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認了痛點，最多隻能算是做好一個課題匯報的前10%工作而已。
就像一個病人去看病，醫生搞清楚他究竟是啥病。
下一步是弄清楚最前沿的努力已經做到哪了。
相當於醫生問明病人來醫院之前、還自己吃過哪些藥。
在這方麵，顧驁比其他研究生略有優勢。
因為基辛格帶的其他研究生，是接觸不到最近幾年美國國u院的決策機密內幕的。所以他們不會精確知道“這一次來醫院之前吃過多少藥”。
而顧驁至少可以看到一些後世解密出來的熱點分析，也就能少走一點彎路，少做一點重複性工作。
當然了，顧驁前世並不是研究這個的，所以他隻是外行看熱鬧。對那些鬧大了的70年代秘密外交事件的手腕有所了解。
其他95%小事情，他是不知道的。
算不算大事的標準，要看後世有沒有資格被脫口秀“曉說”提及、或者進入“得到”分析課程。沒收錄的，顧驁上下班地鐵上沒聽過，就不知道。
他前世是碼農嘛，忙著呢，哪有時間專門學沒用的文科瑣碎知識。
比如，71~72年，基辛格為中美建交所作的努力，以及兩麵“欺上瞞下”的秘密和稀泥，這就算是“大事”，顧驁是知道一點細節的。
隻不過這一領域沒什麽幹貨可挖。
另外，從國際上而言，基辛格那一年幹的更大的事情，是跟蘇聯人簽訂《反導條約》（72年），限製兩國開發彈道導彈防禦係統（30年後小不死總統退出了，美國就搞了nmd/tmd）。
而從這裏麵，顧驁可以看出，“如何對付國會隻能二選一”的問題上，前人已經做了盡可能多的努力了。主要表現為“把修改偽裝得不像修改，而是澄清解釋，並且在澄清和解釋中欺騙蒙混參議員”。
《反導條約》的細節無需贅述，但看一下總體邏輯，就知道為什麽這是一個極度需要秘密外交、一邊騙自己人一邊簽的條約了。
因為這實際上是在“拿自己國家當mt肉盾、幫隊友扛仇恨”的條約，跟15年後的《中導條約》一樣，如果被本國人民和議員們知道真相，是絕對不肯簽的條約。
無獨有偶的是，《中導條約》在李根任期內簽訂好之後、同樣是持續生效了剛好30年，到唐納德時被撕毀。
顧驁之所以對這些這麽清楚，是因為後世唐納德撕毀《中導條約》時，網上媒體炒得很熱，他在那些學習app上看了太多鋪天蓋地的分析文章。
這兩個條約一致的技術邏輯是這樣的：當時美蘇兩國的反導彈係統，即使研發了，也是需要極高的反應時間的，所以即使開發成功，也隻能防止蘇聯美國互相毀滅，但防不到蘇聯就近拿核彈核平西歐，所以一旦開始研發，西歐會更危險，成為敵方射程被限製後、頂在前排的肉盾。
中程導彈的部署增加，也是這個道理：蘇聯的中程導彈隻能用於滅掉英法德意，是打不到美國的。限製中程導彈數量，其實是讓蘇聯把同樣的資源往洲際導彈上傾斜。
也就是說，美國人簽約時，相當於跟蘇聯喊話：你要幹直接跟老子幹，別想著拿小弟撒氣。
這很像2010年代，美國人對北棒喊話：有種你弄出更遠程的洲際導彈來，別老是不管誰揍你，你都拿揍南棒這個手無寸鐵的人質來威脅。
而這些條約，對美國當時的國際環境，確實是有幫助的，它看似加大了美國扛仇恨值的比例，但把西歐國家徹底拉成了小弟——
基辛格之所以是在72年去簽《反導條約》，就是因為70年11月的時候，法國鐵腕開國總統戴高樂死了、蓬皮杜可以徹底走出陰影。而戴高樂活著的時候，法國一度是保持中立，跟蘇聯關係還不錯的，還拉攏了一大票站中間立場的歐亞小國，並不唯美國馬首是瞻。
因此基辛格是在戴高樂剛死、立刻就推動了反導條約、示好整個西歐，蓬皮杜就一改此前的“戴高樂主義”外交，倒向了美國。
