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一早，高務實按照昨日答應皇帝的話，回到戶部衙門視事。昨日皇帝的聖旨雖然是一道中旨，但既然高務實已然接旨，這道旨意就要在司禮監、內閣和六科存檔，而這一過程還要通過通政司，因此內容也早已傳開。
在皇帝一日三詔命高務實出而視事的前提下，高務實回到戶部是沒有問題的，旁人也說不出什麽閑話來。真要說的話，皇帝的第三道旨意本身才是焦點，高務實接了這樣的旨意要是還不肯出來，那才是大新聞了。
戶部衙門有程文和胡執禮在，這幾天倒也能基本維持正常運轉，雖然積壓了一些需要高務實審核批準的行文，但小一點的事都處理得幹幹淨淨，省了高務實許多麻煩。
至於需要高務實這位尚書親筆簽字用印的“部覆”級公文，一共也就七八封，都工工整整擺在了高務實的案頭，甚至兩位侍郎還寫了條陳，對這些公文做了簡單的介紹和批複建議，讓高務實體驗了一把看票擬的感覺。
雖然正式出仕不過六七年，但前世的經驗與做觀政的經曆畢竟不是白給，再加上還長期審閱京華的內部文書，使得高務實看公文的速度非常快，不到半個時辰便把這七八道公文的部覆寫完。
他正要把程文和胡執禮請來，就“兩署十一司”的具體設置安排等事再商議一番，卻忽然收到消息，說皇帝大清早便把內閣諸位閣老以及吏部尚書楊巍、左都禦史沈鯉等重臣宣至文華殿召對。
然後過不多時，便從宮裏傳出消息，丁亥京察即將開始。
京察，是有明一朝所開創製的定期考察南、北兩京官員的政治製度。這一製度的建立經過了一個漫長的過程。
太祖時期即已經開始了對京察的嚐試，但其施行卻是根據皇帝的個人意誌而時興時廢，直至英宗正統初年才形成一定的製度；經過英宗、景帝、憲宗、孝宗四帝的不斷調整與嚐試，最終在武宗年間形成固定的“六年一察”的固定製度。
在京察的年份相對固定後，又有眾多其它的因素對京察的具體時間產生影響，主要包括皇帝的個人意願、天象異動、權臣涉政等方麵。
本次丁亥京察，按例應該是年初就要進行，但年初時皇帝的主要精力花在了“究竟從哪裏砍開支”上。緊接著就出現了西北之亂，因此京察就耽擱了下來，直到今天忽然被皇帝提起——對於京師百官而言，這有點像是遭到了偷襲。
京察的職責由眾多部門和官員共同承擔。在其中發揮最主要作用的部門是吏部和都察院，吏部尚書和左(或右)都禦史是負責京察的最主要官員；吏部考功司、都察院河南道和吏科(六科之一)三衙門的長官，則共同承擔了京察的初審職責。
一般而言，京察的裁決大多在初審時做出，而由吏部尚書和都察院左(右)都禦史主持堂審之時，僅對個別關係匪輕的人另行區處。換句話說，吏部尚書和左都禦史是“掌總”的，主要針對高官或特殊官員，絕大多數的“察”，實際上是由吏部考功司、都察院河南道和吏科來完成。
京察的施行包括堂審與自陳兩個方麵。堂審針對的是五品及以下的低級官員，而自陳針對的是四品以上的中高級官員。
在堂審之前，需要經曆一係列的準備工作，有時候全程耗時幾近半年，因此這些工作通常會提前進行——本次丁亥京察也是一樣——而真正的過堂審理僅耗時一天。中高級官員的自陳則不需要太多的準備。
堂審和自陳後? 皆需以皇帝的名義進行批複? 而後科道官方可“拾遺”。待吏部對拾遺的結果進行複核並報皇帝終裁? 京察便告結束。
與其他重大事情的處理原則一樣? 京察的結果同樣受到多方麵的影響。
皇帝在大明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 對於官員的去留、獎懲? 擁有一言而決的“終審權”? 在京察中當然也是如此? 手握最終決定權。
內閣作為輔政機構，自嚴嵩以來? 閣臣迄今都淩駕於吏部之上? 因此其在京察中的影響不容小覷；吏部作為官員的主管機構，又是京察的主要負責機構? 對京察結果的影響顯而易見；都察院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給予吏部配合抑或牽製。
至於像高務實這樣的各衙門堂上官? 因為擁有填注考語之權，同樣也能在京察中對本部屬官給予一定程度的關照——當然你要打壓的話也很“順便”。
高務實之所以這麽早就得到消息，也正是因為他乃戶部堂上官，擁有對本部屬官的考評之權。不過他並不打算真的行使這項權力——原因很明顯? 他才上任幾天就被劾閉門了，直到今天才出來視事。
正經的說? 他其實隻做了五天戶部尚書，所以他打算把這項權力下放到程文和胡執禮手中，他本人權當是個代筆的，照著他們二位的意見寫評語就是了。
