亙古至今，隸屬聖人賢達的書寫文字或日常言語，都可以籠統地稱為“文章”。單從字形出處上，或文或章，是指他們本身具備的色彩斑斕的符號印記。所以說，由字詞章句構築的“文章”，又怎能沒有賞心悅目的絢爛色彩呢？
水性陰柔，一旦風吹草動，虛靜的水麵，即刻泛起細微的漣漪；樹幹陽剛，遭受敲打創擊，遠端的花萼，隨即出現輕微的顫抖。文采與文章的關係，如同波紋與水麵、花朵與樹木一樣，由此知彼，交相呼應啊。虎豹外皮，如果去掉毛色，和狗羊的沒有多少差別；犀牛皮毛，雖然無色，卻需要刷上漆料，倍加愛惜，因為太過稀缺珍貴。與此雷同，文章篇籍也需要依傍辭藻的色彩魅力，得以顯現質地的奇特優良。無論敘述的性情靈動，還是描繪的器物萬象，抑或剖析思想軌跡，或者勾畫道德理想，若要達到彪炳千古的目標，又怎麽能夠離得了文采飛揚的宣貫廣播呢？
追溯以往依傍文章而立世揚名，並已經達到功利目的者，究其根本，他們必定包含著如下三個方麵的成功經驗和決勝因素：一是在形式上，文章存在“五色”變化；二是在聲韻上，文采包含“五音”韻致；三是在情誌上，文理擁有“五性”品德。
那麽何謂“五色”？《左傳?桓公二年》上講：“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其大意是：官員服飾上火、龍、黼、黻的圖案，是他們身份和地位的符號。因此，文章也要具備“青、黃、赤、白、黑”五彩斑斕。之所以如此，不僅是追求形式上的璀璨耀眼，更重要地顯示內在質量的優美豐富。
何謂“五音”呢？古代《韶樂》《夏歌》，必須調和“宮、商、角、微、羽”五種音韻，才能保證產生悅耳動聽的聲音。同樣，文章的字詞文句，從節律強弱到字數排列，於閱讀瀏覽之際，唯有陰陽頓挫而又婉轉流暢，才能實現和諧達功。
又何謂“五性”呢？所謂文章情誌，雖說千姿百態，但在道德倫理上，始終離不開“仁、義、禮、智、信”五種個性品質。
顯而易見，當探討和闡述文章之所以能夠獲得最終成功的道理時，像上麵有“3”個方麵上，最終又都歸結於“5”種因素的觀念，究竟為什麽會這樣呢？事實上，這恰好說明在自然界中還存在一種使然而又必然的數理規律罷了。
《孝經?喪親》上講，孝子在服喪期間，言辭話語不需要咬文嚼字，更無須苛求文采飛揚。而這種教誨的另一麵，則是強調在日常生活言語中，君子還是應該斟詞酌句，更需要有一定的文學修養。老子一貫譴責華而不實的言辭，甚至斷言“美而不信”。然而五千言《道德經》，卻是何等華麗精致，完全不粗陋啊。在《莊子?外篇?天道》中，特別指出，若用言辭“辯雕萬物”，既不用乖巧取悅別人，更不能沾沾自喜。但是，這其中所要強調的還是辭藻修飾的積極功效。另外，在《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裏麵，盡管也譴責“豔采辯說”不如務真求實，卻又從側麵提示“巧言令色”很能蠱惑人心。因此，如果論證豔詞麗句在文章中利弊得失的價值意義，像莊周和韓非不但有鮮活的例舉說明，並且剖析的足以歎為觀止了吧。所以說，研讀《孝經》《道德經》，即可懂得，文章質地的好壞，取決於性情誌趣的高低；而讀習《莊子》《韓非子》，隨即明白，辨別道德的是非對錯，並不排斥據理力爭和文采飛揚啊。事實上，毋庸置疑，無論探尋涇水還是渭水的源頭，亦不管馳騁在正路還是邪道，原本都可以駕駛同樣神采奕奕的寶車駿馬，這猶如胭脂粉黛用於喬裝打扮，亦如眉目傳情增加妖冶嫵媚一樣，歸根結底，辭藻無論多麽華麗絢爛，終歸隻是用於言語文章的修飾裝扮，而辭章義理若能夠真正達到感人至深的程度，仰仗的還是作者的性情氣度和壯誌胸懷。若用織布來做比喻，情誌就是文章的經線，而辭藻則是文理的緯線。隻有經線中正，才有緯線的相輔相成；唯有情理確立，才有辭藻的蓬蓽生輝。這就是文藝創作，或著書立說，所謂“和諧達功”的根本道理所在啊。
