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章 碧血劍(54)
金庸作品集（簡體新版） 作者：金庸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希臘史詩《伊裏亞特》記述赫克托和亞契力斯繞城大戰這一段中，描寫眾天神拿了天平來秤這兩個英雄的命運，小時候我讀到赫克托這一端不及對方的份量，天神們決定他必須戰敗而死，感到非常難過，“那不公平！那不公平！”過了許多歲月，當我讀到滿清的皇太極怎樣設反間計、崇禎和他的大臣們怎樣商量要不要殺死袁崇煥，同樣有劇烈的淒愴之感。
曆史家評論袁崇煥，著眼點在於他的功業、他對當時及後世的影響、他在明清兩個朝代覆亡與興起之際所起的作用。近十多年來，我幾乎每天都寫一段小說，又寫一段報上的社評，因此對曆史、政治與小說是同樣的感到興趣，然而在研究袁崇煥的一生之時，他強烈的性格比之他的功業更加吸引我的注意。
整體說來，清朝比明朝好得多。從清太祖算起的清朝十二個君主，他們的總平均分數和明朝十六個皇帝相比，我覺得在數學上簡直不能比，因為前者的是相當高的正數，後者是相當高的負數。對於滿族人入主中國一事，近代的評價與前人也頗有改變。所以袁崇煥的功業，不免隨著時代的進展而漸漸失卻光采。但他英雄氣概的風華卻永遠不會泯滅。正如當年春秋戰國時七國紛爭的是非成敗，在今天已沒有多大意義了，但孔子、介子推、藺相如、廉頗、屈原、信陵君、荊軻等等這些人物的生命，卻超越了曆史與政治。
《碧血劍》中的袁承誌，在性格上隻是個平凡人物。他沒有抗拒艱難時世的勇氣和大才，奮戰一場而受了挫折後逃避海外，就像我們大多數在海外的人一樣。
袁崇煥卻是真正的英雄，大才豪氣，籠蓋當世，即使他的缺點，也是英雄式的驚世駭俗。他比小說中虛構的英雄人物，有更多的英雄氣概。
他的性格像是一柄鋒銳絕倫、精剛無儔的寶劍。當清和升平的時日，懸在壁上，不免會中夜自嘯，躍出劍匣。在天昏地暗的亂世，則屠龍殺虎之後，終於寸寸斷折。
在明末那段不幸的日子中，任何人都是不幸的。每一個君主在臨死之時，都深深感到了失敗的屈辱：崇禎、清太祖努爾哈赤、清太宗皇太極（如果他不是被人謀殺的，那麽是惟一的例外）、蒙古人的首領林丹汗、朝鮮國王李佑，始終是死路一條的將軍和大臣（奮勇抗敵的將軍與降敵做漢奸的將軍，忠鯁正直的大臣與奸佞無恥的大臣，命運沒太大分別，但在一個比較溫和的時代，奸臣卻常常能得善終，例如秦檜），憤怒不平的知識份子，領不到糧餉的兵卒，生命朝不保夕的“流寇”，饑餓流離的百姓，以及有巨大才能與勇氣的英雄人物：楊漣、熊廷弼、孫承宗、李自成、史可法、袁崇煥。
在那個時代中，人人都遭到了在太平年月中所無法想像的苦難。在山東的大饑荒中，丈夫吃了妻子的屍體，母親吃了兒子的屍體。那是小人物的悲劇，他們心中的悲痛，一點也不會比英雄們輕。不過小人物隻是默默的忍受，英雄們卻勇敢地奮戰了一場，在曆史上留下了痕跡。英雄的尊嚴與偉烈，經過了無數時日之後，仍在後人心中激起波瀾。
一
這個不幸的時代，是數十年腐敗達於極點的政治措施所累積而成的。
我書架上有一部英國曆史家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是三卷注釋本。[2]書脊上繪著羅馬式建築的兩根大理石柱子，第一卷的柱子，柱頭上有些殘缺破損，第二卷的柱子殘損更多，第三卷的柱子完全垮了。這象征一個帝國的衰敗和滅亡，如何一步步的發展。
明朝的衰亡也是這樣。
明朝的覆滅，開始於神宗。[3]
