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務實一直認為，所謂“張居正改革”不僅用詞過於狹隘，本應該歸於“嘉隆萬大改革”之中卻僅僅提到一人，而且最關鍵的問題在於治標不治本，根本沒有深入，無非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
整體上來看，明明從始而終都是想要為國家財政續命，卻又根本不敢擠破膿包再上藥，最終自然隻能半途而廢。
這場針對已然滿身腫瘤的大明朝的手術，其失敗根源不在於主治醫師張居正之死，而在於這位主治醫師一開始就決定隻進行保守治療，不進行手術切除腫瘤、不進行放療化療，而是給點消炎藥、止痛藥就算了事，撐不撐得下去全看體格、意誌，以及老天爺。
但凡還有其他辦法可想，拚運氣就從來不是高務實的選擇項，所以他選擇提前摁死張居正，親自操刀進行係統性治療，也就是“深化改革”。
從軍工體製到驛站係統，從一條鞭法到商稅必繳，從開關通商到收攏財權……高務實一步一步堅定地走來，雖然成效卓然，但也逐漸艱難。
眼下擺在他麵前的糧長製度，便是改革深化之後必然出現的一個攔路虎。實際上，糧長製雖然在朱元璋剛剛推出的時候就有很多問題，但其從人人趨之若鶩演變成如今的唯恐避之不及，本身也昭示著大明朝內部的問題愈發嚴重，幾近於病入膏肓。
首先就是土地的不斷兼並，導致貧富兩極分化，而權貴有辦法避稅，導致公糧越來越難收。大明養了一堆王爺，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大朱生小朱，朱越來越多。王爺們的土地有多少，前文已經多次舉例，此處不再贅述。
與此同時，官僚、勳貴集團也仗著手中的勢力不斷地搶占土地，徐階在老家鬆江的那檔子事想必不用再次介紹。這些權貴享有各種政治特權，可以減免賦稅，甚至不必納稅。
又或者有些大太監，因其權勢滔天，地方官府不敢收他們家的稅，但在高拱的考課法之下又不得不保證足額，於是官老爺們便把損失轉嫁給當地尋常百姓。
這些事情被發現過一些，大多數得到了懲處，但高務實知道，發現的那些不過是冰山一角，沒有發現的還有不知多少！而這些問題想要解決，根子上在於士紳優待，亦或者說是“功名特權”——而這，對於高務實這位六首狀元而言，其實正是最不方便動刀的地方之一。
總之就這樣隨著時間的推移，富的人越來越富，窮的人越來越窮，可是富人大多不必納稅或者隻需要納很少的稅，而窮人們又交不起稅。
如此，稅收開始下降，但開支卻逐漸增多。尤其是嘉靖中後期以來，南倭北虜之下，朝廷的開支越來越大。局麵如此，糧長的任務指標加重，但卻越來越難以完成，不少人隻好拿倒貼自己的家產來應付。於是如朱國楨所說“家有千金之產，當一年(糧長)即為乞丐矣；家有壯丁十餘，當一年即為乞丐矣。”
做糧長會做得自己傾家蕩產，那自然沒人願意做。
此外，糧長的特權也在逐漸縮小。糧長製剛剛開始施行時，統籌十裏八鄉糧食征收，雖然弊端很多，至少權力很大。後來朝廷就把糧長職權給拆分了，有“催辦糧長”、“兌收糧長”和“長運糧長”，由原本的一人包攬，變成數人乃至數十人分工。互相製約，互相監督，相對來說就不太好再伸手亂來。
成祖以後，糧長定期入京述職麵聖的製度也逐漸廢弛，做糧長見到皇帝被誇獎而授官的機會也沒有了。
到了這種時候，人們發現做糧長不僅要賠錢，權力也小，原先鄉裏的土豪劣紳們自然不肯再做這賠本買賣，就互相把糧長這個差事推來推去，最終形成一些潛規則。比如糧長由幾家大戶輪流來當，這樣糧長也就由原來的“永充”變成了“輪充”。
但即便如此，大戶們也還是不高興，於是後來又變成了全村人都要分攤的“朋充”，“朋充”之下的糧長，就連小戶人家也要做——既然大夥都要倒黴，那看起來反而似乎就公平了。
可惜這種所謂的公平本身就是不公平，好比黃世仁找楊白勞收稅，楊白勞顯然不敢不給，給不起也隻好把喜兒送了；但你如果反過來讓楊白勞找黃世仁收稅，他楊白勞能夠收得到？
於是，收不到稅糧或者金花銀的糧長們就隻能紛紛“告脫”，提桶跑路去了。
實際上由於實學改革的原因，當代的糧長們情況比嘉靖末年多少還是好了一些。然而，正如之前批評張居正改革浮於表麵一樣，實學改革作為一個由上至下的改革，到目前為止也還沒能深入地方體係，尤其是沒能深入社會基層。因此，在“皇權不下縣”的大明朝來說，糧長問題依舊是廣大農村存在嚴重問題的其中一個代表現象。
