賞官田五十畝。條件是當兵到老(六十歲)；老了或死了以後，由兒子孫子一代一代地繼承下去。每代隻須有長子一人服役，次子以下作為“餘丁”，也就是補缺的兵。不過這五十畝田也要納稅(稱做糧)，每畝二鬥四升，但並不運到中樞朝廷或地方官府，而是集中儲藏起來，預留為可能出現戰事時的軍糧軍餉。
軍官，每人封一個“世官”：最高的是指揮使，管一個衛，其次有“千戶”、“百戶”，管千戶所與百戶所，最小的是鎮撫，有資格管一個總旗或小旗。千戶有正有副，百戶之下有所謂“試百戶”。指揮使與正千戶之間，有所謂指揮同知、指揮僉事、衛鎮撫。
總而言之一共分作九等。
至於大軍官有大功勞的，封為指揮使不夠，那便封國公、封侯、封伯、封子、封男。這五等封爵，不屬於“衛所體係”以內(後來不封子、男兩級了)。
衛所的軍官與兵士，分別居住於指定的地區以內，遍於全國。而全國的衛所，在洪武十三年的時候，共有四百九十三個衛，衛之下各有若幹千戶所、百戶所。獨立的幹戶所有三百五十九個。
此外，屬於羈縻性質的邊境衛所，也有四百多個。“世官”的總數，在洪武二十三年，有一萬六千五百名左右。“世兵”的總數，有一百二十萬名左右。
當時大明全國的總人口，依照洪武二十六年的統計，是六千零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二人(注：不確定這個數據的“人口”是不是僅指丁口)。
軍籍單獨開列於民籍之外(其實還有匠籍，屬工部管理)，這為“大都督府-五軍都督府”前期的強勢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大都督府的往事，限於篇幅關係，這裏就不說了，單說五軍都督府。五府的設立，始於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大都督府事權太重，將大都督府一分為五。“十三年，改大都督府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分領在京各衛所及在外各都司衛所。”
雖然五府的設置目的是為了分化兵權，但這僅僅是對於軍事係統內部的調整，而且朝廷五府所掌管的仍然是一支實力雄厚，能征善戰的衛所軍隊，其在權力基礎上與大都督府時期並沒有改變，所以五府還是繼承了大都督府的一些權力，隻是具體到高級將領們手頭的權力，則相應地被分化了一些。
但五府分權並沒有徹底打消朱元璋對於軍權過重的顧慮。用於分治兵權的辦法，除了五府五軍相製這種武臣互製之外，最主要的便是利用文官係統中的兵部去製衡五府。
其實，早在中書省和大都督府尚未廢除之時，這種相製之法就己開始實施。當時，命中書省兵部定給武官誥敕之製。在程序方麵不但需要由大都督府將武官資料轉交兵部，又考功監察對其資格審査，再移交翰林院撰文，司文監校勘，中書舍人書寫然後在交由承敕、考功二監等等，一係列繁雜的文移手續之後，兵部才能給予升授。整個過程當中，兵部和大都督府都不可以專擅武官的選用。
最重要的是，兵部設立之後有奉旨調兵之權而無統兵權，五府有統兵之權而無權調兵，“凡軍製內外相維，武官不得輒下符朝廷征發”。遇有戰事發生，由皇帝命將為帥，兵部奉旨調兵，調五府所掌轄衛所之兵佩印出征。軍還即歸印於朝，兵回衛所。
在這樣的模式下，最大限度朝廷的避免了武將專權的可能性，也使得文武相製的原則在國家製度朝廷層麵上確定下來。
總體說來，五府在洪武年間還是具有一定的權勢和地位，由於五府堂上官皆由公侯伯推選，掌握五府機構運轉的主要官員均為武臣，所以五府在一定程度上來說，即為武臣勢力在中樞的代表。
五府代表著武臣在國家當中所占有的地位，其品級高於六部，擁有參政權，可以統轄當時大明的主要軍事力量，這也為朱元璋所認可，並定以為製。
然而，在眾所周知的大肆殺戮功臣之後，五府的力量大為削弱。比如在胡惟庸之獄中被誅殺的延安侯唐勝宗，平涼侯費聚和吉安侯陸仲亨，就曾任大都督府同知、僉事。以及在藍玉黨案中被誅殺的藍玉本人，以及鶴壽侯張翼、舶臚侯朱壽、定遠侯王弼，都曾就任大都督府高級長官(同知、僉事)。
因此也可以說，朱元璋對武臣大加殺戮，背後原因之一就是對於五府軍權的掌控。
