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務實這番話說得可能還有些雲山霧罩，他最小的庶弟高務若明顯沒有聽懂，因此忍不住問道：“大兄，小弟愚鈍，還請大兄指點明細。”
作為實學宗門之家，兄友弟恭是家風要求，加上高務若年僅十六歲，高務實自然要表現得友善些，因此麵色和善地問道：“哪兒不懂？”
“都……不太懂。”高務若倒是老實，規規矩矩道：“大兄說‘百萬漕工衣食所係’不難解決，小弟不懂。大兄說江南財閥與舒應龍之間還有其他故事，小弟也不懂。”
“嗬嗬，不懂沒關係，愚兄為你釋疑。”高務實頷首道：“先說‘百萬漕工衣食所係’吧。首先，‘百萬漕工’這個說法就頗有問題，漕軍常年維持在十二萬之數，雖有輪班，但都出自各衛所。
衛所原本就有土地，雖說如今製度已然大壞，但這些衛所終歸還是衛所，衛所之兵即便不去輪班漕軍，也能在本衛糊口。當然，也僅止於糊口。他們去做漕軍，實際上是多了一項額外收入，但你要知道一件事：他們輪班做漕軍時真正的收入並不在於運送漕糧的薪俸，而是私帶貨物的營收。
也即是說，假使朝廷停掉漕運，他們真正損失的也不過是假借漕運而私帶貨物之機。那麽我們反過來想，如果朝廷停掉漕運，但卻允許他們繼續私帶貨物呢？”
高務若完全聽懵了，納悶道：“可朝廷若是連漕運都停了，他們又能以什麽名義私帶貨物？”
“無非是個名義，給他們一個名義不就行了？”高務實笑了笑，道：“比如將漕軍改為‘運河調度司’，從此麵向普羅大眾，接受各項貨物承運，而調度司則在其中收取相應費用，這又有何不可？”
高務若思索了一下，遲疑道：“可是如果這樣的話，朝廷在其中便無絲毫所得。若朝廷無所得，何以維持運河疏浚等治理？”
“好問題！”高務實對這位幼弟不吝讚賞地誇了一句，然後解釋道：“這裏就要進行稅率調節了——簡單地說就是設點征稅。從原則上來說，朝廷首先要將整個運河進行運輸量管控，以避免船隻擁堵。
這就要求整條運河被分為許多小段，每一段都要按照一定的漕船進入量來進行控製，進入運河的船隻都需要提前申報目的地與大致抵達日期，日期可以有一定時間的冗餘，以避免途中因故拖延。
與此同時，朝廷在每段運河進行征稅，但必須先有一個運河整體稅率。如此則每段稅率可以按比例劃分，這樣便可以控製運輸總成本，避免稅率過高使得來往船隻無利可圖，進而導致商家放棄運河運輸。
這些征收上來的稅金，除了養活征稅人員與監督征稅人員之外，多餘部分主要就將作為運河維護之用。甚至將來若是別有盈餘，還可以作為河道拓寬等用。
如此一來，朝廷不僅省卻了每年數十萬乃至上百萬兩的治河所費，還能逐漸擴大運河，乃至於依靠運河養活更多人、帶動更多的商業往來，加強南北經濟交往，尤其是運河沿線的經濟交往，一舉多得，何其美哉！”
高務若恍然大悟，旁邊的商務秘書曹恪卻有些疑慮，問道：“老師，若運河貨運有利可圖，那海運怎麽辦？”
“你是擔心漕運搶了海運的生意？你多慮了。”高務實搖頭道：“且不說運河隻是聯通京師到江南，而福建、廣東、廣西等地根本難以覆蓋。即便是京師到江南這一線，運河也沒法完全包辦——你要知道，運河的運力畢竟有限，河道之上的漕船也遠小於海船，因此貨物越多則越是適合海運。
何況，運河沿途收稅，海運則有海港駐泊費(因為多數是私港)，這兩筆稅、費都是可以按照情況進行調整的。假使運河擁堵而海運不足，則可以提高運河稅率；假使海運繁榮而運河窘迫，則可以提高海港泊費。總而言之，我們可以通過這些調整來使河海運輸達到某種平衡。”
高務實這麽一說，曹恪就明白過來了，欠身示意表示受教。
一旁的高務若見其他人沒有疑問，便繼續道：“那麽大兄方才說江南財閥與舒應龍……”
“這件事雖然是我猜的，不過卻也不難理解。”高務實道：“舒應龍與江南財閥雖然達成了某些私底下的協議，但他們雙方的利益並不完全相同，所作所為的目的當然也就不同。
舒應龍那邊想要的是積攢政治資本。原本漕運總督積攢政治資本無非就是確保漕運安全有序，不過這太慢了。他已經做了好幾年漕運總督，迄今為止也沒撈到機會進入朝廷中樞，可見心學派上層過於固定，下麵的人想要冒頭著實困難。
