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時行與王錫爵日間的簡單會晤沒有達成一致看法，或者應該說兩人都沒法準確斷定高務實在本次京察中的實際目的。
京察嘛，搞掉一些對方的人，換上一些自己的人，這是正常操作，大家都是很清楚的。隻不過高務實做事對於他們而言有時候顯得太過天馬行空，很難抓住他的意圖來進行相應的準備。
申時行傾向於認為高務實打算在南京官場動大手術，換言之就是把南京的實權拿到手。
雖然說京察主要針對的是四品以下官員，南京六部的堂上官們是直接找皇帝交自陳，最終由皇帝決斷誰留誰滾蛋，但實際上四品以下官員掌握實權的並不少。
與絕大多數朝代不同，有明一代是正式實行“雙京製”的。眾所周知，南京作為中國曆史上少有的十幾個政權定都的城市，其地理優勢不言而喻。
朱元璋起兵之時就對南京的優勢非常清楚，他前期的謀臣馮國用就曾建議朱元璋先定金陵，曾向朱元璋建議：“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為根本。然後四出征伐，倡仁義，收人心，勿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
由於當時江浙的經濟優勢冠絕南方，所以占據南京就等於擁有了江浙的財富根基，因此朱元璋也能夠在處於四戰之地的情況下遊刃有餘，掃平了陳友諒、張士誠，進而北伐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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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並不代表朱元璋對定都南京是完全滿意的，其實在朱元璋的心裏，南京過於偏安一隅，不能夠穩定全國，一直有所謂“以金陵為南京，大梁(開封)為北京，朕於春秋往來巡守”的想法。
不過等到洪武十一年，朱元璋經過深思熟慮之後認為，大梁也就是開封由於地理位置是四戰之地，並不適合成為都城，但朱元璋從未放棄過尋找新的都城，他的目標有三個：“洛陽、西安、北平”。這三個城市各有優勢，不過朱元璋還沒來得及做好決定就駕崩了。
朱棣發動靖難之役奪取皇位之後，幾乎立刻開始考慮遷都問題，原因也很簡單，畢竟北京是自己的“龍興之地”，所以他非常的想給自己的承繼大統加上一個合理的理由，所謂“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外藩入承大統，而於肇跡之地，皆有升崇。”
另一方麵，北京地理位置更加利於對抗蒙古、控製北方，所以朱棣決定遷都。到了永樂十八年，北京宮殿營建完畢，朱棣徹底決定遷都北京，而改南京為留都，但是這並不代表明朝從此就把北京當成唯一的都城了。
朱棣死後，明仁宗朱高熾一度想要遷都回到南京，後來明宣宗及時叫停，從此北京的地位才開始穩固。
都城遷了，但並不代表機構也完全搬過來了。當時的情況是南京的衙門由於在遷都過程之中還得審理案子，維持全國運轉，所以就沒有裁撤，而遷都完成之後南京衙門就沒用了，所以永樂後期南京的六部前麵全部加上“南京”二字，這樣也就形成了明朝獨具特色的南京六部。
南京的六部相比北京的六部，其實看上去也沒差太多。根據大明朝廷的製度，六部各設有尚書一人(正二品)、左右侍郎各一人(正三品)，都察院設有左右都禦使(正二品)、左右副都禦史(正三品)、左右全都禦史(正四品)，下轄十三道監察禦史一百一十人。
這些機構南京也是有的，但與北京六部仍有區別：南京的六部是沒有左侍郎的，吏部的衙門也沒有員外郎，南京都察院也沒有左都禦史。
南京六部平時基本上沒有什麽事，比如南京刑部隻能管理南京的案件，別的地方的案件無權審理；南京的吏部也是隻能考核南京地區的官員。大部分的南京衙門都是養老的聖地，大家從北京退休就到南京享受待遇，不亦快哉。