以往文壇之上，最初詩人書寫文章或創作篇籍，必定是直抒情懷，為的是展示誌氣。然而，到了辭賦家的時代，卻為了藝術創作而虛構感情了。為什麽這樣講呢？翻看《詩經》中“風”“雅”作品的興致所起，離不開誌氣昂揚和義憤填膺，所以其中的吟詠美刺，敢於囊括天地人間一切是非得失，並不特別避諱權勢禮製的尊卑高低……這樣一種姿態，才是依傍情誌而自由創作的典範。至於後起的辭賦家，竟然在沒有激情憂憤的情況下，儼然習慣了矯揉造作，熱衷於虛張聲勢，不過是為了沽名釣譽而已。像這樣一種格調，就是“因文造情”的榜樣啊。不言而喻，因情著文，貴在真情實在，關鍵又要適度放縱；然而，因文造情，必定虛榮繁華，並注定華而不實。近代詩人的弊病，不僅是遠離風雅，而且避實就虛，顯然已經墮入了後來辭賦家的套路歧途。時值於今，文章原本特別尊崇的個性情誌的陽剛正氣，竟然日漸敗落，反而追逐華而不實的歪風邪氣，竟然愈演愈烈了。
看當下文藝風氣，有的癡迷高官厚祿，卻假唱田園風光；有的糾纏俗物凡心，卻高歌廟宇空房……諸如此類，明目張膽的口是心非，顯而易見的欺人自欺，不但主動鼓噪喧囂，而且公開招搖過市，是非顛倒竟然達到如此地步，豈能不嗚呼哀哉。古人言：“桃李無言下自成蹊”“男子樹蘭何曾芳菲。”自然界的花草樹木，尚且如此求真純情，人世間的文章篇籍，又怎能任由虛情假意恣意橫行呢？
溯本清源，文學藝術之所以推崇斟詞酌句，並欣賞文披華采，隻是為了弘揚道德義理的優美華貴。但是，任何形式和內容上的義理迷離與辭藻乖張，隻會虛張聲勢或喧賓奪主，必定誤入歧途而積重難返。在自然界，翠鳥盡管羽美，肉桂確有奇香，若將翠羽肉桂做誘餌，反而釣不到魚蝦。所以，《莊子?內篇?齊物論》中有“言隱於榮華”，而《詩經?衛風?碩人》則有“衣錦褧衣”，類似這樣一些名言警句，都在提醒人們不要因為粉飾打扮的過度，從而失去了事物的本真。《易經?賁卦?上九》有“白賁，無咎。”的象辭，一是強調本色純正，才是勾勒塗畫美好未來的堅實基礎，二是色彩無限繁華的終極，必定在於返璞歸真。
在文學創作中，體裁與情誌的關係，如同製作青銅樂鍾中模範與器具的關係一樣，體裁格式就是模範形態，而個性情誌如同鍾型音域。隻有周正、平衡和穩重的器質型製，才能夠保證音色純正；唯有在保障音色純正的基礎之上，才能夠雕琢鏤刻上光彩奪目的璀璨紋飾。然而，無論紋飾多麽絢爛，亦不管音域多麽寬廣，如果背離了樂鍾的個性品質，都不過是形同虛設罷了。所以，情誌與文采的關係，亦如顏料的五光十色，唯有“青、黃、赤、白、黑”正色凸顯，或明或暗的雜色，才能被摒棄殆盡。這既是文章之所以雕琢推敲的本質，也是坦蕩君子之所謂文質彬彬的真容。
總而言之：自古至今，言語吟詠的流傳遠揚，憑借的是文采華章。人生於世，談吐舉止的英姿颯爽，仰仗的是氣宇軒昂。藝術創作，先立偉岸情誌，再求文采飛揚。莫如吳地彩錦容易褪色，勿像木槿花豔朝生夕亡。虛情假意必短命，自欺欺人壽不長。嗚呼哀哉，空歡一場。
