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夫曼少校還在思考吳川提出的這個看法時，吳川又接著對他說道：“另外，我也不讚成你對於朝鮮義兵的使用方法。雖然我們訓練和武裝他們的確是為了讓他們在必要時刻為中國革命而犧牲，但是強行命令他們去同優勢敵人進行一場毫無勝算的戰鬥，這隻會讓他們成為一次性的消耗品，當這隻部隊被消耗殆盡了，我們也就失去了在朝鮮為我們作戰的盟友，這顯然是不符合中國革命的利益。”
德國的參謀軍官其實比日本的參謀軍官們好不了多少，雖然克勞塞維茨在其著作的《戰爭論》第一次談及，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但是同樣脫離了社會培育而成的德國貴族軍官們，很少能夠理解這句話的真正涵義。
霍夫曼少校雖然在一幹循規蹈矩的德國參謀中是最接近正常人的德國參謀，但是他對於軍事問題的思考，也是隻會尋求軍事手段去解決，而不會去考慮軍事和政治之間的聯係。所以他才能毫不遮掩的安排朝鮮義兵去送死，而完全不認為這有什麽問題。
但是對於吳川來說，他之所以能夠走到現在這一步，都是依賴於政治上的判斷。因此對於一切問題，他都會不自然的先考慮政治上的得失，再去尋找解決之道。
就好比他能夠說動德皇和德軍總參謀部對於中國革命加以支持，又轉頭說服中國同盟會和俄國布爾什維克加入到自己主持的中國革命中來，就是因為他很好的利用了各方在政治上的述求。
作為一個經濟和軍事上的大國，德國在國際政治上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小國，不僅手下敗將法國人不在意德國的外交述求，就連西歐的一票小國也仗著英國人的支持，對於德國也甚為輕視。這種政治上的羞辱感，使得德國人一直在尋求一場歐洲戰爭，試圖令自己真正成為歐洲的領袖。
為了這場準備已久的戰爭，德國人不惜花費了巨大的財力建造了一隻幾乎不會有用武之地的公海艦隊。隻要英國人還控製著英吉利海峽和直布羅陀海峽，那麽德國的公海艦隊幾乎就無處可去，隻能呆在自家港口曬太陽。
因此隻要能夠迎合德國人的心理，為德國預謀已久的這場大戰增加一絲成功的幾率，德國人並不吝嗇於下注。就好比他們自己也知道公海艦隊並不能給德國帶來勝利，但隻要能夠稍稍牽製英國，他們也就毫不猶豫的投入資金了。
而中國同盟會隻要能夠推翻滿清政府，他們不會反對和任何帝國主義者進行聯係。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們現在正處於革命的低潮階段，斯托雷平的新政和秘密警察幾乎把布爾什維克的領袖都逼出了俄國，而大多數布爾什維克骨幹則相繼被流放到了遠東邊疆，他們需要一個休養發展自己力量的基地。
吳川正是迎合了以上幾方的政治需要，才能在他們的利益聯合中拉扯出了現在的局麵。因此他比任何人都要關注內部團體的政治述求，然後才是如何驅動他們去行動的問題。霍夫曼少校這種不加掩飾的，把朝鮮人當成消耗品的做法，顯然是難以得到他的認同的。
吳川的表態對於霍夫曼少校來說，雖然讓他心裏頗為不快，他並不認為自己的計劃有什麽問題。當然，對於奉天城的居民有可能倒向日軍的問題，這確實是他沒能考慮到的因素。因此他還是壓製住了自己心中的不快，向著吳川彬彬有禮的問道：“如果不用這些朝鮮人去擋住日本在朝鮮的師團，那麽我們又該如何去遲滯日軍朝鮮援軍的行動，從而為我們消滅日軍第五師團的主力創造機會呢？”
聽到霍夫曼少校的反問，吳川思考了一下便站了起來，直接走到了牆上掛著的地圖邊上，他看著地圖端詳了許久之後，方才伸手指著朝鮮半島說道：“根據我們從朝鮮人那裏得來的情報，日軍雖然並吞了朝鮮，但是其掌控力度最大的地方，還在於漢江以南的平原地帶。至於多山地的北朝鮮地區，日軍現在隻能控製鐵路沿線和一些主要城市、沿海港口。
去年日本頒布了《日韓合並條約》，正式將韓國完全吞並。但是日本政府這一行動在韓國是完全不得人心的，即便是此前一些消極抵抗的朝鮮精英人士，現在也完全轉變成了抗日分子。朝鮮民眾對於日本人的厭惡，從去年以來大量朝鮮家庭移民俄國濱海省就能看的出來。
