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學謨所謂“各部連年加設，今日先設十餘官，明日又設十餘官，何時是個頭？”之說，其實非常有中國曆代朝廷的特色，典型思路就是堅持搞“小政府”，不搞大政府。
小政府和大政府，歸根結底就是有限責任政府和無限責任政府之間的區別，這個問題本書前文曾經簡單論述過，此處不再贅述。而按照高務實的看法，以中國的傳統思想體係而言，其實是更適合大政府的，但那隻是從思想體係而言，在實際操作中未必如此，因為條件有限。
什麽條件？發展程度。
發展程度是一個很大的詞，代表著方方麵麵，社會製度體係也好，科技水平高低也罷，都屬於發展程度問題，除此之外甚至還有國家財政水平之類。
大明朝從國家建製上來講，算是絕對君權製度，理論上是完全可以搞大政府的，但中國曆代“皇權不下縣”也有其原因，那就是國家財力不足以支持“把支部建在村裏”的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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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看，有明一朝縣級衙門的正式官員才幾個人？
有原文在此作證：“知縣，掌一縣之政。凡賦役，歲會實征，十年造黃冊，以丁產為差。賦有金穀、布帛及諸貨物之賦，役有力役、雇役、借債不時之役，皆視天時休咎，地利豐耗，人力貧富，調劑而均節之。歲歉則請於府若省蠲減之。凡養老、祀神、貢士、讀法、表善良、恤窮乏、稽保甲、嚴緝捕、聽獄訟，皆躬親厥職而勤慎焉。若山海澤藪之產，足以資國用者，則按籍而致貢。
縣丞、主簿分掌糧馬、巡捕之事。典史典文移出納。如無縣丞，或無主簿，則分領丞簿職。縣丞、主簿，添革不一。若編戶不及二十裏者並裁。”
換句話說，一個縣的正是官員隻有幾個人：知縣一人，正七品；縣丞一人，正八品；主簿一人，正九品；其屬，典史一人。
正式編製就這些，攏共四個人。倘若是小縣，那還要少一些，沒有主薄或沒有縣丞，甚至都沒有。當然，縣裏還有其他所謂的“吏”，但吏從來是不屬於正式官員，是不歸朝廷財政負責養活的，理論上是由當地“留存”的田賦養活。
這麽幾個人，能管理好一個縣的事務嗎？放在後世那肯定不能，因為後世的政府要管的事太多了，這幾個人就算三頭六臂都管不過來百分之一。
那這一對比就很令人詫異了，大明朝一個縣才四個官，是如何管過來的？
其實就兩條，一是靠鄉紳自治，二是……能不管的盡量不管，此所謂“民不舉官不究”，隻要沒人來喊冤，我就當這個縣是路不拾遺、朗朗乾坤，至於私底下有多少罪惡醜陋，那不關我事。
這種現象的形成除了國家財力不足以養活那麽多行政官員之外，還有一個相對更深層次的思想來源，即漢初曾經非常盛行的黃老思想。
在西方，黃老道家常被稱為“目的性的道家”或“工具性的道家”。從內容上看，黃老之術繼承、發展了黃帝、老子關於道的思想，他們認為道是作為客觀必然性而存在的，指出“虛同為一，恒一而止”、“人皆用之，莫見其形”。
這些東西過於形而上，不如說點現實的。譬如其在社會政治領域，黃老之術強調“道生法”，認為君主應該無為而治，“省苛事，薄賦斂，毋奪民時”，提倡“公正無私”、“恭儉樸素”、“貴柔守雌”，通過無為而達到有為。
這些主張特別是其中的休養生息，在漢朝初期曾經產生了一定的良性影響，結果出現了文景之治等盛世，也因此對後來的曆朝曆代造成影響。
但是，這種思想也就意味著這個國家的發展是靠自發的。譬如一座城市的出現，它不需要規劃，全靠自發形成、自發發展而來。
在高務實看來，城市發展由自發而進入規劃，是一種必然出現的進步行為，在國家有能力進行規劃的時候，規劃總比不規劃要好。例如唐代長安城規劃出了東西二市，商品經濟發展很快，這才出現了用“東西”指代物品的新詞匯。
隻不過在古代社會，能夠規劃一下首都就已經難能可貴了，要規劃更多的城市之細節可能的確力不能及。
高務實始終認為，力不能及就該盡量想辦法加強這種“力”，而不應該坐等著這種“力”自然形成——或許有一天會形成，但未免太慢。
黃老思想的優勢的一麵是允許民間自由發展，劣勢的一麵則是放任民間無序發展。
高務實作為穿越者當然很清楚，自由發展有利於提升社會活力，但他同樣知道無序發展必將帶來的隱患。後世西方很多國家所施行的製度就是自由發展，但因為沒有足夠的引導和限製，就經常要承擔無序發展帶來的惡果——例如經濟危機。
所以在高務實看來，小政府也好，大政府也罷，關鍵問題在於如何讓社會發展在保持活力的同時，又不會如洪水泛濫一般無法收拾。
大明朝廷如今的問題，很大程度上在於文官集團實際上對皇權極端不信任，而朝廷這個統治機構本身也被他們看做是皇權的衍申，故而哪怕他們自身就在這個機構之內供職，依舊會因為這個機構的擴編而懷疑其正當性。