或許是京察的消息來得太過突然，高務實出而視事就不算什麽大事了，甚至連風頭正勁的“正國本”事件也不得不給丁亥京察讓位。
所有人都被打了個措手不及，而吏部顯然是暴風的風眼。
吏部尚書天官楊巍剛回吏部打了個轉，立刻借口與內閣商議本次京察之要點而再次回了宮裏，去文淵閣的內閣大通房躲風去了。
不過，他人雖然溜去了內閣看風向，但他身為實學派的旁係，能夠混到吏部尚書的位置顯然不是幸與。
他去內閣，自然是去找許國、張學顏和吳兌商議行止，但這隻是明麵上的動作。私底下，他則立刻派了親信家丁悄悄跑來戶部求見高務實。
說起來，楊巍對於今年的丁亥京察是早有準備的，畢竟六年一度的京察已經“著為令”數十年了，按時提前準備是每個吏部尚書應該做的。
隻不過今年的朝局不太安穩，西北之亂基本平定以來更是風雲變幻。一會兒是謗君案，一會兒是正國本，真是不得消停。
他這幾日也是忙著穩定人心，希望與他相關的同年舊友、門生故吏們不要隨意插手其間，一定要等局勢明朗——比如高務實表態之後，再跟著上疏就好。
如今兩派之爭隨著王錫爵的抵京，明顯出現了白熱化的跡象，楊巍雖然身為天官，奈何如今是閣權壓製部權的時期，再加上實學派與心學派都是政治集團這個級別的力量，他一個都惹不起，自然隻好隨大流。
然而這個大流也不是很好隨，他思來想去還是押寶了高務實，隻是對許國那邊也照樣把禮儀做足，爭取都兩不得罪。
楊巍雖然也不知道皇帝為何突然搞出這一手來，但身為天官，他還是很快猜測到皇帝可能是想用京察來分散百官的注意力，把“正國本”一事繼續往後拖延。
不過，不管皇帝的目的是什麽，如今丁亥京察啟動，吏部都是首當其衝。如何拿準這次京察的大方向，他是一定要弄明白的。
大方向這種事，去問許國隻是做樣子，問高務實才靠得住。畢竟京察這種事一不小心就可能鬧大，鬧大之後想要沒事，很多時候都得靠著“眾議洶洶”，而實學派中絕大多數的人都是跟著高務實的。
但高務實給他答複的口信很簡單：“此考功司之責，天官酌情黜陟而已，毋庸深究。”
楊巍快到中午時分才收到這句口信，聽完之後就放了心，馬上從內閣回部，下令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員外郎及二主事一共四人全權負責此事。
高務實不是胡說八道，這個做法本身也是沒有問題的。考功司作為吏部直接負責京察的部門，“掌官吏考課、勤涉之事，以讚尚書”，其職責在於對官吏“考其功過、別其善最，奏請黜陟”，在京察中發揮的作用極為重要。明人對於考功司的作用向來十分重視，比如陳有年在為考功司撰寫題名記時，—度將其地位推崇到“天下得之則明，失之則幽；得之則理，失之則亂”的高度。
原曆史上王錫爵在論及萬曆二十一年京察之時就曾說：“今年考察，係郎中趙南星專管”，此次京察因與“台省有異”而導致議論紛紜，然“本部堂上官，則以事在該司，不代為之認罪，亦或其體統當而不可深罪也”。
時任吏部尚書的陳有年在評價萬曆二十一年南京考功司郎中錢士完在京察中的表現時亦說：“當事難，當任怨之事尤難。諸臣所見，士完任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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吏部尚書認為京察由考功司具體負其責，故造成不良之後果應由考功司官員來承擔；內閣輔臣亦認為這種做法“體統當”；都察院長官也認為考功司實當任怨之事。
可見考功司在京察中的作用之大，責任之巨，以至於朝廷上下都認為考功司是京察的“主管單位”。
這種局麵也不是隻有萬曆朝才有，早在嘉靖二十四年時，薛應旅“為南京考功司郎中，主京察。大學士嚴嵩嚐為給事中王曄所劾，囑尚寶丞諸傑貽書應旅，令點曄”。
連當時權傾朝野的嚴嵩想黜退有私怨之人，尚需囑托考功郎來辦，考功司郎中在京察中地位之重可見一斑。
具體來說，“考功郎中每內外二計之年，其起用也，必限先一年春夏到任，餺谘公論，徐折眾靖，不得她擔，臨期草草了事。內外察畢，功司掌印官仍宜宿部數日，查冊內有議未處官，或係司府辯明，或係輿情共惜，一一手注明白，用印鈐蓋，親付選司，不得溷行劣處。此舉必在二月初五六日以前印官注完，呈堂簡閱。”
從這些規定和說明也可以看出，考功郎中通常需要為京察進行幾乎一年的提前準備；而且即使是京察之後，考功司郎中還承擔著做好京察後續工作的任務。