當然，這些朝鮮人雖然痛恨日本人，但是要讓他們去對日本進行一場毫無希望的戰鬥，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也是不會幹的。
但是，如果我們給這些朝鮮人一個機會。比如當中國革命吸引了駐朝鮮日軍的半數北上，那麽日軍在朝鮮境內就會出現暫時的武力缺失，特別是在原本兵力就不足的北朝鮮地區，日軍的力量就會顯得更為薄弱。
在此種情況之下，獲得我們支持的朝鮮義兵在北朝鮮發動一場獨立運動，先行摧毀日軍在鄉村的統治，接著再摧毀北朝鮮鐵路設施，然後逐步圍攻日軍在北朝鮮失去聯係的據點，那麽日本在朝鮮的統治就會被動搖。
我以為，對於支援中國革命，利用中國革命獲取朝鮮獨立或者部分地區獨立，更能激勵這些朝鮮義兵和北朝鮮民眾去同日本侵略者作戰。
而相比起日本還沒有完全吞下的中國南滿，現在已經在日本肚子裏的朝鮮半島實際上對於日本更為重要。一旦朝鮮義兵在北朝鮮建立起了政權，就會讓南朝鮮的民眾抗日熱情受到鼓舞，日本將不得不在南朝鮮駐紮更多的軍隊以平息民眾的反抗。
由此可以看出，與其讓朝鮮義兵去阻擋駐朝日軍師團的北上，倒不如讓他們在駐朝日軍師團北上之後，在北朝鮮發動起義，更能為我們吸引日本的力量。而我們所需要承擔的，不過是暫時的壓力。一旦朝鮮義兵在北朝鮮造起了聲勢，那麽中國境內的日軍將不得不抽調兵力回援。
因此，我們構築的防禦陣地距離鴨綠江越遠，日軍就越是要疲於奔命。如果我們在安東地區北麵的鳳城地區再安置一隻部隊，以襲擾安奉鐵路和同日軍進行遊擊戰為目的，那麽為了確保安奉鐵路的暢通，日軍就不得不放置一隻重兵於安東。
這樣一來，即便駐朝日軍抽調了一個師團北上支援南滿日軍，他也不可能有多少力量用於和我們作戰。維護後方的交通線，就會使日軍分散掉大部分的力量。”
隨著吳川在地圖上的指指點點，霍夫曼少校開始重新審視起了地圖。許久之後他才點了點頭說道：“通過收縮我方的防禦陣地，拉長日軍的交通線路，從而為後方的遊擊戰和破襲戰騰挪出空間，這倒也是一個辦法。
我軍在訓練程度上雖然遠不及日軍，但是這種後方的破壞作戰倒是最大程度的避開了雙方士兵的素質差距。隻要日軍無法使用本地的人力對付我們的破壞部隊，那麽他們就不得不分散自己的力量以確保鐵路沿線上的各站點了。
不過，如果想要在四平、鐵嶺一線布置和日軍對戰的防線，恐怕我們還要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我們的側翼必須要獲的保障，四平西麵的鄭家屯和長春東麵的吉林城，這兩個要點如果不掌握在我們手裏，四平、鐵嶺的防線就毫無意義，日軍完全可以從兩翼繞過四平、鐵嶺防線，直接進攻長春。”
吳川下意識的點了點頭說道：“所以我們現在要盡可能的讓清政府把東北的兵力調到哈爾濱來，在哈爾濱一舉殲滅關外清軍的主力，這樣就能夠以最快的速度占據奉天以北的各戰略要地。
另外，也要趁著和清軍在哈爾濱交戰的機會，把我們現在的部隊都拉上來打一打，讓他們見一見血，正好借著這個機會把這些士兵編練成為一隻真正的軍隊。”
霍夫曼少校注視著地圖，一邊思考，一邊漫不經心的回道：“編練軍隊的事就讓鮑爾少校去考慮吧。至於同日軍作戰的計劃，我會按照你剛剛提出的建議重新進行修正的…”
吳川正想說點什麽時，張雲榮突然敲著門走了進來，向他匯報道：“吳主席，廣東來的飛行團已經接到了，您要不要現在去見見他們？”
吳川看了一眼已經完全沉浸於思考的霍夫曼少校，於是也沒有再出聲打攪他，而是同會議室內的其他軍官點頭示意，方才悄悄的離開會議室。
今年2月份，受廣東總督的邀請，馮如帶著助手朱竹泉、朱兆槐和司徒璧如，攜帶著他們自製的兩架飛機以及製造飛機的機器，踏上了歸國的航程。
馮如回國之前，一心想著“壯國體，挽利權”，以自己所學報效國家，並沒有參加革命的念頭。隻是他剛到廣東不久，就撞上了黃花崗起義，清政府的腐朽無能和革命黨人的犧牲精神令其大受震動。加上黃花崗起義之後，清政府改變了對於華僑的態度，轉而把華僑當做了不安定因素，這使得他想要報效國家也沒有了門路。