這種情況看起來似乎動搖了“屁股決定腦袋”這一真理，但其實不然，並沒有任何破壞，因為絕大多數官僚的第一屬性並不是朝廷臣子，而是地主、富商或他們的代言人。
你朝廷管的事越多，我家族在鄉梓的地位豈不是就越發下降了？我這個官又不能世襲，很顯然家族延續、家族利益才是我最重視的東西，你皇帝怎麽能和我搶這個！
在這種深層思想的影響下，高務實的收權、擴權之舉當然會迎來反對之聲，這一點早在他的預料之中。當然，高務實本身並不是想要繼續擴大皇權——哪怕現階段看來是這樣，但歸根結底他的目標可不是這個。隻不過……現在和別人說這個毫無意義，一切還要看他將來的手段。
沒有人會把“限製皇權”掛在嘴上，所有文官在論及相關事務時都會拿百姓當做幌子，正如此時徐學謨的質疑：“天下黎庶供養百官，若這官員無休止地增設，難道不是在漁獵百姓？”
麵對這個疑問，高務實拿出他一貫的觀點來反駁，道：“此前亦有許多人反對開海，如今開海近二十載，朝廷每年可從海外獲利二百萬兩庫平銀不止，試問開海可曾殘虐百姓？”
他見徐學謨張口欲辯，先擺手製止，繼續道：“本部堂曾一再論述，天下之財富絕非一成不變的，實如種地一般，多種則多收。故我朝廷所當為者，是想方設法讓百姓‘多種、優種’，籍此提高總的產量，而非因循守舊，死抱著原有的那點家當算來算去。
假使我家去年產糧萬斤，今年雇工百人新修了水利，合理灌溉之後下田變中田，中田變上田，於是收了兩萬斤之多，試問大宗伯——我這雇工所費，能算是敗家之舉麽？”
徐學謨皺眉道：“大司徒此言看似合理，但凡事未必有這般順利。例如那水利修與不修未必能影響如此大的產量，而‘雇工百人’之所費也恐怕需要許多年才能回本，更別說水利一事並非一勞永逸，極可能還要長期維護才能確保使用，如此則成本更高。
況且，大司徒以此做比者，乃是此次為驛站改革所新設之官員，而驛站所賺之錢財並非出自海外，乃是出自我大明本國，即出自天下百姓之錢囊也。因此，無論大司徒如何粉飾，總改不了朝廷從百姓口袋裏掏錢這一事實，對麽？”
高務實淡淡一笑，道：“大宗伯禮法或稱熟稔，但看來並不太關心理財。本部堂此前那道《取用疏》，不知大宗伯是否看過？那道疏文全稱叫做《稅者取之於民而用之於民疏》，其中不僅有義利之辨的論述，亦有‘為何征稅’之論。
在此疏之中，本部堂便曾說過：‘其為稅者，既非朝廷所有，亦非陛下所有，此財取之於民而用之於民。君上代天牧民，臣等襄佐君上。
稅用於君者，隻為使君上切實牧民，不受用度掣肘；稅用於臣等，隻為使臣等切實佐君，不受吃穿所迫。粒米半黍，一針一線，皆為牧民養民之所用，言何苛政？’
如今為驛站改革設些新官，看似朝廷需花些銀子，但原本朝廷每年需在驛站之上花費多少？雖則這些錢原是地方所花，但地方之銀難道便是憑空得來的麽？歸根結底，這筆錢原先也是出自百姓之錢囊。”
徐學謨搖頭道：“既然改來改去都是百姓花錢，那還改什麽呢？”
“大宗伯謬矣。”高務實連連擺手，道：“原先朝廷養著驛站，驛站所費是地方從百姓手中征得，但驛站不為百姓服務，朝廷徒費錢糧卻未能使百姓獲得便利。
如今革新之後，驛站對民間開放服務，雖然要收取一定費用，但任何百姓都能自行決定是否使用驛站。這也就意味著，如果百姓認為通過驛站郵傳信件或運送貨物並不劃算，他們自然不會使用。
反之，既然使用，則必然是因為物有所值，雙方皆大歡喜。此所謂雙贏也，大宗伯何言‘還改什麽’？”
徐學謨一時語塞，想不出如何回答，隻好沉默下來。
刑部尚書舒化此時正在抱恙，精神不濟，加上此事與他刑部關係不大，因此直到此時也沒有要議論的意思。而工部尚書石星卻忍不住道：“大司徒此前以水利設施使田地增產而舉例，但此時所議之事卻與增產何幹？如寄信也好，運貨也罷，與生產毫無關係，則在天下言，天才之財未變，而百姓之財卻為朝廷所賺，豈不仍是與民爭利？”
高務實對石星這個從實學派跳槽去心學派的工部尚書觀感不佳，聞言淡淡地道：“據聞大司空近來督陵(負責帝陵工程)？想必大司空當知，陵工之中部分石料乃產自江南太湖一帶。若按以往之慣例，此事應由戶部行文於蘇州府或常州府，命此二府貢石材於天壽山。
此二府所距雖遠，因忠天子事，故當自行挑選合用之石，遣人千裏北運，所費如何皆不足論也。然去年戶部收了財權，今年聞之此事，便不曾按此舊製執行，而是出資委托南京戶部(注：因為南直隸直屬於南京六部管轄)於太湖二府購入石料，以最為廉價之海運托送抵達天津，再雇生產建設兵團代為運抵天壽山。
後來戶部算了算，光是運送這批石料，今年所費便比以往曆代先帝時皆便宜許多。就其均價而言，約莫隻有以往四成左右，省下了兩萬三千餘兩銀子。由此可見，合適的運輸體係雖然不見得增產，但足以減耗。
大司空，所謂財政一道，無非開源與節流，開源固然有利，那節流難道就不算有利了？”