神宗年號萬曆，是明朝諸帝中在位最久的，一共做了四十八年皇帝。隻因為他做皇帝的時候實在太久，所以對國家人民所造成的禍害也特別大。他死時五十八歲，本來並不算老，他的祖宗明太祖活到七十一歲，成祖六十五歲，世宗六十歲。可是神宗未老先衰，後來大概更抽上了鴉片。鴉片沒有縮短他的壽命，卻毒害了他的精神。他的貪婪大概是天生的本性，但匪夷所思的懶惰，一定是出於鴉片的影響。
然而萬曆初年，卻是中國曆史上最光彩輝煌的時期之一。近代中西學者研究瓷器及其他手工藝品，有這樣一個共通的意見：在中國國力最興盛的時期，所製作的瓷器最精采。萬曆年間的瓷器和琺琅器燦爛華美，精巧雅致，洵為罕見的傑作。因為萬曆最初十年，張居正當國，他是中國曆史上難得一見的精明能幹的大政治家。
神宗接位時隻有十歲，一切聽母親的話。兩宮太後很信任張居正，政治上權力極大的司禮太監馮保又給張居正籠絡得很好，這些有利的條件加在一起，張居正便能放手辦事。明朝自明太祖晚年起就不再有宰相，張居正是大學士，名義是首輔，實際權力等於是宰相。
從萬曆元年到十年，張居正的政績燦然可觀。他重用名將李成梁、戚繼光、王崇古，使得主要是蒙古人的北方異族每次入侵都大敗而歸，隻得安份守己而和明朝進行和平貿易。南方少數民族的武裝暴動，也都一一給他派人平定。沿海長期侵騷的倭寇給戚繼光等名將打退，江南平靖富庶。國家富強，儲備的糧食可用十年，庫存的盈餘超過了全國一年的歲出。交通郵傳辦得井井有條。清丈全國田畝麵積，使得稅收公平，不致像以前那樣由窮人負擔過份的錢糧而官僚豪強卻不交賦稅。他全力支持工部尚書潘季馴，將泛濫成災的黃河與淮河治好，將水退後的荒地分給災民開墾，免稅三年。官僚的升降製度執行得很嚴格，嚴厲懲辦貪汙。
在那時候，中國是全世界最先進、最富強的大國。那時歐洲的文人學士在提到中國的時候，無不欣慕向往。他們佩服中國的文治教化、中國的考試與文官製度，佩服中國的道路四通八達，[4]佩服中國的老百姓生活得比歐洲貧民好得多。萬曆十年是公元一五八二年。要在六年之後，英國才打敗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再過三十八年，英國的清教徒才乘“五月花號”到達美洲；再過六十一年，五歲的路易十四才登上法國的王座。那時莎士比亞隻有十六歲，還在英國的樹林裏偷人家的鹿。八十三年後，倫敦由於太汙穢、太不衛生，爆發了恐怖的大瘟疫。在萬曆初年，北京、南京、揚州、杭州、蘇州這些就像萬曆彩瓷那樣華美的大城市，在外國人心目中真像是天堂一樣。
中國的經濟也在迅速發展，手工業和技術非常先進。在十五世紀時，中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產棉區之一。由於在正德年間開始采用了越南的優良稻種，農田加辟，米產大增，尤其是廣東一帶。因為推廣種植水稻，水田中大量養魚，瘧蚊大減，[5]嶺南向來稱為瘴癘的瘧疾已不像過去那樣可怕，所以兩廣的經濟文化也開始迅速發展。
可是君主集權的絕對專製製度，再加上連續四個昏庸腐敗的皇帝，將這富於文化教養而勤勞聰明的一億人民、這舉世無雙的富強大國推入了痛苦的深淵。專製政治製度對國家、人民、社會的大害，在明朝末年表現得最明顯。
張居正於萬曆十年逝世，二十歲的青年皇帝自己來執政了。皇帝追奪張居正的官爵，將他家產充公，家屬充軍，將他長子逼得自殺。
神宗是相當聰明的，而且喜歡讀書。中國曆史上的昏君大都有些小聰明，隋煬帝、宋徽宗、李後主，都是文采斐然。明神宗的聰明之上，所附加的不是文采，而是不可思議的懶惰，不可思議的貪婪。皇帝懶惰本來並不是太嚴重的毛病，他隻須任用一兩個能幹的大臣，什麽事情都交給他們去辦就是了，多半政治隻有更加上軌道些，中國曆史上不乏“主昏於上，政清於下”的先例。然而神宗懶惰之外還加上要抓權，幾十年中自己不辦事，也絕對不讓大臣辦事。這在世界曆史上固然空前，相信也必絕後。