再然後，到了英宗土木之變，隨著張輔之死，五府的勢力在朝廷中樞幾乎被一掃而空。而與此同時，中樞之中由文官所掌握的兵部從於謙設置團營起，重要性開始出現飛躍，就更加使得五府的地位一蹶不振。這兩點本書前文有述，就不多說了。
但是，五府的衰落絕不僅僅隻是由於其首腦人物被打壓或者戰死，其中還有更加深刻的內在因素，而這個內在因素才是眼下高務實關注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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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因素是什麽？是衛所的衰落，是軍戶的逃亡、不堪一戰。
按照高務實的理解，明代的以文製武政策固然在很大程度上限製和削弱了五府的地位和權力，但是對於五府為代表的衛所軍事體係來說，隻能算是一種相對的外部作用，而其在內部的因素亦有深刻影響。
明初，“五府—都司—衛所”建立起來的衛所軍製，在洪武至正統時期承擔了最主要的軍事職能，自朱元璋著手統一戰爭開始，至正統年間的屢次軍事行動，無不由衛所軍隊為主力進行。
直到正統十四年，王振挾英宗出征瓦剌所統帥的五十萬京軍，仍然是以衛所軍製為基礎的。所以，在如此情況之下，作為衛所軍隊的主要領導機構，五府權力勢必不容小覷。
然而土木之變以後，中樞決策核心便完全集中於以文官為主的內閣和以內臣為主司禮監之上，武臣對於國家政策的幹預亦不複存在。
出現這種現象，除了皇帝使用以文製武的政策之外，一個主要的內部動因便是衛所製度的不斷瓦解。衛所官軍已逐漸不能擔任國家作戰的主力，從而被募兵製所取代，導致五府在此過程中喪失了權力基礎。
為什麽大明對於京營的改製從來沒有停過，但卻始終改不出個效果？原因也就在於此。
你五府掌握的直屬衛所本身都已經糜爛不堪了，怎麽指望從這些衛所裏挑選出來的京營能有戰鬥力？
而且，朝廷還長期隨意使用五府統帥的軍戶、工匠等來做事，尤其是京畿附近有什麽工程，幾乎都會使用到軍戶。這就讓京畿衛所的戰鬥屬性越發不明顯，越發顯得像是一支在編奴隸。
但現在就不同了。
第一個不同，是禁衛軍徹底不要軍戶，而是直接向民間募兵，其做法與各地邊將招攬武裝家丁沒有什麽區別——唯一的區別就是禁衛軍募集的兵馬不屬於將領本人。
第二個不同，是軍戶身份的“老京營”從此不問戰事，專心專意負責屯墾等工作，實際上成了“後勤部”。
五軍都督府成為單純的“後勤部”，這還不算從本質上動搖了朱元璋定下的製度嗎？
不過，高務實很清楚，他現在還隻是剛剛對軍製進行了初步的改動，這可不算完。
事實上，他對於這些京中勳貴談不上很大的惡感，主要的觀感是“怒其不爭”，同時伴有一定的“哀其不幸”。
怒其不爭，這個不必解釋；哀其不幸，則是因為以文禦武的確是時代潮流，哪怕到了高務實穿越前的那個時代也不例外。
但這不意味著五軍都督府就活該是個擺設，它還是有必要發揮一些作用的——搞後勤也是發揮作用啊，總比一事無成好吧？
更何況隨著熱兵器時代即將到來，後勤的作用隻會日漸提高，即便五軍都督府“廢物利用”之後也隻能供一支禁衛軍，但它的作用也會很明顯。
高務實一直認為大明對武臣壓製得太狠，但光憑他一個人空口白話並不能提高武臣的地位，隻有逐漸恢複武臣的作用，他們的地位才會相應的提升。
試想一下，當一支能征善戰的禁衛軍是靠五軍都督府養活的，這五軍都督府還能被當做一個純粹的擺設嗎？
當然，五軍都督府的改革隻是現階段的，以後在邊軍中也會有相應的變動，不過那都是將來的事了，高務實眼下的權限僅止於京營，當然是先做好手頭的工作再說。
京營生產建設兵團開始和京華合作開采各類礦產，所賺的銀錢按照高務實與朱應楨等人早前約定的比例開始供給禁衛軍，禁衛軍也因而逐漸穩定下來，在戚繼光的主持下開始了新兵訓練。
兩個月後，已到年尾，戚繼光在向高務實的匯報中表示，現在的禁衛軍看起來總算像一支軍隊了。
言下之意，並非是說禁衛軍已經“可堪一戰”，大抵應該是指“可以一觀”。
這個消息讓高務實多少有些欣慰，花了這麽大的工夫，踩鋼絲一般的搞了這些改革，現在總算是有了點效果。他和戚繼光商議，既然隊列、紀律等問題基本搞定，那就盡快進入作戰訓練，爭取到將來對圖們發動最後一擊的時候禁衛軍已經可以拉出去見見仗。