問題既然存在，高務實這個被看做是激進改革派的戶部尚書當然不可能不聞不問。不過這件事爆發得過於突然，讓高務實很難不懷疑其中有詐。
詐從何來，這需要反向推斷，也是高務實一貫比較擅長的思路。比如糧長製，原先它導致很多糧長提桶跑路的一個大問題，是糧長往京師運糧的運輸費需要糧長自己來出。
大明在成祖遷都北京之後，南方糧長們原本隻需要把運到南京，之後居然要運到北京，這當真是虧到姥姥家去了。但是自一條鞭法廣泛施行以來，田賦稅糧可以折算成金花銀上繳，糧長們除掉當地衙門留存的部分之外，剩餘需要上繳中樞的那部分便可以直接帶銀子上京，也可以交由京華來“托運”，比起原本押送大量現糧真是方便了一百倍。
但是這件事並不是完全解決了，因為即便是南方地區，也不是所有省份都改成了一條鞭法，西南方麵隻有一個成都府是收銀子的，其他地區依然全部是收糧食。
另外，京華的“托運”也不是如後世紅朝的快遞業那般全國鋪開，很多地區其實沒有的，或者即便有，覆蓋麵也不大。
打個比方，京華在江南大部分地區或許一個縣就會設一個類似於菜鳥驛站的托運代辦點，但在西南很多地區，哪怕一個府也未必有一個，經常是兩三個甚至三四個府共用一個托運代辦點。
這就是私人資本不如國營資本的地方所在，即便高務實也無法例外。同樣的情況就好比後世紅朝和米帝在網絡覆蓋率方麵的區別，米帝雖然是所謂發達國家、全球一哥，但在鄉下那些人口少的地區網絡覆蓋率遠低於紅朝。
有些人一說某些發達國家網絡平均速度高於紅朝就很興奮，卻閉口不言他們的網速之所以快，是因為這些私營的網絡供應商隻覆蓋“重點地區”，而紅朝即便某個村隻有幾戶人家也得保證他們不斷網。(電力等係統也是一樣。)
所以這能比嗎？誰才是更在乎人民利益的啊？
可是如今京華也是私營的，高務實也做不到無視虧損全國鋪開糧稅及金花銀托運。如果一來，假如真的全麵取消糧長製，將來的稅糧及金花銀運輸一旦出現問題，他這個戶部尚書一定難辭其咎。
倘若為了避免出現那樣的亂子，高務實就隻能不惜成本地把京華的托運業務無序鋪開，這又勢必給京華本身造成很大的財務壓力。
要知道，如今京華的托運業務主要是“兩條腿走路”：一條是在南方，主要靠著河流水運，最終轉向海運北上天津港；一條是在北方，主要靠著京華日益壯大的馬隊，負責區域則以九邊沿線和相鄰內陸省份為主，而黃河流域倒也能以水運做一定的補充，但並非主力。
在這樣的規劃下，西南山區甚至包括湖廣的西南部——即後世湖南西部，都是京華很難深入開展業務的。當地倒也有不少水係，隻是當地水係很多河流的水文條件非常複雜，尤其是作為上遊地區，一些地區的河流寬但是淺，一些地區水夠深但是河道窄、流速急，總之不是很方便建立統一體係。
京華喜歡的模式是一條船從上貨到卸貨中途無須轉運，比如在武昌起運，直接駛往蘇州卸貨(此時的蘇州府地域劃分與現代有所區別，長江口附近的常熟縣、嘉定縣都屬於蘇州府)，這就可以省時省力省成本。
倘若是西南內陸，就有可能哪怕是同一河流都得分段，中間有些地方需要改陸路走一節甚至一會兒水路，一會兒陸路，成本一下子就上來了，而且在管理上也十分不便。
以上還隻是各類成本上的麻煩，除此之外高務實還認為有其他的陰謀可能。
比如說，全國田賦無論是實物糧稅還是金花銀都由京華統一托運，這說出來都叫人寢食難安啊——你京華萬一忽然卷款逃跑，我大明朝明年怎麽辦，全國官員和軍隊都得餓肚子嗎？當官的還可能不至於餓到造反，可那當兵的要是全都餓肚子了……誰能負得起這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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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京華真的掌握如此巨大的力量，按照“不吝以最大的惡意來揣度”這個態度看，京華就能以此倒逼朝廷，迫使朝廷對它進行各種讓步。
或許高務實根本不會這樣想，但別人要這樣揣度的話，高務實也沒法自證清白啊。畢竟我不是說你一定會這樣做，我說的是你有這樣做的能力——萬一呢？
高部堂想到這一層，當真是驚出自己一身冷汗。如果這一手當真是有人故意設計，那此計可真是太過歹毒了！