在這樣的局勢下，朱和中的電報和匯款，總算是給了他一個出路，這才讓他不顧一切的帶著飛機北上了。
德國的參謀軍官其實比日本的參謀軍官們好不了多少，雖然克勞塞維茨在其著作的《戰爭論》第一次談及，戰爭無非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但是同樣脫離了社會培育而成的德國貴族軍官們，很少能夠理解這句話的真正涵義。
霍夫曼少校雖然在一幹循規蹈矩的德國參謀中是最接近正常人的德國參謀，但是他對於軍事問題的思考，也是隻會尋求軍事手段去解決，而不會去考慮軍事和政治之間的聯係。所以他才能毫不遮掩的安排朝鮮義兵去送死，而完全不認為這有什麽問題。
但是對於吳川來說，他之所以能夠走到現在這一步，都是依賴於政治上的判斷。因此對於一切問題，他都會不自然的先考慮政治上的得失，再去尋找解決之道。
就好比他能夠說動德皇和德軍總參謀部對於中國革命加以支持，又轉頭說服中國同盟會和俄國布爾什維克加入到自己主持的中國革命中來，就是因為他很好的利用了各方在政治上的述求。
作為一個經濟和軍事上的大國，德國在國際政治上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小國，不僅手下敗將法國人不在意德國的外交述求，就連西歐的一票小國也仗著英國人的支持，對於德國也甚為輕視。這種政治上的羞辱感，使得德國人一直在尋求一場歐洲戰爭，試圖令自己真正成為歐洲的領袖。
為了這場準備已久的戰爭，德國人不惜花費了巨大的財力建造了一隻幾乎不會有用武之地的公海艦隊。隻要英國人還控製著英吉利海峽和直布羅陀海峽，那麽德國的公海艦隊幾乎就無處可去，隻能呆在自家港口曬太陽。
因此隻要能夠迎合德國人的心理，為德國預謀已久的這場大戰增加一絲成功的幾率，德國人並不吝嗇於下注。就好比他們自己也知道公海艦隊並不能給德國帶來勝利，但隻要能夠稍稍牽製英國，他們也就毫不猶豫的投入資金了。
而中國同盟會隻要能夠推翻滿清政府，他們不會反對和任何帝國主義者進行聯係。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們現在正處於革命的低潮階段，斯托雷平的新政和秘密警察幾乎把布爾什維克的領袖都逼出了俄國，而大多數布爾什維克骨幹則相繼被流放到了遠東邊疆，他們需要一個休養發展自己力量的基地。
吳川正是迎合了以上幾方的政治需要，才能在他們的利益聯合中拉扯出了現在的局麵。因此他比任何人都要關注內部團體的政治述求，然後才是如何驅動他們去行動的問題。霍夫曼少校這種不加掩飾的，把朝鮮人當成消耗品的做法，顯然是難以得到他的認同的。
吳川的表態對於霍夫曼少校來說，雖然讓他心裏頗為不快，他並不認為自己的計劃有什麽問題。當然，對於奉天城的居民有可能倒向日軍的問題，這確實是他沒能考慮到的因素。因此他還是壓製住了自己心中的不快，向著吳川彬彬有禮的問道：“如果不用這些朝鮮人去擋住日本在朝鮮的師團，那麽我們又該如何去遲滯日軍朝鮮援軍的行動，從而為我們消滅日軍第五師團的主力創造機會呢？”
聽到霍夫曼少校的反問，吳川思考了一下便站了起來，直接走到了牆上掛著的地圖邊上，他看著地圖端詳了許久之後，方才伸手指著朝鮮半島說道：“根據我們從朝鮮人那裏得來的情報，日軍雖然並吞了朝鮮，但是其掌控力度最大的地方，還在於漢江以南的平原地帶。至於多山地的北朝鮮地區，日軍現在隻能控製鐵路沿線和一些主要城市、沿海港口。
去年日本頒布了《日韓合並條約》，正式將韓國完全吞並。但是日本政府這一行動在韓國是完全不得人心的，即便是此前一些消極抵抗的朝鮮精英人士，現在也完全轉變成了抗日分子。朝鮮民眾對於日本人的厭惡，從去年以來大量朝鮮家庭移民俄國濱海省就能看的出來。
當然，這些朝鮮人雖然痛恨日本人，但是要讓他們去對日本進行一場毫無希望的戰鬥，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也是不會幹的。
