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錫爵的這封信略出海瑞意料之外。
海瑞與王錫爵其實是認識的。王錫爵是嘉靖四十一年的榜眼，作為三鼎甲之一，當然是留京為翰林院編修，而海瑞在嘉靖四十三年時由興國知縣升調戶部雲南司主事，也去了京師。
不過，彼時的海瑞與王錫爵並不熟悉。一來海瑞為人比較“孤僻”，不經常進行官員之間的例行走動；二來王錫爵大名鼎鼎又身份清貴，對於海瑞這種兩次會試都落了榜，結果以舉人身份補官，從縣教諭做起，花了足足十年才混到知縣，又花了六年才混道戶部主事的“學渣”完全看不上眼，自然也不會去主動接近海瑞。
他二人的交集出現在隆慶三年年底至隆慶四年年中的大概半年時間裏。彼時，王錫爵因做經筵日講官時表現不錯，被時任首輔李春芳等看中意欲提拔，可惜京中學官滿編，於是便將他調往南京國子監任司業，算是“考察鍛煉”。
而海瑞因為《治安疏》的關係聲名大噪，這幾年屢有升遷，此時也正巧以右僉都禦史身份外放了應天巡撫。
應天大致便是南直隸的長江以南部分，最大時下轄應天、承天、蘇州、鬆江、常州、鎮江、太平、池州、徽州、寧國、安慶十一府以及廣德一州。範圍基本相當於後世江蘇南部和安徽南部。從彼時的經濟上而言，差不多算是大明最強的區域。
應天巡撫早期駐南京，借居會同館，成化時另建公署，遷出會同館。嘉靖後，每遇風汛則駐蘇州，稱行台，海瑞在任的那段時間基本常駐蘇州。(注：萬曆二年，為了便於居中調度，撫署從南京遷往句容；原曆史上萬曆三十一年以後，常駐蘇州。)
說到這裏，情況就很分明了——王錫爵正是蘇州首富，人又恰好回了南京，更巧還碰上海瑞在應天巡撫任上清丈田畝，人也直接駐於蘇州，這哪能不起衝突？
海瑞在應天清丈田畝，本身是為了配合高拱起複之後又開始繼續推廣一條鞭法。
這裏要稍稍說明一下，一條鞭法是由桂萼在嘉靖十年提出的，至高拱起複和海瑞出任應天巡撫的隆慶三年年底，其實已經出現了四十年之久。
但是，其出現雖久，卻並未在大明全麵鋪開，因為該稅法的主要特征，是把各州縣的田賦、徭役以及其他雜征總為一條，合並征收銀兩，按畝折算繳納。
這樣一來，固然大大簡化了稅製，方便征收稅款，同時使地方官員難於作弊，進而增加財政收入? 但也因為隻征收銀兩的原因，導致其在商品經濟尤其是貨幣流通不發達的地區嚴重“水土不服”。
利弊皆有的事情? 按照此時的官僚習慣，大抵就隻有少數人願意嚐試推廣? 更多的官員則傾向於“無為固然無功? 但至少不會因過得咎”，於是反對推廣。
當然，朝廷高層裏頭還是有改革派的，如高拱、張居正等重臣就力主推廣一條鞭法。不過，高拱雖然是此時改革派的核心人物? 也的確力主推廣，但他的推廣和原曆史上張居正在萬曆九年直接一刀切? 搞“全國強行推廣”不同。
高拱主張一地一地逐個推行? 其思路是富省先行? 中省漸隨，貧省暫緩。於是很顯然? 天下最富的江南地區? 也即應天巡撫轄區肯定是要“敢為天下先”的。
簡化行政的好處，後世人當然清楚，但“古人”也未必不懂? 那為什麽這麽簡單的事情? 在一條鞭法提出四十年後還沒搞出個名堂來？
原因很簡單：這其中的道理我雖然都明白? 但行政越複雜，我作為官吏就有越多的機會上下其手。你現在忽然說要簡化，我利益攸關啊，怎麽可能輕易答應？
阻力，就是這麽來的。
既然阻力大，那麽刀就一定要鋒利才行，於是高拱祭出了海瑞這把屠龍刀。
屠龍刀當然名不虛傳，但指望海瑞單槍匹馬“掃清妖氛”也不現實，所以海瑞的舉動還是很有針對性的——沒錯，他把主要矛頭對準了剛剛致仕回鄉不久的前內閣首輔徐階。
