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驁對自己的撇清有理有據，讓《華爾街日報》的人找不到直接證據指摘他有立刻進軍個人電腦領域的企圖。
對方最後隻能捕風捉影地詐了一下他的態度：“可是據我所知，王安電腦的創始人王安先生，如今正處在重病之中。他雖然把ceo的位置傳給了他兒子，但因為表現不好，交接並不穩當。
同時，天鯤公司又招降納叛，錄用了去年反對王安權力決策布局最激烈的該公司前cmo約翰.錢伯斯先生，這一切，不得不讓人懷疑，至少您有處心積慮挖角王安公司的圖謀！”
《華爾街日報》的埃德蒙說完這番話時，他原本是試圖從顧驁的眼神和表情中捕捉到一絲被看穿的驚慌的。
然而，他卻看到了一種一閃而逝、微不可查的釋然。
“我說麽，他們想破腦袋，也不可能猜得到我的野心居然大到這種程度：想趁著股災後要王安電腦的命，直接把王安電腦兼並了。
在他們看來，憑目前能找到的所有蛛絲馬跡，推斷出‘我想大規模、有組織地挖王安電腦的牆角，偷保密協議範圍內的技術、弄走整個技術團隊’，估計已經是最大單的推測了。”
上麵這番，自然是顧驁的腦內獨白。
被對方誤會為僅僅是想有組織、大規模的人才挖角，顧驁反而輕鬆了。
這樣也好，真要是什麽都猜不到，隻會導致他們繼續可勁兒瞎猜。讓他們自以為猜到個一知半解，反而可以徹底消停。
於是，顧驁在短暫的釋然後，重新強行擠出幾絲“我似乎被拆穿了”的表情，一臉不好意思地半遮半掩承認了：
“人才問題，當然也是很重要的了，王安電腦是電子科技領域的標杆之一，從王安離開的技術人才，對天鯤當然也是非常寶貴的，通用性非常強，這一點毋庸諱言。”
埃德蒙也沒想到顧驁就這麽承認了，稍顯有些意外：“那麽，天鯤會進行產業布局的轉移麽？據我所知，從目前的公開資訊來看，一些去年王安內部洗牌後離開的技術人員，在去天鯤重新就職後，被高薪分配到了天鯤在中國的研發總部。對於這個問題，不知道顧先生有什麽想對美國投資界人士解釋的？”
顧驁笑了：“據我所知，三大汽車也在中國數個汽車工業基礎不錯的城市設了合資廠。再往前一步，utc也在中國設了廠，而且就在我的故鄉、天鯤中方研發總部所在地錢塘。天鯤的安排，也都是跟utc或者三大汽車一樣的純商業考量，利用中國相對性價比優異的人力資源成本罷了。”
埃德蒙：“可是三大汽車在中國使用的是工人，而你轉移的是程序員！”
顧驁：“程序員就特別高貴了麽？就高貴到隻有發達國家的高學曆勞動力才能培養成程序員？時代在發展，未來世界對程序員和電子工程師的需求規模也許會有現在的十倍百倍。
到時候社會對程序員的需求規模，可能也就比工人低一兩個數量級，而不可能像現在這樣，比工人少三四個數量級，這裏麵有百倍的進步。所以我關心程序員的人力成本差距，也是很正常的吧，不存在掏空美國某些產業的問題。
我隻能說，我比大多數其他美國企業家更了解中國。其他美國科技產業創業者，不知道中國的教育水平，或許認為那兒連英語教育都沒普及，培養不出足夠多優秀的程序員，不願意試水。而我隻是看得比他們更清楚，可以提前利用這些資源罷了。”
這番道理完全無可指摘，對方也就不糾纏了。
埃德蒙收起筆和記錄本：“顧，很高興你能接受我們今天的採訪。不過，我受人之託，還有一場對談，希望你可以接受，並且發表一些意見你知道的，作為中美商界的頂級公眾人物，你對中美之間發展關係的看法，有很多重要人物都感興趣。”
“我不關心政治，我看我們還是到此為止比較好。”顧驁聳聳肩，“而且如果要談那些問題，看我跟導師合著的《論中國》就行了，我的一切收穫都是基於那個的，後來我就再也沒關心過國際關係。”
埃德蒙：“這其實也不是我的事兒，是麥克納馬思和令導師都知道的，我就帶個話，而且，可以保證不對公開媒體發表，隻作為學術研究。你知道的，美國這邊也有不少你的朋友，他們是為你好，畢竟你沒有美國國籍，作為一個外國人，如果態度不明朗，卻在美國科技產業介入過多……”
