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著三人都不相信的樣子，吳川隻能站起來對著三人說道：“諸位,不管在什麽時候總是要對未來抱有希望，如果我們什麽都不做，機會是不會自己送到你手邊來的。
也許我現在所做嚐試並不會成功，但是起碼也要給一些德國人看到，中國是一個多麽廣闊的市場，隻要他們先投入一些成本，就能從這個市場獲得極為豐厚的回報。
現在在中國的德國政府代表和德國商人，其實並不能代表整個德國工商界。對於整個德國工商界來說，從中國撈取一些政治權利和殖民地式的原材料掠奪，實際上並不是他們真正所需要的。德國實業屆需要的，是一個猶如英國治下的印度大陸那樣的無限廣闊市場，這才能夠滿足他們日益增長的工業製造能力。
而中國想要恢複國家主權之獨立，就必須先進行工業化。沒有一個工業體係保證的物質力量作為後盾，中國是無法保護自己的領土完整的。因此我們必須借助德國工商界試圖淘汰國內落後產能，並擴大德國工業品銷售市場的這種渴望，去爭取這個諸位看起來不切實際的工業化機會。
所以你們用不著這麽懷疑我，過段時間大家就知道，我究竟能不能成功了。感謝諸位的幫忙，今日還請各位先回去，我還要把這份東西譽寫一份，實在是沒有時間陪各位談天了…”
林棟和趙楠對於吳川的話語是半信半疑，而朱和中本就沒把這事能否成功放在心上，他隻是覺得既然對方確實是想為國家做點事的，自己就應該伸出手幫助一下，雖然對方的想法似乎和孫先生大相徑庭，但終究還是革命黨的一員。
更何況，同盟會本就是一個政治主張極為紛雜的鬆散團體，並不是所有人都讚成孫先生的革命理念的。大家能夠坐在一起的原因，就是滿清雖然腐敗無能，對外隻能卑躬屈膝的出賣國家利益，但是對內鎮壓卻是一把好手，從甲午戰爭之後孫先生和同盟會一共發動了九次起義都失敗了，不少同誌因此都失去了對於革命的信心。
在這樣的革命低潮時期，任何一個有力量的革命者，當然都是他們的團結對象。特別是在遠離祖國的歐洲，留學生的數量本就不多，雖說他之前半是強迫半是說服的讓旅歐學生數十人向孫先生寫下了效忠革命的誓詞，但是很快就有人後悔並偷走了誓詞，還交給了清政府在歐洲的公使，這使得不少人又不得不在公使的威脅下選擇了退出。
朱和中當然不會認為這是自己的失誤，隻想著多拉幾個人頭去見孫先生，而忘記了甄別一下這些留學生對於革命的真實態度。雖然因為這件事，使得歐洲留學生這個團體在同盟會中減了不少分，但如果能夠吸收一個有能力又有資產的新人進來，他覺得是可以彌補自己的這個過失的，畢竟革命還是需要金錢來支持的。
因此看到吳川這麽快向他們下逐客令，他心裏不免焦急了起來，他都沒有開始勸說對方改弦易轍，加入孫先生領導的同盟會，怎麽可能就這麽輕易的離開。於是他趕緊出聲說道：“慢，吳先生，我這次來其實是想為上次在咖啡館內的無禮，向你道歉的。
我以為，既然大家都想要推翻滿清，那麽就都是革命同誌。為什麽革命同誌之間不能消除分歧，先打到滿清這個大敵，然後再坐下來談如何建立一個新中國呢？”
“如果不是知道辛亥革命的曆史，不知道412反革命政變的曆史，我大概真的會信這樣的言論。”吳川注視著朱和中，心中默默的如此想著。
他思考了一陣之後，還是看在對方替自己跑了幾天腿的份上，平心靜氣的開口說道：“因為在我看來，滿清並不強大，這個政府已經搖搖欲墜，隻要輕輕用手一推，它就會轟然倒塌了。
但是今日革命黨之中雖然有不少是真正願意為革命而犧牲的愛國誌士，但也有不少是打著革命旗號的投機者，他們也同樣看到了清王朝將要崩塌的景象，卻試圖把革命當成曆史上的改朝換代，尋找一個從龍或是割據地方的機會。
因此在我看來，聯合一切反清政府的力量是一件好事，但是革命的領導權力並不能讓那些投機者所竊取，否則這麽多革命者用自己鮮血換來的新中國，最終不過成為了掛著共和招牌的清政府，成為了某些投機者用來魚肉百姓，出賣國家權益的工具。”
“說的好，我的想法也是同你一樣。今日的同盟會中就是品流太過複雜，所以孫先生才不得不委屈求全，向那些投機者妥協。吳兄，我覺得你真應該加入到我們之中來，去見一見孫先生，了解一下他的三民主義。你就知道，真正能夠領導中國革命成功的，必然隻有孫先生了…”