這段往事不必細說，隻說附帶影響。王錫爵身為蘇州首富，其家產固然大部分是繼承而來的，但這些財產的來源自然也少不了彼時官商集團的統一風格，什麽“逃田”、“詭寄”、“飛灑”、“移丘”、“換段”、“改冊”之類，那是一項都不會缺失，凡所應有，無所不有。
不過，王錫爵一貫是個聰明人，他知道以自己當時在官場的名聲地位，是不足以與海瑞爭鋒的，因此一直刻意保持低調，不肯摻和進這場“神仙打架”之中，以免成了那遭殃的凡人。
而海瑞這邊也的確隻把徐階作為首要打擊目標，對於王錫爵家中的一些事，他雖然也收到過一些百姓的告狀(注：因為海瑞鼓勵百姓伸冤，類似的告狀多得驚人，不止針對王錫爵)，但沒有直接動用國法，而是寫信給王錫爵，把那些狀告全都抄了一份送去。
這一套，海瑞對徐階也用過，算是一種“先禮後兵”。徐階一開始的時候也“給麵子”，退還了一些田地，可惜海瑞認為他退得太少太少了，這種“退還”純屬麵子工程，因此海瑞再次寫信給徐階，讓他退田一半，徐階當然不肯，於是矛盾激化。
而對於王錫爵，海瑞采取同樣的手段，取得的效果卻遠勝徐階那邊。王錫爵二話不說就按照海瑞的要求，退還了信中指出的那些田地，甚至還在回信中說自己因為學業、公務繁忙，一直很少顧及家中情況，竟不知還有這些事。他本人對此既震驚又羞愧，表示等忙過這段日子，一定會好好徹查一番，不負海公提醒之善意。
作為榜眼，他說自己以前學業繁忙倒也是個理由，旁人就算不信也不敢多說什麽，不過此時他一個南監司業，到底有什麽好忙的，那就見仁見智了。
但海瑞沒工夫理他，既然他肯退田，海瑞也就暫時偃旗息鼓了。
如果事情隻到這一步，海瑞和王錫爵之間的關係倒也談不上很差，因為至少雙方都沒有撕破臉。
王錫爵雖然損失了一些田地，但他家不是單純的“地主豪強”，是江南財閥更為典型那種“因商致富，繼而買地”。田地某種程度上來說隻是“投資不動產”，是在商業擴張一時找不到好方向、好機會時，用於“閑錢保值”的做法。
所以，損失固然是損失，但既不傷筋，也不動骨，了不起也隻是一時肉疼，忍忍也就過去了。
誰知道人算不如天算，王錫爵雖然避開了風聲最緊的一刀，卻在離任之時中了一槍流彈。
這事說來真是王先生倒黴，海瑞在應天這一通大戰下來，把江南官場得罪了個遍，徐階雖然倒了大黴，但在給門生張居正送了一筆銀子之後，張居正找到高拱，代自己的老師去說和。
高拱雖然風聞張居正收了銀子，但考慮到張居正畢竟本身是主張改革的，為徐階說和可能隻是礙於師生情麵無法推卻，於是決定收手——這裏有個前提，即徐階服軟同時也就代表江南士紳官吏對於一條鞭法的推行已經捏著鼻子認了。高拱的目的既然達到，從名聲上考慮也就不打算非得把人整死。
隻不過這一來，海瑞就被坑了。
高拱隻管政策推行是不是順利，現在事情辦妥，風聲也從張居正這邊放了出去，江南官員在大鬆一口氣的同時，就想起複仇來了——當然不是對高拱，高拱聖眷太隆，他們自忖搞不定，他們的複仇是對海瑞去的。
於是緊接著海瑞就被彈劾了，不是一封兩封，是雪片般的彈章從江南飛往通政司，進入司禮監，呈送穆宗案頭。
接下來的劇情都是大家很熟悉的套路：海瑞上疏自辯，隻不過作為外官，他不能像高務實這次謗君案一樣閉門不出，工作還是得幹的。
這一次海瑞的自辯，在時間上很碰巧，正好是京察期間。於是海瑞一事不煩二主，上了一道《被論自陳不職疏》，洋洋灑灑寫了大幾千字為自己自辯。