如果高務實不是穿越者而真是這個時代的官僚，恐怕很難拒絕這種一旦成功就能擁有足以倒逼朝廷妥協的力量，這其中的誘惑實在太大了。
有道是“皇帝不差餓兵”，如果戶部的錢糧能否到位都得看京華的臉色，可想而知京華會有很多辦法影響朝政。考慮到高務實本身的政治地位，甚至把“影響”換成“控製”也未必有多誇張。
皇帝能允許這種情況出現嗎？顯然不能！隻要皇帝還沒糊塗，就不可能容忍這樣的局麵出現，哪怕那個人是高務實也不行。
然而，目前風潮已經掀起，高務實作為“激進改革派”的一麵旗幟，從政治影響上而言，根本容不得他有所退卻。
名望可以為一位領袖人物帶來巨大的影響力，以此為後盾便能凝聚人心，為人所不能為之大事。可是反過來，名望有時候也會逼得人做出違背本心的舉動，在不合適的時候做出原本應該合適的決策。
此次陰謀的設計者是誰，高務實還不清楚，但他清楚此人下了一步好棋。
此計狠在哪裏？狠就狠在如果沒看穿，高務實這一腳踏下去，不僅經濟上要吃大虧，政治上也要吃大虧；而即便看穿了，不踩這一腳，經濟上不吃虧了，政治上還是要吃虧。
經濟上不必再解釋，隻說政治上。
前一個吃虧，是指京華接下這個差事就必然被皇帝惦記，其最糟糕的結果或許能到“莫須有”的程度；後一個吃虧，是指京華不接這個差事，那麽高務實手中這麵改革旗幟就舉不穩了，隻能被迫交出政治主動權。他手頭那“三代元輔之恩蔭”的政治力量都可能出現嚴重動搖。
好算計啊，好算計！
不過，既然你如此瞧得起我，高某人又豈好讓你失望？
我實學本就是為了解決問題而出現和存在的，我高務實能有今日，可也不是隻靠父輩三位元輔之恩蔭！我能入仕不到十年便為戶部尚書，你真以為隻是靠著聖眷？
那你就錯了，我依靠的是每次都能解決問題！
高務實心中有了定計，卻並不急於出手，反而又沉默了一段時間，耐心等待此次“廢除糧長”事件持續發酵。
到了八月中旬，事情已經鬧得不可開交。恰逢萬聖節(朱翊鈞生日)是八月十七，皇帝都覺得這事得先有個說法，不然這萬壽都過不痛快，天天光看著各種奏疏扯皮了。
有的說糧長製早就不可救藥必須廢除，有的說那是太祖祖製焉能輕易，有的說即便維持糧長存在也要更易職責，有的說此乃舊疾，醫之宜緩。
皇帝看了半個月奏疏，大多都是說這事的，終於搞得頭大如鬥。在始終等不到高務實反應的情況下，他也知道高務實的為難，可是事情也不能再拖了，因此隻好親自下了一道手諭送到戶部衙門，語氣委婉地問高部堂對於近來糧長製存廢之爭有何看法。
“愛卿倘有建言，無問其餘，切切道來便是，朕必深審細查。”
高務實看了手諭，發現這道手諭居然是禦筆，不由微微一笑，心道：火候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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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上來看，明明從始而終都是想要為國家財政續命，卻又根本不敢擠破膿包再上藥，最終自然隻能半途而廢。
這場針對已然滿身腫瘤的大明朝的手術，其失敗根源不在於主治醫師張居正之死，而在於這位主治醫師一開始就決定隻進行保守治療，不進行手術切除腫瘤、不進行放療化療，而是給點消炎藥、止痛藥就算了事，撐不撐得下去全看體格、意誌，以及老天爺。
但凡還有其他辦法可想，拚運氣就從來不是高務實的選擇項，所以他選擇提前摁死張居正，親自操刀進行係統性治療，也就是“深化改革”。
從軍工體製到驛站係統，從一條鞭法到商稅必繳，從開關通商到收攏財權……高務實一步一步堅定地走來，雖然成效卓然，但也逐漸艱難。
眼下擺在他麵前的糧長製度，便是改革深化之後必然出現的一個攔路虎。實際上，糧長製雖然在朱元璋剛剛推出的時候就有很多問題，但其從人人趨之若鶩演變成如今的唯恐避之不及，本身也昭示著大明朝內部的問題愈發嚴重，幾近於病入膏肓。
首先就是土地的不斷兼並，導致貧富兩極分化，而權貴有辦法避稅，導致公糧越來越難收。大明養了一堆王爺，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大朱生小朱，朱越來越多。王爺們的土地有多少，前文已經多次舉例，此處不再贅述。
與此同時，官僚、勳貴集團也仗著手中的勢力不斷地搶占土地，徐階在老家鬆江的那檔子事想必不用再次介紹。這些權貴享有各種政治特權，可以減免賦稅，甚至不必納稅。