但是這並不代表南京的衙門就不重要了，作為鞏固大明帝國陪都的係統，南京六部在關鍵時刻(比如說清兵入關)還是能發揮作用的，至少直接就能接管半壁江山，可見平時大家都認可“南京管理南方”這一思路。不過平時南京的最高行政機構卻不是南京的六部，而是南京的“守備會議”。
南京平時是設立一個守備的，作為替天子看守南京的存在，南京守備大部分都是王公大臣，其中絕大多數時候由魏國公出任。而由守備、參讚、內守備等官組成的守備廳會議，則是南京最高權力所在。
這個組成有一定的製度性，其中南京參讚機務是南京兵部尚書兼任的，所以南京兵部尚書也是南京六部裏麵作為特殊的存在，它確實是有實權的，而且實權很大，所謂：“故其職視五部為特重雲”。
北京六部裏麵吏部尚書被稱為“天官”，可以掌握四品以下官員的升遷任免，對於更高級官員的任免、調整，天官也有極強的建議權。但是南京六部裏麵則以南京兵部最強，可以掌握南京地區所有的軍隊訓練和守備軍費，也就是說南京兵部尚書在關鍵時刻可以調動軍隊支援北京。
不過南京的六部畢竟是陪都的六部，實際上無論幹什麽都得被北京六部牽製。比如說南京的禮部想要舉行祭祀活動就得先請示北京禮部；南京吏部的官員選拔被北京吏部掌握；南京戶部的財政雖然自己去收，但收完之後得上交給北京戶部……諸如此類。
所以實際上也有不少南京官員感覺很憋屈，畢竟雖然名字差不多，官員地位(指行政級別)按理說也一樣，但是實際上北京官員是正妻，南京官員隻能算妾侍。
申時行的看法是，高務實可能會利用南察掌控南京六部實際管理各項事務的郎中、主事們——與北京六部一樣，尚書、侍郎不可能親自管理到具體細節，細節事務的管理權都在各部各司郎中和主事的手上。
郎中正五品，主事正六品，都在南察的範疇之內。在申時行看來，高務實要直接換掉南京六部的堂上官還是很難的，但如果隻是換一些郎中、主事之流，在祭出了海剛峰之後，那就完全可能辦到，而這樣也能實際掌控南京的行政體係——反正尚書侍郎們在大事上也得聽北京的，這麽做等於把南京六部架空，上下兩不挨。
至於守備會議，南京守備勳臣是高務實捧起來的魏國公徐邦瑞，南京內守備是陳矩的人，僅剩一個南京兵部尚書又是個中立派，高務實不必插手也不會壞他的事。
不過王錫爵的觀點和申時行卻不同，他認為高務實不會“全麵開花”，而一定會有所側重。這個側重，王錫爵認為十有八九會是在財政問題上。確切的說，很可能應在南京戶部頭上。
南京戶部也是有一定實權的，它負責征收南直隸以及浙江、江西、湖廣諸省的稅糧(此四地所交稅糧幾乎占了大明一半)，同時還負責漕運、全國鹽引勘合。
特別是鹽引堪合這件事，明朝從始至終一直由南京戶部負責這一事務，其中隻有兩年南京戶部不負責這個事務：正德三年，劉瑾變法，改由北京戶部負責，“南京引板，俱令銷毀”；但在正德五年，劉瑾被誅後戶部奏請“刷印鹽引，仍隸南京戶部”，獲得批準。此後一直未變。
另外南京戶部還管全國黃冊的收藏和管理，這些東西存於南京玄武湖。順便南京戶部侍郎也因此經常兼任總理糧儲。
王錫爵的目光落點在稅款和鹽引上，他認為高務實最有可能對這兩方麵動手。
糧稅不是商稅，南京方麵管著的四省曆來是繳稅大戶，而在“海瑞戰徐階”之後，一條鞭法已經在南京諸省實行十幾年了，現在這四地都不再收取糧食等實物稅，而是通通該征銀兩、銅錢。
如今高務實做了戶部尚書，按照王錫爵對他的觀察了解來看，這位高司徒對於稅收問題格外固執，很難相信他會放心南京戶部自己搞這一套。
尤其是，南京方麵去年征收的稅額還不達標，少了七萬三千多兩銀子，理由則是去年春夏之交遭受了風災，影響了浙江等地的收成。
王錫爵當時人在蘇州，自然很清楚這件事是瞎扯。風災倒是真的，造成的影響也的確是有，可是這事和征收糧稅稅款實際上並沒有太多的關係。
為什麽？因為朝廷收稅的額度是相對固定的，不會因為你受災而變動額度。隻有一種情況除外，那就是皇帝特批，某地因受災而免稅，或者明確準許某地某年減征多少。
朱翊鈞前些年因為朝廷比過去富裕了不少，經常性批準減免稅收，其中以皇莊改革的那一年最狠，全國各地加起來減免稅款高達七十萬兩，雖然當時高務實不管財務，也差點被氣死了。