本來這沒王錫爵什麽事，因為王錫爵在這段時間裏挺低調的，絕不和海瑞對著幹。誰知道人在家中坐，鍋從天上來，海瑞因為被彈劾了許多莫名其妙的“細碎瑣事”，牛脾氣上來了，在自辯中針對一大堆瑣事作了比較詳細的說明和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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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頭不小心提到了一句：“王錫爵見轉北司業，抬轎直入二司，中道致害入皂拏責三十。”
按理說，海瑞這道又自辯又請辭的疏文寫了大幾千字，對至少數十起誣告都作了回答，而王錫爵這裏一共才二十四字，實在不算什麽，以穆宗皇帝的習慣來說，搞不好都沒怎麽細看，根本不礙事。
然而王錫爵是何等人？他重視名聲羽翼的程度比高務實更甚，自然是聞之大怒啊。
這件事說的是什麽？說王錫爵由南京國子監司業升轉北京國子監司業的時候，大概是覺得自己又要回京了，重用在即(升轉北京這事是高拱的意思)，於是有點膨脹，“抬轎直入二司”——架子大了點。
架子大點其實不算啥，但麻煩在於中途出了點意外，“中道致害”——海瑞沒寫明致了什麽害，但大抵應該是撞傷了人吧。於是呢，海瑞就把抬轎的轎夫抓起來打了三十板子。
放在尋常老百姓眼裏，這事自然是小事，畢竟挨打的隻不過是轎夫而已，王錫爵本人一根毫毛都沒傷著。
可是賬不是這麽算的，這板子雖然打在轎夫屁股上，可在王錫爵看來無異於打在自己臉上啊！
何況你打了也就打了，這事了不起也就在當地傳上一段時間，等過些時日大家也就忘了。可你千不該萬不該，不該把這事寫進奏疏裏去啊！
寫進奏疏，這尼瑪就在朝廷存檔了啊，我王錫爵的這張臉就這麽被你一巴掌抽到史冊裏去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梁子就這麽神奇的結下了。
海瑞得罪人是常有的事，他當時也沒在意，事後才從旁人口中得知，不過卻也沒當多大個事——反正他老人家虱子多了不癢，債多了不愁，也不差王錫爵一個。
從此之後，王錫爵再也沒和海瑞有任何來往，無論公私都沒有。所以，今日忽然接到王錫爵的信，海瑞自然一下子就嗅出其中的異味。
海瑞看了看信，卻發現這信寫得比高務實的信還要含蓄，不僅沒有提往日恩怨，甚至連“南察”二字都沒提。
王錫爵這封幾乎沒有任何油鹽的信裏，隻有一句話頗為可疑：“江南以一隅之地而供天下近半，官紳百姓久苦苛政，百業凋敝，豈足長久？”
海瑞雖然剛直，但剛直並不是遲鈍，他很快便意識到，王錫爵想要表達的意思就在這句看起來隻是泛泛而談的尋常話裏。
江南稅重，這個說法放在整個大明來看的確如此，但大明本身就是賦稅極輕得朝代，而且江南的定稅是按照洪武年間的農業水平，尤其是糧食產量來製定的。
如今時過境遷，江南經濟的主力早就不是生產糧食，而是轉為養蠶製絲、造紙印刷、瓷器船舶等行業。同時，商業方麵因為此前幾乎沒有征稅而飛速發展，民間商貿極其興盛，甚至出現了後世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
這種情況下，非要說江南“官紳百姓久苦苛政，百業凋敝”，純屬睜著眼睛說瞎話。
凋敝？凋敝成什麽樣？凋敝出十裏秦淮了？
你欺負我瞎啊！
不過，正如同漢弗萊爵士的名言之一，“我在說立場，與事實無關”，王錫爵這話自然也是在說立場，至於事實……那個不重要。
