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事情談完，話題又轉回朝鮮。高務實忽然朝張左治問道：“張觀察，對於朝鮮此國，你有哪些了解？”</p>
張左治一開始不清楚高務實問他這句話的用意，但他身邊的葉向高忽然用鼓勵的眼神看了他一言，這才讓他敏感起來，意識到恐怕有個機會擺在自己麵前了。</p>
朝鮮即將內附，而朝鮮內附一事又是高閣老一手促成。那麽按照慣例，皇上對於內附之後朝鮮當地的官員委任之事將有極大概率會征求高閣老的意見。</p>
這一慣例高閣老當然不可能不知情，那麽他現在忽然問自己對朝鮮的了解還能有什麽用意？當然是高閣老在考察自己是否有能力作為首批去往朝鮮任職的官員啊！</p>
對於大明的文臣士大夫而言，無論朝鮮當前的發展水平到底是個什麽情況，他們去朝鮮任職都無異於會被認為去了邊陲蠻荒。因而，這樣的任職往往不會是平調，絕大多數都會提升一些，算是某種程度上的補償。</p>
張左治是整飭天津海防兵備副使，也就是俗稱的兵備道，雅稱“觀察”、“觀察使”。此職與總督、巡撫一樣並非經製之官，而是事職，俗稱差遣官。</p>
名義上來說，差遣官本身“不算官”，或者說不算正式職務，隻是臨時受皇帝委派去督辦某項、某幾項具體事務，其權威來源於皇帝本人的聖旨而非製度。</p>
不過，畢竟不可能真把一個平頭老百姓隨便委任一個兵備道的職務，所以和總督、巡撫一樣，兵備道也需要有“本職”在身，再去“兼任”兵備道。</p>
例如，要委任一位總督，往往是先給其加銜兵部尚書或者兵部侍郎；委任一位巡撫，往往是先給其加銜都察院右副都禦使或者都察院僉都禦史等。</p>
委任一位兵備副使、兵備道，則往往要先加銜為某省按察使，而按察使本身也正是兵備道雅稱“觀察”的由來。具體到張左治這個天津兵備，加銜則是山東按察使。</p>
[注：這一點我也沒查清楚原因，按理說天津兵備道不是應該加北直隸按察使才對得上地域麽，為啥也要搶山東按察使的加銜呢？</p>
而且要知道，遼東的幾個兵備道一般也是加山東按察使的，關於有明一朝山東、遼東在製度上的關聯在本書前文解釋過了。所以這樣的話，山東按察使頭銜真就是個批發品，在渤海灣周邊幾乎當成萬金油來用了。]</p>
大明朝在省級地方搞的是“三司獨立”，也就是承宣布政使、提刑按察使、都指揮使三者平級，互不統屬。但是這三司也正因為互不統屬造成太多扯皮，而被原先臨時設置、現在早已常態化的巡撫取代。</p>
是以，如果高務實想派他張左治去朝鮮，不能按照按察使的角度來提拔，而隻能按照兵備道本身的角度來提拔，而兵備道再往上，無疑就是巡撫[注：當然這有個別例外，比如廣東就沒有巡撫，兩廣總督實際兼任廣東巡撫職責]。</p>
萬曆二年登科時，張左治年約三旬，而到了今年，他的年紀已經五十有六。兵備道可不比內閣輔臣、六部堂官，亦或者某些重要地區的封疆大吏，兵備道通常幹到六十歲左右也就該乞骸骨了。而如果沒有特殊情況，皇帝一般也就照例批準，頂多給個公車驛站送回老家的待遇。</p>
因此，張左治根據自己作為心學派內部邊緣人的身份，其實早就做好了在天津走完仕途的心理準備。現在猛然發現自己還可能繼續發揮餘熱，作為一個有很強主觀能動性，很希望做點事情的官員，他自然免不了有心爭取一下。</p>
話雖如此，但張左治此前並沒有真正關注過朝鮮問題，或者可以這樣說：除了高務實之外，其他大明官員在此前幾乎都不關心朝鮮。</p>
別看以前有段時間朝鮮和安南每年都要爭一爭在新年麵聖時的座次，以此來確定誰才是地地道道的小中華，可是對於大明朝廷而言，這玩意兒有什麽好爭的？反正都是當兒子，難道你還指望爭出個勝負來之後能得到嫡長子繼承權嗎？</p>
所以在大明官員眼裏，大體認知上都是這樣：朝鮮和安南(嘉靖後一般指莫朝)都是漢化頗深的國家，兩者都是大明的藩籬，但是朝鮮相對比較老實，安南當年則有忤逆君父之舉，故而朝鮮溫馴，安南跳脫。</p>
也正是這個原因，朝鮮多年都能在禮部舉行的儀式上位列“班首”，代表各藩籬國謹呈貢品、獻表等。</p>
不過當然了，大明朝對於藩國從來沒有完全相信過任何一個——廢話，大明連藩王都不信，全得關起來當豬養，又怎麽能指望大明會相信藩國？</p>
但隻有這點東西，張左治也知道恐怕很難讓高務實滿意，因此他心思一轉，謹慎問道：“不知閣部是要問過去、當今亦或將來？”</p>
高務實嗬嗬一笑，知道張左治已經猜到自己的用意，便道：“那便說說將來吧。”</p>
果然如此！張左治這下信心多了一點。</p>
原本，高務實認為張左治首先應該會說朝鮮內附之後應該如何設置三司、如何駐軍等政治、軍事方麵的安排，誰知道居然料錯了。</p>
張左治沉吟道：“下官以為，朝鮮內附之後，我朝廷首先要做的一件事便是恢複——或者說建立互信。”</p>
這句話著實大出高務實所料，反問道：“觀察此言何解？”</p>
“我朝此番出兵，固然是救朝鮮如水火，但縱觀自朝鮮請援開始，到朝廷派兵入藩，再到此前權栗兵變，中間都發生過很多事，這就足可看出雙方內部彼此皆少信任。以朝鮮官員漢化程度之高，也會出現這樣的兵變，那就更別提朝鮮民間了。</p>
若是不能讓朝鮮從官員到民間，上上下下都認識到內附的好處，認識到大明接受朝鮮內附並不是為了欺壓他們，而是為了保護他們不再被倭寇之類盜匪賊寇威脅，那麽大明在朝鮮的統治恐怕就會如成、宣之安南一般，事倍功半，徒耗國力。”</p>
有見地啊！高務實忽然覺得自己之前恐怕還小看張左治了，以前隻認為這人工作積極性高，對於他工作能力的認識則比較淺薄，現在看來，此人也算是胸中自有丘壑，還真是有點東西的。</p>
