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亥京察的結束，看似一場風波已經過去，但正所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下來高務實的動作並未稍停，甚至頗有些打算勢如破竹、乘勝追擊的意思。心學派一方更是覺得壓力巨大，應接不暇。
丁亥京察事畢的次日，高務實便上疏言及此前《取用疏》得到批準之後，他與戶部同僚和衷共濟，終於將預定增設的兩署十一司編製及規章製度擬定完畢，隨時可以上呈以奏。
兩署十一司之兩署，即預定增設的戶部審計署、戶部關稅署。按照高務實在《取用疏》中所言，戶部也要效仿兵部“四侍郎製”，另外增設兩名侍郎，專職分管兩署。
朝野共知的是，戶部增設兩侍郎和昔日高拱在兵部增設兩侍郎，其實是大不相同的。
兵部增設兩侍郎，基本上隻是多了兩個侍郎官職。其中戎政侍郎相當於給京營直接空降一位文官去領導，在兵部內部並沒有新設機構，可以說戎政侍郎的直接“下屬”就是京營。
另一位侍郎則更多地像是儲備幹部。高拱的本意是一旦某地有事，或者某重要疆臣意外出缺，朝廷可能一時找不到人選接替，如此兵部的這位侍郎便可以直接頂上。
這位侍郎在兵部任職期間，主要任務便是留心各地防務現狀，做到對各方邊情都有充分了解，隨時能夠完美接替任何出缺的重要疆臣(一般指九邊地區的總督)。那麽換句話說，兵部也無需為此另設機構。
無需另設機構，意味著雖然增加了兩位三品大員，但這一改革仍不能算作是“結構性”的改革，它是作為現有體係下的某種補充完善而出現的。
高務實的戶部四侍郎製改革卻顯然不同與此，其不僅增設了兩位侍郎，更關鍵的是增設了兩署十一司，這是典型的結構性變化。這一變化最直觀的改變，就是戶部變得更加膨脹了。
眾所周知，六部的地位排序是“吏、戶、禮、兵、刑、工”，戶部在六部之中的地位僅次於掌管天下銓務的吏部。
這一點甚至從別稱上都能看得出來：吏部尚書號稱天官，戶部尚書號稱地官。剩餘四部尚書則隻能靠後一檔，各分春夏秋冬四官：禮部春官，兵部夏官，刑部秋官，工部冬官。
與此同時，如果論編製規模，則戶部反超吏部，同時也力壓其餘四部，一直是朝廷的第一大衙。[注：吏部編製不大，別說比戶部了，它比兵部、刑部、工部都小，大抵隻和禮部相當。]
本來就是最大的衙門，現在還要繼續膨脹，而且一膨脹就要直接多出十一個司，這就太驚人了。
司是什麽級別？按理說也不高，主管官員為郎中，級別為正五品，尚不及一知府。
然而大明與韃清不同，韃清是京官不如外官，因為外官權力既大，油水也足；大明是外官不如京官，京官不僅地位明顯高於外官，而且升官容易，權力也大，同時還不像外官一樣天天被都察院盯著(這裏的都察院包括以都察院本職外派的巡撫、巡按)。
京官中的任何一位郎中，隻要他自問行得正坐得直，是完全不虛七品禦史的。外官則不然，頭頂就有一位按台老爺在，哪怕你是二品布政使，見了那區區七品的按台，不少時候都得自稱下官，彎腰賠笑。
況且現在六部之中的吏部、禮部、兵部、工部這四個部都各自隻有四個司，而戶部本就是按照十三省(布政司)分的十三個司(刑部也是)，這樣你還要直接增加十一個司，不嫌誇張嗎？
然而高務實不嫌誇張，在他的思維裏，三省六部製中的戶部本來就叫做民部，事關民生的事情按理幾乎都歸戶部管，這如果放在後世是什麽概念？
那意味著戶部至少相當於發改委、財政部、人社部、農業部、工信部、民政部、資源部、商務部、審計署、人民銀行、國資委、國稅總局、統計局、市監局的集合體。
與此同時，諸如交通部、水利部、住建部、文旅部等的部分職能，戶部也有不同程度的涉及。
如此來看，光按十三省來分各司，顯然是不夠用的，必須進一步專業化、直屬化才能把各項工作條理清晰地辦好，而不是讓很多事情找不到對口的衙門，最後鬧來鬧去互相扯皮。
打個比方，就說鹽務問題，廣鹽侵蝕淮區，南京戶部始終管不好是為什麽？原因當然有很多，但其中有一條必然不能忽視：南京戶部管不著廣東的財政，包括鹽務。
南京戶部可以管南直隸以及浙江、江西、湖廣的糧稅征收，但這裏隻是糧稅，其餘絕大多數財政事務仍由北京戶部管轄，至於廣東，那就更和南京戶部毫無幹係了。
換句話說，從南京戶部派出到揚州的鹽務官員，隻能管理淮區鹽務，對於廣鹽的侵蝕他插不上手，頂多隻能上奏到皇帝麵前，讓皇帝來宸斷並下旨解決。
然而與此同時，由於南北二京的戶部名義上是同級而並不互相隸屬的，因此北京戶部又管不著上司為南京戶部的淮區鹽務，如此它顯然也不大可能為了淮區鹽務的穩定，去責怪自己管轄的廣鹽——老子的兒郎們就是這麽能打，你待怎的？有本事咬我啊！