美國人這個“扛仇恨”，其實是在國際上拉到了一大票馬仔的，而蘇聯人又沒真的發射過核彈，所以美國其實是用虛無的風險，換來了實際的利益。後來87年的《中導條約》更是如此，極大拉攏了歐洲和其他環蘇聯國家，為他們常年堅持國際油價低迷、拖垮蘇聯經濟、一邊阿富汗戰爭放血，最後蘇聯崩盤。
但正是這樣的內容，導致這兩個條約，美方簽署人員是必須秘密進行的，絕對不能讓國內人民知道真相。
否則人民和議員們就會發現“原來你國務卿是在蘇聯人那兒拉仇恨，讓蘇聯人把本來平坦到英法德意這些盟國頭上的仇恨值，統統由美國扛、換取法德心悅誠服給你當小弟”，然後人民就會亂來，議員就會瘋狂投票抵製。
可白紙黑字的條約，最後總是要表決的，這怎麽秘密得了呢？
有辦法。
就是利用參議員們都是文科生啊，不懂科技啊！
他們拿到反導條約和中導條約上那一大串技術參數，壓根兒不知道限製的東西究竟是幹什麽的、被鼓勵的東西又是幹什麽的。
在文科生眼裏，所有參數的彈道導彈和反導彈係統，好像都長一個樣子的嘛！應該也是一種用途的吧？限製其中一種、鼓勵另外一種，到底意味著什麽呀？好像沒差啊！
這時候，基辛格等外交人員，以及從五角大樓請來聽證的彈道導彈部隊技術將領，就負責接受參議員們的質詢、幫他們答疑了。
他們可以在答疑的時候，把這些技術細節糊弄過去。
關鍵就在於這個“解讀”。
然後管理好媒體，別讓懂行的人在簽約期限內曝光出解讀文章，就沒事了。
（這時候最怕的就是外國某個期刊上，比如《外交評論》，殺出個顧驁之類的人，寫一篇深度解讀論文、送到反對檔智庫那裏，樂子就捅大了。
如果有人能逮到這樣的機會，那麽別客氣。寫完文章後，要麽美國人的某個基金會，會拿著上千萬美金來堵你嘴；要麽某個cia的特工，會想盡辦法幹掉你滅口，風險與機遇並存。）
基辛格72年的時候，就是這麽把反導條約的事兒瞞天過海辦成的。
捋完這一串脈絡，顧驁豁然得到了一點啟發：
現實政治中，想靠強行突破憲法規定的表決階段隻能投票、不能修改這個鐵律、折衷和稀泥，是不可能做到的。
因為憲法這麽規定，就是為了分權，確保立法的人隻管立法、行政的人隻管行政、執法的人隻管執法。
這是三權分立的最基本要求，事關美國國體，萬萬不可能被動搖。
否則允許“折衷”的話，就相當於允許行政官員國務卿、在國會立法的時候提供慫恿性意見乃至誤導了。
這就好比在任何兩審終審製的國家，訴訟法都會規定“二審發現一審價值判斷和法律適用錯誤，可以直接改判。而發現事實認定不清、或者有必須采納的新證據的，應當發回重審”。
這就是防止有人特地瞞著重要證據、到二審再拿來證據偷襲，不給對方準備時間和想明白後“再來一次”的機會，直接蒙混過關一錘定音。
你國務卿和總統要臨場修改，早幹嘛去了？就是不讓你現場改，不讓你趁著議員們腦子還糊塗的時候蒙過去。一定要打回去，讓議員們充分讀完，腦子冷靜了，再表決一次。
而國務卿幹的就是那種“你們聽我解釋，我沒改，其實我沒想改，我就是怕你們看不懂，現在在給你解釋，這是解釋，不是改”。
就這樣偷偷地進村，放槍滴不要，看誰腦子更陰損奸毒，腦子保持長時間清醒的能力更強，最後把對方給忽悠騙過。
八年前基辛格是幹得不錯的，他在最後應對內敵的時候履險如夷忽悠瘸了20幾個提問參議員，沒讓他們看出來反導條約的“幫小弟扛仇恨”屬性，蒙過關了，等他們後來發現法國人來投靠，才回過味兒來，大勢已去，條約早就生效了。
不過這種被陰的不爽經曆，多多少少也為民豬檔議員們後來狂懟尼克鬆下台積蓄了不少“怒氣槽”，這是後話了。
到上述為止，顧驁算是弄清了“這個病人這一次來醫院之前，已經自己吃過哪些藥”了。
……