高務實眼前一亮，頷首道：“張觀察所言在理。觀察對此還有些什麽心得，不妨細細道來與我參詳。”</p>
張左治於是便先開始曆數雙方的各種不信任表現，當然鑒於他對朝鮮內部的情況也不是特別了解，因此主要在說大明不信任朝鮮的種種表現。</p>
本書之前曾經提到過徐達攻克元大都，朱元章軟硬兼施拉攏高麗王朝的事，這裏張左治又說了一遍，但是接下來他則提到了更多的一些細節。</p>
例如他說，據史書記載，元朝在退居漠北之後，其實力仍然強盛，至“引弓之士，不下百萬眾，歸附之部落，不下數千裏也”的狀態，這使其對於周邊政權仍然有著較為強大的威懾力，即便麵對明朝也有著一定的對抗能力。</p>
這就導致當時的高麗不敢輕易地完全倒向明朝，否則如果明朝在與元朝的鬥爭中遭到失利乃至最後走向滅亡，那麽迎接高麗的也必將是毀滅性的打擊。</p>
恰逢此時，明朝在與北元的鬥爭中相繼敗給了擴廓帖木兒以及納哈出，這給予了北元朝廷極大的自信，對於高麗的拉攏也由此變得更加不遺餘力，“宜助力，複正天下”，這很難不讓高麗的統治者陷入巨大的糾結之中。</p>
另外，早在之前的臣服當中，高麗內部就已經與元朝之間結成了相當深厚的利益鏈條，元朝在高麗內部也有著諸多代表。如果高麗完全放棄元朝、倒向明朝，那麽傾向於元朝的政治集團必然會失去地位，這顯然是他們不願看到的。</p>
在這樣的情況下，高麗在整體已經接受了明朝善意的時候，卻又出現了許多類似於挑釁明朝的行為，如將從明朝到來的使節殘忍殺害，又如將進貢給明朝的馬匹全部替換成次品馬，等等等等，這都使明朝對於高麗的不信任程度大大加強。</p>
再加上朝鮮頻繁上貢、索取賞賜的行為，朱元章對於朝鮮的不滿越積越深，兩者之間的關係由此呈現出緊張的態勢，明朝更是從之前的積極轉向保留。</p>
在這種緊張的時刻，朝鮮內部卻發生了異常巨大的政變，原高麗的統治者恭湣王被殺，辛禑王則成功取代了他的地位。對於這一變故，北元朝廷不僅沒有給予懲罰，反倒是承認了他的地位。</p>
這一方麵是由於之前的恭湣王對於北元的不忠行為，但另一方麵，這也是因為此時的北元已經實力大為受損，不再能夠親自插手高麗內部的政治。</p>
因此，辛禑王雖然在表麵上仍然對北元呈歸附姿態，但不僅沒有在實際的軍事上給予他們幫助，反倒是請求明朝冊封自己，承認自己的統治地位。直到北元昭宗去世之後，高麗又徹底倒向明朝，開始沿用明朝的“洪武”年號，並且請求恢複對於明朝的上貢。</p>
為了彌補之前的錯誤，高麗這次可謂是誠意滿滿。麵對來自朱元章的不信任和防範，高麗政權一口氣將之前五年內失貢的所有馬匹、金銀財寶、布匹等等全部補齊，不可謂不是一次大出血了。也正是直到這個時候，高麗與明朝之間的關係才再度恢複正常。</p>
但是，由於朝鮮與明朝有關於鐵嶺以北地區的歸屬存在極大的矛盾，這導致兩國差點兵戎相見，之前為了建立良好關係所付出的所有努力自然也走向白費。</p>
正是在這緊張的時刻，朝鮮內部又發生政變，李成桂成功執掌了朝鮮的朝政大權，建立了之後的李氏朝鮮，而明朝也改變了之前的強硬態度，默認了朝鮮對於鐵嶺以北地區的歸屬權。</p>
然而，李成桂在篡權後，明朝與朝鮮的關係又一度趨於緊張。一方麵，李成桂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多次廢立朝鮮的君主，這讓明朝感到十分不快，就連冊封都不願意。</p>
另一方麵，當時的朝鮮將大量女真人招納到自己手下，這在明朝看來難免有僭越和增強自身實力的嫌疑，朱元章也因此以戰爭的方式威脅朝鮮放棄繼續執行這種政策。</p>
直到之後，朱元章親自立下詔書，宣布了十五個不征之國，朝鮮便赫然位列其中，為後麵兩個國家關係的趨於緩和與良好交往打下牢固基礎的同時，也提供了前提條件。</p>
但是正如之前章節中提到的，明朝對朝鮮的防備依舊如故，如限製火藥出口，大力購入朝鮮馬匹導致朝鮮馬逐漸退化等等，可謂除了打仗，其他手段該用的都用了。</p>
以上這些，張左治說，高務實聽，倒也沒有非常特別，畢竟高務實作為當初編纂《大明會典》的實際主筆之一，對於這些事還是很了解的。</p>
張左治的描述細節更多的集中在這次戰爭之中。壬辰戰爭前，朝鮮已升平二百年，民不知兵，節節敗退。戰爭爆發後，朝鮮麵臨八道具陷、三京淪落倭寇之手的景象。</p>
張左治道：“下官此前在天津接待過朝鮮謝恩使，他曾對下官說起過朝鮮國內的情狀：壬辰四月十三日，車駕西狩。五月三日，賊入京城，車架次於平壤。六月，賊兵至大同江，車架幸寧邊，進次博川，繼而平壤陷報至，車架次於義州，遣使請兵中原，又請內附。</p>
而當時據朝廷邸報(大明方麵)所言，朝鮮彼時‘八道幾盡沒，旦暮且渡鴨綠江，請援之使絡繹於道’，這些都是有據可考的事實，至於其中內情，閣部自然比下官更清楚。”</p>
高務實點了點頭，表示默認。</p>
於是張左治繼續說了下去，說當朝鮮使者李德馨入遼東，向遼東巡撫表白心跡之時，遼撫的第一反應是心生疑惑，甚至道：“朝鮮君臣倭至即遁，一失不交，此中不可盡測。”</p>
而當遼撫將朝鮮國王的彼時第一次“內附”之請上奏明朝兵部之時，兵部同樣提出質疑：“朝鮮世祚東方，號稱大國，何得一遇倭至，望風而逃？殊可駭異。”</p>
在李德馨將回朝鮮之時，已經受命帶領少數精兵前往朝鮮——名義上是援助，實際上有很大成色是看看朝鮮所說的情況究竟是否屬實的祖承訓，曾就此事發表看法：“國王安心留義州”。</p>