石星此人自出仕以來，先在行人司，後在六科獲罪貶為民，起複之後不久改尚寶司，轉大理寺，又轉南京太仆寺，升左僉都禦史、左府都禦史協理院事，再升兵部左侍郎，最後改投心學派，當上了工部尚書。
在他這一長串任職裏頭，基本上沒有和財政打交道的，故高務實一旦直接“就事論事”，他也有些措手不及，一時不知該如何反駁。
六部尚書裏頭，禮部尚書徐學謨和工部尚書石星兩位是正經的心學派人，舒化雖然也算心學出身，但他一來身體不好，二來作為刑部尚書很難在這些事情上發聲，因此他打定主意不插手這事，自然也就沒有打算議論什麽。
旁邊閣老一桌離得很近，剛才高務實雖然談不上舌戰群儒，但已經把兩位心學尚書說得理屈詞窮，申時行與王錫爵都忍不住皺眉。兩位相公互相看了一眼，知道隻能親自出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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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程度是一個很大的詞，代表著方方麵麵，社會製度體係也好，科技水平高低也罷，都屬於發展程度問題，除此之外甚至還有國家財政水平之類。
大明朝從國家建製上來講，算是絕對君權製度，理論上是完全可以搞大政府的，但中國曆代“皇權不下縣”也有其原因，那就是國家財力不足以支持“把支部建在村裏”的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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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編製就這些，攏共四個人。倘若是小縣，那還要少一些，沒有主薄或沒有縣丞，甚至都沒有。當然，縣裏還有其他所謂的“吏”，但吏從來是不屬於正式官員，是不歸朝廷財政負責養活的，理論上是由當地“留存”的田賦養活。
這麽幾個人，能管理好一個縣的事務嗎？放在後世那肯定不能，因為後世的政府要管的事太多了，這幾個人就算三頭六臂都管不過來百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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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現象的形成除了國家財力不足以養活那麽多行政官員之外，還有一個相對更深層次的思想來源，即漢初曾經非常盛行的黃老思想。
在西方，黃老道家常被稱為“目的性的道家”或“工具性的道家”。從內容上看，黃老之術繼承、發展了黃帝、老子關於道的思想，他們認為道是作為客觀必然性而存在的，指出“虛同為一，恒一而止”、“人皆用之，莫見其形”。
這些東西過於形而上，不如說點現實的。譬如其在社會政治領域，黃老之術強調“道生法”，認為君主應該無為而治，“省苛事，薄賦斂，毋奪民時”，提倡“公正無私”、“恭儉樸素”、“貴柔守雌”，通過無為而達到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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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務實看來，城市發展由自發而進入規劃，是一種必然出現的進步行為，在國家有能力進行規劃的時候，規劃總比不規劃要好。例如唐代長安城規劃出了東西二市，商品經濟發展很快，這才出現了用“東西”指代物品的新詞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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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高務實看來，小政府也好，大政府也罷，關鍵問題在於如何讓社會發展在保持活力的同時，又不會如洪水泛濫一般無法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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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情況看起來似乎動搖了“屁股決定腦袋”這一真理，但其實不然，並沒有任何破壞，因為絕大多數官僚的第一屬性並不是朝廷臣子，而是地主、富商或他們的代言人。
