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鈞這話說得頗重，不過方寸感掌握得不錯，因為他並不是直接就信了高務實手裏的這道條陳，而是先表示要派廠衛去查證。
對於這種做派，高務實不僅不惱，反而非常欣賞，因為以他的觀念而言，講證據就是尊重事實，這是做事的大前提，沒有這個前提，做事隻會陷入虛妄，變成堂吉訶德戰風車。
“雞與猴的問題弄清楚，就會發現這件事的嚴重性更加突出了。”高務實接口道：“這意味著朝廷已經在某種程度上被財閥勢力操縱——或者至少說是滲透。
皇上，倘若閣部、部堂級高官都已經被財閥勢力嚴重影響，甚至在財閥勢力做出危害國家安全之舉動時知情不報、裝聾作啞，乃至於主動為財閥遮掩隱瞞、蒙蔽聖聰，那後果將會何其嚴重？”
朱翊鈞眉頭皺成深深的川字，手裏的禦貢竹葉青都似乎不香了，端著酒杯半晌未動。又過了良久，他才問道：“務實，你說這江南財閥為何總不老實？太祖開國之時就對蘇州課以重稅，結果蘇州之富依舊冠絕天下，而由蘇州蔓延至大半個江南的商幫勢力反而不斷增強，到最後就成了你口中所謂的財閥。
這財閥一旦生成，便更加不老實了。以前我不懂為何江南官員堅持不能開放海禁，而北方官員——如令伯文正高公便讚同開海，後來才知道這其中的複雜。
江南財閥早年要求禁海，隻是不滿當年朝廷艦隊都是天家所為，朝貢貿易之收入也幾乎都歸了天家所有，他們幾乎一無所得，自然眼紅、自然反對。
後來禁了海，他們卻開始走私，靠著禁海禁了競爭對手，自己卻一個個賺得盆滿缽滿，自然更不願意朝廷開海了。於是這又搞出了倭寇，大亂沿海數十年，遠超開國時那些小打小鬧的真倭。
朝廷左支右絀，終於在戰爭中鍛煉出幾支精兵，遴選出幾員幹才，將倭寇之亂平定得七七八八。這時終於有人站出來說，倭寇之亂激化，非為其他，實乃海禁所致，由此朝廷爭議不斷，直到文正公一錘定音，試以漳州月港開海通商。
而你也很快加入其中，並且在月港開海收到實效之後勸文正公增設港口。由此不過數年，倭寇絕跡、海關稅收在朝廷歲入之比重逐年上升。終於，朝廷漸漸可以積盈餘，整邊務，開藩禁，伐北元，直到如今。
然而，這些江南財閥仍不老實，竟然做出這等事來！他們今日敢挑唆漕軍，明日是不是便敢挑唆衛所、挑唆班軍、挑唆邊軍，甚至挑唆禁衛軍！”朱翊鈞說到此處，右手猛然一拍桌子，然後一口飲盡左手杯中之酒，目光中有絲毫不加隱藏的怒火與煞氣。
看來調查歸調查，但他心底裏其實早已信了，江南財閥在漕軍騷動事件中絕對逃不脫幹係。所謂調查，無非是去把罪證牢牢控製在手中。
不過關於皇帝的問題，也就是“江南財閥為何總不老實”這一點，高務實有些猶豫到底該不該給他詳細解釋。聽皇帝的意思，似乎覺得江南當地人天生邪惡一般，這顯然是無稽之談。
古人說倉廩實而知禮節，這句話是對的，但並不完整。事實上，人類社會本質上就是經濟社會，而人類自然也就成為經濟動物，一切行為都逃不出經濟規律影響。某個地區的人如果有某種共性，那絕不可能是什麽遺傳基因導致，而一定是與當地在整個大市場中所處的位置有關。
這個關係很有意思，就好比後世有一種說法，叫做世界貿易體係內的分工，即本國在世界經濟鏈中的位置。
稍微懂點經濟知識的人都知道“微笑曲線”，即在微笑嘴型的一條曲線，兩端朝上，在產業鏈中，附加值更多體現在兩端，也就是設計(研發)和銷售，而處於中間環節的製造附加值最低。
眼下的大明雖然說是說資本主義萌芽階段，但大抵也可以套用一下這個微笑曲線。套用之後就會發現，至少在京華崛起於北方之前，江南地區強大到了一個令人震驚的地步：
它在整個產業鏈中，控製著利潤率最高的設計研發(知識產權)和另一端的市場銷售，同時它甚至還控製著生產！
你看當時大明的江南地區都控製了哪些產業？數一數，有絲綢(包括其他各類紡織品如錦、緞、紗、帛、棉等)、瓷器、茶葉、造紙、船舶、糖、鹽……除了不肯種糧食，其他什麽賺錢它做什麽，還幾乎都做到了頂端。甚至，哪怕江南不是釀酒的最佳之地，但它的名酒居然都不少。
這是什麽？這TM就是全產業鏈最強，徹底讓別人無路可走了啊！意思是大明這旮遝，其他事情我江南包圓了，你們隻要種點糧食、養點豬羊，供我們好吃好喝就行了。
這能不出問題？這在後世來說，就意味著大明出現了極其、極其、極其嚴重的地區發展不均衡啊！
