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薩摩藩，島津家內城臨近處的清水城中，一座高達七層的日式大樓聳然而立。
此樓的正門處掛著明式的牌匾，高書“水晶樓”三個朱紅金邊的大字。這三個字乃是用極其標準的台閣體寫就，一筆一劃、一絲一毫都堪稱無可挑剔。
前來遠遠觀摩的所有人都不覺得奇怪，因為現在全日本都知道，這三個大字乃是大明朝兩百年來唯一的六首狀元高務實的墨寶。
這位時任明廷太子太師、戶部尚書的“唐人”大儒，即便在日本也是鼎鼎大名。尤其還有一點眾所周知的是，他的真跡墨寶流傳極少。對於某些公卿望族、強力大名而言，頗有些遺憾不能將水晶樓的牌匾搶回去掛在自家房子上。
之所以不能搶，首先當然是島津家不好惹，錯非是關白去年發二十幾萬大軍來戰，島津家此時至少也已經獨霸九州(島)了。
當今之日本，假若不計惣無事令(總無事令)的話，敢說能和島津家一戰的恐怕一隻手都數得清，無非是德川、毛利、北條那幾位，連伊達都不見得有多大把握。
但這還不是最關鍵的問題，畢竟島津家剛作為出頭的椽子被關白給教訓了，不僅封地大減，兵力損失也不小，而且他家又偏僻得很，搶完了就跑，島津家也不可能追殺過去。
水晶樓最大的倚仗是它自己的身份：大明北洋海貿同盟駐日總商會所在。
既然是北洋海貿同盟，那這個麵子就誰都不敢不給了。有傳言說，關白聽說北洋海貿同盟把總商會設在島津家的清水城時，不僅氣得連摔了好幾個貴重的瓷器，甚至連平時最親近的幾位家老都有兩位挨了罵。
有一點需要注意，此時此刻的豐臣秀吉還沒有下達《身份統製令》，士農工商四個主要階層還能互相轉化(當然高轉低容易，低轉高就很難)，再加上所謂的日本戰國目前還缺關東和東北一角沒有統一，故而商人的力量依舊得到尊重，即便豐臣秀吉也還不會輕易針對日本商人。
明明在說北洋海貿同盟，為何又說豐臣秀吉目前還不會輕易針對日本商人呢？因為北洋海貿同盟在日本的地位比較特殊，其中豐臣秀吉實際上能動的也隻有其本國商人。
海貿同盟地位如何特殊？如果非要簡單的說，那就是日本現在的對外貿易全都得看海貿同盟的臉色行事。
之前提到過日本和葡萄牙、西班牙人的“南蠻貿易”，這一貿易最開始的時候和海貿同盟沒有什麽關係，但後來海貿同盟以及南洋艦隊掌握了東洋、南洋的絕對製海權之後，“南蠻貿易”也自然進入了海貿同盟的“管轄範圍”之內。
最簡單的道理就是，如果海貿同盟現在不允許葡萄牙、西班牙商船來日，日本就一艘“南蠻”船都見不到了，“南蠻貿易”自然也就消泯於無形。
但南蠻貿易目前對日本也很重要，忽然中斷這項貿易所可能導致的後果，即便是豐臣秀吉也不會輕易嚐試。
更何況，除了“南蠻貿易”之外，北洋海貿同盟自身最核心的威懾力則是明日貿易。這一點不必多解釋，哪怕江南商幫和海貿同盟關係不睦，但在國內時高務實或許需要考慮一下政治影響，在日本周邊那可就……你船沉了關我什麽事？
現在的日本是很難承受明日貿易中斷帶來的危害的，就像此前提到過的“寧波事件”一樣，被大明斷了貿易的日本想方設法要恢複商路而不可得，導致各種連環變數。
這一點其實在原曆史也有不少體現，比如關原合戰之後，或者更準確的說是德川幕府建立之後，德川家康就通過各種渠道、各種手段多次聯係大明，表示希望大明開放貿易，還為此提出了好幾種貿易模式供大明選取——當然大明沒搭理他。
要不是明末的時候朝廷控製力變弱，大明官方雖然沒有開放貿易，但私人走私貿易又開始盛行起來的話，德川家康最後一次聯係時所威脅的要出兵和大明再打一仗，搞不好都要出現了。
這就是大明在東亞貿易體係中的地位：我沒了誰都無關緊要，誰沒了我都得哭爹喊娘。
在高務實來到大明並開始幹涉這些海洋貿易之前，明日兩國進行貿易從其性質來看，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從明成祖時正式形成規定，嘉靖年間官方貿易結束，這是官方貿易階段；爭貢之役之後，則進入了私商貿易，也就是民間貿易階段。
大明建立初期，日本的社會情況也十分混亂，浪人、武士以及牟求利益的商人組成海盜侵擾大明的東南沿海地區。明太祖時期派使臣入日本，要求日本管製倭寇，則兩國可以友好相處，但是礙於懷良親王的破壞，並未完成。
當時的幕府將軍足利義滿發現中日貿易有利可圖，於永樂四年派遣使臣來到大明，表示希望與大明建立貿易關係，因此在永樂四年時勘合貿易正式建立。
大明規定：日本朝貢的規模為兩艘船，200人，十年來朝貢一次，而且不能私帶刀槍。到足利義持時期，對沿海倭寇不加管製，兩國的貿易終止。