總而言之，大明這邊無論是皇帝直屬的錦衣衛，還是兵部等各部衙，都不斷派人前往朝鮮，探測倭情，核實朝鮮情況，以期不要被朝鮮或者倭國，亦或者兩者合謀所騙。而不斷地使節派遣行為，也從側麵表現出大明對朝鮮始終不信任，大明對朝鮮的絕對“撫藩字小”政策出現了危機。</p>
另外，當時遼左也是謠言四起：“朝鮮與日本連結，詭言被兵。國王與本國猛士，避入北道，以他人為假王，托言被兵，實為日本向導”，又有說“朝鮮實與倭奴同叛，羊為假王，向導而來”。</p>
而當時而朝鮮方麵也有明眼人，柳成龍就直言明朝對朝鮮的七大懷疑：</p>
緩於叛變，一也；請兵不早，二也；不存接唐人之哨探者，使之饑困道路，三也；既請兵而又言糧草貴，四也；唐人請我國向導之人，而時無一將一卒立於眼前，五也；自古雖危難之極，而乘輿所在之處，必有護衛之兵，今則蕩然無存，自他人視之，晏然如平日，六也；國將危亡則必有投袂泣血，忘身赴急之臣，而一時氣象，徐緩寬從，應對酬酢，率多後時，七也。</p>
柳成龍這番話是公開說的，因此張左治後來也聞聽入耳，他認為以上也間接表明，朝鮮廷臣認為大明對朝鮮的信任已經不如從前。大明不斷的遣使行為使得朝鮮心生顧慮，朝鮮愈發認為明朝不信任自己。</p>
再有，大明兵部這邊的過於慎重也加劇了這種不信任。當時的情況下，大明兵部迅速派遣崔世臣、林世祿赴朝鮮，兩人此行“以采審賊情為名，實欲馳至平壤，請與國王相會，審其真偽”。</p>
結果此時朝鮮廷臣正忙於論爭，朝鮮多數廷臣認為即使明朝出兵救援，必定是派遣性情暴躁的遼東兵，生怕遼東兵一旦進入朝鮮境內就不願離開，屆時必定荼毒朝鮮百姓雲雲。</p>
於是，朝鮮派出的迎慰使柳根為了使遼東兵不會久留在朝鮮境內，竭盡全力陳訴朝鮮國土淪喪的淒慘麵目。而且朝鮮王李昖並沒有和這次的使臣會麵，使者便回還義州。</p>
這件事情使得大明兵部也充滿疑慮，不由自主將“假王導倭入寇”的傳言與朝鮮王李昖“內附”的請求相聯係，最終使兩國關係更加不明朗。</p>
而後，兵部再次派遣使節，指揮使黃應暘奉命出使朝鮮，李昖在龍灣館會見黃應暘。恰好朝鮮大臣李恒福已經將辛卯使者所帶回的倭書奉與黃應暘，“應暘索倭書驗之”。</p>
黃應暘查驗過後，感歎道：“朝鮮替上國收兵，而義聲不彰，反被惡名，天下寧有是乎？”，回國後，黃應暘馬上將情況報告給了兵部。</p>
朝鮮方麵，尹鬥壽就表示：“蓋致疑於我國之為倭向導，而來探其真偽者也”，直接表現出了明朝對朝鮮的懷疑。</p>
其實作為兵部利益的守護者，時任兵部尚書周詠不斷遣使入朝，實際上是為兵部決策提供依據，也是為了讓高務實的計劃得以施展，最終使得兵部在援朝、“內附”中占據主動權。</p>
此時高務實與兵部已經達成共識，但是不管怎麽說，不斷遣使的行為一定會讓朝鮮方麵認為，大明中樞對於朝鮮的極不信任。</p>
然而，對朝鮮不信任的還不隻是朝廷中樞，作為遼東地區的官員，此時朝鮮“內附”事件，與該地區利益直接相關。因此前有輿論稱朝鮮“假王導倭入寇”，遼東巡按史李時孽便派遣了宋國臣赴朝鮮，專為辨識國王真假。</p>
說來也巧，萬曆十年時，宋國臣就曾跟隨當時大明的使節王敬民出使過一次朝鮮，也麵見過朝鮮王李昖，因此派他去可以分辨朝鮮王真假。</p>
結果宋國臣所攜帶的谘文稱：“爾國圖為不軌。八道觀察使何無一言之及？八道郡縣何無一人倡大義？何日陷某鎮，何日陷某州？某人死於節，某人附於賊？賊將幾人，軍幾萬？至於立嫡以長，無中國，夷狄通行之義，貴國長子何往，而以第二子為世子乎？……”</p>
遼東谘文在內容上充斥著對朝鮮的詰責：為何朝鮮的軍隊如此不堪一擊，還沒有見到朝鮮關於情況的通報，國家便將滅亡？</p>
宋國臣此次出使朝鮮的目的，一是傳達遼東谘文，二是辨別國王真偽。但與前麵兵部的使者一樣，宋國臣出使的目的便已經表明，因傳言肆虐，大明遼東地方官員也已經對朝鮮產生極大的懷疑。</p>
於是乎，朝鮮使臣李德馨從遼東回國後，隻好對李昖奏言：“朝鮮八道兵馬強盛，而曾不數旬，乃至於此，疑其為假倭而雲。”</p>
李昖隨即表明心中疑慮：“假倭之言，人假稱為倭之雲乎，抑與倭同心之謂乎？頃者祖總兵(祖承訓，副總兵銜)谘文，亦有不軌之心語，以此見之，則可知其疑之也。”</p>
可見李昖也知道朝鮮敗得太快，快到在正常人看來的確離譜，隻是他也無可奈何——事實就是這麽離譜，我朝鮮二十餘萬大軍，幾場仗下來就不剩幾個兵了，這又不是我願意看到的，我又上哪說理去？</p>
這還不算晚，在兵部與遼東巡撫均遣使至朝鮮偵察後，內閣、兵部與遼東方麵均對朝鮮宣布“內附”事件達成一致意見，最終下發朝鮮谘文：“國王來投江上，擇居完固城堡司道躬為存慰，一應供膳從厚，隨行兵馬給以芻糧，用示撫恤，無容狡倭混入探聽，前所發兵不足，再加一枝為犄角之勢，可也。奉旨：朝鮮請益援兵，須確議具奏，王來擇善地居之”。</p>
此時，表麵上看，明廷雖然同意朝鮮王“內附”，但實際上，“內附”有諸多條件限製。其中朝鮮爭論最為激烈的便是“內附”地點的選擇。</p>
大明將“內附”地點選在了遼東地區的寬甸堡，而寬甸堡實際上為防禦女真而設立，條件相對較差，朝鮮廷臣便不斷對李昖灌輸遼東地區人心凶險等信息，以期恐嚇李昖。於是，伴隨大明軍隊大規模開往朝鮮戰場，朝鮮便不再上疏明朝堅持內附，此事這才無疾而終。</p>
至於後來朝鮮內部對於此事的爭議，張左治知道得不多，還不如本書前文描述得詳細，高務實聽聽也就罷了。</p>
說完這些情況，張左治最後總結道：“由此可見，我朝廷上下對於朝鮮大多持不信任之態，這勢必導致將來治理朝鮮之時也有很大概率實施一些……歧視性策略。</p>