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江南人認為自己隻是在做好自己的事，可在其他人看來，乃至於在皇帝看來，自然就變成了：“How old are you？”[注：網絡梗：怎麽老是你？]
高務實想了想，稍稍組織了一下語言，道：“此事說來話長，不知皇上是否注意到，唐朝初期之前，華夏曆代所有的博弈都是按照姓氏來區分的，每次一出場都是一大家子的人。
譬如西漢，呂雉和呂澤、呂祿、呂產、呂台；竇漪房和竇長君、竇廣國、竇嬰；衛子夫和衛青、霍去病、霍光……可是到了宋朝之後，姓氏之間的博弈，卻逐漸轉變為地域之間的爭鬥。”
朱翊鈞聽得一怔，下意識應了一聲：“哦？”
高務實一看就知道朱翊鈞不曾細細想過這個情況，當然更可能是根本未曾注意到，因此便道：“譬如宋末的新黨和舊黨之爭，在臣看來就根本不是什麽理念之爭，而是南方人和北方人之間的博弈。如果查一下諸人履曆就會發現，舊黨大佬們一色都是北方人和內陸省份出身，而新黨大佬則幾乎清一色來源於東南沿海。
譬如舊黨的領軍人物中，韓琦是河北人，司馬光和文彥博是山西人，富弼是河南人，歐陽修是四川人。而王安石的新黨中，大佬們幾乎一色都是南方人，王安石、曾布是江西人，呂惠卿、章惇、蔡確、蔡京都是福建人。
甚至後期圍剿新黨的，也變成了各省組成的聯盟。譬如以司馬光為代表的朔黨(山西)，以二程代表的洛黨(河南)，以三蘇為代表的蜀黨(四川)。皇上想想，臣所言是否屬實？”
“是。”朱翊鈞點頭表示同意，但馬上又問：“可這是為什麽呢？”
高務實歎了口氣，道：“這是因為從北宋中期開始，資本的萌發迅速發展，各省內部形成了代表著各自利益的財閥，而台上的政治人物不過是各地利益的代理人，也就很少再出現父子相承的情況。
在財閥政治下，各地選擇的是朝中幫助自身推行經濟政策的代理人，代理人的博弈也都是利益之間的博弈。
這個情況從經濟的角度很容易解釋，例如王安石的變法遭受到巨大的反噬，本質就是南方人推行有利於南方而不利於北方和內陸的政策，自然就遭遇到了北方和內陸省份的集體圍剿。”
對於這件事，高務實前世在工作時曾經這樣理解王安石改革的困難：一個南方人搞一刀切的全國大下崗。這個措施在南方可能沒事，因為他當時的南方全是個體戶、私人企業主，但是那時候的北方如果全是大國企，私企壓根沒有，那會是個什麽結果？很顯然，他必然會被北方人罵出翔。
不過，即便如此解釋了，朱翊鈞還是保持了一定的獨立思考能力，仔細想了一會兒才問道：“務實，按你的意思就是說，在唐朝和唐朝以前，天下大勢是門閥很強，但到了宋朝就變成財閥很強了……那如果這樣，我就想問，這個變化是怎麽來的？”
“問得好，皇上這一問也算是追根溯源了。”高務實先讚了一句，然後道：“由門閥向財閥的轉變，是由很多原因共同決定的，這其中有兩個特別有趣：一個是宋朝開始全麵執行的科舉製，而另一個則是宋朝首創了‘不殺士大夫’的原則。”
高務實說到科舉製時，朱翊鈞尚且沒有什麽大反應，但說到“不殺士大夫”時，朱翊鈞卻很驚訝，一臉詫異地道：“不殺士大夫也不對？”
“這不是對不對的問題。”高務實搖頭道：“在宋朝之前，官員和地主們都是沒有人身以及財產安全保障的，因此隻能依附於能強大到能跟皇權博弈的門閥，以保全自身以及財產安全。可是隨著宋朝優待士大夫，地主階級迅速解除了束縛，形成了一股獨立的政治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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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過去魏晉以來的九品中正製使得人才的向上進階，隻可能通過依附於門閥達成，而普通民眾被死死的框在土地上，根本沒有向上晉升的機會。可是科舉製的全麵鋪開，使得地主階級迅速擁有了直接參與政治的階梯。
因此，北宋的政治領域改革實際上就是讓科舉製在經濟領域來了一次‘解放生產力’，讓普通人尤其是地主階級多了一條進身之階，而不殺士大夫則相當於‘保護私有財產’，讓人放心經營，不必依賴別人——比如門閥。”
“你是說這不好？”朱翊鈞顯然有些疑惑，因為他的思路無論如何比高務實局限得多，因此他聽了這些之後首先想到的竟然是：你家不也是科舉起來的嗎？怎麽你會反對？