那他希望位晉中樞就需要兩個先決條件：一是上頭有人讓位，二是他能順勢遞補。漕軍暴動這樣大的事情發生，一旦皇上要追究責任，這責任首先在哪？
你們或許以為，漕軍出了事，漕運總督自然是第一責任人，是吧？但很可惜，不是。漕軍本質上是沿線各地衛所之兵，漕運總督隻是安排使用罷了，又不負責訓練操演，仗打得好不好與他並無太多幹係。
而此次漕軍在南京暴動，是由倭寇襲擊引起，但倭寇人數遠低於漕軍，誰也不能說舒應龍這漕運總督用兵有誤，給了倭寇可趁之機——兩三萬人被千餘倭寇給襲擊成這樣，怪他這漕運總督可說不過去。
於是責任在誰呢？自然是在兵部，甚或因為戶部有了關稅署和稅警總隊，弄不好也得沾點責任。那麽站在舒應龍的角度來看，事情若是到了這一步，申元輔和王閣老肯定會把屎盆子往兵部頭上扣，這一點毫無疑問。
周本兵上任不久，這事非要拿他開刀似乎理由不太足，但事情發生了總得有人負責吧？那麽心學派如果操弄得法，罪責可能就要梁閣老(梁夢龍)擔上，即便操弄得不太成功，說不定兵部或者戶部也要獻祭一位侍郎——如此一來，心學派也可能抓住機會推一位自己人上馬。
此時此刻，若是舒應龍又平定了南京漕軍暴動，他是不是就很有機會頂上這個缺，從此由地方大員位晉中樞，成為堂上官了？”
雖說有些地方大員地位很高，實權也大，但大明朝廷的風格是京官見人大三級，三品侍郎往往比二品地方大員地位更高，故舒應龍即便隻是回京做侍郎，也比漕運總督更加接近皇帝——接近皇帝就意味著地位提升。
況且，很多時候吏部侍郎直接入閣也是常事(一般隻有吏部侍郎會這樣)，隻要他先獲得侍郎身份，將來有機會轉去做吏部侍郎，便有可能跳過尚書一級直接入閣。
以上這些雖然說起來好像挺複雜，但其實是一環扣一環的，隻要真的朝這個方向發展了，那最終結果幾乎水到渠成。
高務若恍然大悟，連連點頭，最後問道：“那江南財閥的目的就隻是為了切斷漕運，自己拿下海運輸糧這一買賣？”
“這是最直接的目的，但並不完全。”高務實微微搖頭，沉吟著道：“我覺得江南財閥……或許在與京華對抗這件事上已經不如過去那般堅定，此舉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我的一種試探。”
“試探大兄？”高務若愕然道：“他們想試探什麽？”
高務實道：“從淺層次來講，自然是試探我能否允許他們在海運上多分一杯羹。而從深層次來講，則或許是試探我有無將他們吞並之意。”
高務若一時還沒反應過來，旁邊曹恪卻“啊”了一聲，詫異道：“他們居然開始考慮投降了？這不應該啊，他們可是心學派的金主，心學派如今可是掌握著首輔之位的，他們何至於想著投降？”
曹恪到底是跟隨高務實時間更久，陪高務實去過廣西的首席大弟子，反應的確比較快。不過他這話說得還是有些誇張了，高務實倒沒覺得江南財閥這麽做就一定是“考慮投降”，人家沒準隻是考慮和自己簽個“互不侵犯條約”呢。
至於他們為什麽會這麽做，曹恪不理解其中的道理，高務實卻覺得很簡單。
畢竟是江南財閥嘛，財閥的本質是什麽？無非就是資本。資本隻在乎利益，任何其他的事物隻要和利益相衝突，在資本眼裏就都是可以棄如敝履的。禮義廉恥是如此，盟友打手自然也是如此。
《是，大臣》裏有兩句經典對白：“我想有顆清白的良心。”“你幾時有了這種奢侈的想法？”——用在資本身上實稱完美。
江南財閥撐著心學派和高務實鬥了這麽多年，雖然雙方好幾次差點撕破臉，但最終還是因為申時行與高務實二人都有著典型的政客屬性，總算維持住了“鬥而不破”的體麵。
然而，他們在政治層麵鬥成什麽樣其實並非江南財閥真正關心的，江南財閥真正關心的隻有他們自己的利益。這麽多年下來，京華的實力越來越強，而江南的商稅征收最終也還是一點一點被推動起來了。
眼見得心學派鬥來鬥去依然保護不了自己的利益，作為幕後金主的江南財閥當然隻能另尋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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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消滅不了對手，那就試試看能不能談判唄。別說江南財閥了，就算後世那些整天自詡紳士的資本國家，誰又不是這副德行？