做了皇帝，要什麽有什麽，神宗不喜愛女色，不任用外戚，不迷信宗教，不妄求長生；並不多所猜忌而殘忍好殺；也不窮兵黷武，好大喜功；他並不異想天開，荒唐胡鬧；並不大興土木，構築宮室，奢侈浪費；並不信用宦官，任由弄權。中國曆代許多昏君的重大缺點，他倒沒有。他所追求的隻是對他最無用處的金錢。如果他不是皇帝，一定是個成功的商人，他性格中有一股不可抑製的貪性。他那些祖宗皇帝們有的陰狠毒辣，有的胡鬧荒唐，但沒一個是這樣難以形容的貪婪。因此近代有一位曆史學者推想，他這性格是出於母係的遺傳。他母親是個小農的女兒。[6]
皇帝貪錢，最方便有效的法子當然是加稅。神宗所加的稅不收入國庫，而是收入自己的私人庫房，稱為“內庫”。他加緊征收商稅，那是本來有的，除了書籍與農具免稅之外，一切商品交易都收稅百分之三。他另外又發明了一種“礦稅”。
大批沒有受過教育、因殘廢而心理上多多少少不正常的太監，作為皇帝的私人征稅代表，四麵八方的出去收礦稅。隻要“礦稅使”認為什麽地方可以開礦，就要地產的所有人交礦稅。這些太監無惡不作，隨帶大批流氓惡棍，到處敲詐勒索，亂指人家的祖宗墳墓、住宅、商店、作坊、田地，說地下有礦藏，要交礦稅。[7]結果天下騷動，激起了數不盡的民變。這些禦用征稅的太監權力既大，自然就強橫不法，往往擅殺和拷打文武官吏。有一個太監高淮奉旨去遼東征礦稅、商稅，搜括了士民的財物數十萬兩，逮捕了不肯繳稅的秀才數十人，打死指揮，誣陷總兵官犯法。神宗很懶，什麽奏章都不理會，但隻要是和礦稅有關的，禦用稅監呈報上來，他立刻批準。
搜括的規模之大實是駭人聽聞。在萬曆初年張居正當國之時，全年歲入是白銀四百萬兩左右，[8]皇宮的費用每年有定額一百二十萬兩，稱為“金花銀”，已幾占歲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單在萬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內，就搜括了礦稅商稅二百萬兩。這還是繳入皇帝內庫的數目，太監和隨從吞沒的錢財，又比這數字大得多。據當時吏部尚書李戴的估計，繳入內庫的隻十分之一、太監克扣十分之二、隨從瓜分十分之三、流氓棍徒乘機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
可和神宗的貪婪並駕齊驅的是他的懶惰。
鴉片煙這種麻醉品，對中國最大的危害，自明神宗開始。鴉片之毒破壞人的神經中樞與意誌力，它首先破壞的，正是中國的神經中樞—皇帝的神經中樞。
在神宗二十八歲那年，大學士王家屏就上奏章說：一年之間，臣隻見到天顏兩次，偶然提出一些建議，也和別的官員的奏章一樣，皇上完全不理。
這種情形越來越惡化，到萬曆四十二年，首輔葉向高奏稱：六部尚書中，現在隻剩下一部有尚書了，全國的巡撫、巡按禦史、各府州縣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他的奏章寫得十分激昂，說現在已經中外離心，京城裏怨聲載道，大禍已在眼前，皇上還自以為不見臣子是神明妙用，恐怕自古以來的聖帝明王都沒有這樣妙法吧。[9]神宗抽飽了鴉片，已經火氣全無。這樣的奏章，如果落在開國的太祖、成祖、末代的思宗手裏，葉向高非殺頭不可。但神宗隻要有錢可括，給大臣譏諷幾句、甚至罵上一頓，都無所謂。