但是，如果我們給這些朝鮮人一個機會。比如當中國革命吸引了駐朝鮮日軍的半數北上，那麽日軍在朝鮮境內就會出現暫時的武力缺失，特別是在原本兵力就不足的北朝鮮地區，日軍的力量就會顯得更為薄弱。
在此種情況之下，獲得我們支持的朝鮮義兵在北朝鮮發動一場獨立運動，先行摧毀日軍在鄉村的統治，接著再摧毀北朝鮮鐵路設施，然後逐步圍攻日軍在北朝鮮失去聯係的據點，那麽日本在朝鮮的統治就會被動搖。
我以為，對於支援中國革命，利用中國革命獲取朝鮮獨立或者部分地區獨立，更能激勵這些朝鮮義兵和北朝鮮民眾去同日本侵略者作戰。
而相比起日本還沒有完全吞下的中國南滿，現在已經在日本肚子裏的朝鮮半島實際上對於日本更為重要。一旦朝鮮義兵在北朝鮮建立起了政權，就會讓南朝鮮的民眾抗日熱情受到鼓舞，日本將不得不在南朝鮮駐紮更多的軍隊以平息民眾的反抗。
由此可以看出，與其讓朝鮮義兵去阻擋駐朝日軍師團的北上，倒不如讓他們在駐朝日軍師團北上之後，在北朝鮮發動起義，更能為我們吸引日本的力量。而我們所需要承擔的，不過是暫時的壓力。一旦朝鮮義兵在北朝鮮造起了聲勢，那麽中國境內的日軍將不得不抽調兵力回援。
因此，我們構築的防禦陣地距離鴨綠江越遠，日軍就越是要疲於奔命。如果我們在安東地區北麵的鳳城地區再安置一隻部隊，以襲擾安奉鐵路和同日軍進行遊擊戰為目的，那麽為了確保安奉鐵路的暢通，日軍就不得不放置一隻重兵於安東。
這樣一來，即便駐朝日軍抽調了一個師團北上支援南滿日軍，他也不可能有多少力量用於和我們作戰。維護後方的交通線，就會使日軍分散掉大部分的力量。”
隨著吳川在地圖上的指指點點，霍夫曼少校開始重新審視起了地圖。許久之後他才點了點頭說道：“通過收縮我方的防禦陣地，拉長日軍的交通線路，從而為後方的遊擊戰和破襲戰騰挪出空間，這倒也是一個辦法。
我軍在訓練程度上雖然遠不及日軍，但是這種後方的破壞作戰倒是最大程度的避開了雙方士兵的素質差距。隻要日軍無法使用本地的人力對付我們的破壞部隊，那麽他們就不得不分散自己的力量以確保鐵路沿線上的各站點了。
不過，如果想要在四平、鐵嶺一線布置和日軍對戰的防線，恐怕我們還要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我們的側翼必須要獲的保障，四平西麵的鄭家屯和長春東麵的吉林城，這兩個要點如果不掌握在我們手裏，四平、鐵嶺的防線就毫無意義，日軍完全可以從兩翼繞過四平、鐵嶺防線，直接進攻長春。”
吳川下意識的點了點頭說道：“所以我們現在要盡可能的讓清政府把東北的兵力調到哈爾濱來，在哈爾濱一舉殲滅關外清軍的主力，這樣就能夠以最快的速度占據奉天以北的各戰略要地。
另外，也要趁著和清軍在哈爾濱交戰的機會，把我們現在的部隊都拉上來打一打，讓他們見一見血，正好借著這個機會把這些士兵編練成為一隻真正的軍隊。”
霍夫曼少校注視著地圖，一邊思考，一邊漫不經心的回道：“編練軍隊的事就讓鮑爾少校去考慮吧。至於同日軍作戰的計劃，我會按照你剛剛提出的建議重新進行修正的…”
吳川正想說點什麽時，張雲榮突然敲著門走了進來，向他匯報道：“吳主席，廣東來的飛行團已經接到了，您要不要現在去見見他們？”
吳川看了一眼已經完全沉浸於思考的霍夫曼少校，於是也沒有再出聲打攪他，而是同會議室內的其他軍官點頭示意，方才悄悄的離開會議室。
今年2月份，受廣東總督的邀請，馮如帶著助手朱竹泉、朱兆槐和司徒璧如，攜帶著他們自製的兩架飛機以及製造飛機的機器，踏上了歸國的航程。
馮如回國之前，一心想著“壯國體，挽利權”，以自己所學報效國家，並沒有參加革命的念頭。隻是他剛到廣東不久，就撞上了黃花崗起義，清政府的腐朽無能和革命黨人的犧牲精神令其大受震動。加上黃花崗起義之後，清政府改變了對於華僑的態度，轉而把華僑當做了不安定因素，這使得他想要報效國家也沒有了門路。
在這樣的局勢下，朱和中的電報和匯款，總算是給了他一個出路，這才讓他不顧一切的帶著飛機北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