而在朝鮮內部，主張內附的隻有北人黨，而北人黨相對於南人黨和西人黨，力量上也並不算強，就算得到了閣部的支持，其在朝鮮朝中或許能夠得勢，但恐怕在民間也沒有明顯優勢。</p>
這樣一來，我朝接受內附、直轄朝鮮，不僅朝鮮當地官員所能給予的幫助頗為有限，還可能要麵臨民間的反對，甚至朝鮮原官員們的挑唆，其治理之難可見一斑。</p>
故而下官認為，欲治理朝鮮，必先化解兩國之間的互不信任。隻有先建立信任，然後施以合理的治理之策，甚至可能還要在一段時間內讓利於朝鮮當地，用以施恩於民……這樣在一兩代人之後，朝鮮才能被我朝真正接納如兩京十三省一般。”</p>
高務實此時基本聽明白了張左治的意思，他整體而言是持“懷柔”立場，認為要從民情民心出發，從根子上將朝鮮納入治下。</p>
這一點，其實和高務實在朝鮮時聽麾下諸將之討論完全對立。在朝明軍將領們對於將來朝鮮該怎麽處置也是討論過的，但他們顯然就沒有張左治這樣良好的耐心。</p>
明軍將領們，包括平倭提督麻貴和各路總兵在內，幾乎都認為統治朝鮮輕而易舉。在他們看來，這其中的道理非常簡單：朝鮮人壓根不會打仗，就算真有一些人要跳出來作死，大明天兵也能輕輕鬆鬆碾平他們的反抗。</p>
不得不說，武將們看問題的視角和文官真的有很大的不同——當然，這其中很可能還有雙方利益點的差別。</p>
對於武將們而言，朝鮮亂起來不可怕，甚至亂起來反倒是好事。畢竟他們亂了，我們就可以出兵平叛，出兵平叛就可以獲得戰功。</p>
反正朝鮮人又不會打仗，要是他們真有本事搞出個數十萬人的大叛亂來，那才真是天降之喜——多大的戰功啊，而且還是白送性質的，可不是大喜麽。</p>
文官就不同了，文官雖然也可以靠平叛獲得戰功，甚至想封爵的文官還生怕找不到機會立下戰功。可是這裏也是另有一些門道的：平叛固然是功勞，可是惹出亂子來的文官可就不見得有機會去撈這筆功勞了！</p>
從曆史上來看，一般來說劇情都是這樣的：文臣甲治理無方，地方心懷不滿，居心叵測者裹挾民眾大舉叛亂。朝廷得知消息，一邊下令平叛，一邊將文臣甲打入大牢、不日處死，同時另外派員文臣乙接替前任，並且負責平叛。</p>
看到沒，無論平叛的功勞有多大，你作為當地原先的治理者文臣甲，首先就有大罪，甭管後續的平叛功勞有多大，總之都和你毫無幹係——你隻是那個被用來祭旗的倒黴蛋，或者說“罪魁禍首”而已。</p>
以上不隻是在朝鮮當前內附之後的治理問題上如此，曆史上絕大多數時候麵對類似問題，文臣大多主張懷柔，而武將大多主將威壓，原因大抵如此。</p>
你以為這種差異隻是雙方的性格和工作性質的問題，其實歸根結底，還是利益與風險的比例問題。</p>
高務實現在既是文官，但同時又是朝廷最無可爭議的軍事統帥，他是可以超脫於文武利益來考慮問題的。對於這件事，他顯然站在張左治一邊。</p>
武將們的話或許並非沒有道理，武力威壓本身也是一種統治手段。畢竟，極其強大的武力同樣能讓被統治者產生慕強心理，這一點參考後世日本人麵對與米帝的態度就可見一斑。甚至久而久之，強者的一些習慣即便本身並不是什麽美德，也會被弱者視為美德。</p>
比如米國人表現出來的自大，就會被解釋成自信；米國人表現出來的不守規矩法度，也會被解釋為踐行自由精神。</p>
離譜嗎？離譜。可那偏偏就是現實。</p>
不過高務實認為，這種統治終究難以長久。力劈華山雖然聽起來很爽，但一個不好就可能閃到腰，然而水滴石穿就沒有這種隱患，它無非是慢，但勝在夠穩。</p>
</p>
高務實前世，他父親在他小時候說起中米兩國處理各種大事的差別時，曾經打過一個比方，說就好比麵對一塊堅冰中的寶物，米國人的風格就是找個大錘子砸開，而中國人的風格則是找個小爐子在旁邊慢慢烤化。</p>
米國人的辦法可以很快取出寶物，但寶物可能在他砸開的過程中損毀；中國人的辦法想拿到寶物可能比較慢，但拿到手的寶物卻能保持完好無損。</p>
這個比方對高務實的影響非常深，甚至到現在還在發揮作用。他想要的朝鮮，不是被大軍犁過一遍一遍又一遍的廢墟，更不是如成祖、宣宗時期的安南那樣，犁它N遍最後還是壞於治理不善，最終被朝廷放棄的“虧本買賣”。</p>
朝鮮在高務實眼中是東海之牆，京畿之屏，既然要拿下，就要真正當做本土一般好好治理，豈能明知道可能產生內部隱患還無視之，甚至以平叛可以有功來故意威壓？</p>
威壓的確是前提，但隻是為了震懾原本就心懷不軌的野心家，而懷柔才是長久的治理之法，是要始終堅持施行的半島國策。</p>
“觀察有大才，於區區天津一地屬實屈才。”高務實露出笑容，目露期許地道：“請觀察近期更多了解朝鮮情形，以待朝廷所需。”</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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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書友“曹麵子”的打賞支持，謝謝！</p>
感謝書友“2736”、“曹麵子”、“初次登錄”、“shaoyeu”的月票支持，謝謝！</p>
PS：昨天實在忙成狗，來不及碼字了，今天補上昨天的。今後半個月可能都比較忙，更新有概率出現延誤，但還是那句話，欠了的肯定會補。</p>
另外，“圩五，天津四大老”一章又被屏蔽了，原因未知，我也懶得改，有要回頭看或者沒來得及看的讀者，請自行去別處找吧。</p>