又或者有些大太監，因其權勢滔天，地方官府不敢收他們家的稅，但在高拱的考課法之下又不得不保證足額，於是官老爺們便把損失轉嫁給當地尋常百姓。
這些事情被發現過一些，大多數得到了懲處，但高務實知道，發現的那些不過是冰山一角，沒有發現的還有不知多少！而這些問題想要解決，根子上在於士紳優待，亦或者說是“功名特權”——而這，對於高務實這位六首狀元而言，其實正是最不方便動刀的地方之一。
總之就這樣隨著時間的推移，富的人越來越富，窮的人越來越窮，可是富人大多不必納稅或者隻需要納很少的稅，而窮人們又交不起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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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糧長會做得自己傾家蕩產，那自然沒人願意做。
此外，糧長的特權也在逐漸縮小。糧長製剛剛開始施行時，統籌十裏八鄉糧食征收，雖然弊端很多，至少權力很大。後來朝廷就把糧長職權給拆分了，有“催辦糧長”、“兌收糧長”和“長運糧長”，由原本的一人包攬，變成數人乃至數十人分工。互相製約，互相監督，相對來說就不太好再伸手亂來。
成祖以後，糧長定期入京述職麵聖的製度也逐漸廢弛，做糧長見到皇帝被誇獎而授官的機會也沒有了。
到了這種時候，人們發現做糧長不僅要賠錢，權力也小，原先鄉裏的土豪劣紳們自然不肯再做這賠本買賣，就互相把糧長這個差事推來推去，最終形成一些潛規則。比如糧長由幾家大戶輪流來當，這樣糧長也就由原來的“永充”變成了“輪充”。
但即便如此，大戶們也還是不高興，於是後來又變成了全村人都要分攤的“朋充”，“朋充”之下的糧長，就連小戶人家也要做——既然大夥都要倒黴，那看起來反而似乎就公平了。
可惜這種所謂的公平本身就是不公平，好比黃世仁找楊白勞收稅，楊白勞顯然不敢不給，給不起也隻好把喜兒送了；但你如果反過來讓楊白勞找黃世仁收稅，他楊白勞能夠收得到？
於是，收不到稅糧或者金花銀的糧長們就隻能紛紛“告脫”，提桶跑路去了。
實際上由於實學改革的原因，當代的糧長們情況比嘉靖末年多少還是好了一些。然而，正如之前批評張居正改革浮於表麵一樣，實學改革作為一個由上至下的改革，到目前為止也還沒能深入地方體係，尤其是沒能深入社會基層。因此，在“皇權不下縣”的大明朝來說，糧長問題依舊是廣大農村存在嚴重問題的其中一個代表現象。
問題既然存在，高務實這個被看做是激進改革派的戶部尚書當然不可能不聞不問。不過這件事爆發得過於突然，讓高務實很難不懷疑其中有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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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在成祖遷都北京之後，南方糧長們原本隻需要把運到南京，之後居然要運到北京，這當真是虧到姥姥家去了。但是自一條鞭法廣泛施行以來，田賦稅糧可以折算成金花銀上繳，糧長們除掉當地衙門留存的部分之外，剩餘需要上繳中樞的那部分便可以直接帶銀子上京，也可以交由京華來“托運”，比起原本押送大量現糧真是方便了一百倍。
但是這件事並不是完全解決了，因為即便是南方地區，也不是所有省份都改成了一條鞭法，西南方麵隻有一個成都府是收銀子的，其他地區依然全部是收糧食。
另外，京華的“托運”也不是如後世紅朝的快遞業那般全國鋪開，很多地區其實沒有的，或者即便有，覆蓋麵也不大。
打個比方，京華在江南大部分地區或許一個縣就會設一個類似於菜鳥驛站的托運代辦點，但在西南很多地區，哪怕一個府也未必有一個，經常是兩三個甚至三四個府共用一個托運代辦點。
