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務實的《稅者取之於民而用之於民疏》所造成的影響是巨大的，這不是在平靜的湖麵投下一顆小石子，而是往海裏扔下了一顆原子彈——它掀起的絕不是區區漣漪，而是驚世狂瀾、滔天巨浪。
我大明自太祖高皇帝起，一直就以輕徭薄賦、與民生息著稱，怎麽你高務實好的不學，偏要學那苛政猛如虎的前宋？
前宋“苛政”有多出名？明人提起之時，常言其苛捐雜稅十倍於漢、五倍於唐，以至於廣泛出現“不舉子”。
舉者，養也。不舉子，就是不肯養育自己所出的子女。這麽說或者太文雅了一些，不妨說得更直白一點：不舉子也叫“生子不舉”，即生了孩子不養育，把嬰兒溺死或扔掉。
宋朝的沉重稅負是其出現廣泛的殺嬰現象、殺嬰習俗的主要原因之一。
按理說，類似於“不舉子”這一類的現象，一般隻會發生在極少數極端貧困的家庭之中，或發生在自然災害和戰爭動亂的民不聊生時期。
然而在“以富著稱”的宋朝，即使是沒有災害與戰爭動亂的階段，仍然出現廣泛的“不舉子”現象，甚至演變成一種社會習俗——殺嬰習俗。
蘇軾在《與朱鄂州書一首》中說：荊湖北路，“嶽、鄂間田野小人，例隻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他被貶黃州，又見“黃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於水盆中浸殺之”（出自《東坡誌林》）。
可不是隻有蘇軾記載這些，朱熹的父親朱鬆在《韋齋集·戒殺子文》也說，在江西婺源，民“多止育兩子，過是不問男女，生輒投水盆中殺之。”
然而要說殺溺幼嬰風俗最盛之地，恐怕還屬福建。朱鬆在福建為官，“聞閩人不喜多子，以殺為常……雖有法而不能勝。”王得臣的《麈史·風俗》則謂，在一般情況下，“閩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若女則不待三，往往臨蓐，以器貯水，才產即溺之，謂之洗兒。”
當時一些士大夫曾對此風加以嚴厲斥責，“東南不舉子之俗傷絕人理”（《宋史·範如圭傳》），要求朝廷嚴刑禁止。官府確也采取過多種措施，企圖加以製止，然而不舉子風俗並不見好轉，不僅禁而不止，甚至一些地方還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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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情況的記載絕非零星散記，實在舉不勝舉，可見宋朝的稅負已經重到讓人連人倫大道都顧忌不得的地步了。其實別說道德規範不了，連嚴刑峻法都已遏製不住。
朱元璋立國時便以絕前宋苛政為要，但高務實在疏文中依然毫不畏懼地拿宋朝舉例並進行了對比，不是他活得不耐煩了，而是其中有些簡單的數據就已經很能說明當下存在的問題。
宋朝既然“生產力”不及大明，那麽其真實財貨的豐富程度自然也是不及大明的。可是，宋人即便是盛行“不舉子”之風的地區，人們好歹也還是先有“二子一女”之後，這才開始殺嬰，此事意味著什麽？
意味著苛捐雜稅雖重，但三個孩子還是勉勉強強能夠養活的。
那麽問題就來了：宋朝收入近乎大明十倍，相當於稅負也比大明也重了十倍，可是即便如此，貧民之家依然能養活三個孩子。那麽，推而廣之一看，大明的貧民之家豈不是能養活三十個孩子？這還叫貧民嗎？這……是真的嗎？
以上推論肯定不是真實情況，且不必說其他，單說大明民間那許多以自宮而求為宦官的人，難道都是天上掉下來的倒黴蛋？