張左治一開始不清楚高務實問他這句話的用意，但他身邊的葉向高忽然用鼓勵的眼神看了他一言，這才讓他敏感起來，意識到恐怕有個機會擺在自己麵前了。</p>
朝鮮即將內附，而朝鮮內附一事又是高閣老一手促成。那麽按照慣例，皇上對於內附之後朝鮮當地的官員委任之事將有極大概率會征求高閣老的意見。</p>
這一慣例高閣老當然不可能不知情，那麽他現在忽然問自己對朝鮮的了解還能有什麽用意？當然是高閣老在考察自己是否有能力作為首批去往朝鮮任職的官員啊！</p>
對於大明的文臣士大夫而言，無論朝鮮當前的發展水平到底是個什麽情況，他們去朝鮮任職都無異於會被認為去了邊陲蠻荒。因而，這樣的任職往往不會是平調，絕大多數都會提升一些，算是某種程度上的補償。</p>
張左治是整飭天津海防兵備副使，也就是俗稱的兵備道，雅稱“觀察”、“觀察使”。此職與總督、巡撫一樣並非經製之官，而是事職，俗稱差遣官。</p>
名義上來說，差遣官本身“不算官”，或者說不算正式職務，隻是臨時受皇帝委派去督辦某項、某幾項具體事務，其權威來源於皇帝本人的聖旨而非製度。</p>
不過，畢竟不可能真把一個平頭老百姓隨便委任一個兵備道的職務，所以和總督、巡撫一樣，兵備道也需要有“本職”在身，再去“兼任”兵備道。</p>
例如，要委任一位總督，往往是先給其加銜兵部尚書或者兵部侍郎；委任一位巡撫，往往是先給其加銜都察院右副都禦使或者都察院僉都禦史等。</p>
委任一位兵備副使、兵備道，則往往要先加銜為某省按察使，而按察使本身也正是兵備道雅稱“觀察”的由來。具體到張左治這個天津兵備，加銜則是山東按察使。</p>
[注：這一點我也沒查清楚原因，按理說天津兵備道不是應該加北直隸按察使才對得上地域麽，為啥也要搶山東按察使的加銜呢？</p>
而且要知道，遼東的幾個兵備道一般也是加山東按察使的，關於有明一朝山東、遼東在製度上的關聯在本書前文解釋過了。所以這樣的話，山東按察使頭銜真就是個批發品，在渤海灣周邊幾乎當成萬金油來用了。]</p>
大明朝在省級地方搞的是“三司獨立”，也就是承宣布政使、提刑按察使、都指揮使三者平級，互不統屬。但是這三司也正因為互不統屬造成太多扯皮，而被原先臨時設置、現在早已常態化的巡撫取代。</p>
是以，如果高務實想派他張左治去朝鮮，不能按照按察使的角度來提拔，而隻能按照兵備道本身的角度來提拔，而兵備道再往上，無疑就是巡撫[注：當然這有個別例外，比如廣東就沒有巡撫，兩廣總督實際兼任廣東巡撫職責]。</p>
萬曆二年登科時，張左治年約三旬，而到了今年，他的年紀已經五十有六。兵備道可不比內閣輔臣、六部堂官，亦或者某些重要地區的封疆大吏，兵備道通常幹到六十歲左右也就該乞骸骨了。而如果沒有特殊情況，皇帝一般也就照例批準，頂多給個公車驛站送回老家的待遇。</p>
因此，張左治根據自己作為心學派內部邊緣人的身份，其實早就做好了在天津走完仕途的心理準備。現在猛然發現自己還可能繼續發揮餘熱，作為一個有很強主觀能動性，很希望做點事情的官員，他自然免不了有心爭取一下。</p>
話雖如此，但張左治此前並沒有真正關注過朝鮮問題，或者可以這樣說：除了高務實之外，其他大明官員在此前幾乎都不關心朝鮮。</p>
別看以前有段時間朝鮮和安南每年都要爭一爭在新年麵聖時的座次，以此來確定誰才是地地道道的小中華，可是對於大明朝廷而言，這玩意兒有什麽好爭的？反正都是當兒子，難道你還指望爭出個勝負來之後能得到嫡長子繼承權嗎？</p>
所以在大明官員眼裏，大體認知上都是這樣：朝鮮和安南(嘉靖後一般指莫朝)都是漢化頗深的國家，兩者都是大明的藩籬，但是朝鮮相對比較老實，安南當年則有忤逆君父之舉，故而朝鮮溫馴，安南跳脫。</p>
也正是這個原因，朝鮮多年都能在禮部舉行的儀式上位列“班首”，代表各藩籬國謹呈貢品、獻表等。</p>
不過當然了，大明朝對於藩國從來沒有完全相信過任何一個——廢話，大明連藩王都不信，全得關起來當豬養，又怎麽能指望大明會相信藩國？</p>
但隻有這點東西，張左治也知道恐怕很難讓高務實滿意，因此他心思一轉，謹慎問道：“不知閣部是要問過去、當今亦或將來？”</p>
高務實嗬嗬一笑，知道張左治已經猜到自己的用意，便道：“那便說說將來吧。”</p>
果然如此！張左治這下信心多了一點。</p>
原本，高務實認為張左治首先應該會說朝鮮內附之後應該如何設置三司、如何駐軍等政治、軍事方麵的安排，誰知道居然料錯了。</p>
張左治沉吟道：“下官以為，朝鮮內附之後，我朝廷首先要做的一件事便是恢複——或者說建立互信。”</p>
這句話著實大出高務實所料，反問道：“觀察此言何解？”</p>
“我朝此番出兵，固然是救朝鮮如水火，但縱觀自朝鮮請援開始，到朝廷派兵入藩，再到此前權栗兵變，中間都發生過很多事，這就足可看出雙方內部彼此皆少信任。以朝鮮官員漢化程度之高，也會出現這樣的兵變，那就更別提朝鮮民間了。</p>
若是不能讓朝鮮從官員到民間，上上下下都認識到內附的好處，認識到大明接受朝鮮內附並不是為了欺壓他們，而是為了保護他們不再被倭寇之類盜匪賊寇威脅，那麽大明在朝鮮的統治恐怕就會如成、宣之安南一般，事倍功半，徒耗國力。”</p>
有見地啊！高務實忽然覺得自己之前恐怕還小看張左治了，以前隻認為這人工作積極性高，對於他工作能力的認識則比較淺薄，現在看來，此人也算是胸中自有丘壑，還真是有點東西的。</p>
高務實眼前一亮，頷首道：“張觀察所言在理。觀察對此還有些什麽心得，不妨細細道來與我參詳。”</p>