萬曆年間的眾大臣說得上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人上奏，說皇上這樣搞法，勢必民窮財盡，天下大亂；[10]有人說陛下是放了籠中的虎豹豺狼去吞食百姓；[11]有人說一旦百姓造反，陛下就算滿屋子都是金銀珠寶，又有誰來給你看守？[12]有的指責說，皇上欺騙百姓，不免類似桀紂昏君；[13]有的直指他任用肆無忌憚之人，去幹沒有天理王法之事；[14]有的責備他說話毫無信用。[15]臣子居然膽敢這樣公然上奏痛罵皇帝，不是一兩個不怕死的忠臣罵，而是大家都罵，那也是空前絕後、令人難以想像的事。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神宗對這些批評全不理睬。正史上的記載，往往說“疏入，上怒，留中不報”。留中，就是不批覆。或許他懶得連罰人也不想罰了，因為罰人也總得下一道聖旨才行。但直到他死，拚命搜括的作風絲毫不改。同時為了對滿清用兵，又一再增加田賦。皇帝搜括所得都存於私人庫房（內庫），政府的公家庫房（外庫）卻總是不夠錢，結果是內庫太實，外庫太虛。[16]
在這樣窮凶極惡的壓榨下，百姓的生活當然是痛苦達於極點。
神宗除了專心搜括之外，對其他政務始終是絕對的置之度外。萬曆四十三年十一月，禦史翟鳳翀的奏章中說：皇上不見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
二
就在這時候，滿清開始崛起。萬曆四十五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發兵攻明，次年攻占遼東重鎮撫順。明兵大敗，總兵官張承蔭戰死，萬餘兵將全軍覆沒。
四十七年，遼東經略楊鎬率明軍十八萬，葉赫（滿清的世仇）兵二萬，朝鮮（中國的屬國）兵二萬，兵分四路，大舉攻清。清兵八旗兵約六萬人，集中兵力，專攻西路一軍。西路軍的總兵官杜鬆是明軍的勇將，平時最喜歡做的事，就是脫去衣衫，將滿身的累累刀槍瘢痕向人誇示。出兵之時，他脫去上身衣衫，在城中遊街，百姓鼓掌喝采。
西路這一仗，稱為“薩爾滸之役”，明軍有火器鋼炮，軍火銳利得多。但杜鬆有勇無謀，他是統兵六萬的兵團司令，卻打了赤膊，露出全身傷疤，一馬當先的衝鋒。大概他是《三國演義》的讀者，很羨慕“虎癡”許褚的勇猛。在〈許褚裸衣鬥馬超〉這回書中，描寫許褚“卸了盔甲，渾身筋突，赤體提刀，翻身上馬，來與馬超決戰。”果然威風得緊。但不知他記不記得許褚這場狠鬥，結果是“操兵大亂，許褚背中兩箭”？有趣的是，小說的評注者評道：“誰叫汝赤膊？”
曆史家評論袁崇煥，著眼點在於他的功業、他對當時及後世的影響、他在明清兩個朝代覆亡與興起之際所起的作用。近十多年來，我幾乎每天都寫一段小說，又寫一段報上的社評，因此對曆史、政治與小說是同樣的感到興趣，然而在研究袁崇煥的一生之時，他強烈的性格比之他的功業更加吸引我的注意。
整體說來，清朝比明朝好得多。從清太祖算起的清朝十二個君主，他們的總平均分數和明朝十六個皇帝相比，我覺得在數學上簡直不能比，因為前者的是相當高的正數，後者是相當高的負數。對於滿族人入主中國一事，近代的評價與前人也頗有改變。所以袁崇煥的功業，不免隨著時代的進展而漸漸失卻光采。但他英雄氣概的風華卻永遠不會泯滅。正如當年春秋戰國時七國紛爭的是非成敗，在今天已沒有多大意義了，但孔子、介子推、藺相如、廉頗、屈原、信陵君、荊軻等等這些人物的生命，卻超越了曆史與政治。
《碧血劍》中的袁承誌，在性格上隻是個平凡人物。他沒有抗拒艱難時世的勇氣和大才，奮戰一場而受了挫折後逃避海外，就像我們大多數在海外的人一樣。
袁崇煥卻是真正的英雄，大才豪氣，籠蓋當世，即使他的缺點，也是英雄式的驚世駭俗。他比小說中虛構的英雄人物，有更多的英雄氣概。
他的性格像是一柄鋒銳絕倫、精剛無儔的寶劍。當清和升平的時日，懸在壁上，不免會中夜自嘯，躍出劍匣。在天昏地暗的亂世，則屠龍殺虎之後，終於寸寸斷折。