“請皇上聽臣把話說完。”高務實大搖其頭，道：“臣常常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地主階級們崛起之後，相互之間也開始了權力的不平衡。
呃，臣此前為皇上解釋過近幾十年北方為何越來越冷這件事，皇上記得吧？”
“記得，你說了一些……什麽周期、小冰河時期、降雨線之類的。”朱翊鈞點頭道。
“沒錯，其實北宋那會兒也有這個問題，當然，沒有如今這樣嚴重和明顯。”高務實解釋道：“隨著北宋降雨線南移和氣溫的下降，江南地區的人口與經濟飛速崛起，這才誕生了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新黨。
這些利益集團形成之後，必然要尋求朝廷的政策向其傾斜，因此就會跟北方以及西部那些經濟落後地區形成激烈的政策衝突，而且隨著經濟發展差距的進一步拉大，就會逐步演化為不可調和的矛盾。”
雖然高務實讓皇帝聽他把話說完，但皇帝聽到這裏已經忍不住了，伸手打斷道：“這不還是壞事嗎？”
高務實有些無奈，但好在他在皇帝麵前地位特殊，這時幹脆也任性一下，把手一攤，沒好氣地道：“朝廷去年在南方諸港收了差不多一百七十萬兩銀子，皇上覺得這也是壞事嗎？如果臣說，以現在江南的富庶程度，隻要朝廷操作得法，完全可以在不影響地區安靖的前提下每年多收千萬之巨，皇上也覺得這是壞事嗎？”
“呃……這肯定是好事。”朱翊鈞悻悻道。又瞥眼發現高務實一臉不高興，連忙賠著笑給他斟了一杯秋露白，再舉起自己的酒杯：“剛才是我失禮了，務實莫要見怪，你請繼續說。”
皇帝都主動認錯了，高務實也就不繼續作態，解釋道：“所以這種財閥本身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麵他們會推動經濟的高速發展，另一方麵也會不自覺地導致社會發展不平衡，使矛盾迅速激化。”
一說雙刃劍，朱翊鈞的經驗就能起到作用了，當下恍然道：“哦，也就是說，朕需要在他們這兩種……兩種表現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爭取盡量多的發揮他們推動經濟發展的作用，同時又盡量降低他們對於激化矛盾的影響，是這個意思吧？”
那當然是這個意思，你這種思維方式都是我多年來刻意灌輸的，那還能錯？
“然也。”高務實果然表示肯定。
朱翊鈞鬆了口氣，但馬上又皺起眉頭：“可這該從何處下手呢？朕……朕驟聞此事，著實毫無頭緒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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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翊鈞眉頭皺成深深的川字，手裏的禦貢竹葉青都似乎不香了，端著酒杯半晌未動。又過了良久，他才問道：“務實，你說這江南財閥為何總不老實？太祖開國之時就對蘇州課以重稅，結果蘇州之富依舊冠絕天下，而由蘇州蔓延至大半個江南的商幫勢力反而不斷增強，到最後就成了你口中所謂的財閥。
這財閥一旦生成，便更加不老實了。以前我不懂為何江南官員堅持不能開放海禁，而北方官員——如令伯文正高公便讚同開海，後來才知道這其中的複雜。
江南財閥早年要求禁海，隻是不滿當年朝廷艦隊都是天家所為，朝貢貿易之收入也幾乎都歸了天家所有，他們幾乎一無所得，自然眼紅、自然反對。
後來禁了海，他們卻開始走私，靠著禁海禁了競爭對手，自己卻一個個賺得盆滿缽滿，自然更不願意朝廷開海了。於是這又搞出了倭寇，大亂沿海數十年，遠超開國時那些小打小鬧的真倭。
朝廷左支右絀，終於在戰爭中鍛煉出幾支精兵，遴選出幾員幹才，將倭寇之亂平定得七七八八。這時終於有人站出來說，倭寇之亂激化，非為其他，實乃海禁所致，由此朝廷爭議不斷，直到文正公一錘定音，試以漳州月港開海通商。
而你也很快加入其中，並且在月港開海收到實效之後勸文正公增設港口。由此不過數年，倭寇絕跡、海關稅收在朝廷歲入之比重逐年上升。終於，朝廷漸漸可以積盈餘，整邊務，開藩禁，伐北元，直到如今。