張左治於是便先開始曆數雙方的各種不信任表現，當然鑒於他對朝鮮內部的情況也不是特別了解，因此主要在說大明不信任朝鮮的種種表現。</p>
本書之前曾經提到過徐達攻克元大都，朱元章軟硬兼施拉攏高麗王朝的事，這裏張左治又說了一遍，但是接下來他則提到了更多的一些細節。</p>
例如他說，據史書記載，元朝在退居漠北之後，其實力仍然強盛，至“引弓之士，不下百萬眾，歸附之部落，不下數千裏也”的狀態，這使其對於周邊政權仍然有著較為強大的威懾力，即便麵對明朝也有著一定的對抗能力。</p>
這就導致當時的高麗不敢輕易地完全倒向明朝，否則如果明朝在與元朝的鬥爭中遭到失利乃至最後走向滅亡，那麽迎接高麗的也必將是毀滅性的打擊。</p>
恰逢此時，明朝在與北元的鬥爭中相繼敗給了擴廓帖木兒以及納哈出，這給予了北元朝廷極大的自信，對於高麗的拉攏也由此變得更加不遺餘力，“宜助力，複正天下”，這很難不讓高麗的統治者陷入巨大的糾結之中。</p>
另外，早在之前的臣服當中，高麗內部就已經與元朝之間結成了相當深厚的利益鏈條，元朝在高麗內部也有著諸多代表。如果高麗完全放棄元朝、倒向明朝，那麽傾向於元朝的政治集團必然會失去地位，這顯然是他們不願看到的。</p>
在這樣的情況下，高麗在整體已經接受了明朝善意的時候，卻又出現了許多類似於挑釁明朝的行為，如將從明朝到來的使節殘忍殺害，又如將進貢給明朝的馬匹全部替換成次品馬，等等等等，這都使明朝對於高麗的不信任程度大大加強。</p>
再加上朝鮮頻繁上貢、索取賞賜的行為，朱元章對於朝鮮的不滿越積越深，兩者之間的關係由此呈現出緊張的態勢，明朝更是從之前的積極轉向保留。</p>
在這種緊張的時刻，朝鮮內部卻發生了異常巨大的政變，原高麗的統治者恭湣王被殺，辛禑王則成功取代了他的地位。對於這一變故，北元朝廷不僅沒有給予懲罰，反倒是承認了他的地位。</p>
這一方麵是由於之前的恭湣王對於北元的不忠行為，但另一方麵，這也是因為此時的北元已經實力大為受損，不再能夠親自插手高麗內部的政治。</p>
因此，辛禑王雖然在表麵上仍然對北元呈歸附姿態，但不僅沒有在實際的軍事上給予他們幫助，反倒是請求明朝冊封自己，承認自己的統治地位。直到北元昭宗去世之後，高麗又徹底倒向明朝，開始沿用明朝的“洪武”年號，並且請求恢複對於明朝的上貢。</p>
為了彌補之前的錯誤，高麗這次可謂是誠意滿滿。麵對來自朱元章的不信任和防範，高麗政權一口氣將之前五年內失貢的所有馬匹、金銀財寶、布匹等等全部補齊，不可謂不是一次大出血了。也正是直到這個時候，高麗與明朝之間的關係才再度恢複正常。</p>
但是，由於朝鮮與明朝有關於鐵嶺以北地區的歸屬存在極大的矛盾，這導致兩國差點兵戎相見，之前為了建立良好關係所付出的所有努力自然也走向白費。</p>
正是在這緊張的時刻，朝鮮內部又發生政變，李成桂成功執掌了朝鮮的朝政大權，建立了之後的李氏朝鮮，而明朝也改變了之前的強硬態度，默認了朝鮮對於鐵嶺以北地區的歸屬權。</p>
然而，李成桂在篡權後，明朝與朝鮮的關係又一度趨於緊張。一方麵，李成桂為了維護自己的地位，多次廢立朝鮮的君主，這讓明朝感到十分不快，就連冊封都不願意。</p>
另一方麵，當時的朝鮮將大量女真人招納到自己手下，這在明朝看來難免有僭越和增強自身實力的嫌疑，朱元章也因此以戰爭的方式威脅朝鮮放棄繼續執行這種政策。</p>
直到之後，朱元章親自立下詔書，宣布了十五個不征之國，朝鮮便赫然位列其中，為後麵兩個國家關係的趨於緩和與良好交往打下牢固基礎的同時，也提供了前提條件。</p>
但是正如之前章節中提到的，明朝對朝鮮的防備依舊如故，如限製火藥出口，大力購入朝鮮馬匹導致朝鮮馬逐漸退化等等，可謂除了打仗，其他手段該用的都用了。</p>
以上這些，張左治說，高務實聽，倒也沒有非常特別，畢竟高務實作為當初編纂《大明會典》的實際主筆之一，對於這些事還是很了解的。</p>
張左治的描述細節更多的集中在這次戰爭之中。壬辰戰爭前，朝鮮已升平二百年，民不知兵，節節敗退。戰爭爆發後，朝鮮麵臨八道具陷、三京淪落倭寇之手的景象。</p>
張左治道：“下官此前在天津接待過朝鮮謝恩使，他曾對下官說起過朝鮮國內的情狀：壬辰四月十三日，車駕西狩。五月三日，賊入京城，車架次於平壤。六月，賊兵至大同江，車架幸寧邊，進次博川，繼而平壤陷報至，車架次於義州，遣使請兵中原，又請內附。</p>
而當時據朝廷邸報(大明方麵)所言，朝鮮彼時‘八道幾盡沒，旦暮且渡鴨綠江，請援之使絡繹於道’，這些都是有據可考的事實，至於其中內情，閣部自然比下官更清楚。”</p>
高務實點了點頭，表示默認。</p>
於是張左治繼續說了下去，說當朝鮮使者李德馨入遼東，向遼東巡撫表白心跡之時，遼撫的第一反應是心生疑惑，甚至道：“朝鮮君臣倭至即遁，一失不交，此中不可盡測。”</p>
而當遼撫將朝鮮國王的彼時第一次“內附”之請上奏明朝兵部之時，兵部同樣提出質疑：“朝鮮世祚東方，號稱大國，何得一遇倭至，望風而逃？殊可駭異。”</p>
在李德馨將回朝鮮之時，已經受命帶領少數精兵前往朝鮮——名義上是援助，實際上有很大成色是看看朝鮮所說的情況究竟是否屬實的祖承訓，曾就此事發表看法：“國王安心留義州”。</p>
總而言之，大明這邊無論是皇帝直屬的錦衣衛，還是兵部等各部衙，都不斷派人前往朝鮮，探測倭情，核實朝鮮情況，以期不要被朝鮮或者倭國，亦或者兩者合謀所騙。而不斷地使節派遣行為，也從側麵表現出大明對朝鮮始終不信任，大明對朝鮮的絕對“撫藩字小”政策出現了危機。</p>