這就是私人資本不如國營資本的地方所在，即便高務實也無法例外。同樣的情況就好比後世紅朝和米帝在網絡覆蓋率方麵的區別，米帝雖然是所謂發達國家、全球一哥，但在鄉下那些人口少的地區網絡覆蓋率遠低於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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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華喜歡的模式是一條船從上貨到卸貨中途無須轉運，比如在武昌起運，直接駛往蘇州卸貨(此時的蘇州府地域劃分與現代有所區別，長江口附近的常熟縣、嘉定縣都屬於蘇州府)，這就可以省時省力省成本。
倘若是西南內陸，就有可能哪怕是同一河流都得分段，中間有些地方需要改陸路走一節甚至一會兒水路，一會兒陸路，成本一下子就上來了，而且在管理上也十分不便。
以上還隻是各類成本上的麻煩，除此之外高務實還認為有其他的陰謀可能。
比如說，全國田賦無論是實物糧稅還是金花銀都由京華統一托運，這說出來都叫人寢食難安啊——你京華萬一忽然卷款逃跑，我大明朝明年怎麽辦，全國官員和軍隊都得餓肚子嗎？當官的還可能不至於餓到造反，可那當兵的要是全都餓肚子了……誰能負得起這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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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高務實根本不會這樣想，但別人要這樣揣度的話，高務實也沒法自證清白啊。畢竟我不是說你一定會這樣做，我說的是你有這樣做的能力——萬一呢？
高部堂想到這一層，當真是驚出自己一身冷汗。如果這一手當真是有人故意設計，那此計可真是太過歹毒了！
如果高務實不是穿越者而真是這個時代的官僚，恐怕很難拒絕這種一旦成功就能擁有足以倒逼朝廷妥協的力量，這其中的誘惑實在太大了。
有道是“皇帝不差餓兵”，如果戶部的錢糧能否到位都得看京華的臉色，可想而知京華會有很多辦法影響朝政。考慮到高務實本身的政治地位，甚至把“影響”換成“控製”也未必有多誇張。
皇帝能允許這種情況出現嗎？顯然不能！隻要皇帝還沒糊塗，就不可能容忍這樣的局麵出現，哪怕那個人是高務實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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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計狠在哪裏？狠就狠在如果沒看穿，高務實這一腳踏下去，不僅經濟上要吃大虧，政治上也要吃大虧；而即便看穿了，不踩這一腳，經濟上不吃虧了，政治上還是要吃虧。
經濟上不必再解釋，隻說政治上。
前一個吃虧，是指京華接下這個差事就必然被皇帝惦記，其最糟糕的結果或許能到“莫須有”的程度；後一個吃虧，是指京華不接這個差事，那麽高務實手中這麵改革旗幟就舉不穩了，隻能被迫交出政治主動權。他手頭那“三代元輔之恩蔭”的政治力量都可能出現嚴重動搖。
好算計啊，好算計！
不過，既然你如此瞧得起我，高某人又豈好讓你失望？
我實學本就是為了解決問題而出現和存在的，我高務實能有今日，可也不是隻靠父輩三位元輔之恩蔭！我能入仕不到十年便為戶部尚書，你真以為隻是靠著聖眷？
那你就錯了，我依靠的是每次都能解決問題！
高務實心中有了定計，卻並不急於出手，反而又沉默了一段時間，耐心等待此次“廢除糧長”事件持續發酵。
到了八月中旬，事情已經鬧得不可開交。恰逢萬聖節(朱翊鈞生日)是八月十七，皇帝都覺得這事得先有個說法，不然這萬壽都過不痛快，天天光看著各種奏疏扯皮了。
有的說糧長製早就不可救藥必須廢除，有的說那是太祖祖製焉能輕易，有的說即便維持糧長存在也要更易職責，有的說此乃舊疾，醫之宜緩。
皇帝看了半個月奏疏，大多都是說這事的，終於搞得頭大如鬥。在始終等不到高務實反應的情況下，他也知道高務實的為難，可是事情也不能再拖了，因此隻好親自下了一道手諭送到戶部衙門，語氣委婉地問高部堂對於近來糧長製存廢之爭有何看法。
“愛卿倘有建言，無問其餘，切切道來便是，朕必深審細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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