在經過他的勸諫之後，朱翊鈞才有所收斂，後續這幾年，每年在全國範圍內的免稅、減稅大多保持在三十萬兩以內。至於去年，因為定策了要開藩禁，朱翊鈞在這方麵更加嚴格，全年減免隻有十四萬兩，而這裏頭基本沒搭理江南風災這一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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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南京戶部說少收了七萬多兩稅銀是因為風災，這個理由首先在法理上就站不住腳。
其次，江南風災雖然肯定會對經濟造成損失，可江南糧稅早就不依賴江南自產的糧食了，江南諸省自己都要從湖廣買糧，這江南風災怎麽影響糧稅？湖廣糧稅也歸南京戶部管，但湖廣又沒風災，更不可能影響。
不過去年風災到底還是影響了一些經濟活動，比如桑樹如果被吹倒就會影響蠶絲產量，織廠、紙廠等工坊在風災天下也沒法開工等等，所以受災害影響更直接。
這些人裏頭又有很多是田地主，比如王錫爵這樣官商兩道皆走的家庭，因此遭災之後得找點手段彌補。
糧稅減少，實際上就是這麽來的。普通人享受不到，能享受到的都是南京戶部不願得罪的人。
王錫爵自家就是其中之一，他當然首先就會認為高務實是盯上了這件事，繼而要把手伸進南京的財政大權裏來。
申時行和王錫爵雖然沒有取得一致看法，但雙方的利益始終是比較一致的，因此回去之後都開始按照自己的思路進行布置。
申時行給南京方麵的心學派高官再次寫信，提醒他們不要隻顧著自己寫自陳，還要多關注手下的心學派僚屬，至少在給他們的考語上一定要往好了寫，同時也要在其他各個方麵注意“保護幹部”。
王錫爵則更直接，首先給自己家裏寫了信，讓他們把賬目好好整理一番，務必讓每一條收支都“合情合理合法”，最起碼不能比其他人家玩得過分，以免在接下來的調查中出了什麽紕漏。
緊接著又寫信給南京戶部中的相關官員，也讓他們立刻查賬，把該“平”的賬目趕緊填平，每一條收支都得明晰清楚，至少看起來要是沒有問題的。
具體到去年的風災減征，王錫爵雖然不肯把話落在筆墨之上，但也暗示南京方麵，一定要死咬“災情之下，不忍強征”這一條，千萬不能往其他理由上攀扯。
不要管是不是有人拿製度說事，你們隻管說不忍強征就完事了。
這個道理很簡單，製度就擺在那裏，繞是繞不過去的，但“不忍強征”就把這事拔高到道德問題上來了。道德在大明朝是什麽地位不必多說，隻要把稅收不上來從法律問題轉化成道德問題，性質就大不一樣，哪怕最終高務實找到借口要清查，對此也隻能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正人君子”在這個社會裏享有很神奇的豁免權，有時候連違法都不能加罪。
兩位閣老君子忙完這些，都自覺安心了不少，接下來就隻能等著高務實出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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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說京察主要針對的是四品以下官員，南京六部的堂上官們是直接找皇帝交自陳，最終由皇帝決斷誰留誰滾蛋，但實際上四品以下官員掌握實權的並不少。
與絕大多數朝代不同，有明一代是正式實行“雙京製”的。眾所周知，南京作為中國曆史上少有的十幾個政權定都的城市，其地理優勢不言而喻。
朱元璋起兵之時就對南京的優勢非常清楚，他前期的謀臣馮國用就曾建議朱元璋先定金陵，曾向朱元璋建議：“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為根本。然後四出征伐，倡仁義，收人心，勿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