另外，當時遼左也是謠言四起：“朝鮮與日本連結，詭言被兵。國王與本國猛士，避入北道，以他人為假王，托言被兵，實為日本向導”，又有說“朝鮮實與倭奴同叛，羊為假王，向導而來”。</p>
而當時而朝鮮方麵也有明眼人，柳成龍就直言明朝對朝鮮的七大懷疑：</p>
緩於叛變，一也；請兵不早，二也；不存接唐人之哨探者，使之饑困道路，三也；既請兵而又言糧草貴，四也；唐人請我國向導之人，而時無一將一卒立於眼前，五也；自古雖危難之極，而乘輿所在之處，必有護衛之兵，今則蕩然無存，自他人視之，晏然如平日，六也；國將危亡則必有投袂泣血，忘身赴急之臣，而一時氣象，徐緩寬從，應對酬酢，率多後時，七也。</p>
柳成龍這番話是公開說的，因此張左治後來也聞聽入耳，他認為以上也間接表明，朝鮮廷臣認為大明對朝鮮的信任已經不如從前。大明不斷的遣使行為使得朝鮮心生顧慮，朝鮮愈發認為明朝不信任自己。</p>
再有，大明兵部這邊的過於慎重也加劇了這種不信任。當時的情況下，大明兵部迅速派遣崔世臣、林世祿赴朝鮮，兩人此行“以采審賊情為名，實欲馳至平壤，請與國王相會，審其真偽”。</p>
結果此時朝鮮廷臣正忙於論爭，朝鮮多數廷臣認為即使明朝出兵救援，必定是派遣性情暴躁的遼東兵，生怕遼東兵一旦進入朝鮮境內就不願離開，屆時必定荼毒朝鮮百姓雲雲。</p>
於是，朝鮮派出的迎慰使柳根為了使遼東兵不會久留在朝鮮境內，竭盡全力陳訴朝鮮國土淪喪的淒慘麵目。而且朝鮮王李昖並沒有和這次的使臣會麵，使者便回還義州。</p>
這件事情使得大明兵部也充滿疑慮，不由自主將“假王導倭入寇”的傳言與朝鮮王李昖“內附”的請求相聯係，最終使兩國關係更加不明朗。</p>
而後，兵部再次派遣使節，指揮使黃應暘奉命出使朝鮮，李昖在龍灣館會見黃應暘。恰好朝鮮大臣李恒福已經將辛卯使者所帶回的倭書奉與黃應暘，“應暘索倭書驗之”。</p>
黃應暘查驗過後，感歎道：“朝鮮替上國收兵，而義聲不彰，反被惡名，天下寧有是乎？”，回國後，黃應暘馬上將情況報告給了兵部。</p>
朝鮮方麵，尹鬥壽就表示：“蓋致疑於我國之為倭向導，而來探其真偽者也”，直接表現出了明朝對朝鮮的懷疑。</p>
其實作為兵部利益的守護者，時任兵部尚書周詠不斷遣使入朝，實際上是為兵部決策提供依據，也是為了讓高務實的計劃得以施展，最終使得兵部在援朝、“內附”中占據主動權。</p>
此時高務實與兵部已經達成共識，但是不管怎麽說，不斷遣使的行為一定會讓朝鮮方麵認為，大明中樞對於朝鮮的極不信任。</p>
然而，對朝鮮不信任的還不隻是朝廷中樞，作為遼東地區的官員，此時朝鮮“內附”事件，與該地區利益直接相關。因此前有輿論稱朝鮮“假王導倭入寇”，遼東巡按史李時孽便派遣了宋國臣赴朝鮮，專為辨識國王真假。</p>
說來也巧，萬曆十年時，宋國臣就曾跟隨當時大明的使節王敬民出使過一次朝鮮，也麵見過朝鮮王李昖，因此派他去可以分辨朝鮮王真假。</p>
結果宋國臣所攜帶的谘文稱：“爾國圖為不軌。八道觀察使何無一言之及？八道郡縣何無一人倡大義？何日陷某鎮，何日陷某州？某人死於節，某人附於賊？賊將幾人，軍幾萬？至於立嫡以長，無中國，夷狄通行之義，貴國長子何往，而以第二子為世子乎？……”</p>
遼東谘文在內容上充斥著對朝鮮的詰責：為何朝鮮的軍隊如此不堪一擊，還沒有見到朝鮮關於情況的通報，國家便將滅亡？</p>
宋國臣此次出使朝鮮的目的，一是傳達遼東谘文，二是辨別國王真偽。但與前麵兵部的使者一樣，宋國臣出使的目的便已經表明，因傳言肆虐，大明遼東地方官員也已經對朝鮮產生極大的懷疑。</p>
於是乎，朝鮮使臣李德馨從遼東回國後，隻好對李昖奏言：“朝鮮八道兵馬強盛，而曾不數旬，乃至於此，疑其為假倭而雲。”</p>
李昖隨即表明心中疑慮：“假倭之言，人假稱為倭之雲乎，抑與倭同心之謂乎？頃者祖總兵(祖承訓，副總兵銜)谘文，亦有不軌之心語，以此見之，則可知其疑之也。”</p>
可見李昖也知道朝鮮敗得太快，快到在正常人看來的確離譜，隻是他也無可奈何——事實就是這麽離譜，我朝鮮二十餘萬大軍，幾場仗下來就不剩幾個兵了，這又不是我願意看到的，我又上哪說理去？</p>
這還不算晚，在兵部與遼東巡撫均遣使至朝鮮偵察後，內閣、兵部與遼東方麵均對朝鮮宣布“內附”事件達成一致意見，最終下發朝鮮谘文：“國王來投江上，擇居完固城堡司道躬為存慰，一應供膳從厚，隨行兵馬給以芻糧，用示撫恤，無容狡倭混入探聽，前所發兵不足，再加一枝為犄角之勢，可也。奉旨：朝鮮請益援兵，須確議具奏，王來擇善地居之”。</p>
此時，表麵上看，明廷雖然同意朝鮮王“內附”，但實際上，“內附”有諸多條件限製。其中朝鮮爭論最為激烈的便是“內附”地點的選擇。</p>
大明將“內附”地點選在了遼東地區的寬甸堡，而寬甸堡實際上為防禦女真而設立，條件相對較差，朝鮮廷臣便不斷對李昖灌輸遼東地區人心凶險等信息，以期恐嚇李昖。於是，伴隨大明軍隊大規模開往朝鮮戰場，朝鮮便不再上疏明朝堅持內附，此事這才無疾而終。</p>
至於後來朝鮮內部對於此事的爭議，張左治知道得不多，還不如本書前文描述得詳細，高務實聽聽也就罷了。</p>
說完這些情況，張左治最後總結道：“由此可見，我朝廷上下對於朝鮮大多持不信任之態，這勢必導致將來治理朝鮮之時也有很大概率實施一些……歧視性策略。</p>
而在朝鮮內部，主張內附的隻有北人黨，而北人黨相對於南人黨和西人黨，力量上也並不算強，就算得到了閣部的支持，其在朝鮮朝中或許能夠得勢，但恐怕在民間也沒有明顯優勢。</p>
