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淵去南疆已經是計劃之中的事了,不過並不是現在馬上就走,而是要等到年後,過完年再出發。這也是題中應有之義,畢竟這個時代過年是大事,何況已經到了年關將近的時候,也不差那最後幾天。</p>


    年關之前,朝廷最後一件大事也已來臨,那就是朝鮮請求內附的全權特使李山海一行終於抵達京師,大明朝廷終於要對朝鮮內附做出最終決斷了。</p>


    按理說這件事在朝廷高層其實已經明確了是要接受的,本不應該再橫生枝節,誰知道事到臨頭居然還真出了點妖蛾子。</p>


    倒不是說有人反對接受內附,而是有人提出說朝鮮內附這樣的大事,皇帝不應該簡簡單單就答應下來,而要行“三讓”之禮,並舉例說古時著名的明君漢文帝當年繼位登基就是先經過“三讓”之禮,才使得天下太平。</p>


    其實這些人之所以用漢文帝舉例,顯然並不是說這兩件事本身很像——大明接受朝鮮內附與漢文帝當年的登基完全不是一碼事,這些朝臣沒一個學渣,怎會胡亂比擬?事實上,這些人的用意在另一個方麵。</p>


    “三讓”之禮是有說法的,古代帝王繼位、大臣受封等大事,經常都很講究三辭三讓的謙讓之禮。遠的不說,朱翊鈞當年登基那麽名正言順的事,可不也經過了這道手續嗎?</p>


    現在一些朝臣舉例漢文帝劉恒入長安登帝位,怎麽看也更應該對應新君即位,關朝鮮內附什麽事?</p>


    文帝本是高祖劉邦第四子,惠帝劉盈的異母弟,母為薄姬。高帝十一年受封代王。漢高帝去世後,呂後臨朝稱製,漢惠帝英年早逝,諸呂掌握朝中大權。呂後去世後,太尉周勃聯合丞相陳平等人粉碎諸呂勢力,迎立當時的代王劉恒進京繼位。</p>


    當時劉恒帶著宋昌、張武等六名心腹前往長安,臨到長安,先是派宋昌去打探情況。宋昌剛到長安北三裏地的渭橋,丞相以下大小官員,都在這裏等候著代王的到來。</p>


    劉恒來到渭橋,群臣都參拜稱臣,太尉周勃想要和劉恒換個地方說話,宋昌不放心,便說:“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不受私。”意思是讓周勃有話就當麵說,不要藏著掖著。</p>


    周勃隻好跪下,奉上了上天子璽符。然而,劉恒並沒有第一時間接受,而是說等到了長安府邸裏再說。此一讓也。</p>


    來到代王在長安的府邸之中,群臣也跟著過來,丞相陳平、太尉周勃、大將軍陳武、禦史大夫張蒼等一眾大臣,又跪下請劉恒即天子位。劉恒又推辭道,自己能力不夠擔當重任,大臣們可以去請楚王劉交來商量這個事情。此二讓也。</p>


    陳平、周勃等人跪著再請道:“臣伏計之:大王奉高帝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以為宜。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奉天子璽符再拜上。”陳平等人勸劉恒,不僅是眾大臣,而是為天下所有的人,全天下人都認為您最適合等天子之位!此三讓也。</p>


    劉恒這才說,既然宗室和列為王侯將相都認為我最合適,那我就不敢再推辭了,於是接受了天子之位,當日傍晚入未央宮。</p>


    劉恒傍晚入未央宮,當夜便拜跟隨自己的心腹宋昌為衛將軍,掌管南北禁軍,以張武為郎中令,第一時間確保自己的人身安全。又連夜發布詔書,大赦天下。</p>


    登基大典之後,劉恒迎薄太後來未央宮,把原來呂氏集團侵奪的各路諸侯的領地全部奉還,大賞誅呂功臣,加封周勃食邑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將軍灌嬰邑各三千戶,賜金二千斤;朱虛侯劉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劉興居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典客劉揭為陽信侯,賜金千斤……</p>