在這種情況下，高務實讓楊巍根據考功司的初評結果“酌情黜陟而已，毋庸深究”，從道理上和習慣上來說，都是毫無問題的。
但楊巍把這事吩咐下去之後，卻絲毫沒有覺得輕鬆，他總覺得自己似乎忽視了什麽事情。
好一會兒，已經七十二歲高齡、被皇帝強行多留任了兩年的楊天官才忽然一驚：糟糕！考功司現在沒有郎中啊！
確切的說，考功司不是沒有郎中，而是時任考功司郎中半個月前得了急病，這段時間一直留在家中養病，據說連床都下不了。
現在的吏部考功清吏司缺了主官，是由次官考功員外郎負責的！
考功員外郎是誰？顧憲成。
楊巍想到這裏，又把滿心驚惶丟去了九霄雲外，暗忖道：好啊好啊，高求真這小子當真是好心機啊……他這一次怕不是想借刀殺人？
顧憲成，後世著名的“東林先生”，與高務實乃是同年，成績也非常好，乃是二甲第二名。其人在士林間名聲不小，不過此時官位不高，隻是吏部考功清吏司員外郎而已，區區從五品小官。
官職雖小，人卻有名，其中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在於他雖然不是實學派的官員，但卻經常抨擊心學派得政見。
這裏有一點必須要說，顧憲成乃至於早期的東林黨，都是自認所學乃是實學的。隻不過他們其實也和心學派一樣，應該歸屬於“道德實學”一類，與高拱一係的經世實學沒有太多關係。
既然都是“道德實學”，顧憲成又偏偏不讚同心學派的虛誇作風，那麽為了“正本清源”，顧憲成抨擊心學派就是很正常的表現了。
此前楊巍自己都沒有細細思考過一件事，但現在他不得不懷疑起來了：顧憲成出仕七年，又不是實學派出身，又動不動就抨擊心學，憑什麽現在還沒丟官？甚至他還堂而皇之地進入了吏部，安安穩穩地做到了考功司員外郎這種實權要職上？
顧憲成有什麽憑恃嗎？士林名聲肯定靠不住，申時行真要整他，隨便找個茬他就滾蛋了，士林名聲可救不了他。
楊巍思來想去，發現顧憲成唯一算得上憑恃的可能隻有一條：他和高務實是同年，旁人包括心學派方麵都不敢確定動顧憲成會不會引起高務實的過激反應。
楊天官忽然覺得背後有點發涼：該不會連顧憲成的職務安排，都是高求真那小子提早打好的埋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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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是京察的消息來得太過突然，高務實出而視事就不算什麽大事了，甚至連風頭正勁的“正國本”事件也不得不給丁亥京察讓位。
所有人都被打了個措手不及，而吏部顯然是暴風的風眼。
吏部尚書天官楊巍剛回吏部打了個轉，立刻借口與內閣商議本次京察之要點而再次回了宮裏，去文淵閣的內閣大通房躲風去了。
不過，他人雖然溜去了內閣看風向，但他身為實學派的旁係，能夠混到吏部尚書的位置顯然不是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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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巍雖然也不知道皇帝為何突然搞出這一手來，但身為天官，他還是很快猜測到皇帝可能是想用京察來分散百官的注意力，把“正國本”一事繼續往後拖延。
不過，不管皇帝的目的是什麽，如今丁亥京察啟動，吏部都是首當其衝。如何拿準這次京察的大方向，他是一定要弄明白的。
大方向這種事，去問許國隻是做樣子，問高務實才靠得住。畢竟京察這種事一不小心就可能鬧大，鬧大之後想要沒事，很多時候都得靠著“眾議洶洶”，而實學派中絕大多數的人都是跟著高務實的。
但高務實給他答複的口信很簡單：“此考功司之責，天官酌情黜陟而已，毋庸深究。”
楊巍快到中午時分才收到這句口信，聽完之後就放了心，馬上從內閣回部，下令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員外郎及二主事一共四人全權負責此事。