看到朱和中不僅不為自己的說法暴跳如雷，反而想著要拉攏自己加入同盟會，吳川也是有些哭笑不得。的確，同盟會對於辛亥革命的成功有著莫大的功勞，但它實在是一個組織渙散且缺乏理念的革命團體。隨著武昌起義的成功之後，各路革命黨立刻就忘記了革命的目的，為了保住自己手中的權力，轉而向著列強妥協，表示要繼承滿清同外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
後世他倒是看到過這樣一句對辛亥革命的評價，革命軍起而革命黨消。因此加入同盟會，說實在的其實對他的意義並不大，因為大家走的不是同一條道路。除了給自己身上加上一套枷鎖之外，對於他現在進行的事業毫無幫助。
因此他不得不打斷了對方喋喋不休的勸說問道：“所謂三民主義我也是了解過的，但是它並不能解決革命的首要問題，就是推翻清政府的革命中，究竟誰才是我們要聯合的朋友，誰才是我們要打倒的敵人。光憑一個：驅除韃虜，恢複中華。的口號，固然能夠激勵漢人的人心，但是這個中華究竟是誰的中華？難道說東北三省、內外蒙古、西藏和新疆就不算中華之內了嗎？”
說著說著，吳川就住了嘴。他發覺自己剛剛穿越過來的時候，好像確實覺得這些地方放棄了也沒什麽關係，隻要保住漢地十八省就好了。隻是當他決定選擇布爾什維克主義作為革命的道路之後，就不得不承認了一件事，沒有了各民族和各個國家的勞動人民的聯合，是無法達成對外驅逐列強，對內打倒封建主義的革命任務的。
雖然吳川隻說了幾句就陷入了反思之中，但是他的話語對於三人的思想震動卻是極大的。事實上這也正是不少革命者無法接受三民主義的原因，隻有當清政府被推翻之後，革命黨人的迅速墮落，才使得後來者重新擁抱了三民主義。而孫也適時的把“驅除韃虜，恢複中華”更替為了五族共和，才算是補上了這個缺陷。
朱和中自然不能為自己心目中的領袖修改三民主義，因此麵對吳川的質問他一時便陷入了尷尬的沉默。而相比起三民主義的缺陷，林棟反而更在意吳川之前說的那句話，他忍不住真誠的開口問道：“那麽在吳兄看來，到底誰才是革命的朋友，誰才是革命的敵人。”
吳川有些消沉的回道：“我國的勞工大眾，各國的勞工大眾，全世界一切被壓迫的人民和被奴役的民族才是革命的朋友。而我國革命的敵人，一是封建主義，一則是帝國主義。
正因為帝國主義的入侵，才喚起了民眾的革命自覺。而作為帝國主義的幫凶，我國的封建主義卻積極的壓製著人民革命的熱情，從而使得人民不得不先對付了這個帝國主義的幫凶。
打倒帝國主義我們需要堅實的物質基礎，這個基礎就是國家的工業化。但是封建主義試圖把民眾束縛在土地上進行奴役的本性，就決定了想要實現國家的工業化就必須打倒封建主義。不管是英國還是法國，為了走上工業化的道路，無不是先砍掉了皇帝的腦袋。
所以如果革命不能喚醒民眾走上工業化的道路，不提出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的目標，那麽這樣的革命就是不完整的，就是要失敗的…”
“好吧，繞來繞去，我這是真把自己繞成了一個布爾什維克主義者了。”吳川覺的自己有些委屈，畢竟他之前不過是想要偽裝成一個革命黨人，從而獲得一個前往美國的機會而已。就他自己看來，他最多也就是個不滿社會現實的社畜而已。
是的，他雖然自小學過那些政治理念，但是對於一個已經資產階級化的共和國來說，這些理念早就已經成為了被人嘲笑和拋棄的政治理論了。人人都覺得自己是下一個馬雲，誰會覺得自己是下一個雷鋒和楊根思呢？
在他那個時代，李鴻章才是值得被吹捧的民族英雄，左宗棠則是鎮壓某些同胞的劊子手。高官權貴動輒上億上百億資產，卻禁止網文描寫官場的黑暗。人民代表會議上看不到人民的代表，倒是有許多掃黑除惡的對象。更為有趣的是，口口聲聲高喊愛國的電視主持人，卻以跑去美國生子為人生目標。
為了打壓某位真正的共和國締造者，某些人拚命把民國的締造者裝扮成共和國的國父，似乎偉大的解放戰爭變成了一場庸俗的爭權奪利的內戰。麵對這樣的社會現實，誰還會相信這些革命理論呢？