足利義教時期，日本又派使臣來到大明，請求兩國貿易交往。明仁宗準許，而此時的規模限定從兩艘船變成了三艘船，200人變成了300人，允許攜帶刀槍，但是不要超過3000，唯一沒有變的還是十年進行一次朝貢貿易。
此時，兩國貿易處於官方壟斷狀態，而且大明規定“非入貢即不許互市”。兩國之間的勘合貿易形成定製，此後日本都要依照此規模對明朝進行朝貢。
後來日本發現倒賣大明的產品可以獲取豐厚的利潤，於是在雙方進行官方貿易往來的同時，商人隨著朝貢船隊來華，日本所搭載的貨物也超過大明規定，而且來的時間也不定期，有時三五年，有十五六年，大明對明日兩國勘合貿易的規定也猶如一紙空文，對日本也幾乎沒有了約束作用。
直到在嘉靖二年，日本大名細川氏和大內氏在寧波“爭貢之役”的爆發，標誌著明日兩國官方勘合貿易的結束。
爭貢之役的十六年以後，大名大內氏再次申請與明朝進行勘合貿易。明廷依然重申之前的規定，即船不能超過3艘，人不過300，每十年進行一次貿易。
然而此時，私市貿易已經興盛。“嘉靖二十三年，複來貢，未及期，且無表文，部臣謂不當納，卻之，其人利互市，留海濱不去”。
可見嘉靖二十三年時，日本來朝貢但是並未攜帶官方的表文，大明官方也沒有接受日本納貢。於是日本將帶來的貨物在雙嶼與私商進行了貿易——也就是說日本此時已經不再重視與大明的官方貿易，隻是以朝貢的名義，來到大明與私商進行貿易，進而謀取更大利潤。
這種貿易成為了明日貿易的主要形式，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日本中央權力的衰落，朝貢的權利從將軍手中落入了各大名手中，而且明日兩國商品經濟的發展，也促使私人貿易最終取代官方貿易。
隨著海貿同盟的崛起，尤其是在高拱主導了“隆慶開關”之後，雙嶼等非法私港地位下降，高務實京華係私港擁有了合法出海的地位，逐漸使得之後的京華艦隊成為明日貿易的中流砥柱。
當京華又把勳貴集團綁上戰船之後，這種“主力地位”就繼續加強，直到如今幾乎可以稱之為壟斷。
此前又說過，豐臣秀吉的所謂統一其實很不徹底，無論德川、毛利還是島津，其臣服都是有條件的，更別說現在正想打而還沒打的後北條氏那邊了。
這就導致豐臣秀吉在處理與他們相關的事務時也得評估一下對方可能出現的反應，諸如這種明日貿易中斷之類的舉動顯然不能做，要不然利益極大受損的各家豈能不怒？鬼知道他們一旦同時因為某事而發怒的時候，會不會聯合起來針對自己？
豐臣秀吉現在一門心思都是轉移日本的內部矛盾，怎麽可能做出激化內部矛盾的事來——激化北條無所謂，但是激化已經臣服的德川、毛利、島津這批人，那就實在太不智了。
水晶樓的建設一開始就引得全日本關注，甚至附帶地為島津家做了很大的宣傳，大大的增長了一波名聲。
為此，島津家不知道哪根筋搭錯了線，突然幹了一件讓不少日本人瞠目結舌的事：他們考證了一下自家祖先的血係來源，宣布自家祖上其實是“唐人”——也就是中國人。
沃特？
但是不要驚訝，島津家這個說法還真有不少人信，原因是一直以來日本人對島津家的來曆都有兩個說法。
關於島津家的源起，第一個說法是：近衛家的家臣惟宗忠久為島津氏的始祖，但忠久之祖傳說是中國大陸漂洋過海來到此地的，其名為“弓月君”的一族。弓月君自稱是秦始皇的子孫，故以秦為名，其族則稱為秦族。
至於另一說則為忠久是源賴朝的七男，是賴朝與其家臣比企能員之妹，丹後局所生之子。源賴朝開幕後，島津家遂成為地方諸侯。1193年，源賴朝任命忠久為日向島津莊地頭。不久後，追加被任命為薩摩、大隅、日向三國的守護職。忠久到任後，根據莊名更姓為島津，島津家就這樣成立了。
島津家忽然跳出來說自己是“秦人”後裔，就等於否認了自家出身源氏。理論上來說，這是極其危險的舉動，因為按照傳統來說，源氏、平氏、藤原氏和橘氏這四大姓氏才是日本除皇室之外的尊貴姓氏。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屬於統治基礎，是其統治合法性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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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津氏是在作死嗎？當然不是。豐臣秀吉原先連姓氏都沒有，現在不也當著太政大臣，是日本關白麽？可見隻要實力在手，血統其實也就那麽回事。