正因如此，舒應龍與江南財閥雖然不知道是如何走到一起去的，不過那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雖然聯合了，但卻各懷鬼胎。
高務實嘲笑心學派的“團結”，便是因為如今申、王與舒應龍及江南財閥三者之間看似一體，實則各有各的小算盤，簡直比實學派內部分裂得更厲害。
實學派內部雖然分作兩派，但高務實這一派顯然實力更強。欠缺的部分主要是高務實本人因為年齡和資曆原因而未能入閣，從而造成了政治上的雙核心。而隻要伐元之戰凱旋，高務實便足以取得名義，迫使許國一派接受他的領導。
本質上來說，實學派雖然分成了所謂的“激進派”與“保守派”，但二者政治目標基本上還是一致的，所爭奪的無非領導權。隻要一方在政治上明確占據優勢，另一方就算服軟也沒什麽大不了。
心學派現在反而複雜了，中樞高層與地方大員利益不一致，朝臣與他們身後的金主利益也不一致，看起來隻要有人稍微加把火，他們內部鬧掰就是一件很值得期許的事。
“加把火”這種事，一向急人所難的高務實自然是當仁不讓的。
“皇上把平定漕軍南京暴動之事交給了魏國公，此事我是要支持的。”高務實吩咐道：“讓京華南直隸方麵行動起來，力所能及地為魏國公提供便利。
同時還要讓他們想辦法放出傳言，就說我正在考慮在下一步改革中將漕軍改成一個與‘京營生產建設兵團’類似的機構——大致上就是我方才所說漕軍自負盈虧，麵向商業貨運來發展之類。”
曹恪作為商貿秘書，立刻記下了高務實的話。情報秘書高杞更不待言，將高務實的一字一句都默默記在心裏。
不過若僅止於此，這把火加得顯然不夠，高務實還必須有其他舉動。
他先朝曹恪吩咐道：“代我草擬一封奏疏，就說京師糧草足夠，南京之事並不影響伐元，請皇上不必憂心。”然後頓了一頓，又轉頭對高杞道：“給劉秘書長通報一下今日的情況，請她安排京華南直隸方麵……不，安排寧波的吳遜代表我去和江南財閥商議一樁買賣。
就說除了漕運目前掌握的那些漕糧輸送額度都交給他們運營之外，我還打算大幅提高從南疆向日本運糧售賣的額度。這些大米的運輸都可以交給他們，我京華願出運費。”
曹恪和高杞都先應了，然後曹恪才又問道：“老師，對日本大量售賣南疆大米這件事，會不會導致豐臣家囤積糧食作為……”
“無妨，這正是我的目的，照辦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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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太懂。”高務若倒是老實，規規矩矩道：“大兄說‘百萬漕工衣食所係’不難解決，小弟不懂。大兄說江南財閥與舒應龍之間還有其他故事，小弟也不懂。”
“嗬嗬，不懂沒關係，愚兄為你釋疑。”高務實頷首道：“先說‘百萬漕工衣食所係’吧。首先，‘百萬漕工’這個說法就頗有問題，漕軍常年維持在十二萬之數，雖有輪班，但都出自各衛所。
衛所原本就有土地，雖說如今製度已然大壞，但這些衛所終歸還是衛所，衛所之兵即便不去輪班漕軍，也能在本衛糊口。當然，也僅止於糊口。他們去做漕軍，實際上是多了一項額外收入，但你要知道一件事：他們輪班做漕軍時真正的收入並不在於運送漕糧的薪俸，而是私帶貨物的營收。
也即是說，假使朝廷停掉漕運，他們真正損失的也不過是假借漕運而私帶貨物之機。那麽我們反過來想，如果朝廷停掉漕運，但卻允許他們繼續私帶貨物呢？”
高務若完全聽懵了，納悶道：“可朝廷若是連漕運都停了，他們又能以什麽名義私帶貨物？”
“無非是個名義，給他們一個名義不就行了？”高務實笑了笑，道：“比如將漕軍改為‘運河調度司’，從此麵向普羅大眾，接受各項貨物承運，而調度司則在其中收取相應費用，這又有何不可？”