海瑞想明白了這一點，不禁冷笑起來：“餘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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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有朋友猜到王錫爵這封信的真實用意嗎？
海瑞與王錫爵其實是認識的。王錫爵是嘉靖四十一年的榜眼，作為三鼎甲之一，當然是留京為翰林院編修，而海瑞在嘉靖四十三年時由興國知縣升調戶部雲南司主事，也去了京師。
不過，彼時的海瑞與王錫爵並不熟悉。一來海瑞為人比較“孤僻”，不經常進行官員之間的例行走動；二來王錫爵大名鼎鼎又身份清貴，對於海瑞這種兩次會試都落了榜，結果以舉人身份補官，從縣教諭做起，花了足足十年才混到知縣，又花了六年才混道戶部主事的“學渣”完全看不上眼，自然也不會去主動接近海瑞。
他二人的交集出現在隆慶三年年底至隆慶四年年中的大概半年時間裏。彼時，王錫爵因做經筵日講官時表現不錯，被時任首輔李春芳等看中意欲提拔，可惜京中學官滿編，於是便將他調往南京國子監任司業，算是“考察鍛煉”。
而海瑞因為《治安疏》的關係聲名大噪，這幾年屢有升遷，此時也正巧以右僉都禦史身份外放了應天巡撫。
應天大致便是南直隸的長江以南部分，最大時下轄應天、承天、蘇州、鬆江、常州、鎮江、太平、池州、徽州、寧國、安慶十一府以及廣德一州。範圍基本相當於後世江蘇南部和安徽南部。從彼時的經濟上而言，差不多算是大明最強的區域。
應天巡撫早期駐南京，借居會同館，成化時另建公署，遷出會同館。嘉靖後，每遇風汛則駐蘇州，稱行台，海瑞在任的那段時間基本常駐蘇州。(注：萬曆二年，為了便於居中調度，撫署從南京遷往句容；原曆史上萬曆三十一年以後，常駐蘇州。)
說到這裏，情況就很分明了——王錫爵正是蘇州首富，人又恰好回了南京，更巧還碰上海瑞在應天巡撫任上清丈田畝，人也直接駐於蘇州，這哪能不起衝突？
海瑞在應天清丈田畝，本身是為了配合高拱起複之後又開始繼續推廣一條鞭法。
這裏要稍稍說明一下，一條鞭法是由桂萼在嘉靖十年提出的，至高拱起複和海瑞出任應天巡撫的隆慶三年年底，其實已經出現了四十年之久。
但是，其出現雖久，卻並未在大明全麵鋪開，因為該稅法的主要特征，是把各州縣的田賦、徭役以及其他雜征總為一條，合並征收銀兩，按畝折算繳納。
這樣一來，固然大大簡化了稅製，方便征收稅款，同時使地方官員難於作弊，進而增加財政收入? 但也因為隻征收銀兩的原因，導致其在商品經濟尤其是貨幣流通不發達的地區嚴重“水土不服”。
利弊皆有的事情? 按照此時的官僚習慣，大抵就隻有少數人願意嚐試推廣? 更多的官員則傾向於“無為固然無功? 但至少不會因過得咎”，於是反對推廣。
當然，朝廷高層裏頭還是有改革派的，如高拱、張居正等重臣就力主推廣一條鞭法。不過，高拱雖然是此時改革派的核心人物? 也的確力主推廣，但他的推廣和原曆史上張居正在萬曆九年直接一刀切? 搞“全國強行推廣”不同。
高拱主張一地一地逐個推行? 其思路是富省先行? 中省漸隨，貧省暫緩。於是很顯然? 天下最富的江南地區? 也即應天巡撫轄區肯定是要“敢為天下先”的。
簡化行政的好處，後世人當然清楚，但“古人”也未必不懂? 那為什麽這麽簡單的事情? 在一條鞭法提出四十年後還沒搞出個名堂來？
原因很簡單：這其中的道理我雖然都明白? 但行政越複雜，我作為官吏就有越多的機會上下其手。你現在忽然說要簡化，我利益攸關啊，怎麽可能輕易答應？
阻力，就是這麽來的。
既然阻力大，那麽刀就一定要鋒利才行，於是高拱祭出了海瑞這把屠龍刀。