    至於“三讓”在這件事裏的意義,在後世人看來大抵隻是文帝作秀罷了。畢竟他人都到了京師,人家勸他繼位,他還扯什麽請楚王來一同商議,這話三歲小孩都不會信嘛!</p>


    然而問題就在於有些“秀”是一定要做的,隻有做了這個秀,才算完成了某種程序,才具備合法性,最終讓人無話可說。</p>


    朝鮮內附當然不是新君即位,但偏巧還真有與漢文帝繼位那會兒類似的隱患。</p>


    這個隱患便是天下大變,人心不定。</p>


    當然,“天下大變,人心不定”的自然並非大明,而是說朝鮮。</p>


    眾所周知,唐總章元年(668年),唐軍滅高句麗,唐分其境為九都督府、四十二州、一百縣,並於平壤設安東都護府以統之,任命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為檢校安東都護,領兵二萬鎮守其地。</p>


    高句麗第27代國王寶藏王高藏被唐朝俘虜,根據司馬光《資治通鑒》的記載,高句麗貴族及大部分富戶與數十萬百姓被遷入中原各地,融入中國各民族中。另有部分留在遼東,成為渤海國的臣民,而其餘小部分融入突厥及新羅。自此,高句麗國家不再存在於世,在漢後首次正式回歸中原王朝統治。</p>


    那麽問題來了,既然說高句麗國家從此消失,後來的高麗又是從哪冒出來的呢?答桉是新羅。</p>


    九世紀末,新羅由於農民反對封建殘酷剝削的鬥爭,逐漸衰落下去。在此過程中,其西南地區的甄萱和北部地區的弓裔,分別成立了後百濟國與後高句麗國,朝鮮半島從而被分裂成了“後三國”。</p>


    後三國各自擴張領土,展開角逐,空前地加強了封建剝削和壓迫。隨之而起的就是土地改革、新官僚機構的形成、佛教的衰弱、儒教的形成等等,這些發生在15世紀初的事件都是新王國誕生的一部分。</p>


    朝鮮半島的混亂之世慢慢到了918年,後高句麗的王建被部將擁立為王,後高句麗亡國。</p>


    王建隨即遷都開城(當時叫鬆嶽),為了利於統治,使各部歸附,王建將所建高麗王朝自稱繼承高句麗,改國號為“高麗”——此處著重說明一下:高句麗與高麗完全沒有繼承關係!</p>


    一個已經滅亡了250年的國家,其民早已分徙各地。高麗這個詞,其實是來源於論語中“山高水麗”的附會。而高麗後來的英文名“Goryeo”源於高句麗的英文名“Goguryeo”。而三韓的英文名“Korea”則是高麗英文名“Goryeo”的變形。實際上,無論“Goguryeo”,都是唐代傳入新羅的漢字音讀,都來源於中國的曆史古籍。</p>


    高麗建國初期的北方大概在後世大同江以北的龍興江一線與渤海國對峙。936年-943年,高麗北擴到後世朝鮮元山市。993年,高麗西北部到達鴨綠江。</p>


    高麗蒙古戰爭後,高麗北部的東界、北界被蒙元占領,成為元朝的雙城總管府和東寧府,隸屬於元朝遼陽行省。濟州島也長期成為蒙古人的直接管轄地“耽羅軍民總管府”,負責防倭和高麗海外僑民事務。</p>


    </p>


    元末期,高麗積極北拓,收複北部被蒙古占領的土地。1388年,在明朝擊敗東北地區的北元軍隊後的第一年,明太祖建立鐵嶺衛以取代元朝在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北部的開元路。</p>


    由於高麗聲稱對開元路朝鮮半島北部地區擁有主權,彼時重心全放在繼續討伐元朝餘孽的明朝不打算節外生枝,遂放棄了開元路朝鮮半島北部的領地,並將鐵嶺衛改置於遼東奉集堡(後世遼寧沉陽東南奉集堡)。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鐵嶺衛又從奉集堡移至銀州(後世遼寧省鐵嶺市)。</p>


    高麗末年和朝鮮王朝初期,李成桂對朝鮮半島圖們江流域加強了管理,招撫居住在該地區的女真人,最終使圖們江和鴨綠江成為大明與朝鮮的界河。</p>


    簡而言之,高句麗早就被唐朝滅亡,後來的高麗是從新羅分裂而出,繼而又改朝換代為朝鮮並逐步統一朝鮮半島的。</p>


    究其曆史,可以說當前的李氏朝鮮乃至追朔其祖上,原本都不曾是中原王朝直轄統治的一部分。[注:要注意,這裏說的是不曾直轄統治,但新羅是唐朝的附屬國。]</p>


    那也就是說,大明接受朝鮮內附,實質上是中原王朝第一次全麵直轄統治朝鮮半島。因此,這些認為大明應該“三讓”的朝臣其實是擔心朝鮮民間對於內附有不滿,若無此流程則可能導致後續的統治不穩,反而需要花費更多精力、更多時間來鞏固。</p>