你瞧，這就壞菜了。
所以高務實很反感這種行政權力被分割，導致事權不統一，各地之間互相扯皮的結構。這種分裂造成了無法形成“全國一盤棋”的各自為政，使各種事情陷入內耗，最終損害的是國家的整體利益。
因此他一直認為，光是按照十三省來分司財權是有問題的，何況大明的行政結構也很獨特，它在十三省之外還有兩京(南直隸、北直隸)，因此很多專門的事項必須設立專門的機構來統管，同時還得把兩京的特權取消，一並來管轄。
當然，鑒於南京六部也有積極意義，高務實倒也不是說非要讓整個南京六部完全變成養老院，隻是必須把“南北並立”的局麵改掉，明確以北京六部為主導，南京方麵不能獨外於天下。惟其如此，才能政令暢通，上下齊心。
這些道理對於高務實而言是無須解釋的，他有這樣的心思和舉動也幾乎是一種本能，畢竟紅朝的經驗擺在那裏，好與不好自有效果說話。
唯一要注意的，大概就是權力越大便越需要監管得力。眼下戶部由他自己掌舵還好說，可將來萬一他調任了，這樣的一個大戶部就千萬出不得問題，否則一不小心，結果就是災難性的。
不過他才上任兩個月左右，朝廷的財政窘迫也不可能立刻就得到根本性改善，顯然皇帝暫時還不可能將之調職，所以還不必過於著急，監管問題到時候再議也來得及。
當務之急，還是先把大戶部的架子搭起來再說。
心學派在本次丁亥南察中，損失了大本營南直隸地區不少位置，士氣方麵比較低落。高務實這道奏疏上去，雖然申時行和王錫爵都大為緊張，外界對此也議論紛紛，但卻沒有形成太大的阻力。
次日一早，朱翊鈞的聖旨就下來了，批準同意戶部進行四侍郎製度改革，增設右侍郎兩名，分管即將設立的審計署與關稅署。
與此同時，聖旨中還明確要求戶部尚書高務實盡快舉薦兩侍郎及十一司郎中、員外郎、主事等各級官員，要求他與吏部商議之後立刻上報。如吏部與他有不同意見，則兩種意見同時上報，“朕自有宸斷”。
話雖如此，其實不管是皇帝還是外廷其他官員，大家都覺得這句話隻是句套話。吏部乃是實學派自隆慶四年年初以來一直的大本營，楊巍雖然不能算是完完全全的實學派，但從一直以來的表現看，顯然他不可能反對高務實的舉薦，所謂意見衝突這種情況根本不會存在。
這麽一來，高務實位於昭回靖恭坊的尚書高府再次變得門庭若市起來，形形色色各類官員都想方設法希望引起高務實的注意——這多麽官帽子掌握在他手裏，而且一聽名目就知道幾乎全是實權職務，誰不想去分一杯羹？
不過很可惜，高務實府上“高掛免戰牌”，門子客客氣氣告知前來拜訪的官員們同一句話：“老爺交待，近來事忙無暇會客，還請貴客體諒則個。”
別說其他官員了，便是實學派出身的官員都進不了高府大門。那就沒法了，大夥兒隻好陪著笑臉，留下自己的拜帖告辭而去。
高務實倒也不是故意做作，眼下這種敏感時刻，他的確不便會客，否則你有你的淵源，他有他的關係，大家都跑來求官，高務實到底給誰不給誰？無論怎麽做都不好，還容易遭人非議——這幾乎是必然的。
事實上，對於分管兩署的兩位侍郎人選，高務實心裏其實已經有了決定。
主審計署的戶部右侍郎，高務實打算舉薦楊俊民，主關稅署的戶部右侍郎，高務實打算舉薦趙於敏。
楊俊民字伯章，號本菴，乃是故兵部尚書楊博之子。其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拜官戶部主事，曆任禮部郎中。隆慶初年升為河南提學副使，萬曆初年曾任太仆少卿。其父楊博辭官退休，楊俊民也主動辭官，侍奉父親回鄉。
後來楊博去世，他在丁憂期滿之後起為原官，今年丁亥京察正好考滿，考績為優，滿足升遷條件。
高務實用楊俊民，雖然一部分原因是出於派係考慮，需要將晉黨繼續團結在實學派內，並且保持其作為自己主要臂助的目的，但另一部分原因則是楊俊民本身精於財務。
這個年代的山西官員比較另類，其中表現優秀的大抵分為兩種：一種精於邊務，一種精於財務，楊俊民屬於後者。
在原曆史上，楊俊民在萬裏十九年至萬曆二十七年這長達八年的時間裏，一直官居戶部尚書一職，隻此一點便看得出他長處所在。
要知道，戶部尚書這個位置可不好幹，尤其是碰上朝廷用度開銷巨大的年景，一個弄不好就是丟官去職，甚至被追究責任的下場。終明一朝，戶部尚書“出事”的幾率非常之高，完全稱得上是高危職業。
楊俊民顯然不算運氣好，因為在他任職戶部尚書的這段時間裏，爆發了援朝抗倭之戰。