“既然你不錄音，不在報端披露，那就交給我自己處理吧。”顧驁禮貌地點點頭，起身送客。
他知道，有些東西始終是躲不過去的，找個機會把話說清楚也好。自從波斯門之後，美國人確實有些變本加厲，喜歡對外轉移美國人民對李根和老不死的抨擊。
……
顧驁送走《華爾街日報》的人後，第一時間給自己曾經的導師打了個電話。
當然對方如今在諮詢公司也已經是一個半退休的顧問狀態，平時不怎麽管事兒。
“有什麽你就說什麽吧，你要挖角甚至併購美國科技企業，對你態度的深挖是肯定的，這事兒我來做的話，有失公正，所以會由其他大學的頂級中國問題專家來聊。
你放鬆，就當成是想要移民前、怎麽騙過簽證官就好了。我們喬治敦華爾士外交學院的人，還不如哈佛費正清研究中心的人不成？”
“我知道了。”
人家從波士頓趕來紐約的，住在廣場飯店，也不好晾太久。所以顧驁吃過午餐，就馬不停蹄接受了對方的預約，進入了連軸轉的“答辯”。
“顧先生，初次見麵，很高興能夠和您聊聊，鄙人傅高義，這是我的助理宋逸民，我想這次會談會為我們研究中國問題提供絕好的素材。”
“傅教授好，宋教授好。”顧驁也不管對方職稱，很給麵子的都喊教授，頗有中國風。
對方也很適應的樣子，似乎習慣了中式思考問題的社會慣性，而且雙方說的都是漢語。
別看這倆哈佛教授一個姓傅一個姓宋，但都是實打實的人，隻不過美國那些漢學家，都有取個漢名的習慣，就像費正清要叫費正清一樣。{費正清的英文原名是約翰.金.費爾班克}
這位傅高義教授，如今是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的主任。費正清研究中心就是哈佛的東亞問題研究中心，十年前費正清退休之後，才改用費正清的名字命名的{87年的時候費正清都還沒死呢，他已經80歲了，但還有幾年好活}
旁邊那位小宋如今隻是個副教授職稱，才30出頭年紀，是傅教授的助理。
後世關於傅高義教授，在中國也流傳過一些段子其實都不能叫段子，應該說是真實的趣聞。
說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時候，有些當時還隻是中國地方上省直級別一把手的官員，去哈佛交流的時候，有個白人教授站起來提問：請問您認為中國應該向曰本學習什麽？
那個中國要員回答道：在哈佛，這樣的問題還用問我？你應該去問傅高義呀。
然後滿場抑製不住發出低笑，直到有人偷偷告訴那位中方的地方要員：剛才問你的那個白人就是傅高義。
可見，這位傅主任在當時，已經是中國人眼裏最懂東亞問題的美國專家了。
當然，哈佛的費正清研究中心跟喬治敦華爾士外交學院的有關研究中心，專注的問題不一樣，前者更多專注於曆史學和社會學，後者注重的是國際關係、外交利用潛力。
傅高義跟顧驁分賓主坐定之後，就開始隨口聊一些關於中美文化認同和文化誤解的問題。顧驁也知道，麵前這倆人，有可能相當於後續他在美國的一些資本動作的“簽證官”了。
雖然法律沒有規定他要配合的義務，但還是讓對方真心相信顧驁是真心相信中美可以長期合作的比較好。
聊了大約15分鍾後，傅高義率先提出了第一個攻擊性的問題：“顧，你跟我也算是這個世界上對中美之間異同最了解的幾個人之一了。你覺得，在目前的時代背景下，中美因為文化誤解而產生摩擦的最大可能性，在哪裏呢？”
對方也不說今年開始，美國人有點想搞事情，隻說是文化誤解。
顧驁想了想：“我覺得美國人最大的問題，是從來沒有試圖去理解過一個沒有重複博弈曆史的文明。但相反，我們中國人經過開放後的這七八年時間，已經充分理解了重複博弈框架。這裏麵的差異，很容易導致美方得寸進尺，而我們中國人民素來是愛好和平，希望求同存異穩定發展的。”
傅高義想了想，陷入了一會兒沉默，然後才長歎道：“我沒想到你最關注的居然是這個點，你選擇從兩個國家的曆史積澱、是否有重複博弈的傳承基礎，來解讀兩國互相試探的輕重尺度？中國人果然很有以史為鑒的戒心。”6