當然了，豐臣秀吉能當關白背後也有故事。在日本的律令製度下，公家最高的職位是太政大臣，看日本官製表就可以得知：太政大臣“一枝獨秀”、“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是律令製度下的最高位官員。
這個官位在定義上是“天皇的老師”，屬於“如果沒有適當人選，可以保持缺位”的極高榮譽，位極人臣而且原本手中掌有相當大的實權。不過，在“關白”一職出現之後，太政大臣的政治力遭到架空、成為一個“榮銜”。
要成為太政大臣，幾乎可說是沒有任何血緣上的限製，隻要天皇願意任命，你就可以當。在武家社會中，也曾經有人被任命為太政大臣過：平清盛，“平家物語”中那位一手築起平家榮華富貴的人物。
但是關白則有所不同，如果去查日本官製表，就會發現“關白”這兩個字根本不存在於日本官製表上。
其實關白是令外官，屬性非常的特殊。關白又名“執柄”、唐名為“博陸”，(出典為博陸宣成侯霍光。)而“關白”二字本身也出自漢書霍光傳：“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禦天子”。
於是關白一“職”始創於仁和三年(887年)宇多天皇任命藤原基經的詔書裏頭，藤原基經也是日本史上第一位關白。
基本上，天皇年幼的時候如果有攝政，那麽天皇長大後，攝政就會進位為關白，而關白隻有藤原家的人能當——更嚴謹的說法是，關白隻有“藤原北家”的人能當。雖說一樣都姓藤原，但京家、式家跟南家就想都不用想。
那可能有人會問：為什麽戰國記錄會看到“關白九條某某”、“關白近衛某某”？不是說隻有藤原家的人可以當嗎？
其實藤原家在藤原忠通之後就出現“分家改姓”的狀況，總共分成了五家：一條、二條、九條、近衛、鷹司，也就是五攝家。這五家都是源出藤原氏，都有資格當關白。
在日本曆史上，唯二“不是藤原家人卻當上關白”的例外，就是豐臣秀吉與豐臣秀次。但是由於秀吉當上關白是靠著認近衛前久當幹爹這層關係，所以嚴格說起來，秀吉也是以“藤原家養子”的身份當上關白的。
既然位極人臣的職務都能想辦法“通融”，島津家就更無所謂了——這家人到了此時，忽然想起幾十年前自家“跑官要官”的一檔子糟心事來，終於決定：這個源氏後人的家格不要也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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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時任明廷太子太師、戶部尚書的“唐人”大儒，即便在日本也是鼎鼎大名。尤其還有一點眾所周知的是，他的真跡墨寶流傳極少。對於某些公卿望族、強力大名而言，頗有些遺憾不能將水晶樓的牌匾搶回去掛在自家房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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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還不是最關鍵的問題，畢竟島津家剛作為出頭的椽子被關白給教訓了，不僅封地大減，兵力損失也不小，而且他家又偏僻得很，搶完了就跑，島津家也不可能追殺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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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簡單的道理就是，如果海貿同盟現在不允許葡萄牙、西班牙商船來日，日本就一艘“南蠻”船都見不到了，“南蠻貿易”自然也就消泯於無形。
但南蠻貿易目前對日本也很重要，忽然中斷這項貿易所可能導致的後果，即便是豐臣秀吉也不會輕易嚐試。
更何況，除了“南蠻貿易”之外，北洋海貿同盟自身最核心的威懾力則是明日貿易。這一點不必多解釋，哪怕江南商幫和海貿同盟關係不睦，但在國內時高務實或許需要考慮一下政治影響，在日本周邊那可就……你船沉了關我什麽事？
現在的日本是很難承受明日貿易中斷帶來的危害的，就像此前提到過的“寧波事件”一樣，被大明斷了貿易的日本想方設法要恢複商路而不可得，導致各種連環變數。