雖說此戰真正的軍費其實是以朱翊鈞內帑提供為主，戶部隻能算打了個下手，然而爆發這樣規模且持續數年的大戰，對於國內的經濟也是有嚴重影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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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俊民的功勞就在於，沒有讓此戰嚴重影響道國內的民生，各項經濟指數基本平穩，也因此他的位置才坐得穩穩當當。
當然，彼時遼東的情況還是比較慘的，不過高務實不能拿他跟自己比——人家可不是幾百年後穿越回來的。
不過高務實不打算讓楊俊民分管關稅署，因為楊家本身也是大富之家，族中產業頗多，同時也做邊貿買賣，與土默特的貿易額相當不小。
雖然不曾聽說楊俊民本人在原曆史有什麽經濟問題，但高務實為了避免出現“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監督自己”的情況，還是打算讓他管理審計而非關稅。
至於趙於敏，這是高務實的老熟人了，在廣西時便已熟識。而且趙於敏在京中沒什麽厲害靠山，因此很早便於高務實搭上了線。後來在一些事情上趙於敏也一直都站在高務實的陣營裏，不曾有所動搖。
另外，或許是趙於敏在廣西時便見識了高務實的經濟手段，他此後在外地為官時也照本宣科地模仿過不少，效果倒也不差，看起來對財政工作有一定的理解。
趙於敏已經做到湖廣右布政，單從品級上來說完全可以調任戶部侍郎。同時，高務實也需要從自己的人裏提拔一部分，這樣才能形成向心力。
隻不過這兩個任命有一點點小問題：楊俊民和趙於敏都是山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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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今天家裏有客，沒法加更了，順延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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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署十一司之兩署，即預定增設的戶部審計署、戶部關稅署。按照高務實在《取用疏》中所言，戶部也要效仿兵部“四侍郎製”，另外增設兩名侍郎，專職分管兩署。
朝野共知的是，戶部增設兩侍郎和昔日高拱在兵部增設兩侍郎，其實是大不相同的。
兵部增設兩侍郎，基本上隻是多了兩個侍郎官職。其中戎政侍郎相當於給京營直接空降一位文官去領導，在兵部內部並沒有新設機構，可以說戎政侍郎的直接“下屬”就是京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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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侍郎在兵部任職期間，主要任務便是留心各地防務現狀，做到對各方邊情都有充分了解，隨時能夠完美接替任何出缺的重要疆臣(一般指九邊地區的總督)。那麽換句話說，兵部也無需為此另設機構。
無需另設機構，意味著雖然增加了兩位三品大員，但這一改革仍不能算作是“結構性”的改革，它是作為現有體係下的某種補充完善而出現的。
高務實的戶部四侍郎製改革卻顯然不同與此，其不僅增設了兩位侍郎，更關鍵的是增設了兩署十一司，這是典型的結構性變化。這一變化最直觀的改變，就是戶部變得更加膨脹了。
眾所周知，六部的地位排序是“吏、戶、禮、兵、刑、工”，戶部在六部之中的地位僅次於掌管天下銓務的吏部。
這一點甚至從別稱上都能看得出來：吏部尚書號稱天官，戶部尚書號稱地官。剩餘四部尚書則隻能靠後一檔，各分春夏秋冬四官：禮部春官，兵部夏官，刑部秋官，工部冬官。