屠龍刀當然名不虛傳，但指望海瑞單槍匹馬“掃清妖氛”也不現實，所以海瑞的舉動還是很有針對性的——沒錯，他把主要矛頭對準了剛剛致仕回鄉不久的前內閣首輔徐階。
這段往事不必細說，隻說附帶影響。王錫爵身為蘇州首富，其家產固然大部分是繼承而來的，但這些財產的來源自然也少不了彼時官商集團的統一風格，什麽“逃田”、“詭寄”、“飛灑”、“移丘”、“換段”、“改冊”之類，那是一項都不會缺失，凡所應有，無所不有。
不過，王錫爵一貫是個聰明人，他知道以自己當時在官場的名聲地位，是不足以與海瑞爭鋒的，因此一直刻意保持低調，不肯摻和進這場“神仙打架”之中，以免成了那遭殃的凡人。
而海瑞這邊也的確隻把徐階作為首要打擊目標，對於王錫爵家中的一些事，他雖然也收到過一些百姓的告狀(注：因為海瑞鼓勵百姓伸冤，類似的告狀多得驚人，不止針對王錫爵)，但沒有直接動用國法，而是寫信給王錫爵，把那些狀告全都抄了一份送去。
這一套，海瑞對徐階也用過，算是一種“先禮後兵”。徐階一開始的時候也“給麵子”，退還了一些田地，可惜海瑞認為他退得太少太少了，這種“退還”純屬麵子工程，因此海瑞再次寫信給徐階，讓他退田一半，徐階當然不肯，於是矛盾激化。
而對於王錫爵，海瑞采取同樣的手段，取得的效果卻遠勝徐階那邊。王錫爵二話不說就按照海瑞的要求，退還了信中指出的那些田地，甚至還在回信中說自己因為學業、公務繁忙，一直很少顧及家中情況，竟不知還有這些事。他本人對此既震驚又羞愧，表示等忙過這段日子，一定會好好徹查一番，不負海公提醒之善意。
作為榜眼，他說自己以前學業繁忙倒也是個理由，旁人就算不信也不敢多說什麽，不過此時他一個南監司業，到底有什麽好忙的，那就見仁見智了。
但海瑞沒工夫理他，既然他肯退田，海瑞也就暫時偃旗息鼓了。
如果事情隻到這一步，海瑞和王錫爵之間的關係倒也談不上很差，因為至少雙方都沒有撕破臉。
王錫爵雖然損失了一些田地，但他家不是單純的“地主豪強”，是江南財閥更為典型那種“因商致富，繼而買地”。田地某種程度上來說隻是“投資不動產”，是在商業擴張一時找不到好方向、好機會時，用於“閑錢保值”的做法。
所以，損失固然是損失，但既不傷筋，也不動骨，了不起也隻是一時肉疼，忍忍也就過去了。
誰知道人算不如天算，王錫爵雖然避開了風聲最緊的一刀，卻在離任之時中了一槍流彈。
這事說來真是王先生倒黴，海瑞在應天這一通大戰下來，把江南官場得罪了個遍，徐階雖然倒了大黴，但在給門生張居正送了一筆銀子之後，張居正找到高拱，代自己的老師去說和。
高拱雖然風聞張居正收了銀子，但考慮到張居正畢竟本身是主張改革的，為徐階說和可能隻是礙於師生情麵無法推卻，於是決定收手——這裏有個前提，即徐階服軟同時也就代表江南士紳官吏對於一條鞭法的推行已經捏著鼻子認了。高拱的目的既然達到，從名聲上考慮也就不打算非得把人整死。
隻不過這一來，海瑞就被坑了。
高拱隻管政策推行是不是順利，現在事情辦妥，風聲也從張居正這邊放了出去，江南官員在大鬆一口氣的同時，就想起複仇來了——當然不是對高拱，高拱聖眷太隆，他們自忖搞不定，他們的複仇是對海瑞去的。
於是緊接著海瑞就被彈劾了，不是一封兩封，是雪片般的彈章從江南飛往通政司，進入司禮監，呈送穆宗案頭。
接下來的劇情都是大家很熟悉的套路：海瑞上疏自辯，隻不過作為外官，他不能像高務實這次謗君案一樣閉門不出，工作還是得幹的。
這一次海瑞的自辯，在時間上很碰巧，正好是京察期間。於是海瑞一事不煩二主，上了一道《被論自陳不職疏》，洋洋灑灑寫了大幾千字為自己自辯。