在明末那段不幸的日子中，任何人都是不幸的。每一個君主在臨死之時，都深深感到了失敗的屈辱：崇禎、清太祖努爾哈赤、清太宗皇太極（如果他不是被人謀殺的，那麽是惟一的例外）、蒙古人的首領林丹汗、朝鮮國王李佑，始終是死路一條的將軍和大臣（奮勇抗敵的將軍與降敵做漢奸的將軍，忠鯁正直的大臣與奸佞無恥的大臣，命運沒太大分別，但在一個比較溫和的時代，奸臣卻常常能得善終，例如秦檜），憤怒不平的知識份子，領不到糧餉的兵卒，生命朝不保夕的“流寇”，饑餓流離的百姓，以及有巨大才能與勇氣的英雄人物：楊漣、熊廷弼、孫承宗、李自成、史可法、袁崇煥。
在那個時代中，人人都遭到了在太平年月中所無法想像的苦難。在山東的大饑荒中，丈夫吃了妻子的屍體，母親吃了兒子的屍體。那是小人物的悲劇，他們心中的悲痛，一點也不會比英雄們輕。不過小人物隻是默默的忍受，英雄們卻勇敢地奮戰了一場，在曆史上留下了痕跡。英雄的尊嚴與偉烈，經過了無數時日之後，仍在後人心中激起波瀾。
一
這個不幸的時代，是數十年腐敗達於極點的政治措施所累積而成的。
我書架上有一部英國曆史家吉朋的《羅馬帝國衰亡史》，是三卷注釋本。[2]書脊上繪著羅馬式建築的兩根大理石柱子，第一卷的柱子，柱頭上有些殘缺破損，第二卷的柱子殘損更多，第三卷的柱子完全垮了。這象征一個帝國的衰敗和滅亡，如何一步步的發展。
明朝的衰亡也是這樣。
明朝的覆滅，開始於神宗。[3]
神宗年號萬曆，是明朝諸帝中在位最久的，一共做了四十八年皇帝。隻因為他做皇帝的時候實在太久，所以對國家人民所造成的禍害也特別大。他死時五十八歲，本來並不算老，他的祖宗明太祖活到七十一歲，成祖六十五歲，世宗六十歲。可是神宗未老先衰，後來大概更抽上了鴉片。鴉片沒有縮短他的壽命，卻毒害了他的精神。他的貪婪大概是天生的本性，但匪夷所思的懶惰，一定是出於鴉片的影響。
然而萬曆初年，卻是中國曆史上最光彩輝煌的時期之一。近代中西學者研究瓷器及其他手工藝品，有這樣一個共通的意見：在中國國力最興盛的時期，所製作的瓷器最精采。萬曆年間的瓷器和琺琅器燦爛華美，精巧雅致，洵為罕見的傑作。因為萬曆最初十年，張居正當國，他是中國曆史上難得一見的精明能幹的大政治家。
神宗接位時隻有十歲，一切聽母親的話。兩宮太後很信任張居正，政治上權力極大的司禮太監馮保又給張居正籠絡得很好，這些有利的條件加在一起，張居正便能放手辦事。明朝自明太祖晚年起就不再有宰相，張居正是大學士，名義是首輔，實際權力等於是宰相。
從萬曆元年到十年，張居正的政績燦然可觀。他重用名將李成梁、戚繼光、王崇古，使得主要是蒙古人的北方異族每次入侵都大敗而歸，隻得安份守己而和明朝進行和平貿易。南方少數民族的武裝暴動，也都一一給他派人平定。沿海長期侵騷的倭寇給戚繼光等名將打退，江南平靖富庶。國家富強，儲備的糧食可用十年，庫存的盈餘超過了全國一年的歲出。交通郵傳辦得井井有條。清丈全國田畝麵積，使得稅收公平，不致像以前那樣由窮人負擔過份的錢糧而官僚豪強卻不交賦稅。他全力支持工部尚書潘季馴，將泛濫成災的黃河與淮河治好，將水退後的荒地分給災民開墾，免稅三年。官僚的升降製度執行得很嚴格，嚴厲懲辦貪汙。
在那時候，中國是全世界最先進、最富強的大國。那時歐洲的文人學士在提到中國的時候，無不欣慕向往。他們佩服中國的文治教化、中國的考試與文官製度，佩服中國的道路四通八達，[4]佩服中國的老百姓生活得比歐洲貧民好得多。萬曆十年是公元一五八二年。要在六年之後，英國才打敗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再過三十八年，英國的清教徒才乘“五月花號”到達美洲；再過六十一年，五歲的路易十四才登上法國的王座。那時莎士比亞隻有十六歲，還在英國的樹林裏偷人家的鹿。八十三年後，倫敦由於太汙穢、太不衛生，爆發了恐怖的大瘟疫。在萬曆初年，北京、南京、揚州、杭州、蘇州這些就像萬曆彩瓷那樣華美的大城市，在外國人心目中真像是天堂一樣。