水性陰柔，一旦風吹草動，虛靜的水麵，即刻泛起細微的漣漪；樹幹陽剛，遭受敲打創擊，遠端的花萼，隨即出現輕微的顫抖。文采與文章的關係，如同波紋與水麵、花朵與樹木一樣，由此知彼，交相呼應啊。虎豹外皮，如果去掉毛色，和狗羊的沒有多少差別；犀牛皮毛，雖然無色，卻需要刷上漆料，倍加愛惜，因為太過稀缺珍貴。與此雷同，文章篇籍也需要依傍辭藻的色彩魅力，得以顯現質地的奇特優良。無論敘述的性情靈動，還是描繪的器物萬象，抑或剖析思想軌跡，或者勾畫道德理想，若要達到彪炳千古的目標，又怎麽能夠離得了文采飛揚的宣貫廣播呢？
追溯以往依傍文章而立世揚名，並已經達到功利目的者，究其根本，他們必定包含著如下三個方麵的成功經驗和決勝因素：一是在形式上，文章存在“五色”變化；二是在聲韻上，文采包含“五音”韻致；三是在情誌上，文理擁有“五性”品德。
那麽何謂“五色”？《左傳?桓公二年》上講：“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其大意是：官員服飾上火、龍、黼、黻的圖案，是他們身份和地位的符號。因此，文章也要具備“青、黃、赤、白、黑”五彩斑斕。之所以如此，不僅是追求形式上的璀璨耀眼，更重要地顯示內在質量的優美豐富。
何謂“五音”呢？古代《韶樂》《夏歌》，必須調和“宮、商、角、微、羽”五種音韻，才能保證產生悅耳動聽的聲音。同樣，文章的字詞文句，從節律強弱到字數排列，於閱讀瀏覽之際，唯有陰陽頓挫而又婉轉流暢，才能實現和諧達功。
又何謂“五性”呢？所謂文章情誌，雖說千姿百態，但在道德倫理上，始終離不開“仁、義、禮、智、信”五種個性品質。
顯而易見，當探討和闡述文章之所以能夠獲得最終成功的道理時，像上麵有“3”個方麵上，最終又都歸結於“5”種因素的觀念，究竟為什麽會這樣呢？事實上，這恰好說明在自然界中還存在一種使然而又必然的數理規律罷了。
《孝經?喪親》上講，孝子在服喪期間，言辭話語不需要咬文嚼字，更無須苛求文采飛揚。而這種教誨的另一麵，則是強調在日常生活言語中，君子還是應該斟詞酌句，更需要有一定的文學修養。老子一貫譴責華而不實的言辭，甚至斷言“美而不信”。然而五千言《道德經》，卻是何等華麗精致，完全不粗陋啊。在《莊子?外篇?天道》中，特別指出，若用言辭“辯雕萬物”，既不用乖巧取悅別人，更不能沾沾自喜。但是，這其中所要強調的還是辭藻修飾的積極功效。另外，在《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裏麵，盡管也譴責“豔采辯說”不如務真求實，卻又從側麵提示“巧言令色”很能蠱惑人心。因此，如果論證豔詞麗句在文章中利弊得失的價值意義，像莊周和韓非不但有鮮活的例舉說明，並且剖析的足以歎為觀止了吧。所以說，研讀《孝經》《道德經》，即可懂得，文章質地的好壞，取決於性情誌趣的高低；而讀習《莊子》《韓非子》，隨即明白，辨別道德的是非對錯，並不排斥據理力爭和文采飛揚啊。事實上，毋庸置疑，無論探尋涇水還是渭水的源頭，亦不管馳騁在正路還是邪道，原本都可以駕駛同樣神采奕奕的寶車駿馬，這猶如胭脂粉黛用於喬裝打扮，亦如眉目傳情增加妖冶嫵媚一樣，歸根結底，辭藻無論多麽華麗絢爛，終歸隻是用於言語文章的修飾裝扮，而辭章義理若能夠真正達到感人至深的程度，仰仗的還是作者的性情氣度和壯誌胸懷。若用織布來做比喻，情誌就是文章的經線，而辭藻則是文理的緯線。隻有經線中正，才有緯線的相輔相成；唯有情理確立，才有辭藻的蓬蓽生輝。這就是文藝創作，或著書立說，所謂“和諧達功”的根本道理所在啊。