與此同時，如果論編製規模，則戶部反超吏部，同時也力壓其餘四部，一直是朝廷的第一大衙。[注：吏部編製不大，別說比戶部了，它比兵部、刑部、工部都小，大抵隻和禮部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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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明與韃清不同，韃清是京官不如外官，因為外官權力既大，油水也足；大明是外官不如京官，京官不僅地位明顯高於外官，而且升官容易，權力也大，同時還不像外官一樣天天被都察院盯著(這裏的都察院包括以都察院本職外派的巡撫、巡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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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且現在六部之中的吏部、禮部、兵部、工部這四個部都各自隻有四個司，而戶部本就是按照十三省(布政司)分的十三個司(刑部也是)，這樣你還要直接增加十一個司，不嫌誇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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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意味著戶部至少相當於發改委、財政部、人社部、農業部、工信部、民政部、資源部、商務部、審計署、人民銀行、國資委、國稅總局、統計局、市監局的集合體。
與此同時，諸如交通部、水利部、住建部、文旅部等的部分職能，戶部也有不同程度的涉及。
如此來看，光按十三省來分各司，顯然是不夠用的，必須進一步專業化、直屬化才能把各項工作條理清晰地辦好，而不是讓很多事情找不到對口的衙門，最後鬧來鬧去互相扯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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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一早，朱翊鈞的聖旨就下來了，批準同意戶部進行四侍郎製度改革，增設右侍郎兩名，分管即將設立的審計署與關稅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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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俊民字伯章，號本菴，乃是故兵部尚書楊博之子。其為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拜官戶部主事，曆任禮部郎中。隆慶初年升為河南提學副使，萬曆初年曾任太仆少卿。其父楊博辭官退休，楊俊民也主動辭官，侍奉父親回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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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高務實不打算讓楊俊民分管關稅署，因為楊家本身也是大富之家，族中產業頗多，同時也做邊貿買賣，與土默特的貿易額相當不小。
雖然不曾聽說楊俊民本人在原曆史有什麽經濟問題，但高務實為了避免出現“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監督自己”的情況，還是打算讓他管理審計而非關稅。
至於趙於敏，這是高務實的老熟人了，在廣西時便已熟識。而且趙於敏在京中沒什麽厲害靠山，因此很早便於高務實搭上了線。後來在一些事情上趙於敏也一直都站在高務實的陣營裏，不曾有所動搖。
另外，或許是趙於敏在廣西時便見識了高務實的經濟手段，他此後在外地為官時也照本宣科地模仿過不少，效果倒也不差，看起來對財政工作有一定的理解。
趙於敏已經做到湖廣右布政，單從品級上來說完全可以調任戶部侍郎。同時，高務實也需要從自己的人裏提拔一部分，這樣才能形成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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