後麵，是“開新藥”。
理論是理論，騙人實踐是騙人實踐。
實際執行落地中，你究竟是在對秘約進行“折衷/實質性修改”，還是僅僅提供“答疑/解釋”，遠比法理的玄學推演更難判斷。
理論上，所有涉及“事實判斷”的東西，都是不容更該的，涉及“價值判斷”的東西，是可以解釋的。
但什麽才算“事實”、什麽才算“價值”？真正頂級的國際法老陰嗶，絕對可以把參議員都繞暈，更別說普通民眾了。
舉個不太恰當、但有助於理解的例子，在大洋此岸，法律都是大會立的，這沒有疑問。但最高司法機關可以出“司法解釋”啊。“解釋”的時候還有多大操作空間，學過法的人自己心裏清楚就好。
“所以，基氏保護秘密外交成果的核心思想，就是把‘實質性修改’偽裝成‘非實質性修改’，甚至把‘修改’偽裝成‘澄清/解釋’，夾帶著通過參議院質詢。”
總結到這一步，顧驁真的是非常心累了，
他已經寫滿了整整十幾頁草稿，也揉掉了七八張，內心收獲頗豐。
道理他是能想明白的，但越是想得透徹，他越是發現自己是真心不想學這種技能。
因為對他一輩子都沒用。
他隻是來美國進修一下，不是給美國當官。
這一套辣雞，將來回去完全沒有用武之地啊！
他把最後一張推演廢紙揉成一團，狠狠丟進壁爐裏，長歎一聲：“唉，還是***說得對：西方民豬政治最大的弊端，就是領導人為了迎合民眾及其代表，而不得不說謊！
這種技能練了有什麽用？隻要對國家有利的事情，就應該集中力量辦大事嘛，幹嘛想著怎麽騙議員？
至於騙韭菜的口才，就更沒用武之地了。對韭菜應該進行深入細致的思想教育工作，提升他們奉獻的政治覺悟就好了嘛。”
吐槽歸吐槽，如今已經箭在弦上，準備工作都做到這一步了，顧驁也隻能當是“頭腦風暴”，鍛煉一下自己的智力博弈了。
人生重要的不是知識存量，而是學習和思維能力。研究一次，不管結論有沒有用，至少也是腦力的淬煉。
“這種把‘修改’偽裝成‘解釋’的行徑，最大的風險就是一旦短時間內被反方戳穿你蒙混過關的企圖，那麽負責提供質詢解釋的當事人，會有極大的風險。以至於他們不太敢經常睜著眼睛說瞎話，怕將來夜路走多了撞到鬼。
在美國，偽證罪和其他類似的試圖妨害司法/立法公證的罪名，都是很重的。而且目前這些罪名大有被過度濫用的趨勢。這也是布熱津斯基時代不敢跟基辛格時代那麽囂張的一個側麵原因……”
顧驁如是往下推理，想到這一步時，已經是後半夜了，中間其實還走了不少不可行的彎路，便不多贅述了。
想到這一點後，他知道，自己今天的一切研究成果，估計都不會上學術期刊了。
因為真要是有什麽幹貨，基辛格肯定不讓刊的，而是偷偷秘密印發，隻給本檔派的總統、國務卿、核心檔鞭等幾個人看。
因為，這方麵的技能，從來都是控辯雙方水漲船高的。布熱津斯基時期，之所以畏首畏尾，就是因為此前基辛格時代那點謊言技巧，漸漸被議員們回過味兒來了。
不好騙了呀。
“真是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幹！對了，後來86年的時候，李根是怎麽掩蓋‘伊朗門’秘密交易的惡劣影響的？記不太清了，不過好像很失敗啊。
克琳頓任期內，是怎麽掩飾‘拉鏈門’（萊溫斯基案）的‘偽證罪’指控的？誒，這個好像有點印象，前世看哪個澀情報告解讀過來著……”
對付“偽證罪”和對付“提供虛假質詢意見罪”的法理學原理，應該是一樣的吧？
前者在美國的法律體係裏，歸納為“妨害司法公正”，而後者是歸納為“妨害立法獨立”。
從法益級別來說，這裏麵可以類比一下。
“要趕緊找出近年來聯邦最高fa院和聯邦巡回上訴法院、全部關於偽證罪非罪案例的判詞和解讀！”