中國的經濟也在迅速發展，手工業和技術非常先進。在十五世紀時，中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產棉區之一。由於在正德年間開始采用了越南的優良稻種，農田加辟，米產大增，尤其是廣東一帶。因為推廣種植水稻，水田中大量養魚，瘧蚊大減，[5]嶺南向來稱為瘴癘的瘧疾已不像過去那樣可怕，所以兩廣的經濟文化也開始迅速發展。
可是君主集權的絕對專製製度，再加上連續四個昏庸腐敗的皇帝，將這富於文化教養而勤勞聰明的一億人民、這舉世無雙的富強大國推入了痛苦的深淵。專製政治製度對國家、人民、社會的大害，在明朝末年表現得最明顯。
張居正於萬曆十年逝世，二十歲的青年皇帝自己來執政了。皇帝追奪張居正的官爵，將他家產充公，家屬充軍，將他長子逼得自殺。
神宗是相當聰明的，而且喜歡讀書。中國曆史上的昏君大都有些小聰明，隋煬帝、宋徽宗、李後主，都是文采斐然。明神宗的聰明之上，所附加的不是文采，而是不可思議的懶惰，不可思議的貪婪。皇帝懶惰本來並不是太嚴重的毛病，他隻須任用一兩個能幹的大臣，什麽事情都交給他們去辦就是了，多半政治隻有更加上軌道些，中國曆史上不乏“主昏於上，政清於下”的先例。然而神宗懶惰之外還加上要抓權，幾十年中自己不辦事，也絕對不讓大臣辦事。這在世界曆史上固然空前，相信也必絕後。
做了皇帝，要什麽有什麽，神宗不喜愛女色，不任用外戚，不迷信宗教，不妄求長生；並不多所猜忌而殘忍好殺；也不窮兵黷武，好大喜功；他並不異想天開，荒唐胡鬧；並不大興土木，構築宮室，奢侈浪費；並不信用宦官，任由弄權。中國曆代許多昏君的重大缺點，他倒沒有。他所追求的隻是對他最無用處的金錢。如果他不是皇帝，一定是個成功的商人，他性格中有一股不可抑製的貪性。他那些祖宗皇帝們有的陰狠毒辣，有的胡鬧荒唐，但沒一個是這樣難以形容的貪婪。因此近代有一位曆史學者推想，他這性格是出於母係的遺傳。他母親是個小農的女兒。[6]
皇帝貪錢，最方便有效的法子當然是加稅。神宗所加的稅不收入國庫，而是收入自己的私人庫房，稱為“內庫”。他加緊征收商稅，那是本來有的，除了書籍與農具免稅之外，一切商品交易都收稅百分之三。他另外又發明了一種“礦稅”。
大批沒有受過教育、因殘廢而心理上多多少少不正常的太監，作為皇帝的私人征稅代表，四麵八方的出去收礦稅。隻要“礦稅使”認為什麽地方可以開礦，就要地產的所有人交礦稅。這些太監無惡不作，隨帶大批流氓惡棍，到處敲詐勒索，亂指人家的祖宗墳墓、住宅、商店、作坊、田地，說地下有礦藏，要交礦稅。[7]結果天下騷動，激起了數不盡的民變。這些禦用征稅的太監權力既大，自然就強橫不法，往往擅殺和拷打文武官吏。有一個太監高淮奉旨去遼東征礦稅、商稅，搜括了士民的財物數十萬兩，逮捕了不肯繳稅的秀才數十人，打死指揮，誣陷總兵官犯法。神宗很懶，什麽奏章都不理會，但隻要是和礦稅有關的，禦用稅監呈報上來，他立刻批準。
搜括的規模之大實是駭人聽聞。在萬曆初年張居正當國之時，全年歲入是白銀四百萬兩左右，[8]皇宮的費用每年有定額一百二十萬兩，稱為“金花銀”，已幾占歲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單在萬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內，就搜括了礦稅商稅二百萬兩。這還是繳入皇帝內庫的數目，太監和隨從吞沒的錢財，又比這數字大得多。據當時吏部尚書李戴的估計，繳入內庫的隻十分之一、太監克扣十分之二、隨從瓜分十分之三、流氓棍徒乘機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