由於當時江浙的經濟優勢冠絕南方，所以占據南京就等於擁有了江浙的財富根基，因此朱元璋也能夠在處於四戰之地的情況下遊刃有餘，掃平了陳友諒、張士誠，進而北伐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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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等到洪武十一年，朱元璋經過深思熟慮之後認為，大梁也就是開封由於地理位置是四戰之地，並不適合成為都城，但朱元璋從未放棄過尋找新的都城，他的目標有三個：“洛陽、西安、北平”。這三個城市各有優勢，不過朱元璋還沒來得及做好決定就駕崩了。
朱棣發動靖難之役奪取皇位之後，幾乎立刻開始考慮遷都問題，原因也很簡單，畢竟北京是自己的“龍興之地”，所以他非常的想給自己的承繼大統加上一個合理的理由，所謂“自昔帝王，或起布衣，平定天下，或外藩入承大統，而於肇跡之地，皆有升崇。”
另一方麵，北京地理位置更加利於對抗蒙古、控製北方，所以朱棣決定遷都。到了永樂十八年，北京宮殿營建完畢，朱棣徹底決定遷都北京，而改南京為留都，但是這並不代表明朝從此就把北京當成唯一的都城了。
朱棣死後，明仁宗朱高熾一度想要遷都回到南京，後來明宣宗及時叫停，從此北京的地位才開始穩固。
都城遷了，但並不代表機構也完全搬過來了。當時的情況是南京的衙門由於在遷都過程之中還得審理案子，維持全國運轉，所以就沒有裁撤，而遷都完成之後南京衙門就沒用了，所以永樂後期南京的六部前麵全部加上“南京”二字，這樣也就形成了明朝獨具特色的南京六部。
南京的六部相比北京的六部，其實看上去也沒差太多。根據大明朝廷的製度，六部各設有尚書一人(正二品)、左右侍郎各一人(正三品)，都察院設有左右都禦使(正二品)、左右副都禦史(正三品)、左右全都禦史(正四品)，下轄十三道監察禦史一百一十人。
這些機構南京也是有的，但與北京六部仍有區別：南京的六部是沒有左侍郎的，吏部的衙門也沒有員外郎，南京都察院也沒有左都禦史。
南京六部平時基本上沒有什麽事，比如南京刑部隻能管理南京的案件，別的地方的案件無權審理；南京的吏部也是隻能考核南京地區的官員。大部分的南京衙門都是養老的聖地，大家從北京退休就到南京享受待遇，不亦快哉。
但是這並不代表南京的衙門就不重要了，作為鞏固大明帝國陪都的係統，南京六部在關鍵時刻(比如說清兵入關)還是能發揮作用的，至少直接就能接管半壁江山，可見平時大家都認可“南京管理南方”這一思路。不過平時南京的最高行政機構卻不是南京的六部，而是南京的“守備會議”。
南京平時是設立一個守備的，作為替天子看守南京的存在，南京守備大部分都是王公大臣，其中絕大多數時候由魏國公出任。而由守備、參讚、內守備等官組成的守備廳會議，則是南京最高權力所在。
這個組成有一定的製度性，其中南京參讚機務是南京兵部尚書兼任的，所以南京兵部尚書也是南京六部裏麵作為特殊的存在，它確實是有實權的，而且實權很大，所謂：“故其職視五部為特重雲”。
北京六部裏麵吏部尚書被稱為“天官”，可以掌握四品以下官員的升遷任免，對於更高級官員的任免、調整，天官也有極強的建議權。但是南京六部裏麵則以南京兵部最強，可以掌握南京地區所有的軍隊訓練和守備軍費，也就是說南京兵部尚書在關鍵時刻可以調動軍隊支援北京。
不過南京的六部畢竟是陪都的六部，實際上無論幹什麽都得被北京六部牽製。比如說南京的禮部想要舉行祭祀活動就得先請示北京禮部；南京吏部的官員選拔被北京吏部掌握；南京戶部的財政雖然自己去收，但收完之後得上交給北京戶部……諸如此類。
所以實際上也有不少南京官員感覺很憋屈，畢竟雖然名字差不多，官員地位(指行政級別)按理說也一樣，但是實際上北京官員是正妻，南京官員隻能算妾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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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中正五品，主事正六品，都在南察的範疇之內。在申時行看來，高務實要直接換掉南京六部的堂上官還是很難的，但如果隻是換一些郎中、主事之流，在祭出了海剛峰之後，那就完全可能辦到，而這樣也能實際掌控南京的行政體係——反正尚書侍郎們在大事上也得聽北京的，這麽做等於把南京六部架空，上下兩不挨。