也許我現在所做嚐試並不會成功，但是起碼也要給一些德國人看到，中國是一個多麽廣闊的市場，隻要他們先投入一些成本，就能從這個市場獲得極為豐厚的回報。
現在在中國的德國政府代表和德國商人，其實並不能代表整個德國工商界。對於整個德國工商界來說，從中國撈取一些政治權利和殖民地式的原材料掠奪，實際上並不是他們真正所需要的。德國實業屆需要的，是一個猶如英國治下的印度大陸那樣的無限廣闊市場，這才能夠滿足他們日益增長的工業製造能力。
而中國想要恢複國家主權之獨立，就必須先進行工業化。沒有一個工業體係保證的物質力量作為後盾，中國是無法保護自己的領土完整的。因此我們必須借助德國工商界試圖淘汰國內落後產能，並擴大德國工業品銷售市場的這種渴望，去爭取這個諸位看起來不切實際的工業化機會。
所以你們用不著這麽懷疑我，過段時間大家就知道，我究竟能不能成功了。感謝諸位的幫忙，今日還請各位先回去，我還要把這份東西譽寫一份，實在是沒有時間陪各位談天了…”
林棟和趙楠對於吳川的話語是半信半疑，而朱和中本就沒把這事能否成功放在心上，他隻是覺得既然對方確實是想為國家做點事的，自己就應該伸出手幫助一下，雖然對方的想法似乎和孫先生大相徑庭，但終究還是革命黨的一員。
更何況，同盟會本就是一個政治主張極為紛雜的鬆散團體，並不是所有人都讚成孫先生的革命理念的。大家能夠坐在一起的原因，就是滿清雖然腐敗無能，對外隻能卑躬屈膝的出賣國家利益，但是對內鎮壓卻是一把好手，從甲午戰爭之後孫先生和同盟會一共發動了九次起義都失敗了，不少同誌因此都失去了對於革命的信心。
在這樣的革命低潮時期，任何一個有力量的革命者，當然都是他們的團結對象。特別是在遠離祖國的歐洲，留學生的數量本就不多，雖說他之前半是強迫半是說服的讓旅歐學生數十人向孫先生寫下了效忠革命的誓詞，但是很快就有人後悔並偷走了誓詞，還交給了清政府在歐洲的公使，這使得不少人又不得不在公使的威脅下選擇了退出。
朱和中當然不會認為這是自己的失誤，隻想著多拉幾個人頭去見孫先生，而忘記了甄別一下這些留學生對於革命的真實態度。雖然因為這件事，使得歐洲留學生這個團體在同盟會中減了不少分，但如果能夠吸收一個有能力又有資產的新人進來，他覺得是可以彌補自己的這個過失的，畢竟革命還是需要金錢來支持的。
因此看到吳川這麽快向他們下逐客令，他心裏不免焦急了起來，他都沒有開始勸說對方改弦易轍，加入孫先生領導的同盟會，怎麽可能就這麽輕易的離開。於是他趕緊出聲說道：“慢，吳先生，我這次來其實是想為上次在咖啡館內的無禮，向你道歉的。
我以為，既然大家都想要推翻滿清，那麽就都是革命同誌。為什麽革命同誌之間不能消除分歧，先打到滿清這個大敵，然後再坐下來談如何建立一個新中國呢？”
“如果不是知道辛亥革命的曆史，不知道412反革命政變的曆史，我大概真的會信這樣的言論。”吳川注視著朱和中，心中默默的如此想著。
他思考了一陣之後，還是看在對方替自己跑了幾天腿的份上，平心靜氣的開口說道：“因為在我看來，滿清並不強大，這個政府已經搖搖欲墜，隻要輕輕用手一推，它就會轟然倒塌了。
但是今日革命黨之中雖然有不少是真正願意為革命而犧牲的愛國誌士，但也有不少是打著革命旗號的投機者，他們也同樣看到了清王朝將要崩塌的景象，卻試圖把革命當成曆史上的改朝換代，尋找一個從龍或是割據地方的機會。
因此在我看來，聯合一切反清政府的力量是一件好事，但是革命的領導權力並不能讓那些投機者所竊取，否則這麽多革命者用自己鮮血換來的新中國，最終不過成為了掛著共和招牌的清政府，成為了某些投機者用來魚肉百姓，出賣國家權益的工具。”
“說的好，我的想法也是同你一樣。今日的同盟會中就是品流太過複雜，所以孫先生才不得不委屈求全，向那些投機者妥協。吳兄，我覺得你真應該加入到我們之中來，去見一見孫先生，了解一下他的三民主義。你就知道，真正能夠領導中國革命成功的，必然隻有孫先生了…”