戚繼光便問高務實，朝廷到底打算什麽時候對圖們出兵？他需要有個比較明確的時間，才方便對禁衛軍的訓練計劃進行針對性的調整。
但這個問題高務實偏偏回答不了。
高務實苦笑道：“南塘公，實不相瞞，對於什麽時候能夠出征察哈爾，目前真的的麻煩並不在於兵力、戰力這些，而是在於戶部什麽時候能夠湊出錢來。”
戚繼光皺眉問道：“聽說太倉都要見底了，如果指望戶部攢夠銀子才開戰……似乎有些礙難。”
高務實歎了口氣，點頭道：“誰說不是呢，可這也沒有法子。”
戚繼光有些意外，問道：“少司馬點石成金，居然都說沒有法子？”
“我倒是……”高務實張了張嘴，又搖了搖頭，歎道：“我畢竟是兵部的堂上官，而不是戶部的啊。再說眼下最大的問題，一是朝廷對於民間災害的賑濟開始關注起來，不光免賦減賦，而且還動輒撥銀，以至於戶部壓力頗大；二是潞王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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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書友“曹麵子”的打賞支持，謝謝！
眾所周知，大明軍民分籍。所謂軍民分籍，就是把老百姓分為兩種。一種是“軍”：每家世世代代要有一個人當兵或軍官。另一種是“民”：世世代代均免除兵役，除非是自願投軍的。
朝廷的戶籍因此也有兩套，一套是軍戶，一套是民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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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早在占有和州之時，就開始試行軍士屯田：拿下了南京及其外圍以後，更是十分注意於此。他的軍隊，從不缺乏糧餉，因此才能做到對人民秋毫無犯，到哪裏都受歡迎。
洪武元年，天下事已經大定，他開始考慮如何於勝利以後，安頓龐大數量的軍官與兵士。
裁減，編遣，複員，都不是好辦法。
裁誰？不裁誰？編誰？遣誰？複員，複到哪裏去？複到農村，農村吃不消；“退伍軍人”無田，無牛，無農具，無種子，也複不進農村！真要去了，那全都是地方上的不穩定因素。
於是，朱元璋想出了這個軍民分籍的辦法，不僅安頓了兵士，酬庸了軍官，而且替他自己與他的子孫保存了龐大的軍事力量，也就是替大明帝國維持了長治久安的國防軍。
當時朱元璋的辦法大體是這樣的：兵士，每人賞官田五十畝。條件是當兵到老(六十歲)；老了或死了以後，由兒子孫子一代一代地繼承下去。每代隻須有長子一人服役，次子以下作為“餘丁”，也就是補缺的兵。不過這五十畝田也要納稅(稱做糧)，每畝二鬥四升，但並不運到中樞朝廷或地方官府，而是集中儲藏起來，預留為可能出現戰事時的軍糧軍餉。
軍官，每人封一個“世官”：最高的是指揮使，管一個衛，其次有“千戶”、“百戶”，管千戶所與百戶所，最小的是鎮撫，有資格管一個總旗或小旗。千戶有正有副，百戶之下有所謂“試百戶”。指揮使與正千戶之間，有所謂指揮同知、指揮僉事、衛鎮撫。
總而言之一共分作九等。
至於大軍官有大功勞的，封為指揮使不夠，那便封國公、封侯、封伯、封子、封男。這五等封爵，不屬於“衛所體係”以內(後來不封子、男兩級了)。
衛所的軍官與兵士，分別居住於指定的地區以內，遍於全國。而全國的衛所，在洪武十三年的時候，共有四百九十三個衛，衛之下各有若幹千戶所、百戶所。獨立的幹戶所有三百五十九個。
此外，屬於羈縻性質的邊境衛所，也有四百多個。“世官”的總數，在洪武二十三年，有一萬六千五百名左右。“世兵”的總數，有一百二十萬名左右。
當時大明全國的總人口，依照洪武二十六年的統計，是六千零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二人(注：不確定這個數據的“人口”是不是僅指丁口)。