自然不是，他們大多都是失地農民，本來就被盤剝得厲害，一旦出點什麽天災人禍，就隻好行此下策。
但這裏麵還是略有不同的，即在大明活不下去的人主要以農民為主，了不起加上一些衛所軍戶。而宋朝活不下去的人卻幾乎不分職業屬性，除了朝廷官員、皇親貴戚等極少數人之外，誰都有可能活不下去。
如此回過頭來一看，就會發現大明朝的商人、工匠等至少肯定比農民的處境要好得多，雖然他們的“理論社會地位”比農民還不如，但其實過得遠比農民要好。
這合理嗎？顯然不合理啊！
如此，再加上高務實刻意渲染的“十倍論”，任誰來算這筆賬都會覺得大明的這種“輕徭薄賦”，對農民而言似乎幫助並不算很大，反倒是對於工匠、商人而言那是太過分了——他們近乎沒有稅負了。
如此說來，咱們也不必按照苛政猛如虎的前宋來征稅，最起碼我征它個前宋的十一(十分之一)，這總不為過吧？
前宋的雜稅加起來七千萬貫，就算隻征其十一，那也有七百萬貫啊！
好，就算咱們的稅種沒有前宋那麽多，就再打個對折罷了，可那也是三百五十萬貫啊！
(注：兩朝的一貫都等於一兩銀子，但其一兩銀子的購買力，在宋朝和在明朝並不對等，甚至在明朝的不同時期也有不小的出入[參考萬曆會計錄]。隻是這就太複雜了，我要這麽寫的話估摸會寫成財政史，沒有必要。)
如果大明朝廷每年硬生生的增加三百五十萬兩銀子的歲入，那意味著什麽？幾乎意味著連開藩禁這件事，都可以暫時不用考慮了！而現在開藩禁不可能遽然停止，則意味著……
與“可能被加征商稅”關係不大的官員們頓時興奮起來，而十有八九可能要被加征商稅所影響的官員，則出離的憤怒起來。
別看高務實在《取用疏》中把朝廷用度問題特意指出，說要加強監管，但官員們清楚，你再如何加強監管，了不起也就是不好貪墨了。可至少，朝廷越有錢，就意味著控製這些錢的官員們越有權勢，這總是顛補不破的道理。
更何況，朝廷一旦有錢了，最起碼不會再給我們折奉、欠奉了吧？說不定還能再加一些“津貼”呢！
於是乎，一部分“不怕交商稅”的官員就開始上疏支持高務實，而另一部分“怕死了交商稅”的官員則開始強烈反對高務實。
當然，世上總有理中客，不獨後世鍵盤俠群體中不少，大明朝廷同樣也有。於是也有一部分官員上疏呼籲，有的說推行商稅“利弊參半”，有的說此事“成敗難料”，有的說“茲事體大，不如緩行”，有的說“還需詳細考究，再作計較”。
總而言之，不是和稀泥，就是打太極。
不過，這些理中客的屁話成不了主流，在實學派與心學派爭鋒相對的當下，還是隻有這兩派官員的態度最為緊要。
實學派方麵有兩類風格的題奏，雖然因為高務實擺出了高拱，所以大致上看來，好像都是支持高務實的，但其實還是有所分別。
其中一類算是高務實的鐵杆支持者，這些人完全讚同高務實的意見，言辭之中幾乎恨不得明天——不對，恨不得今天就開始全麵征收商稅，並立刻組建“審計署”和“關稅署”。
另一類則是本來不同意或者有些猶豫要不要這麽做的官員，他們隻是因為高務實打著繼承高拱遺誌旗號而不得不違心表示讚同，因此他們在表示讚同之後，卻也如那些理中客一般，又說幾句“緩和氣氛”的話，大抵也就是要不咱們先搞個試點推行，亦或者咱們老成謀國，還是不可輕易全麵鋪開等說法。
雖然如此，但至少這一次實學派的總體表現要比此前團結不少，最起碼沒人跳出來明確表示反對。
不過心學派一方就不同了，他們的表現更加團結——清一色的強烈反對。其用詞之激烈已經幾近於罵街，疏文之中把高務實比作桑弘羊、蔡京等奸佞之流者，那是大有人在。
這樣一來，高務實就創下了他本人的一次記錄：上任履新第四日便被“滿朝彈劾”。
如果隻是被彈劾施政手段，高務實是可以暫不理會，先等皇帝表態的。但現在他被人罵做奸佞，按照大明官員的習慣，他就隻能閉門府上，不肯出而視事了。