對方最後隻能捕風捉影地詐了一下他的態度：“可是據我所知，王安電腦的創始人王安先生，如今正處在重病之中。他雖然把ceo的位置傳給了他兒子，但因為表現不好，交接並不穩當。
同時，天鯤公司又招降納叛，錄用了去年反對王安權力決策布局最激烈的該公司前cmo約翰.錢伯斯先生，這一切，不得不讓人懷疑，至少您有處心積慮挖角王安公司的圖謀！”
《華爾街日報》的埃德蒙說完這番話時，他原本是試圖從顧驁的眼神和表情中捕捉到一絲被看穿的驚慌的。
然而，他卻看到了一種一閃而逝、微不可查的釋然。
“我說麽，他們想破腦袋，也不可能猜得到我的野心居然大到這種程度：想趁著股災後要王安電腦的命，直接把王安電腦兼並了。
在他們看來，憑目前能找到的所有蛛絲馬跡，推斷出‘我想大規模、有組織地挖王安電腦的牆角，偷保密協議範圍內的技術、弄走整個技術團隊’，估計已經是最大單的推測了。”
上麵這番，自然是顧驁的腦內獨白。
被對方誤會為僅僅是想有組織、大規模的人才挖角，顧驁反而輕鬆了。
這樣也好，真要是什麽都猜不到，隻會導致他們繼續可勁兒瞎猜。讓他們自以為猜到個一知半解，反而可以徹底消停。
於是，顧驁在短暫的釋然後，重新強行擠出幾絲“我似乎被拆穿了”的表情，一臉不好意思地半遮半掩承認了：
“人才問題，當然也是很重要的了，王安電腦是電子科技領域的標杆之一，從王安離開的技術人才，對天鯤當然也是非常寶貴的，通用性非常強，這一點毋庸諱言。”
埃德蒙也沒想到顧驁就這麽承認了，稍顯有些意外：“那麽，天鯤會進行產業布局的轉移麽？據我所知，從目前的公開資訊來看，一些去年王安內部洗牌後離開的技術人員，在去天鯤重新就職後，被高薪分配到了天鯤在中國的研發總部。對於這個問題，不知道顧先生有什麽想對美國投資界人士解釋的？”
顧驁笑了：“據我所知，三大汽車也在中國數個汽車工業基礎不錯的城市設了合資廠。再往前一步，utc也在中國設了廠，而且就在我的故鄉、天鯤中方研發總部所在地錢塘。天鯤的安排，也都是跟utc或者三大汽車一樣的純商業考量，利用中國相對性價比優異的人力資源成本罷了。”
埃德蒙：“可是三大汽車在中國使用的是工人，而你轉移的是程序員！”
顧驁：“程序員就特別高貴了麽？就高貴到隻有發達國家的高學曆勞動力才能培養成程序員？時代在發展，未來世界對程序員和電子工程師的需求規模也許會有現在的十倍百倍。
到時候社會對程序員的需求規模，可能也就比工人低一兩個數量級，而不可能像現在這樣，比工人少三四個數量級，這裏麵有百倍的進步。所以我關心程序員的人力成本差距，也是很正常的吧，不存在掏空美國某些產業的問題。
我隻能說，我比大多數其他美國企業家更了解中國。其他美國科技產業創業者，不知道中國的教育水平，或許認為那兒連英語教育都沒普及，培養不出足夠多優秀的程序員，不願意試水。而我隻是看得比他們更清楚，可以提前利用這些資源罷了。”
這番道理完全無可指摘，對方也就不糾纏了。
埃德蒙收起筆和記錄本：“顧，很高興你能接受我們今天的採訪。不過，我受人之託，還有一場對談，希望你可以接受，並且發表一些意見你知道的，作為中美商界的頂級公眾人物，你對中美之間發展關係的看法，有很多重要人物都感興趣。”
“我不關心政治，我看我們還是到此為止比較好。”顧驁聳聳肩，“而且如果要談那些問題，看我跟導師合著的《論中國》就行了，我的一切收穫都是基於那個的，後來我就再也沒關心過國際關係。”
埃德蒙：“這其實也不是我的事兒，是麥克納馬思和令導師都知道的，我就帶個話，而且，可以保證不對公開媒體發表，隻作為學術研究。你知道的，美國這邊也有不少你的朋友，他們是為你好，畢竟你沒有美國國籍，作為一個外國人，如果態度不明朗，卻在美國科技產業介入過多……”
“既然你不錄音，不在報端披露，那就交給我自己處理吧。”顧驁禮貌地點點頭，起身送客。