可和神宗的貪婪並駕齊驅的是他的懶惰。
鴉片煙這種麻醉品，對中國最大的危害，自明神宗開始。鴉片之毒破壞人的神經中樞與意誌力，它首先破壞的，正是中國的神經中樞—皇帝的神經中樞。
在神宗二十八歲那年，大學士王家屏就上奏章說：一年之間，臣隻見到天顏兩次，偶然提出一些建議，也和別的官員的奏章一樣，皇上完全不理。
這種情形越來越惡化，到萬曆四十二年，首輔葉向高奏稱：六部尚書中，現在隻剩下一部有尚書了，全國的巡撫、巡按禦史、各府州縣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他的奏章寫得十分激昂，說現在已經中外離心，京城裏怨聲載道，大禍已在眼前，皇上還自以為不見臣子是神明妙用，恐怕自古以來的聖帝明王都沒有這樣妙法吧。[9]神宗抽飽了鴉片，已經火氣全無。這樣的奏章，如果落在開國的太祖、成祖、末代的思宗手裏，葉向高非殺頭不可。但神宗隻要有錢可括，給大臣譏諷幾句、甚至罵上一頓，都無所謂。
萬曆年間的眾大臣說得上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有人上奏，說皇上這樣搞法，勢必民窮財盡，天下大亂；[10]有人說陛下是放了籠中的虎豹豺狼去吞食百姓；[11]有人說一旦百姓造反，陛下就算滿屋子都是金銀珠寶，又有誰來給你看守？[12]有的指責說，皇上欺騙百姓，不免類似桀紂昏君；[13]有的直指他任用肆無忌憚之人，去幹沒有天理王法之事；[14]有的責備他說話毫無信用。[15]臣子居然膽敢這樣公然上奏痛罵皇帝，不是一兩個不怕死的忠臣罵，而是大家都罵，那也是空前絕後、令人難以想像的事。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神宗對這些批評全不理睬。正史上的記載，往往說“疏入，上怒，留中不報”。留中，就是不批覆。或許他懶得連罰人也不想罰了，因為罰人也總得下一道聖旨才行。但直到他死，拚命搜括的作風絲毫不改。同時為了對滿清用兵，又一再增加田賦。皇帝搜括所得都存於私人庫房（內庫），政府的公家庫房（外庫）卻總是不夠錢，結果是內庫太實，外庫太虛。[16]
在這樣窮凶極惡的壓榨下，百姓的生活當然是痛苦達於極點。
神宗除了專心搜括之外，對其他政務始終是絕對的置之度外。萬曆四十三年十一月，禦史翟鳳翀的奏章中說：皇上不見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
二
就在這時候，滿清開始崛起。萬曆四十五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發兵攻明，次年攻占遼東重鎮撫順。明兵大敗，總兵官張承蔭戰死，萬餘兵將全軍覆沒。
四十七年，遼東經略楊鎬率明軍十八萬，葉赫（滿清的世仇）兵二萬，朝鮮（中國的屬國）兵二萬，兵分四路，大舉攻清。清兵八旗兵約六萬人，集中兵力，專攻西路一軍。西路軍的總兵官杜鬆是明軍的勇將，平時最喜歡做的事，就是脫去衣衫，將滿身的累累刀槍瘢痕向人誇示。出兵之時，他脫去上身衣衫，在城中遊街，百姓鼓掌喝采。
西路這一仗，稱為“薩爾滸之役”，明軍有火器鋼炮，軍火銳利得多。但杜鬆有勇無謀，他是統兵六萬的兵團司令，卻打了赤膊，露出全身傷疤，一馬當先的衝鋒。大概他是《三國演義》的讀者，很羨慕“虎癡”許褚的勇猛。在〈許褚裸衣鬥馬超〉這回書中，描寫許褚“卸了盔甲，渾身筋突，赤體提刀，翻身上馬，來與馬超決戰。”果然威風得緊。但不知他記不記得許褚這場狠鬥，結果是“操兵大亂，許褚背中兩箭”？有趣的是，小說的評注者評道：“誰叫汝赤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