高務若思索了一下，遲疑道：“可是如果這樣的話，朝廷在其中便無絲毫所得。若朝廷無所得，何以維持運河疏浚等治理？”
“好問題！”高務實對這位幼弟不吝讚賞地誇了一句，然後解釋道：“這裏就要進行稅率調節了——簡單地說就是設點征稅。從原則上來說，朝廷首先要將整個運河進行運輸量管控，以避免船隻擁堵。
這就要求整條運河被分為許多小段，每一段都要按照一定的漕船進入量來進行控製，進入運河的船隻都需要提前申報目的地與大致抵達日期，日期可以有一定時間的冗餘，以避免途中因故拖延。
與此同時，朝廷在每段運河進行征稅，但必須先有一個運河整體稅率。如此則每段稅率可以按比例劃分，這樣便可以控製運輸總成本，避免稅率過高使得來往船隻無利可圖，進而導致商家放棄運河運輸。
這些征收上來的稅金，除了養活征稅人員與監督征稅人員之外，多餘部分主要就將作為運河維護之用。甚至將來若是別有盈餘，還可以作為河道拓寬等用。
如此一來，朝廷不僅省卻了每年數十萬乃至上百萬兩的治河所費，還能逐漸擴大運河，乃至於依靠運河養活更多人、帶動更多的商業往來，加強南北經濟交往，尤其是運河沿線的經濟交往，一舉多得，何其美哉！”
高務若恍然大悟，旁邊的商務秘書曹恪卻有些疑慮，問道：“老師，若運河貨運有利可圖，那海運怎麽辦？”
“你是擔心漕運搶了海運的生意？你多慮了。”高務實搖頭道：“且不說運河隻是聯通京師到江南，而福建、廣東、廣西等地根本難以覆蓋。即便是京師到江南這一線，運河也沒法完全包辦——你要知道，運河的運力畢竟有限，河道之上的漕船也遠小於海船，因此貨物越多則越是適合海運。
何況，運河沿途收稅，海運則有海港駐泊費(因為多數是私港)，這兩筆稅、費都是可以按照情況進行調整的。假使運河擁堵而海運不足，則可以提高運河稅率；假使海運繁榮而運河窘迫，則可以提高海港泊費。總而言之，我們可以通過這些調整來使河海運輸達到某種平衡。”
高務實這麽一說，曹恪就明白過來了，欠身示意表示受教。
一旁的高務若見其他人沒有疑問，便繼續道：“那麽大兄方才說江南財閥與舒應龍……”
“這件事雖然是我猜的，不過卻也不難理解。”高務實道：“舒應龍與江南財閥雖然達成了某些私底下的協議，但他們雙方的利益並不完全相同，所作所為的目的當然也就不同。
舒應龍那邊想要的是積攢政治資本。原本漕運總督積攢政治資本無非就是確保漕運安全有序，不過這太慢了。他已經做了好幾年漕運總督，迄今為止也沒撈到機會進入朝廷中樞，可見心學派上層過於固定，下麵的人想要冒頭著實困難。
那他希望位晉中樞就需要兩個先決條件：一是上頭有人讓位，二是他能順勢遞補。漕軍暴動這樣大的事情發生，一旦皇上要追究責任，這責任首先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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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次漕軍在南京暴動，是由倭寇襲擊引起，但倭寇人數遠低於漕軍，誰也不能說舒應龍這漕運總督用兵有誤，給了倭寇可趁之機——兩三萬人被千餘倭寇給襲擊成這樣，怪他這漕運總督可說不過去。
於是責任在誰呢？自然是在兵部，甚或因為戶部有了關稅署和稅警總隊，弄不好也得沾點責任。那麽站在舒應龍的角度來看，事情若是到了這一步，申元輔和王閣老肯定會把屎盆子往兵部頭上扣，這一點毫無疑問。
周本兵上任不久，這事非要拿他開刀似乎理由不太足，但事情發生了總得有人負責吧？那麽心學派如果操弄得法，罪責可能就要梁閣老(梁夢龍)擔上，即便操弄得不太成功，說不定兵部或者戶部也要獻祭一位侍郎——如此一來，心學派也可能抓住機會推一位自己人上馬。
此時此刻，若是舒應龍又平定了南京漕軍暴動，他是不是就很有機會頂上這個缺，從此由地方大員位晉中樞，成為堂上官了？”
雖說有些地方大員地位很高，實權也大，但大明朝廷的風格是京官見人大三級，三品侍郎往往比二品地方大員地位更高，故舒應龍即便隻是回京做侍郎，也比漕運總督更加接近皇帝——接近皇帝就意味著地位提升。