至於守備會議，南京守備勳臣是高務實捧起來的魏國公徐邦瑞，南京內守備是陳矩的人，僅剩一個南京兵部尚書又是個中立派，高務實不必插手也不會壞他的事。
不過王錫爵的觀點和申時行卻不同，他認為高務實不會“全麵開花”，而一定會有所側重。這個側重，王錫爵認為十有八九會是在財政問題上。確切的說，很可能應在南京戶部頭上。
南京戶部也是有一定實權的，它負責征收南直隸以及浙江、江西、湖廣諸省的稅糧(此四地所交稅糧幾乎占了大明一半)，同時還負責漕運、全國鹽引勘合。
特別是鹽引堪合這件事，明朝從始至終一直由南京戶部負責這一事務，其中隻有兩年南京戶部不負責這個事務：正德三年，劉瑾變法，改由北京戶部負責，“南京引板，俱令銷毀”；但在正德五年，劉瑾被誅後戶部奏請“刷印鹽引，仍隸南京戶部”，獲得批準。此後一直未變。
另外南京戶部還管全國黃冊的收藏和管理，這些東西存於南京玄武湖。順便南京戶部侍郎也因此經常兼任總理糧儲。
王錫爵的目光落點在稅款和鹽引上，他認為高務實最有可能對這兩方麵動手。
糧稅不是商稅，南京方麵管著的四省曆來是繳稅大戶，而在“海瑞戰徐階”之後，一條鞭法已經在南京諸省實行十幾年了，現在這四地都不再收取糧食等實物稅，而是通通該征銀兩、銅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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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錫爵當時人在蘇州，自然很清楚這件事是瞎扯。風災倒是真的，造成的影響也的確是有，可是這事和征收糧稅稅款實際上並沒有太多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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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裏頭又有很多是田地主，比如王錫爵這樣官商兩道皆走的家庭，因此遭災之後得找點手段彌補。
糧稅減少，實際上就是這麽來的。普通人享受不到，能享受到的都是南京戶部不願得罪的人。
王錫爵自家就是其中之一，他當然首先就會認為高務實是盯上了這件事，繼而要把手伸進南京的財政大權裏來。
申時行和王錫爵雖然沒有取得一致看法，但雙方的利益始終是比較一致的，因此回去之後都開始按照自己的思路進行布置。
申時行給南京方麵的心學派高官再次寫信，提醒他們不要隻顧著自己寫自陳，還要多關注手下的心學派僚屬，至少在給他們的考語上一定要往好了寫，同時也要在其他各個方麵注意“保護幹部”。
王錫爵則更直接，首先給自己家裏寫了信，讓他們把賬目好好整理一番，務必讓每一條收支都“合情合理合法”，最起碼不能比其他人家玩得過分，以免在接下來的調查中出了什麽紕漏。
緊接著又寫信給南京戶部中的相關官員，也讓他們立刻查賬，把該“平”的賬目趕緊填平，每一條收支都得明晰清楚，至少看起來要是沒有問題的。
具體到去年的風災減征，王錫爵雖然不肯把話落在筆墨之上，但也暗示南京方麵，一定要死咬“災情之下，不忍強征”這一條，千萬不能往其他理由上攀扯。
不要管是不是有人拿製度說事，你們隻管說不忍強征就完事了。
這個道理很簡單，製度就擺在那裏，繞是繞不過去的，但“不忍強征”就把這事拔高到道德問題上來了。道德在大明朝是什麽地位不必多說，隻要把稅收不上來從法律問題轉化成道德問題，性質就大不一樣，哪怕最終高務實找到借口要清查，對此也隻能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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