你朝廷管的事越多，我家族在鄉梓的地位豈不是就越發下降了？我這個官又不能世襲，很顯然家族延續、家族利益才是我最重視的東西，你皇帝怎麽能和我搶這個！
在這種深層思想的影響下，高務實的收權、擴權之舉當然會迎來反對之聲，這一點早在他的預料之中。當然，高務實本身並不是想要繼續擴大皇權——哪怕現階段看來是這樣，但歸根結底他的目標可不是這個。隻不過……現在和別人說這個毫無意義，一切還要看他將來的手段。
沒有人會把“限製皇權”掛在嘴上，所有文官在論及相關事務時都會拿百姓當做幌子，正如此時徐學謨的質疑：“天下黎庶供養百官，若這官員無休止地增設，難道不是在漁獵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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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見徐學謨張口欲辯，先擺手製止，繼續道：“本部堂曾一再論述，天下之財富絕非一成不變的，實如種地一般，多種則多收。故我朝廷所當為者，是想方設法讓百姓‘多種、優種’，籍此提高總的產量，而非因循守舊，死抱著原有的那點家當算來算去。
假使我家去年產糧萬斤，今年雇工百人新修了水利，合理灌溉之後下田變中田，中田變上田，於是收了兩萬斤之多，試問大宗伯——我這雇工所費，能算是敗家之舉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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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用於君者，隻為使君上切實牧民，不受用度掣肘；稅用於臣等，隻為使臣等切實佐君，不受吃穿所迫。粒米半黍，一針一線，皆為牧民養民之所用，言何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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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既然使用，則必然是因為物有所值，雙方皆大歡喜。此所謂雙贏也，大宗伯何言‘還改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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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務實對石星這個從實學派跳槽去心學派的工部尚書觀感不佳，聞言淡淡地道：“據聞大司空近來督陵(負責帝陵工程)？想必大司空當知，陵工之中部分石料乃產自江南太湖一帶。若按以往之慣例，此事應由戶部行文於蘇州府或常州府，命此二府貢石材於天壽山。
此二府所距雖遠，因忠天子事，故當自行挑選合用之石，遣人千裏北運，所費如何皆不足論也。然去年戶部收了財權，今年聞之此事，便不曾按此舊製執行，而是出資委托南京戶部(注：因為南直隸直屬於南京六部管轄)於太湖二府購入石料，以最為廉價之海運托送抵達天津，再雇生產建設兵團代為運抵天壽山。
後來戶部算了算，光是運送這批石料，今年所費便比以往曆代先帝時皆便宜許多。就其均價而言，約莫隻有以往四成左右，省下了兩萬三千餘兩銀子。由此可見，合適的運輸體係雖然不見得增產，但足以減耗。
大司空，所謂財政一道，無非開源與節流，開源固然有利，那節流難道就不算有利了？”
石星此人自出仕以來，先在行人司，後在六科獲罪貶為民，起複之後不久改尚寶司，轉大理寺，又轉南京太仆寺，升左僉都禦史、左府都禦史協理院事，再升兵部左侍郎，最後改投心學派，當上了工部尚書。
在他這一長串任職裏頭，基本上沒有和財政打交道的，故高務實一旦直接“就事論事”，他也有些措手不及，一時不知該如何反駁。
六部尚書裏頭，禮部尚書徐學謨和工部尚書石星兩位是正經的心學派人，舒化雖然也算心學出身，但他一來身體不好，二來作為刑部尚書很難在這些事情上發聲，因此他打定主意不插手這事，自然也就沒有打算議論什麽。
旁邊閣老一桌離得很近，剛才高務實雖然談不上舌戰群儒，但已經把兩位心學尚書說得理屈詞窮，申時行與王錫爵都忍不住皺眉。兩位相公互相看了一眼，知道隻能親自出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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