他知道，有些東西始終是躲不過去的，找個機會把話說清楚也好。自從波斯門之後，美國人確實有些變本加厲，喜歡對外轉移美國人民對李根和老不死的抨擊。
……
顧驁送走《華爾街日報》的人後，第一時間給自己曾經的導師打了個電話。
當然對方如今在諮詢公司也已經是一個半退休的顧問狀態，平時不怎麽管事兒。
“有什麽你就說什麽吧，你要挖角甚至併購美國科技企業，對你態度的深挖是肯定的，這事兒我來做的話，有失公正，所以會由其他大學的頂級中國問題專家來聊。
你放鬆，就當成是想要移民前、怎麽騙過簽證官就好了。我們喬治敦華爾士外交學院的人，還不如哈佛費正清研究中心的人不成？”
“我知道了。”
人家從波士頓趕來紐約的，住在廣場飯店，也不好晾太久。所以顧驁吃過午餐，就馬不停蹄接受了對方的預約，進入了連軸轉的“答辯”。
“顧先生，初次見麵，很高興能夠和您聊聊，鄙人傅高義，這是我的助理宋逸民，我想這次會談會為我們研究中國問題提供絕好的素材。”
“傅教授好，宋教授好。”顧驁也不管對方職稱，很給麵子的都喊教授，頗有中國風。
對方也很適應的樣子，似乎習慣了中式思考問題的社會慣性，而且雙方說的都是漢語。
別看這倆哈佛教授一個姓傅一個姓宋，但都是實打實的人，隻不過美國那些漢學家，都有取個漢名的習慣，就像費正清要叫費正清一樣。{費正清的英文原名是約翰.金.費爾班克}
這位傅高義教授，如今是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的主任。費正清研究中心就是哈佛的東亞問題研究中心，十年前費正清退休之後，才改用費正清的名字命名的{87年的時候費正清都還沒死呢，他已經80歲了，但還有幾年好活}
旁邊那位小宋如今隻是個副教授職稱，才30出頭年紀，是傅教授的助理。
後世關於傅高義教授，在中國也流傳過一些段子其實都不能叫段子，應該說是真實的趣聞。
說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時候，有些當時還隻是中國地方上省直級別一把手的官員，去哈佛交流的時候，有個白人教授站起來提問：請問您認為中國應該向曰本學習什麽？
那個中國要員回答道：在哈佛，這樣的問題還用問我？你應該去問傅高義呀。
然後滿場抑製不住發出低笑，直到有人偷偷告訴那位中方的地方要員：剛才問你的那個白人就是傅高義。
可見，這位傅主任在當時，已經是中國人眼裏最懂東亞問題的美國專家了。
當然，哈佛的費正清研究中心跟喬治敦華爾士外交學院的有關研究中心，專注的問題不一樣，前者更多專注於曆史學和社會學，後者注重的是國際關係、外交利用潛力。
傅高義跟顧驁分賓主坐定之後，就開始隨口聊一些關於中美文化認同和文化誤解的問題。顧驁也知道，麵前這倆人，有可能相當於後續他在美國的一些資本動作的“簽證官”了。
雖然法律沒有規定他要配合的義務，但還是讓對方真心相信顧驁是真心相信中美可以長期合作的比較好。
聊了大約15分鍾後，傅高義率先提出了第一個攻擊性的問題：“顧，你跟我也算是這個世界上對中美之間異同最了解的幾個人之一了。你覺得，在目前的時代背景下，中美因為文化誤解而產生摩擦的最大可能性，在哪裏呢？”
對方也不說今年開始，美國人有點想搞事情，隻說是文化誤解。
顧驁想了想：“我覺得美國人最大的問題，是從來沒有試圖去理解過一個沒有重複博弈曆史的文明。但相反，我們中國人經過開放後的這七八年時間，已經充分理解了重複博弈框架。這裏麵的差異，很容易導致美方得寸進尺，而我們中國人民素來是愛好和平，希望求同存異穩定發展的。”
傅高義想了想，陷入了一會兒沉默，然後才長歎道：“我沒想到你最關注的居然是這個點，你選擇從兩個國家的曆史積澱、是否有重複博弈的傳承基礎，來解讀兩國互相試探的輕重尺度？中國人果然很有以史為鑒的戒心。”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