然而，這些江南財閥仍不老實，竟然做出這等事來！他們今日敢挑唆漕軍，明日是不是便敢挑唆衛所、挑唆班軍、挑唆邊軍，甚至挑唆禁衛軍！”朱翊鈞說到此處，右手猛然一拍桌子，然後一口飲盡左手杯中之酒，目光中有絲毫不加隱藏的怒火與煞氣。
看來調查歸調查，但他心底裏其實早已信了，江南財閥在漕軍騷動事件中絕對逃不脫幹係。所謂調查，無非是去把罪證牢牢控製在手中。
不過關於皇帝的問題，也就是“江南財閥為何總不老實”這一點，高務實有些猶豫到底該不該給他詳細解釋。聽皇帝的意思，似乎覺得江南當地人天生邪惡一般，這顯然是無稽之談。
古人說倉廩實而知禮節，這句話是對的，但並不完整。事實上，人類社會本質上就是經濟社會，而人類自然也就成為經濟動物，一切行為都逃不出經濟規律影響。某個地區的人如果有某種共性，那絕不可能是什麽遺傳基因導致，而一定是與當地在整個大市場中所處的位置有關。
這個關係很有意思，就好比後世有一種說法，叫做世界貿易體係內的分工，即本國在世界經濟鏈中的位置。
稍微懂點經濟知識的人都知道“微笑曲線”，即在微笑嘴型的一條曲線，兩端朝上，在產業鏈中，附加值更多體現在兩端，也就是設計(研發)和銷售，而處於中間環節的製造附加值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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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能不出問題？這在後世來說，就意味著大明出現了極其、極其、極其嚴重的地區發展不均衡啊！
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江南人認為自己隻是在做好自己的事，可在其他人看來，乃至於在皇帝看來，自然就變成了：“How old are you？”[注：網絡梗：怎麽老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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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翊鈞聽得一怔，下意識應了一聲：“哦？”
高務實一看就知道朱翊鈞不曾細細想過這個情況，當然更可能是根本未曾注意到，因此便道：“譬如宋末的新黨和舊黨之爭，在臣看來就根本不是什麽理念之爭，而是南方人和北方人之間的博弈。如果查一下諸人履曆就會發現，舊黨大佬們一色都是北方人和內陸省份出身，而新黨大佬則幾乎清一色來源於東南沿海。
譬如舊黨的領軍人物中，韓琦是河北人，司馬光和文彥博是山西人，富弼是河南人，歐陽修是四川人。而王安石的新黨中，大佬們幾乎一色都是南方人，王安石、曾布是江西人，呂惠卿、章惇、蔡確、蔡京都是福建人。
甚至後期圍剿新黨的，也變成了各省組成的聯盟。譬如以司馬光為代表的朔黨(山西)，以二程代表的洛黨(河南)，以三蘇為代表的蜀黨(四川)。皇上想想，臣所言是否屬實？”
“是。”朱翊鈞點頭表示同意，但馬上又問：“可這是為什麽呢？”
高務實歎了口氣，道：“這是因為從北宋中期開始，資本的萌發迅速發展，各省內部形成了代表著各自利益的財閥，而台上的政治人物不過是各地利益的代理人，也就很少再出現父子相承的情況。
在財閥政治下，各地選擇的是朝中幫助自身推行經濟政策的代理人，代理人的博弈也都是利益之間的博弈。
這個情況從經濟的角度很容易解釋，例如王安石的變法遭受到巨大的反噬，本質就是南方人推行有利於南方而不利於北方和內陸的政策，自然就遭遇到了北方和內陸省份的集體圍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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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即便如此解釋了，朱翊鈞還是保持了一定的獨立思考能力，仔細想了一會兒才問道：“務實，按你的意思就是說，在唐朝和唐朝以前，天下大勢是門閥很強，但到了宋朝就變成財閥很強了……那如果這樣，我就想問，這個變化是怎麽來的？”