況且，很多時候吏部侍郎直接入閣也是常事(一般隻有吏部侍郎會這樣)，隻要他先獲得侍郎身份，將來有機會轉去做吏部侍郎，便有可能跳過尚書一級直接入閣。
以上這些雖然說起來好像挺複雜，但其實是一環扣一環的，隻要真的朝這個方向發展了，那最終結果幾乎水到渠成。
高務若恍然大悟，連連點頭，最後問道：“那江南財閥的目的就隻是為了切斷漕運，自己拿下海運輸糧這一買賣？”
“這是最直接的目的，但並不完全。”高務實微微搖頭，沉吟著道：“我覺得江南財閥……或許在與京華對抗這件事上已經不如過去那般堅定，此舉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我的一種試探。”
“試探大兄？”高務若愕然道：“他們想試探什麽？”
高務實道：“從淺層次來講，自然是試探我能否允許他們在海運上多分一杯羹。而從深層次來講，則或許是試探我有無將他們吞並之意。”
高務若一時還沒反應過來，旁邊曹恪卻“啊”了一聲，詫異道：“他們居然開始考慮投降了？這不應該啊，他們可是心學派的金主，心學派如今可是掌握著首輔之位的，他們何至於想著投降？”
曹恪到底是跟隨高務實時間更久，陪高務實去過廣西的首席大弟子，反應的確比較快。不過他這話說得還是有些誇張了，高務實倒沒覺得江南財閥這麽做就一定是“考慮投降”，人家沒準隻是考慮和自己簽個“互不侵犯條約”呢。
至於他們為什麽會這麽做，曹恪不理解其中的道理，高務實卻覺得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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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學派內部雖然分作兩派，但高務實這一派顯然實力更強。欠缺的部分主要是高務實本人因為年齡和資曆原因而未能入閣，從而造成了政治上的雙核心。而隻要伐元之戰凱旋，高務實便足以取得名義，迫使許國一派接受他的領導。
本質上來說，實學派雖然分成了所謂的“激進派”與“保守派”，但二者政治目標基本上還是一致的，所爭奪的無非領導權。隻要一方在政治上明確占據優勢，另一方就算服軟也沒什麽大不了。
心學派現在反而複雜了，中樞高層與地方大員利益不一致，朝臣與他們身後的金主利益也不一致，看起來隻要有人稍微加把火，他們內部鬧掰就是一件很值得期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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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把平定漕軍南京暴動之事交給了魏國公，此事我是要支持的。”高務實吩咐道：“讓京華南直隸方麵行動起來，力所能及地為魏國公提供便利。
同時還要讓他們想辦法放出傳言，就說我正在考慮在下一步改革中將漕軍改成一個與‘京營生產建設兵團’類似的機構——大致上就是我方才所說漕軍自負盈虧，麵向商業貨運來發展之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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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說除了漕運目前掌握的那些漕糧輸送額度都交給他們運營之外，我還打算大幅提高從南疆向日本運糧售賣的額度。這些大米的運輸都可以交給他們，我京華願出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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