以往文壇之上，最初詩人書寫文章或創作篇籍，必定是直抒情懷，為的是展示誌氣。然而，到了辭賦家的時代，卻為了藝術創作而虛構感情了。為什麽這樣講呢？翻看《詩經》中“風”“雅”作品的興致所起，離不開誌氣昂揚和義憤填膺，所以其中的吟詠美刺，敢於囊括天地人間一切是非得失，並不特別避諱權勢禮製的尊卑高低……這樣一種姿態，才是依傍情誌而自由創作的典範。至於後起的辭賦家，竟然在沒有激情憂憤的情況下，儼然習慣了矯揉造作，熱衷於虛張聲勢，不過是為了沽名釣譽而已。像這樣一種格調，就是“因文造情”的榜樣啊。不言而喻，因情著文，貴在真情實在，關鍵又要適度放縱；然而，因文造情，必定虛榮繁華，並注定華而不實。近代詩人的弊病，不僅是遠離風雅，而且避實就虛，顯然已經墮入了後來辭賦家的套路歧途。時值於今，文章原本特別尊崇的個性情誌的陽剛正氣，竟然日漸敗落，反而追逐華而不實的歪風邪氣，竟然愈演愈烈了。
看當下文藝風氣，有的癡迷高官厚祿，卻假唱田園風光；有的糾纏俗物凡心，卻高歌廟宇空房……諸如此類，明目張膽的口是心非，顯而易見的欺人自欺，不但主動鼓噪喧囂，而且公開招搖過市，是非顛倒竟然達到如此地步，豈能不嗚呼哀哉。古人言：“桃李無言下自成蹊”“男子樹蘭何曾芳菲。”自然界的花草樹木，尚且如此求真純情，人世間的文章篇籍，又怎能任由虛情假意恣意橫行呢？
溯本清源，文學藝術之所以推崇斟詞酌句，並欣賞文披華采，隻是為了弘揚道德義理的優美華貴。但是，任何形式和內容上的義理迷離與辭藻乖張，隻會虛張聲勢或喧賓奪主，必定誤入歧途而積重難返。在自然界，翠鳥盡管羽美，肉桂確有奇香，若將翠羽肉桂做誘餌，反而釣不到魚蝦。所以，《莊子?內篇?齊物論》中有“言隱於榮華”，而《詩經?衛風?碩人》則有“衣錦褧衣”，類似這樣一些名言警句，都在提醒人們不要因為粉飾打扮的過度，從而失去了事物的本真。《易經?賁卦?上九》有“白賁，無咎。”的象辭，一是強調本色純正，才是勾勒塗畫美好未來的堅實基礎，二是色彩無限繁華的終極，必定在於返璞歸真。
在文學創作中，體裁與情誌的關係，如同製作青銅樂鍾中模範與器具的關係一樣，體裁格式就是模範形態，而個性情誌如同鍾型音域。隻有周正、平衡和穩重的器質型製，才能夠保證音色純正；唯有在保障音色純正的基礎之上，才能夠雕琢鏤刻上光彩奪目的璀璨紋飾。然而，無論紋飾多麽絢爛，亦不管音域多麽寬廣，如果背離了樂鍾的個性品質，都不過是形同虛設罷了。所以，情誌與文采的關係，亦如顏料的五光十色，唯有“青、黃、赤、白、黑”正色凸顯，或明或暗的雜色，才能被摒棄殆盡。這既是文章之所以雕琢推敲的本質，也是坦蕩君子之所謂文質彬彬的真容。
總而言之：自古至今，言語吟詠的流傳遠揚，憑借的是文采華章。人生於世，談吐舉止的英姿颯爽，仰仗的是氣宇軒昂。藝術創作，先立偉岸情誌，再求文采飛揚。莫如吳地彩錦容易褪色，勿像木槿花豔朝生夕亡。虛情假意必短命，自欺欺人壽不長。嗚呼哀哉，空歡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