軍籍單獨開列於民籍之外(其實還有匠籍，屬工部管理)，這為“大都督府-五軍都督府”前期的強勢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大都督府的往事，限於篇幅關係，這裏就不說了，單說五軍都督府。五府的設立，始於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大都督府事權太重，將大都督府一分為五。“十三年，改大都督府為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分領在京各衛所及在外各都司衛所。”
雖然五府的設置目的是為了分化兵權，但這僅僅是對於軍事係統內部的調整，而且朝廷五府所掌管的仍然是一支實力雄厚，能征善戰的衛所軍隊，其在權力基礎上與大都督府時期並沒有改變，所以五府還是繼承了大都督府的一些權力，隻是具體到高級將領們手頭的權力，則相應地被分化了一些。
但五府分權並沒有徹底打消朱元璋對於軍權過重的顧慮。用於分治兵權的辦法，除了五府五軍相製這種武臣互製之外，最主要的便是利用文官係統中的兵部去製衡五府。
其實，早在中書省和大都督府尚未廢除之時，這種相製之法就己開始實施。當時，命中書省兵部定給武官誥敕之製。在程序方麵不但需要由大都督府將武官資料轉交兵部，又考功監察對其資格審査，再移交翰林院撰文，司文監校勘，中書舍人書寫然後在交由承敕、考功二監等等，一係列繁雜的文移手續之後，兵部才能給予升授。整個過程當中，兵部和大都督府都不可以專擅武官的選用。
最重要的是，兵部設立之後有奉旨調兵之權而無統兵權，五府有統兵之權而無權調兵，“凡軍製內外相維，武官不得輒下符朝廷征發”。遇有戰事發生，由皇帝命將為帥，兵部奉旨調兵，調五府所掌轄衛所之兵佩印出征。軍還即歸印於朝，兵回衛所。
在這樣的模式下，最大限度朝廷的避免了武將專權的可能性，也使得文武相製的原則在國家製度朝廷層麵上確定下來。
總體說來，五府在洪武年間還是具有一定的權勢和地位，由於五府堂上官皆由公侯伯推選，掌握五府機構運轉的主要官員均為武臣，所以五府在一定程度上來說，即為武臣勢力在中樞的代表。
五府代表著武臣在國家當中所占有的地位，其品級高於六部，擁有參政權，可以統轄當時大明的主要軍事力量，這也為朱元璋所認可，並定以為製。
然而，在眾所周知的大肆殺戮功臣之後，五府的力量大為削弱。比如在胡惟庸之獄中被誅殺的延安侯唐勝宗，平涼侯費聚和吉安侯陸仲亨，就曾任大都督府同知、僉事。以及在藍玉黨案中被誅殺的藍玉本人，以及鶴壽侯張翼、舶臚侯朱壽、定遠侯王弼，都曾就任大都督府高級長官(同知、僉事)。
因此也可以說，朱元璋對武臣大加殺戮，背後原因之一就是對於五府軍權的掌控。
再然後，到了英宗土木之變，隨著張輔之死，五府的勢力在朝廷中樞幾乎被一掃而空。而與此同時，中樞之中由文官所掌握的兵部從於謙設置團營起，重要性開始出現飛躍，就更加使得五府的地位一蹶不振。這兩點本書前文有述，就不多說了。
但是，五府的衰落絕不僅僅隻是由於其首腦人物被打壓或者戰死，其中還有更加深刻的內在因素，而這個內在因素才是眼下高務實關注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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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高務實的理解，明代的以文製武政策固然在很大程度上限製和削弱了五府的地位和權力，但是對於五府為代表的衛所軍事體係來說，隻能算是一種相對的外部作用，而其在內部的因素亦有深刻影響。
明初，“五府—都司—衛所”建立起來的衛所軍製，在洪武至正統時期承擔了最主要的軍事職能，自朱元璋著手統一戰爭開始，至正統年間的屢次軍事行動，無不由衛所軍隊為主力進行。