這樣一來，我朝接受內附、直轄朝鮮，不僅朝鮮當地官員所能給予的幫助頗為有限，還可能要麵臨民間的反對，甚至朝鮮原官員們的挑唆，其治理之難可見一斑。</p>
故而下官認為，欲治理朝鮮，必先化解兩國之間的互不信任。隻有先建立信任，然後施以合理的治理之策，甚至可能還要在一段時間內讓利於朝鮮當地，用以施恩於民……這樣在一兩代人之後，朝鮮才能被我朝真正接納如兩京十三省一般。”</p>
高務實此時基本聽明白了張左治的意思，他整體而言是持“懷柔”立場，認為要從民情民心出發，從根子上將朝鮮納入治下。</p>
這一點，其實和高務實在朝鮮時聽麾下諸將之討論完全對立。在朝明軍將領們對於將來朝鮮該怎麽處置也是討論過的，但他們顯然就沒有張左治這樣良好的耐心。</p>
明軍將領們，包括平倭提督麻貴和各路總兵在內，幾乎都認為統治朝鮮輕而易舉。在他們看來，這其中的道理非常簡單：朝鮮人壓根不會打仗，就算真有一些人要跳出來作死，大明天兵也能輕輕鬆鬆碾平他們的反抗。</p>
不得不說，武將們看問題的視角和文官真的有很大的不同——當然，這其中很可能還有雙方利益點的差別。</p>
對於武將們而言，朝鮮亂起來不可怕，甚至亂起來反倒是好事。畢竟他們亂了，我們就可以出兵平叛，出兵平叛就可以獲得戰功。</p>
反正朝鮮人又不會打仗，要是他們真有本事搞出個數十萬人的大叛亂來，那才真是天降之喜——多大的戰功啊，而且還是白送性質的，可不是大喜麽。</p>
文官就不同了，文官雖然也可以靠平叛獲得戰功，甚至想封爵的文官還生怕找不到機會立下戰功。可是這裏也是另有一些門道的：平叛固然是功勞，可是惹出亂子來的文官可就不見得有機會去撈這筆功勞了！</p>
從曆史上來看，一般來說劇情都是這樣的：文臣甲治理無方，地方心懷不滿，居心叵測者裹挾民眾大舉叛亂。朝廷得知消息，一邊下令平叛，一邊將文臣甲打入大牢、不日處死，同時另外派員文臣乙接替前任，並且負責平叛。</p>
看到沒，無論平叛的功勞有多大，你作為當地原先的治理者文臣甲，首先就有大罪，甭管後續的平叛功勞有多大，總之都和你毫無幹係——你隻是那個被用來祭旗的倒黴蛋，或者說“罪魁禍首”而已。</p>
以上不隻是在朝鮮當前內附之後的治理問題上如此，曆史上絕大多數時候麵對類似問題，文臣大多主張懷柔，而武將大多主將威壓，原因大抵如此。</p>
你以為這種差異隻是雙方的性格和工作性質的問題，其實歸根結底，還是利益與風險的比例問題。</p>
高務實現在既是文官，但同時又是朝廷最無可爭議的軍事統帥，他是可以超脫於文武利益來考慮問題的。對於這件事，他顯然站在張左治一邊。</p>
武將們的話或許並非沒有道理，武力威壓本身也是一種統治手段。畢竟，極其強大的武力同樣能讓被統治者產生慕強心理，這一點參考後世日本人麵對與米帝的態度就可見一斑。甚至久而久之，強者的一些習慣即便本身並不是什麽美德，也會被弱者視為美德。</p>
比如米國人表現出來的自大，就會被解釋成自信；米國人表現出來的不守規矩法度，也會被解釋為踐行自由精神。</p>
離譜嗎？離譜。可那偏偏就是現實。</p>
不過高務實認為，這種統治終究難以長久。力劈華山雖然聽起來很爽，但一個不好就可能閃到腰，然而水滴石穿就沒有這種隱患，它無非是慢，但勝在夠穩。</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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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務實前世，他父親在他小時候說起中米兩國處理各種大事的差別時，曾經打過一個比方，說就好比麵對一塊堅冰中的寶物，米國人的風格就是找個大錘子砸開，而中國人的風格則是找個小爐子在旁邊慢慢烤化。</p>
米國人的辦法可以很快取出寶物，但寶物可能在他砸開的過程中損毀；中國人的辦法想拿到寶物可能比較慢，但拿到手的寶物卻能保持完好無損。</p>
這個比方對高務實的影響非常深，甚至到現在還在發揮作用。他想要的朝鮮，不是被大軍犁過一遍一遍又一遍的廢墟，更不是如成祖、宣宗時期的安南那樣，犁它N遍最後還是壞於治理不善，最終被朝廷放棄的“虧本買賣”。</p>
朝鮮在高務實眼中是東海之牆，京畿之屏，既然要拿下，就要真正當做本土一般好好治理，豈能明知道可能產生內部隱患還無視之，甚至以平叛可以有功來故意威壓？</p>
威壓的確是前提，但隻是為了震懾原本就心懷不軌的野心家，而懷柔才是長久的治理之法，是要始終堅持施行的半島國策。</p>
“觀察有大才，於區區天津一地屬實屈才。”高務實露出笑容，目露期許地道：“請觀察近期更多了解朝鮮情形，以待朝廷所需。”</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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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昨天實在忙成狗，來不及碼字了，今天補上昨天的。今後半個月可能都比較忙，更新有概率出現延誤，但還是那句話，欠了的肯定會補。</p>
另外，“圩五，天津四大老”一章又被屏蔽了，原因未知，我也懶得改，有要回頭看或者沒來得及看的讀者，請自行去別處找吧。</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