    也可以說,他們認為漢文帝繼位時三讓是為了獲取合法性,而此時大明需要三讓,也同樣是為了獲取合法性。</p>


    這種思路其實不難理解:你們朝鮮也是習儒之國,現在你們要內附,我大明皇帝便按照傳統來個三讓,三讓之後你們還堅持內附,那今後你們自然應該認可我的合法性了吧?</p>


    朱翊鈞心裏對此頗覺厭煩,但這道理卻又不好反駁,隻好把內閣六位大學士再次找來進行文華召對。</p>


    召對之上,朱翊鈞也不好表露自己的意思,隻能壓著不滿問各位輔臣對此有何看法。</p>


    王家屏首先表示反對,他的觀點簡單來說就是認為三讓雖然理論上的確有助於加強合法性,但朝鮮離京師說遠不遠,說近也不近,而且使臣為了避免海路不安全還隻能走陸路,一個來回就要兩三個月(使臣不是行軍,走得慢)。</p>


    這樣的話,如果還要行三讓之禮,那怕不是足足一年時間就這麽平白無故被耽擱掉了,完全沒有必要。</p>


    然而,在內閣中一直沒什麽存在感的趙誌皋這次不知道為何卻有了主見,他和沉一貫兩人堅定地站在了應該三讓一邊。</p>


    趙誌皋的觀點是朝鮮內附乃大事也,而且朝鮮素來自稱小中華——甭管是不是吧,總之它是個崇儒之國。既然如此,我泱泱天朝曆來講究一個“君君臣臣”,自然不能失了禮數,這三讓之禮應該要有。</p>


    沉一貫比他直接一點,明白無誤地說這麽做就是為了堵朝鮮官民悠悠之口,證明這內附絕非我大明強迫,而是你家大王堅持不懈非要內附,我大明是勉為其難才答應下來。</p>


    潛台詞就是你們日後老實點,吾皇收留你們那是吾皇深仁厚澤,見不得朝鮮百姓受苦、見不得你們大王因為擔心無法“死於天子之國”而日夜憂歎,可不是貪圖你們那窮鄉僻壤的幾畝破地,你們可別不識好歹。</p>


    應該說,這兩種說法都不是沒有道理,隻是朱翊鈞雖然傾向於王家屏的觀點,但依然不好僅僅因為怕耽誤時間而不顧趙誌皋和沉一貫的意見,畢竟人家占了一個“禮”字,這玩意兒在大明是很難反對的。</p>


    於是,朱翊鈞隻好寄希望於高務實,希望高務實能體會他的意思,並且拿出一個妥善的解決辦法,別讓他左右為難。</p>


    高務實的確是個善於解決問題的人,他首先琢磨了一下趙誌皋和沉一貫為何如此堅持,非要讓皇帝“三讓”。</p>


    想了想,估摸著還是學派理念問題。實學也好、心學也罷,平日裏都說自己學派是由理學發展而來,換句話說就是都認為自己才是儒家正統。</p>


    但是,實學派講究的是一個經世濟民有實效,本質上是回歸儒家早期的傳統;心學派也認為程朱理學時的儒家走歪了路,但他們標榜的卻是要先解決人的思想問題,認為隻有道德水平全麵提高之後,其他的事情才能一通百通。所以,不僅實學派認為自己是“實學”,心學派也認為自己是實學——道德實學。</p>


    既然是強調道德的實學,那麽任何事都要講禮法,因為禮法就是道德的表現形式,如此“三讓”就必須要有。</p>


    想明白了這點,高務實心裏雖然直翻白眼,但麵子上卻也不好直接反對。王家屏現在敢反對,那是他早就打算致仕了,而且時間緊任務重,忙完朝鮮內附還要忙正國本,自然也就不願意耽誤,也不怕直接反對。</p>


    可惜高務實還不打算退休,所以他不能這麽幹,隻能和稀泥:“臣以為禮不可廢,然程序卻可因現實而有所通融。以臣愚見,‘三讓’可行,但不必讓李山海往返三次……反正他是全權特使,就由他三次代朝鮮王題請而皇上三讓即可……至多三天也就夠了。”</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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