申時行是旗幟鮮明反對高務實《取用疏》的最高官員，但他作為首輔，對於題奏疏文之用詞非常講究，絕不肯胡亂拔高，去罵高務實“奸佞”，隻是就事論事，找高務實疏文中的破綻。
申元輔覺得高務實疏文中最大的破綻，便是他因為要收商稅而製定的新式財政製度。
首先，這些製度如要實現，都必須增加官員。例如高務實說“入賬出賬，非一人可為；入庫出庫，非一人可掌。”
這意味著全國上下但凡管賬之人，都必須設置成“左右主官製度”，其中左主官管賬，右主官查賬。且不說這會不會造成左右主官互相敵視，引起不和甚至內鬥，單說這麽一來朝廷所要增派的官員，那就絕非一個小數目。
按照明人習慣於“小政府”的思路，你這就是人為的增加冗官，增加朝廷開支。換言之，就是變相的增加了百姓的負擔。
管賬的是如此，掌管各類庫房的也是同樣道理。而且申時行很清楚，大明朝的“庫管人員”本就很多——因為各地都建有各種倉庫，糧草、軍器、布帛、貢獻、儀仗等等，不一而足。
如此庫管人員也要加倍，這要造成多大的財政浪費？
更不必說高務實的加強監管到底是不是能杜絕貪墨，那也是沒準的事。
深悉官場之道的申時行太清楚這其中的貓膩了，別的不說，就說你右主官固然可以監督左主官，但倘若這左右主官兩人合謀，一起貪墨分贓，你怎麽辦？
哦，你說你還有審計署？好，那我問你，你這審計署要多大的編製才能監督天下間如此數量巨大的賬目、倉庫等機構？我就是給你一個都察院，隻怕你也管不過來吧！
申時行的奏疏寫到此處，就開始引出他們心學派的“道統級論調”：治理官員，還是要看教化，不能僅靠這些“平白無故增添人手”的手段，唯有人人為君子，道德出眾，自律嚴謹，這才能清明吏治，才能真正輕徭薄賦、與民生息。
申時行的奏疏呈遞去司禮監之後，他才看起百官們對高務實的彈劾。這一看不得了，他發現可能要出事了。
一些和他類似，“就事論事”的彈劾也就罷了，關鍵是彈劾之中混入了很多彈劾高務實“奸佞”、“遺毒”甚至“謗君”的說法。
這其中最讓申時行驚出一身冷汗的，就是彈劾高務實“謗君”。
謗君？高務實怎麽就謗君了？
還真有，這些奏疏都抓住高務實《取用疏》裏的一段話開始怒斥：
“或曰：古有湯昌，亦有桀紂。我皇上固神文聖武，焉知後世子孫皆盡賢德？倘有一二不肖，薄賦尚有可限，重稅豈非虐民？”
有人說：古時候既有商湯、周文(姬昌)這樣的明君，也有夏桀、商紂這樣的暴君。我皇上雖然英明神武到了極點，但怎麽知道皇上的後世子孫也是個個都像皇上這樣完美呢？萬一要是有一兩個不肖子孫，則我朝製度若是輕徭薄賦，那還影響不大，因為那不肖的皇帝也能浪費的錢財也還有所限度；可如果已經開始收了重稅，這不肖的皇帝豈不是拿著百姓的血汗在揮霍無度？那是虐民啊！
從行文的角度而言，高務實這段話屬於“設問”，因為他後麵有“自答”。從道理上來看，似乎也沒有什麽問題，因為這是一個很正常的假設——誰還能保證自家從來不出不肖子孫嗎？
然而問題在於，你假設誰家可能會出不肖子孫都沒關係，但你怎麽能假設天家出現不肖子孫呢！
為什麽不能這麽假設？因為哪怕天家真的出了不肖子孫，當這個不肖子孫成了皇帝，他依然是你的君上，你說他不肖，依然就是“謗君”！
所以此處的“謗君”，不是說他毀謗了今上，而是毀謗了將來的皇帝(們)！
這是你為人臣子該做、能做之事？
於是，很多彈劾都把高務實的這個罪名擺在了首位，惟獨首輔申時行看得冷汗涔涔。
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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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書友“千古第一帝”、“霜之寶瓶”的打賞支持，謝謝！