在茫茫題海中尋找藥房的顧驁，終於抓住了一絲努力的藥引子方向。
就像一個病人去看病，醫生搞清楚他究竟是啥病。
下一步是弄清楚最前沿的努力已經做到哪了。
相當於醫生問明病人來醫院之前、還自己吃過哪些藥。
在這方麵，顧驁比其他研究生略有優勢。
因為基辛格帶的其他研究生，是接觸不到最近幾年美國國u院的決策機密內幕的。所以他們不會精確知道“這一次來醫院之前吃過多少藥”。
而顧驁至少可以看到一些後世解密出來的熱點分析，也就能少走一點彎路，少做一點重複性工作。
當然了，顧驁前世並不是研究這個的，所以他隻是外行看熱鬧。對那些鬧大了的70年代秘密外交事件的手腕有所了解。
其他95%小事情，他是不知道的。
算不算大事的標準，要看後世有沒有資格被脫口秀“曉說”提及、或者進入“得到”分析課程。沒收錄的，顧驁上下班地鐵上沒聽過，就不知道。
他前世是碼農嘛，忙著呢，哪有時間專門學沒用的文科瑣碎知識。
比如，71~72年，基辛格為中美建交所作的努力，以及兩麵“欺上瞞下”的秘密和稀泥，這就算是“大事”，顧驁是知道一點細節的。
隻不過這一領域沒什麽幹貨可挖。
另外，從國際上而言，基辛格那一年幹的更大的事情，是跟蘇聯人簽訂《反導條約》（72年），限製兩國開發彈道導彈防禦係統（30年後小不死總統退出了，美國就搞了nmd/tmd）。
而從這裏麵，顧驁可以看出，“如何對付國會隻能二選一”的問題上，前人已經做了盡可能多的努力了。主要表現為“把修改偽裝得不像修改，而是澄清解釋，並且在澄清和解釋中欺騙蒙混參議員”。
《反導條約》的細節無需贅述，但看一下總體邏輯，就知道為什麽這是一個極度需要秘密外交、一邊騙自己人一邊簽的條約了。
因為這實際上是在“拿自己國家當mt肉盾、幫隊友扛仇恨”的條約，跟15年後的《中導條約》一樣，如果被本國人民和議員們知道真相，是絕對不肯簽的條約。
無獨有偶的是，《中導條約》在李根任期內簽訂好之後、同樣是持續生效了剛好30年，到唐納德時被撕毀。
顧驁之所以對這些這麽清楚，是因為後世唐納德撕毀《中導條約》時，網上媒體炒得很熱，他在那些學習app上看了太多鋪天蓋地的分析文章。
這兩個條約一致的技術邏輯是這樣的：當時美蘇兩國的反導彈係統，即使研發了，也是需要極高的反應時間的，所以即使開發成功，也隻能防止蘇聯美國互相毀滅，但防不到蘇聯就近拿核彈核平西歐，所以一旦開始研發，西歐會更危險，成為敵方射程被限製後、頂在前排的肉盾。
中程導彈的部署增加，也是這個道理：蘇聯的中程導彈隻能用於滅掉英法德意，是打不到美國的。限製中程導彈數量，其實是讓蘇聯把同樣的資源往洲際導彈上傾斜。
也就是說，美國人簽約時，相當於跟蘇聯喊話：你要幹直接跟老子幹，別想著拿小弟撒氣。
這很像2010年代，美國人對北棒喊話：有種你弄出更遠程的洲際導彈來，別老是不管誰揍你，你都拿揍南棒這個手無寸鐵的人質來威脅。
而這些條約，對美國當時的國際環境，確實是有幫助的，它看似加大了美國扛仇恨值的比例，但把西歐國家徹底拉成了小弟——
基辛格之所以是在72年去簽《反導條約》，就是因為70年11月的時候，法國鐵腕開國總統戴高樂死了、蓬皮杜可以徹底走出陰影。而戴高樂活著的時候，法國一度是保持中立，跟蘇聯關係還不錯的，還拉攏了一大票站中間立場的歐亞小國，並不唯美國馬首是瞻。
因此基辛格是在戴高樂剛死、立刻就推動了反導條約、示好整個西歐，蓬皮杜就一改此前的“戴高樂主義”外交，倒向了美國。
美國人這個“扛仇恨”，其實是在國際上拉到了一大票馬仔的，而蘇聯人又沒真的發射過核彈，所以美國其實是用虛無的風險，換來了實際的利益。後來87年的《中導條約》更是如此，極大拉攏了歐洲和其他環蘇聯國家，為他們常年堅持國際油價低迷、拖垮蘇聯經濟、一邊阿富汗戰爭放血，最後蘇聯崩盤。