這一點其實在原曆史也有不少體現，比如關原合戰之後，或者更準確的說是德川幕府建立之後，德川家康就通過各種渠道、各種手段多次聯係大明，表示希望大明開放貿易，還為此提出了好幾種貿易模式供大明選取——當然大明沒搭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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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大明在東亞貿易體係中的地位：我沒了誰都無關緊要，誰沒了我都得哭爹喊娘。
在高務實來到大明並開始幹涉這些海洋貿易之前，明日兩國進行貿易從其性質來看，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從明成祖時正式形成規定，嘉靖年間官方貿易結束，這是官方貿易階段；爭貢之役之後，則進入了私商貿易，也就是民間貿易階段。
大明建立初期，日本的社會情況也十分混亂，浪人、武士以及牟求利益的商人組成海盜侵擾大明的東南沿海地區。明太祖時期派使臣入日本，要求日本管製倭寇，則兩國可以友好相處，但是礙於懷良親王的破壞，並未完成。
當時的幕府將軍足利義滿發現中日貿易有利可圖，於永樂四年派遣使臣來到大明，表示希望與大明建立貿易關係，因此在永樂四年時勘合貿易正式建立。
大明規定：日本朝貢的規模為兩艘船，200人，十年來朝貢一次，而且不能私帶刀槍。到足利義持時期，對沿海倭寇不加管製，兩國的貿易終止。
足利義教時期，日本又派使臣來到大明，請求兩國貿易交往。明仁宗準許，而此時的規模限定從兩艘船變成了三艘船，200人變成了300人，允許攜帶刀槍，但是不要超過3000，唯一沒有變的還是十年進行一次朝貢貿易。
此時，兩國貿易處於官方壟斷狀態，而且大明規定“非入貢即不許互市”。兩國之間的勘合貿易形成定製，此後日本都要依照此規模對明朝進行朝貢。
後來日本發現倒賣大明的產品可以獲取豐厚的利潤，於是在雙方進行官方貿易往來的同時，商人隨著朝貢船隊來華，日本所搭載的貨物也超過大明規定，而且來的時間也不定期，有時三五年，有十五六年，大明對明日兩國勘合貿易的規定也猶如一紙空文，對日本也幾乎沒有了約束作用。
直到在嘉靖二年，日本大名細川氏和大內氏在寧波“爭貢之役”的爆發，標誌著明日兩國官方勘合貿易的結束。
爭貢之役的十六年以後，大名大內氏再次申請與明朝進行勘合貿易。明廷依然重申之前的規定，即船不能超過3艘，人不過300，每十年進行一次貿易。
然而此時，私市貿易已經興盛。“嘉靖二十三年，複來貢，未及期，且無表文，部臣謂不當納，卻之，其人利互市，留海濱不去”。
可見嘉靖二十三年時，日本來朝貢但是並未攜帶官方的表文，大明官方也沒有接受日本納貢。於是日本將帶來的貨物在雙嶼與私商進行了貿易——也就是說日本此時已經不再重視與大明的官方貿易，隻是以朝貢的名義，來到大明與私商進行貿易，進而謀取更大利潤。
這種貿易成為了明日貿易的主要形式，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是日本中央權力的衰落，朝貢的權利從將軍手中落入了各大名手中，而且明日兩國商品經濟的發展，也促使私人貿易最終取代官方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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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京華又把勳貴集團綁上戰船之後，這種“主力地位”就繼續加強，直到如今幾乎可以稱之為壟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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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導致豐臣秀吉在處理與他們相關的事務時也得評估一下對方可能出現的反應，諸如這種明日貿易中斷之類的舉動顯然不能做，要不然利益極大受損的各家豈能不怒？鬼知道他們一旦同時因為某事而發怒的時候，會不會聯合起來針對自己？
豐臣秀吉現在一門心思都是轉移日本的內部矛盾，怎麽可能做出激化內部矛盾的事來——激化北條無所謂，但是激化已經臣服的德川、毛利、島津這批人，那就實在太不智了。