看到朱和中不僅不為自己的說法暴跳如雷，反而想著要拉攏自己加入同盟會，吳川也是有些哭笑不得。的確，同盟會對於辛亥革命的成功有著莫大的功勞，但它實在是一個組織渙散且缺乏理念的革命團體。隨著武昌起義的成功之後，各路革命黨立刻就忘記了革命的目的，為了保住自己手中的權力，轉而向著列強妥協，表示要繼承滿清同外國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
後世他倒是看到過這樣一句對辛亥革命的評價，革命軍起而革命黨消。因此加入同盟會，說實在的其實對他的意義並不大，因為大家走的不是同一條道路。除了給自己身上加上一套枷鎖之外，對於他現在進行的事業毫無幫助。
因此他不得不打斷了對方喋喋不休的勸說問道：“所謂三民主義我也是了解過的，但是它並不能解決革命的首要問題，就是推翻清政府的革命中，究竟誰才是我們要聯合的朋友，誰才是我們要打倒的敵人。光憑一個：驅除韃虜，恢複中華。的口號，固然能夠激勵漢人的人心，但是這個中華究竟是誰的中華？難道說東北三省、內外蒙古、西藏和新疆就不算中華之內了嗎？”
說著說著，吳川就住了嘴。他發覺自己剛剛穿越過來的時候，好像確實覺得這些地方放棄了也沒什麽關係，隻要保住漢地十八省就好了。隻是當他決定選擇布爾什維克主義作為革命的道路之後，就不得不承認了一件事，沒有了各民族和各個國家的勞動人民的聯合，是無法達成對外驅逐列強，對內打倒封建主義的革命任務的。
雖然吳川隻說了幾句就陷入了反思之中，但是他的話語對於三人的思想震動卻是極大的。事實上這也正是不少革命者無法接受三民主義的原因，隻有當清政府被推翻之後，革命黨人的迅速墮落，才使得後來者重新擁抱了三民主義。而孫也適時的把“驅除韃虜，恢複中華”更替為了五族共和，才算是補上了這個缺陷。
朱和中自然不能為自己心目中的領袖修改三民主義，因此麵對吳川的質問他一時便陷入了尷尬的沉默。而相比起三民主義的缺陷，林棟反而更在意吳川之前說的那句話，他忍不住真誠的開口問道：“那麽在吳兄看來，到底誰才是革命的朋友，誰才是革命的敵人。”
吳川有些消沉的回道：“我國的勞工大眾，各國的勞工大眾，全世界一切被壓迫的人民和被奴役的民族才是革命的朋友。而我國革命的敵人，一是封建主義，一則是帝國主義。
正因為帝國主義的入侵，才喚起了民眾的革命自覺。而作為帝國主義的幫凶，我國的封建主義卻積極的壓製著人民革命的熱情，從而使得人民不得不先對付了這個帝國主義的幫凶。
打倒帝國主義我們需要堅實的物質基礎，這個基礎就是國家的工業化。但是封建主義試圖把民眾束縛在土地上進行奴役的本性，就決定了想要實現國家的工業化就必須打倒封建主義。不管是英國還是法國，為了走上工業化的道路，無不是先砍掉了皇帝的腦袋。
所以如果革命不能喚醒民眾走上工業化的道路，不提出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的目標，那麽這樣的革命就是不完整的，就是要失敗的…”
“好吧，繞來繞去，我這是真把自己繞成了一個布爾什維克主義者了。”吳川覺的自己有些委屈，畢竟他之前不過是想要偽裝成一個革命黨人，從而獲得一個前往美國的機會而已。就他自己看來，他最多也就是個不滿社會現實的社畜而已。
是的，他雖然自小學過那些政治理念，但是對於一個已經資產階級化的共和國來說，這些理念早就已經成為了被人嘲笑和拋棄的政治理論了。人人都覺得自己是下一個馬雲，誰會覺得自己是下一個雷鋒和楊根思呢？
在他那個時代，李鴻章才是值得被吹捧的民族英雄，左宗棠則是鎮壓某些同胞的劊子手。高官權貴動輒上億上百億資產，卻禁止網文描寫官場的黑暗。人民代表會議上看不到人民的代表，倒是有許多掃黑除惡的對象。更為有趣的是，口口聲聲高喊愛國的電視主持人，卻以跑去美國生子為人生目標。
為了打壓某位真正的共和國締造者，某些人拚命把民國的締造者裝扮成共和國的國父，似乎偉大的解放戰爭變成了一場庸俗的爭權奪利的內戰。麵對這樣的社會現實，誰還會相信這些革命理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