本來這沒王錫爵什麽事，因為王錫爵在這段時間裏挺低調的，絕不和海瑞對著幹。誰知道人在家中坐，鍋從天上來，海瑞因為被彈劾了許多莫名其妙的“細碎瑣事”，牛脾氣上來了，在自辯中針對一大堆瑣事作了比較詳細的說明和舉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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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說，海瑞這道又自辯又請辭的疏文寫了大幾千字，對至少數十起誣告都作了回答，而王錫爵這裏一共才二十四字，實在不算什麽，以穆宗皇帝的習慣來說，搞不好都沒怎麽細看，根本不礙事。
然而王錫爵是何等人？他重視名聲羽翼的程度比高務實更甚，自然是聞之大怒啊。
這件事說的是什麽？說王錫爵由南京國子監司業升轉北京國子監司業的時候，大概是覺得自己又要回京了，重用在即(升轉北京這事是高拱的意思)，於是有點膨脹，“抬轎直入二司”——架子大了點。
架子大點其實不算啥，但麻煩在於中途出了點意外，“中道致害”——海瑞沒寫明致了什麽害，但大抵應該是撞傷了人吧。於是呢，海瑞就把抬轎的轎夫抓起來打了三十板子。
放在尋常老百姓眼裏，這事自然是小事，畢竟挨打的隻不過是轎夫而已，王錫爵本人一根毫毛都沒傷著。
可是賬不是這麽算的，這板子雖然打在轎夫屁股上，可在王錫爵看來無異於打在自己臉上啊！
何況你打了也就打了，這事了不起也就在當地傳上一段時間，等過些時日大家也就忘了。可你千不該萬不該，不該把這事寫進奏疏裏去啊！
寫進奏疏，這尼瑪就在朝廷存檔了啊，我王錫爵的這張臉就這麽被你一巴掌抽到史冊裏去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梁子就這麽神奇的結下了。
海瑞得罪人是常有的事，他當時也沒在意，事後才從旁人口中得知，不過卻也沒當多大個事——反正他老人家虱子多了不癢，債多了不愁，也不差王錫爵一個。
從此之後，王錫爵再也沒和海瑞有任何來往，無論公私都沒有。所以，今日忽然接到王錫爵的信，海瑞自然一下子就嗅出其中的異味。
海瑞看了看信，卻發現這信寫得比高務實的信還要含蓄，不僅沒有提往日恩怨，甚至連“南察”二字都沒提。
王錫爵這封幾乎沒有任何油鹽的信裏，隻有一句話頗為可疑：“江南以一隅之地而供天下近半，官紳百姓久苦苛政，百業凋敝，豈足長久？”
海瑞雖然剛直，但剛直並不是遲鈍，他很快便意識到，王錫爵想要表達的意思就在這句看起來隻是泛泛而談的尋常話裏。
江南稅重，這個說法放在整個大明來看的確如此，但大明本身就是賦稅極輕得朝代，而且江南的定稅是按照洪武年間的農業水平，尤其是糧食產量來製定的。
如今時過境遷，江南經濟的主力早就不是生產糧食，而是轉為養蠶製絲、造紙印刷、瓷器船舶等行業。同時，商業方麵因為此前幾乎沒有征稅而飛速發展，民間商貿極其興盛，甚至出現了後世所謂的“資本主義萌芽”。
這種情況下，非要說江南“官紳百姓久苦苛政，百業凋敝”，純屬睜著眼睛說瞎話。
凋敝？凋敝成什麽樣？凋敝出十裏秦淮了？
你欺負我瞎啊！
不過，正如同漢弗萊爵士的名言之一，“我在說立場，與事實無關”，王錫爵這話自然也是在說立場，至於事實……那個不重要。
海瑞想明白了這一點，不禁冷笑起來：“餘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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