直到正統十四年，王振挾英宗出征瓦剌所統帥的五十萬京軍，仍然是以衛所軍製為基礎的。所以，在如此情況之下，作為衛所軍隊的主要領導機構，五府權力勢必不容小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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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這種現象，除了皇帝使用以文製武的政策之外，一個主要的內部動因便是衛所製度的不斷瓦解。衛所官軍已逐漸不能擔任國家作戰的主力，從而被募兵製所取代，導致五府在此過程中喪失了權力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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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現在就不同了。
第一個不同，是禁衛軍徹底不要軍戶，而是直接向民間募兵，其做法與各地邊將招攬武裝家丁沒有什麽區別——唯一的區別就是禁衛軍募集的兵馬不屬於將領本人。
第二個不同，是軍戶身份的“老京營”從此不問戰事，專心專意負責屯墾等工作，實際上成了“後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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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高務實很清楚，他現在還隻是剛剛對軍製進行了初步的改動，這可不算完。
事實上，他對於這些京中勳貴談不上很大的惡感，主要的觀感是“怒其不爭”，同時伴有一定的“哀其不幸”。
怒其不爭，這個不必解釋；哀其不幸，則是因為以文禦武的確是時代潮流，哪怕到了高務實穿越前的那個時代也不例外。
但這不意味著五軍都督府就活該是個擺設，它還是有必要發揮一些作用的——搞後勤也是發揮作用啊，總比一事無成好吧？
更何況隨著熱兵器時代即將到來，後勤的作用隻會日漸提高，即便五軍都督府“廢物利用”之後也隻能供一支禁衛軍，但它的作用也會很明顯。
高務實一直認為大明對武臣壓製得太狠，但光憑他一個人空口白話並不能提高武臣的地位，隻有逐漸恢複武臣的作用，他們的地位才會相應的提升。
試想一下，當一支能征善戰的禁衛軍是靠五軍都督府養活的，這五軍都督府還能被當做一個純粹的擺設嗎？
當然，五軍都督府的改革隻是現階段的，以後在邊軍中也會有相應的變動，不過那都是將來的事了，高務實眼下的權限僅止於京營，當然是先做好手頭的工作再說。
京營生產建設兵團開始和京華合作開采各類礦產，所賺的銀錢按照高務實與朱應楨等人早前約定的比例開始供給禁衛軍，禁衛軍也因而逐漸穩定下來，在戚繼光的主持下開始了新兵訓練。
兩個月後，已到年尾，戚繼光在向高務實的匯報中表示，現在的禁衛軍看起來總算像一支軍隊了。
言下之意，並非是說禁衛軍已經“可堪一戰”，大抵應該是指“可以一觀”。
這個消息讓高務實多少有些欣慰，花了這麽大的工夫，踩鋼絲一般的搞了這些改革，現在總算是有了點效果。他和戚繼光商議，既然隊列、紀律等問題基本搞定，那就盡快進入作戰訓練，爭取到將來對圖們發動最後一擊的時候禁衛軍已經可以拉出去見見仗。
戚繼光便問高務實，朝廷到底打算什麽時候對圖們出兵？他需要有個比較明確的時間，才方便對禁衛軍的訓練計劃進行針對性的調整。
但這個問題高務實偏偏回答不了。
高務實苦笑道：“南塘公，實不相瞞，對於什麽時候能夠出征察哈爾，目前真的的麻煩並不在於兵力、戰力這些，而是在於戶部什麽時候能夠湊出錢來。”
戚繼光皺眉問道：“聽說太倉都要見底了，如果指望戶部攢夠銀子才開戰……似乎有些礙難。”
高務實歎了口氣，點頭道：“誰說不是呢，可這也沒有法子。”
戚繼光有些意外，問道：“少司馬點石成金，居然都說沒有法子？”
“我倒是……”高務實張了張嘴，又搖了搖頭，歎道：“我畢竟是兵部的堂上官，而不是戶部的啊。再說眼下最大的問題，一是朝廷對於民間災害的賑濟開始關注起來，不光免賦減賦，而且還動輒撥銀，以至於戶部壓力頗大；二是潞王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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