水晶樓的建設一開始就引得全日本關注，甚至附帶地為島津家做了很大的宣傳，大大的增長了一波名聲。
為此，島津家不知道哪根筋搭錯了線，突然幹了一件讓不少日本人瞠目結舌的事：他們考證了一下自家祖先的血係來源，宣布自家祖上其實是“唐人”——也就是中國人。
沃特？
但是不要驚訝，島津家這個說法還真有不少人信，原因是一直以來日本人對島津家的來曆都有兩個說法。
關於島津家的源起，第一個說法是：近衛家的家臣惟宗忠久為島津氏的始祖，但忠久之祖傳說是中國大陸漂洋過海來到此地的，其名為“弓月君”的一族。弓月君自稱是秦始皇的子孫，故以秦為名，其族則稱為秦族。
至於另一說則為忠久是源賴朝的七男，是賴朝與其家臣比企能員之妹，丹後局所生之子。源賴朝開幕後，島津家遂成為地方諸侯。1193年，源賴朝任命忠久為日向島津莊地頭。不久後，追加被任命為薩摩、大隅、日向三國的守護職。忠久到任後，根據莊名更姓為島津，島津家就這樣成立了。
島津家忽然跳出來說自己是“秦人”後裔，就等於否認了自家出身源氏。理論上來說，這是極其危險的舉動，因為按照傳統來說，源氏、平氏、藤原氏和橘氏這四大姓氏才是日本除皇室之外的尊貴姓氏。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屬於統治基礎，是其統治合法性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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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津氏是在作死嗎？當然不是。豐臣秀吉原先連姓氏都沒有，現在不也當著太政大臣，是日本關白麽？可見隻要實力在手，血統其實也就那麽回事。
當然了，豐臣秀吉能當關白背後也有故事。在日本的律令製度下，公家最高的職位是太政大臣，看日本官製表就可以得知：太政大臣“一枝獨秀”、“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是律令製度下的最高位官員。
這個官位在定義上是“天皇的老師”，屬於“如果沒有適當人選，可以保持缺位”的極高榮譽，位極人臣而且原本手中掌有相當大的實權。不過，在“關白”一職出現之後，太政大臣的政治力遭到架空、成為一個“榮銜”。
要成為太政大臣，幾乎可說是沒有任何血緣上的限製，隻要天皇願意任命，你就可以當。在武家社會中，也曾經有人被任命為太政大臣過：平清盛，“平家物語”中那位一手築起平家榮華富貴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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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關白是令外官，屬性非常的特殊。關白又名“執柄”、唐名為“博陸”，(出典為博陸宣成侯霍光。)而“關白”二字本身也出自漢書霍光傳：“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禦天子”。
於是關白一“職”始創於仁和三年(887年)宇多天皇任命藤原基經的詔書裏頭，藤原基經也是日本史上第一位關白。
基本上，天皇年幼的時候如果有攝政，那麽天皇長大後，攝政就會進位為關白，而關白隻有藤原家的人能當——更嚴謹的說法是，關白隻有“藤原北家”的人能當。雖說一樣都姓藤原，但京家、式家跟南家就想都不用想。
那可能有人會問：為什麽戰國記錄會看到“關白九條某某”、“關白近衛某某”？不是說隻有藤原家的人可以當嗎？
其實藤原家在藤原忠通之後就出現“分家改姓”的狀況，總共分成了五家：一條、二條、九條、近衛、鷹司，也就是五攝家。這五家都是源出藤原氏，都有資格當關白。
在日本曆史上，唯二“不是藤原家人卻當上關白”的例外，就是豐臣秀吉與豐臣秀次。但是由於秀吉當上關白是靠著認近衛前久當幹爹這層關係，所以嚴格說起來，秀吉也是以“藤原家養子”的身份當上關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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