“問得好，皇上這一問也算是追根溯源了。”高務實先讚了一句，然後道：“由門閥向財閥的轉變，是由很多原因共同決定的，這其中有兩個特別有趣：一個是宋朝開始全麵執行的科舉製，而另一個則是宋朝首創了‘不殺士大夫’的原則。”
高務實說到科舉製時，朱翊鈞尚且沒有什麽大反應，但說到“不殺士大夫”時，朱翊鈞卻很驚訝，一臉詫異地道：“不殺士大夫也不對？”
“這不是對不對的問題。”高務實搖頭道：“在宋朝之前，官員和地主們都是沒有人身以及財產安全保障的，因此隻能依附於能強大到能跟皇權博弈的門閥，以保全自身以及財產安全。可是隨著宋朝優待士大夫，地主階級迅速解除了束縛，形成了一股獨立的政治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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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北宋的政治領域改革實際上就是讓科舉製在經濟領域來了一次‘解放生產力’，讓普通人尤其是地主階級多了一條進身之階，而不殺士大夫則相當於‘保護私有財產’，讓人放心經營，不必依賴別人——比如門閥。”
“你是說這不好？”朱翊鈞顯然有些疑惑，因為他的思路無論如何比高務實局限得多，因此他聽了這些之後首先想到的竟然是：你家不也是科舉起來的嗎？怎麽你會反對？
“請皇上聽臣把話說完。”高務實大搖其頭，道：“臣常常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地主階級們崛起之後，相互之間也開始了權力的不平衡。
呃，臣此前為皇上解釋過近幾十年北方為何越來越冷這件事，皇上記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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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錯，其實北宋那會兒也有這個問題，當然，沒有如今這樣嚴重和明顯。”高務實解釋道：“隨著北宋降雨線南移和氣溫的下降，江南地區的人口與經濟飛速崛起，這才誕生了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新黨。
這些利益集團形成之後，必然要尋求朝廷的政策向其傾斜，因此就會跟北方以及西部那些經濟落後地區形成激烈的政策衝突，而且隨著經濟發展差距的進一步拉大，就會逐步演化為不可調和的矛盾。”
雖然高務實讓皇帝聽他把話說完，但皇帝聽到這裏已經忍不住了，伸手打斷道：“這不還是壞事嗎？”
高務實有些無奈，但好在他在皇帝麵前地位特殊，這時幹脆也任性一下，把手一攤，沒好氣地道：“朝廷去年在南方諸港收了差不多一百七十萬兩銀子，皇上覺得這也是壞事嗎？如果臣說，以現在江南的富庶程度，隻要朝廷操作得法，完全可以在不影響地區安靖的前提下每年多收千萬之巨，皇上也覺得這是壞事嗎？”
“呃……這肯定是好事。”朱翊鈞悻悻道。又瞥眼發現高務實一臉不高興，連忙賠著笑給他斟了一杯秋露白，再舉起自己的酒杯：“剛才是我失禮了，務實莫要見怪，你請繼續說。”
皇帝都主動認錯了，高務實也就不繼續作態，解釋道：“所以這種財閥本身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麵他們會推動經濟的高速發展，另一方麵也會不自覺地導致社會發展不平衡，使矛盾迅速激化。”
一說雙刃劍，朱翊鈞的經驗就能起到作用了，當下恍然道：“哦，也就是說，朕需要在他們這兩種……兩種表現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爭取盡量多的發揮他們推動經濟發展的作用，同時又盡量降低他們對於激化矛盾的影響，是這個意思吧？”
那當然是這個意思，你這種思維方式都是我多年來刻意灌輸的，那還能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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