感謝書友“書友20191124105331057”、“嘉輝”、“書友20180208230738556”、“流光劍語”、“千古第一帝”、“塵*埃”、“心上人是我的人”、“曹麵子”、“嶽曉遙”、“熊貓小盼盼”的月票支持，謝謝！
PS：今晚有事，提前更新。
另PS：不知道為什麽，我回複的書評好像顯示不出來了，難道我自己在我自己的書評區還能被禁言或者被係統刪掉？什麽鬼啊這都是，我手機打字回複本來就慢，還被吞……
我大明自太祖高皇帝起，一直就以輕徭薄賦、與民生息著稱，怎麽你高務實好的不學，偏要學那苛政猛如虎的前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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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者，養也。不舉子，就是不肯養育自己所出的子女。這麽說或者太文雅了一些，不妨說得更直白一點：不舉子也叫“生子不舉”，即生了孩子不養育，把嬰兒溺死或扔掉。
宋朝的沉重稅負是其出現廣泛的殺嬰現象、殺嬰習俗的主要原因之一。
按理說，類似於“不舉子”這一類的現象，一般隻會發生在極少數極端貧困的家庭之中，或發生在自然災害和戰爭動亂的民不聊生時期。
然而在“以富著稱”的宋朝，即使是沒有災害與戰爭動亂的階段，仍然出現廣泛的“不舉子”現象，甚至演變成一種社會習俗——殺嬰習俗。
蘇軾在《與朱鄂州書一首》中說：荊湖北路，“嶽、鄂間田野小人，例隻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他被貶黃州，又見“黃州小民，貧者生子多不舉，初生便於水盆中浸殺之”（出自《東坡誌林》）。
可不是隻有蘇軾記載這些，朱熹的父親朱鬆在《韋齋集·戒殺子文》也說，在江西婺源，民“多止育兩子，過是不問男女，生輒投水盆中殺之。”
然而要說殺溺幼嬰風俗最盛之地，恐怕還屬福建。朱鬆在福建為官，“聞閩人不喜多子，以殺為常……雖有法而不能勝。”王得臣的《麈史·風俗》則謂，在一般情況下，“閩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若女則不待三，往往臨蓐，以器貯水，才產即溺之，謂之洗兒。”
當時一些士大夫曾對此風加以嚴厲斥責，“東南不舉子之俗傷絕人理”（《宋史·範如圭傳》），要求朝廷嚴刑禁止。官府確也采取過多種措施，企圖加以製止，然而不舉子風俗並不見好轉，不僅禁而不止，甚至一些地方還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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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立國時便以絕前宋苛政為要，但高務實在疏文中依然毫不畏懼地拿宋朝舉例並進行了對比，不是他活得不耐煩了，而是其中有些簡單的數據就已經很能說明當下存在的問題。
宋朝既然“生產力”不及大明，那麽其真實財貨的豐富程度自然也是不及大明的。可是，宋人即便是盛行“不舉子”之風的地區，人們好歹也還是先有“二子一女”之後，這才開始殺嬰，此事意味著什麽？
意味著苛捐雜稅雖重，但三個孩子還是勉勉強強能夠養活的。
那麽問題就來了：宋朝收入近乎大明十倍，相當於稅負也比大明也重了十倍，可是即便如此，貧民之家依然能養活三個孩子。那麽，推而廣之一看，大明的貧民之家豈不是能養活三十個孩子？這還叫貧民嗎？這……是真的嗎？