高務實不是胡說八道，這個做法本身也是沒有問題的。考功司作為吏部直接負責京察的部門，“掌官吏考課、勤涉之事，以讚尚書”，其職責在於對官吏“考其功過、別其善最，奏請黜陟”，在京察中發揮的作用極為重要。明人對於考功司的作用向來十分重視，比如陳有年在為考功司撰寫題名記時，—度將其地位推崇到“天下得之則明，失之則幽；得之則理，失之則亂”的高度。
原曆史上王錫爵在論及萬曆二十一年京察之時就曾說：“今年考察，係郎中趙南星專管”，此次京察因與“台省有異”而導致議論紛紜，然“本部堂上官，則以事在該司，不代為之認罪，亦或其體統當而不可深罪也”。
時任吏部尚書的陳有年在評價萬曆二十一年南京考功司郎中錢士完在京察中的表現時亦說：“當事難，當任怨之事尤難。諸臣所見，士完任怨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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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考功司在京察中的作用之大，責任之巨，以至於朝廷上下都認為考功司是京察的“主管單位”。
這種局麵也不是隻有萬曆朝才有，早在嘉靖二十四年時，薛應旅“為南京考功司郎中，主京察。大學士嚴嵩嚐為給事中王曄所劾，囑尚寶丞諸傑貽書應旅，令點曄”。
連當時權傾朝野的嚴嵩想黜退有私怨之人，尚需囑托考功郎來辦，考功司郎中在京察中地位之重可見一斑。
具體來說，“考功郎中每內外二計之年，其起用也，必限先一年春夏到任，餺谘公論，徐折眾靖，不得她擔，臨期草草了事。內外察畢，功司掌印官仍宜宿部數日，查冊內有議未處官，或係司府辯明，或係輿情共惜，一一手注明白，用印鈐蓋，親付選司，不得溷行劣處。此舉必在二月初五六日以前印官注完，呈堂簡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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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楊巍把這事吩咐下去之後，卻絲毫沒有覺得輕鬆，他總覺得自己似乎忽視了什麽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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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切的說，考功司不是沒有郎中，而是時任考功司郎中半個月前得了急病，這段時間一直留在家中養病，據說連床都下不了。
現在的吏部考功清吏司缺了主官，是由次官考功員外郎負責的！
考功員外郎是誰？顧憲成。
楊巍想到這裏，又把滿心驚惶丟去了九霄雲外，暗忖道：好啊好啊，高求真這小子當真是好心機啊……他這一次怕不是想借刀殺人？
顧憲成，後世著名的“東林先生”，與高務實乃是同年，成績也非常好，乃是二甲第二名。其人在士林間名聲不小，不過此時官位不高，隻是吏部考功清吏司員外郎而已，區區從五品小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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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都是“道德實學”，顧憲成又偏偏不讚同心學派的虛誇作風，那麽為了“正本清源”，顧憲成抨擊心學派就是很正常的表現了。
此前楊巍自己都沒有細細思考過一件事，但現在他不得不懷疑起來了：顧憲成出仕七年，又不是實學派出身，又動不動就抨擊心學，憑什麽現在還沒丟官？甚至他還堂而皇之地進入了吏部，安安穩穩地做到了考功司員外郎這種實權要職上？
顧憲成有什麽憑恃嗎？士林名聲肯定靠不住，申時行真要整他，隨便找個茬他就滾蛋了，士林名聲可救不了他。
楊巍思來想去，發現顧憲成唯一算得上憑恃的可能隻有一條：他和高務實是同年，旁人包括心學派方麵都不敢確定動顧憲成會不會引起高務實的過激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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