但正是這樣的內容，導致這兩個條約，美方簽署人員是必須秘密進行的，絕對不能讓國內人民知道真相。
否則人民和議員們就會發現“原來你國務卿是在蘇聯人那兒拉仇恨，讓蘇聯人把本來平坦到英法德意這些盟國頭上的仇恨值，統統由美國扛、換取法德心悅誠服給你當小弟”，然後人民就會亂來，議員就會瘋狂投票抵製。
可白紙黑字的條約，最後總是要表決的，這怎麽秘密得了呢？
有辦法。
就是利用參議員們都是文科生啊，不懂科技啊！
他們拿到反導條約和中導條約上那一大串技術參數，壓根兒不知道限製的東西究竟是幹什麽的、被鼓勵的東西又是幹什麽的。
在文科生眼裏，所有參數的彈道導彈和反導彈係統，好像都長一個樣子的嘛！應該也是一種用途的吧？限製其中一種、鼓勵另外一種，到底意味著什麽呀？好像沒差啊！
這時候，基辛格等外交人員，以及從五角大樓請來聽證的彈道導彈部隊技術將領，就負責接受參議員們的質詢、幫他們答疑了。
他們可以在答疑的時候，把這些技術細節糊弄過去。
關鍵就在於這個“解讀”。
然後管理好媒體，別讓懂行的人在簽約期限內曝光出解讀文章，就沒事了。
（這時候最怕的就是外國某個期刊上，比如《外交評論》，殺出個顧驁之類的人，寫一篇深度解讀論文、送到反對檔智庫那裏，樂子就捅大了。
如果有人能逮到這樣的機會，那麽別客氣。寫完文章後，要麽美國人的某個基金會，會拿著上千萬美金來堵你嘴；要麽某個cia的特工，會想盡辦法幹掉你滅口，風險與機遇並存。）
基辛格72年的時候，就是這麽把反導條約的事兒瞞天過海辦成的。
捋完這一串脈絡，顧驁豁然得到了一點啟發：
現實政治中，想靠強行突破憲法規定的表決階段隻能投票、不能修改這個鐵律、折衷和稀泥，是不可能做到的。
因為憲法這麽規定，就是為了分權，確保立法的人隻管立法、行政的人隻管行政、執法的人隻管執法。
這是三權分立的最基本要求，事關美國國體，萬萬不可能被動搖。
否則允許“折衷”的話，就相當於允許行政官員國務卿、在國會立法的時候提供慫恿性意見乃至誤導了。
這就好比在任何兩審終審製的國家，訴訟法都會規定“二審發現一審價值判斷和法律適用錯誤，可以直接改判。而發現事實認定不清、或者有必須采納的新證據的，應當發回重審”。
這就是防止有人特地瞞著重要證據、到二審再拿來證據偷襲，不給對方準備時間和想明白後“再來一次”的機會，直接蒙混過關一錘定音。
你國務卿和總統要臨場修改，早幹嘛去了？就是不讓你現場改，不讓你趁著議員們腦子還糊塗的時候蒙過去。一定要打回去，讓議員們充分讀完，腦子冷靜了，再表決一次。
而國務卿幹的就是那種“你們聽我解釋，我沒改，其實我沒想改，我就是怕你們看不懂，現在在給你解釋，這是解釋，不是改”。
就這樣偷偷地進村，放槍滴不要，看誰腦子更陰損奸毒，腦子保持長時間清醒的能力更強，最後把對方給忽悠騙過。
八年前基辛格是幹得不錯的，他在最後應對內敵的時候履險如夷忽悠瘸了20幾個提問參議員，沒讓他們看出來反導條約的“幫小弟扛仇恨”屬性，蒙過關了，等他們後來發現法國人來投靠，才回過味兒來，大勢已去，條約早就生效了。
不過這種被陰的不爽經曆，多多少少也為民豬檔議員們後來狂懟尼克鬆下台積蓄了不少“怒氣槽”，這是後話了。
到上述為止，顧驁算是弄清了“這個病人這一次來醫院之前，已經自己吃過哪些藥”了。
……
後麵，是“開新藥”。
理論是理論，騙人實踐是騙人實踐。
實際執行落地中，你究竟是在對秘約進行“折衷/實質性修改”，還是僅僅提供“答疑/解釋”，遠比法理的玄學推演更難判斷。