以上推論肯定不是真實情況，且不必說其他，單說大明民間那許多以自宮而求為宦官的人，難道都是天上掉下來的倒黴蛋？
自然不是，他們大多都是失地農民，本來就被盤剝得厲害，一旦出點什麽天災人禍，就隻好行此下策。
但這裏麵還是略有不同的，即在大明活不下去的人主要以農民為主，了不起加上一些衛所軍戶。而宋朝活不下去的人卻幾乎不分職業屬性，除了朝廷官員、皇親貴戚等極少數人之外，誰都有可能活不下去。
如此回過頭來一看，就會發現大明朝的商人、工匠等至少肯定比農民的處境要好得多，雖然他們的“理論社會地位”比農民還不如，但其實過得遠比農民要好。
這合理嗎？顯然不合理啊！
如此，再加上高務實刻意渲染的“十倍論”，任誰來算這筆賬都會覺得大明的這種“輕徭薄賦”，對農民而言似乎幫助並不算很大，反倒是對於工匠、商人而言那是太過分了——他們近乎沒有稅負了。
如此說來，咱們也不必按照苛政猛如虎的前宋來征稅，最起碼我征它個前宋的十一(十分之一)，這總不為過吧？
前宋的雜稅加起來七千萬貫，就算隻征其十一，那也有七百萬貫啊！
好，就算咱們的稅種沒有前宋那麽多，就再打個對折罷了，可那也是三百五十萬貫啊！
(注：兩朝的一貫都等於一兩銀子，但其一兩銀子的購買力，在宋朝和在明朝並不對等，甚至在明朝的不同時期也有不小的出入[參考萬曆會計錄]。隻是這就太複雜了，我要這麽寫的話估摸會寫成財政史，沒有必要。)
如果大明朝廷每年硬生生的增加三百五十萬兩銀子的歲入，那意味著什麽？幾乎意味著連開藩禁這件事，都可以暫時不用考慮了！而現在開藩禁不可能遽然停止，則意味著……
與“可能被加征商稅”關係不大的官員們頓時興奮起來，而十有八九可能要被加征商稅所影響的官員，則出離的憤怒起來。
別看高務實在《取用疏》中把朝廷用度問題特意指出，說要加強監管，但官員們清楚，你再如何加強監管，了不起也就是不好貪墨了。可至少，朝廷越有錢，就意味著控製這些錢的官員們越有權勢，這總是顛補不破的道理。
更何況，朝廷一旦有錢了，最起碼不會再給我們折奉、欠奉了吧？說不定還能再加一些“津貼”呢！
於是乎，一部分“不怕交商稅”的官員就開始上疏支持高務實，而另一部分“怕死了交商稅”的官員則開始強烈反對高務實。
當然，世上總有理中客，不獨後世鍵盤俠群體中不少，大明朝廷同樣也有。於是也有一部分官員上疏呼籲，有的說推行商稅“利弊參半”，有的說此事“成敗難料”，有的說“茲事體大，不如緩行”，有的說“還需詳細考究，再作計較”。
總而言之，不是和稀泥，就是打太極。
不過，這些理中客的屁話成不了主流，在實學派與心學派爭鋒相對的當下，還是隻有這兩派官員的態度最為緊要。
實學派方麵有兩類風格的題奏，雖然因為高務實擺出了高拱，所以大致上看來，好像都是支持高務實的，但其實還是有所分別。
其中一類算是高務實的鐵杆支持者，這些人完全讚同高務實的意見，言辭之中幾乎恨不得明天——不對，恨不得今天就開始全麵征收商稅，並立刻組建“審計署”和“關稅署”。
另一類則是本來不同意或者有些猶豫要不要這麽做的官員，他們隻是因為高務實打著繼承高拱遺誌旗號而不得不違心表示讚同，因此他們在表示讚同之後，卻也如那些理中客一般，又說幾句“緩和氣氛”的話，大抵也就是要不咱們先搞個試點推行，亦或者咱們老成謀國，還是不可輕易全麵鋪開等說法。
雖然如此，但至少這一次實學派的總體表現要比此前團結不少，最起碼沒人跳出來明確表示反對。
不過心學派一方就不同了，他們的表現更加團結——清一色的強烈反對。其用詞之激烈已經幾近於罵街，疏文之中把高務實比作桑弘羊、蔡京等奸佞之流者，那是大有人在。
這樣一來，高務實就創下了他本人的一次記錄：上任履新第四日便被“滿朝彈劾”。
如果隻是被彈劾施政手段，高務實是可以暫不理會，先等皇帝表態的。但現在他被人罵做奸佞，按照大明官員的習慣，他就隻能閉門府上，不肯出而視事了。
申時行是旗幟鮮明反對高務實《取用疏》的最高官員，但他作為首輔，對於題奏疏文之用詞非常講究，絕不肯胡亂拔高，去罵高務實“奸佞”，隻是就事論事，找高務實疏文中的破綻。
申元輔覺得高務實疏文中最大的破綻，便是他因為要收商稅而製定的新式財政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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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意味著全國上下但凡管賬之人，都必須設置成“左右主官製度”，其中左主官管賬，右主官查賬。且不說這會不會造成左右主官互相敵視，引起不和甚至內鬥，單說這麽一來朝廷所要增派的官員，那就絕非一個小數目。
按照明人習慣於“小政府”的思路，你這就是人為的增加冗官，增加朝廷開支。換言之，就是變相的增加了百姓的負擔。
管賬的是如此，掌管各類庫房的也是同樣道理。而且申時行很清楚，大明朝的“庫管人員”本就很多——因為各地都建有各種倉庫，糧草、軍器、布帛、貢獻、儀仗等等，不一而足。
如此庫管人員也要加倍，這要造成多大的財政浪費？
更不必說高務實的加強監管到底是不是能杜絕貪墨，那也是沒準的事。
深悉官場之道的申時行太清楚這其中的貓膩了，別的不說，就說你右主官固然可以監督左主官，但倘若這左右主官兩人合謀，一起貪墨分贓，你怎麽辦？
哦，你說你還有審計署？好，那我問你，你這審計署要多大的編製才能監督天下間如此數量巨大的賬目、倉庫等機構？我就是給你一個都察院，隻怕你也管不過來吧！
申時行的奏疏寫到此處，就開始引出他們心學派的“道統級論調”：治理官員，還是要看教化，不能僅靠這些“平白無故增添人手”的手段，唯有人人為君子，道德出眾，自律嚴謹，這才能清明吏治，才能真正輕徭薄賦、與民生息。
申時行的奏疏呈遞去司禮監之後，他才看起百官們對高務實的彈劾。這一看不得了，他發現可能要出事了。
一些和他類似，“就事論事”的彈劾也就罷了，關鍵是彈劾之中混入了很多彈劾高務實“奸佞”、“遺毒”甚至“謗君”的說法。
這其中最讓申時行驚出一身冷汗的，就是彈劾高務實“謗君”。
謗君？高務實怎麽就謗君了？
還真有，這些奏疏都抓住高務實《取用疏》裏的一段話開始怒斥：
“或曰：古有湯昌，亦有桀紂。我皇上固神文聖武，焉知後世子孫皆盡賢德？倘有一二不肖，薄賦尚有可限，重稅豈非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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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行文的角度而言，高務實這段話屬於“設問”，因為他後麵有“自答”。從道理上來看，似乎也沒有什麽問題，因為這是一個很正常的假設——誰還能保證自家從來不出不肖子孫嗎？
然而問題在於，你假設誰家可能會出不肖子孫都沒關係，但你怎麽能假設天家出現不肖子孫呢！
為什麽不能這麽假設？因為哪怕天家真的出了不肖子孫，當這個不肖子孫成了皇帝，他依然是你的君上，你說他不肖，依然就是“謗君”！
所以此處的“謗君”，不是說他毀謗了今上，而是毀謗了將來的皇帝(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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