理論上，所有涉及“事實判斷”的東西，都是不容更該的，涉及“價值判斷”的東西，是可以解釋的。
但什麽才算“事實”、什麽才算“價值”？真正頂級的國際法老陰嗶，絕對可以把參議員都繞暈，更別說普通民眾了。
舉個不太恰當、但有助於理解的例子，在大洋此岸，法律都是大會立的，這沒有疑問。但最高司法機關可以出“司法解釋”啊。“解釋”的時候還有多大操作空間，學過法的人自己心裏清楚就好。
“所以，基氏保護秘密外交成果的核心思想，就是把‘實質性修改’偽裝成‘非實質性修改’，甚至把‘修改’偽裝成‘澄清/解釋’，夾帶著通過參議院質詢。”
總結到這一步，顧驁真的是非常心累了，
他已經寫滿了整整十幾頁草稿，也揉掉了七八張，內心收獲頗豐。
道理他是能想明白的，但越是想得透徹，他越是發現自己是真心不想學這種技能。
因為對他一輩子都沒用。
他隻是來美國進修一下，不是給美國當官。
這一套辣雞，將來回去完全沒有用武之地啊！
他把最後一張推演廢紙揉成一團，狠狠丟進壁爐裏，長歎一聲：“唉，還是***說得對：西方民豬政治最大的弊端，就是領導人為了迎合民眾及其代表，而不得不說謊！
這種技能練了有什麽用？隻要對國家有利的事情，就應該集中力量辦大事嘛，幹嘛想著怎麽騙議員？
至於騙韭菜的口才，就更沒用武之地了。對韭菜應該進行深入細致的思想教育工作，提升他們奉獻的政治覺悟就好了嘛。”
吐槽歸吐槽，如今已經箭在弦上，準備工作都做到這一步了，顧驁也隻能當是“頭腦風暴”，鍛煉一下自己的智力博弈了。
人生重要的不是知識存量，而是學習和思維能力。研究一次，不管結論有沒有用，至少也是腦力的淬煉。
“這種把‘修改’偽裝成‘解釋’的行徑，最大的風險就是一旦短時間內被反方戳穿你蒙混過關的企圖，那麽負責提供質詢解釋的當事人，會有極大的風險。以至於他們不太敢經常睜著眼睛說瞎話，怕將來夜路走多了撞到鬼。
在美國，偽證罪和其他類似的試圖妨害司法/立法公證的罪名，都是很重的。而且目前這些罪名大有被過度濫用的趨勢。這也是布熱津斯基時代不敢跟基辛格時代那麽囂張的一個側麵原因……”
顧驁如是往下推理，想到這一步時，已經是後半夜了，中間其實還走了不少不可行的彎路，便不多贅述了。
想到這一點後，他知道，自己今天的一切研究成果，估計都不會上學術期刊了。
因為真要是有什麽幹貨，基辛格肯定不讓刊的，而是偷偷秘密印發，隻給本檔派的總統、國務卿、核心檔鞭等幾個人看。
因為，這方麵的技能，從來都是控辯雙方水漲船高的。布熱津斯基時期，之所以畏首畏尾，就是因為此前基辛格時代那點謊言技巧，漸漸被議員們回過味兒來了。
不好騙了呀。
“真是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幹！對了，後來86年的時候，李根是怎麽掩蓋‘伊朗門’秘密交易的惡劣影響的？記不太清了，不過好像很失敗啊。
克琳頓任期內，是怎麽掩飾‘拉鏈門’（萊溫斯基案）的‘偽證罪’指控的？誒，這個好像有點印象，前世看哪個澀情報告解讀過來著……”
對付“偽證罪”和對付“提供虛假質詢意見罪”的法理學原理，應該是一樣的吧？
前者在美國的法律體係裏，歸納為“妨害司法公正”，而後者是歸納為“妨害立法獨立”。
從法益級別來說，這裏麵可以類比一下。
“要趕緊找出近年來聯邦最高fa院和聯邦巡回上訴法院、全部關於偽證罪非罪案例的判詞和解讀！”
在茫茫題海中尋找藥房的顧驁，終於抓住了一絲努力的藥引子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