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哈爾濱車站東南方的德國領事館，雖然已經靠近南崗區的邊緣地帶，但此刻在夜幕下卻被燈光襯托著熠熠生輝，和周邊大片的黑暗街區相比，倒是宛如仙境一般，看起來倒是比白天氣派多了。
雖然中東鐵路建設的時候就將哈爾濱帶入了電氣時代，東省鐵路哈爾濱總工廠內4台25千瓦的汽輪機發電設備的安裝，開創了哈爾濱發電曆史的零記錄。
隻是這些電力並不是給中國人，甚至不是給普通的俄國工人使用的。隻有等到俄人辦起了米其闊夫和巴爾斯基兩處發電所之後，電力才從鐵路管理局的工廠、辦公樓、哈爾濱的上層人士家中走入到平民家裏，當然這個平民指的是負擔得起電費的有產階級家庭。
因為發電量的不足，此時哈爾濱對社會出售的電力並不是按照千瓦時來收取的，而是按照燈頭的數目來收取。最早的時候，一個燈頭一個月要15兩銀子，現在則差不多降低到了5、6個盧布一個月，差不多是俄國工人收入的六分之一，中國工人的12分之一。
所以，大多數市民家庭還是選擇了使用煤油燈，而不是更為現代化的電燈。當然如德國領事館這種自備發電機的地方，自然是不會吝嗇於多點上幾盞電燈，於是在黑夜裏這幾幢建築就顯得格外的鶴立雞群了。而對於這些歐洲外交官來說，領事館在黑暗中所散發出的光明，就如他們一直對中國人所鼓吹的那樣，是他們將文明之光帶到了這裏，因此中國人應當服從於他們的命令才是。
不過今天晚上，德國駐哈爾濱的領事韓賜來就沒有心情站在二樓的辦公室，欣賞歐洲文明對於遠東愚昧民族的炫耀了。
他甚至拉上了自己辦公室的窗簾，似乎擔心外邊的人能夠看到辦公室內部的狀況。這位德國外交官之所以這麽謹慎，是因為今晚他把鮑爾少校、霍夫曼少校和沃爾貝克少校三位德國在滿洲的顧問團領袖叫了過來。
邀請三人在會客區的沙發坐下之後，韓賜來就坦率的說道：“請三位過來，是我接到了辛慈公使的電話。
辛慈公使一是讓我向三位傳達一個消息，由於外交部的努力，加上意土戰爭的爆發，我國同英法之間的關係有所緩和，今年之內是不可能爆發衝突了。這對於中國人來說也許是個好消息，中日戰爭的爆發對於我國來說已經沒有那麽的迫切了。
第二就是，辛慈公使想要知道，帝國花費了這麽多金錢和精力，北滿的革命軍究竟實力如何，他們能不能上得了真正的戰場？公使的意思是，假設讓這隻革命軍對上了有組織的武裝力量，比如北洋新軍或日本軍隊，他們是一觸即潰？能對抗上一段時間？還是能夠戰而勝之？
公使還想知道，假使吳川出了什麽問題，誰會接手革命委員會的領袖地位？萬一出現了突發的狀況，顧問團能掌握住這隻部隊多少力量？這將關係到公使接下來的對華政策製定，因此我希望三位能夠誠實的告訴我。”
鮑爾少校看了一眼身邊兩位對這一問題並不關心的同伴，隻好先出聲回應道：“作為負責顧問團全麵工作的我，可以先向領事匯報一下關於顧問團的日常工作…
你看，整個顧問團雖然陸續來了78人，但超過一半人都在基層幫助國民革命軍建立新兵訓練的各項製度，還有四分之一的人手則負責編製從班組到師一級的軍事單位合成和戰術基本配合，剩下的四分之一人員則忙於幫助軍事委員會建立起一個基本的軍事指揮部門和後勤調度部門。
霍夫曼少校甚至隻能獨自一人負責國民革命軍的戰略和戰術布置，我們這是在從無到有的在遠東建立起一支正規軍，可是我們手中不僅缺乏大量的基層和中層軍官，甚至還要跨越語言不通的障礙。在這樣繁忙的工作中，我們哪有什麽空閑時間去關心革命委員會內部的政治分歧？這難道不應該是領事您的工作嗎？
另外我同革命委員會的幾位中央委員都有所接觸，可就算其中留學過德國的軍事委員會朱委員，他的權力也同樣來自於吳的支持。我可以這樣明白的告訴你，假使革命委員會失去了吳，那麽並沒有什麽中國人可以接手他的地位，倒是有可能讓俄國人完全的控製住革命委員會，最終導致革命委員會的垮台。因為中國人是不可能接受，讓一群俄國人來領導中國革命的。”
對於鮑爾少校的直言不諱，韓賜來的臉色頓時有些不好了，不過他也知道這個責任自己是接不下來的。不過在三位軍官麵前爭論誰來負擔這個責任，他也不會這麽愚蠢。
猶豫了一下之後，他不免解釋道：“革命委員會的組建到中國革命爆發迅速的太出人意料了，在這樣短的時間內我們根本不可能去摸清整個革命委員會人員的底細。而且革命委員會到目前為止遇到的難題，都被吳自己所解決了，他都不求助於我們，我們又怎麽去影響他呢？
我想你們也很清楚，德國在外交上並不能公開支持中國，就如同俄國人一樣。除非革命委員會的實力確實改變了東亞地區的力量均衡，那麽我國倒是可以順水推舟的和革命委員會建立起穩固的關係。但是，假設革命委員會的力量達到了這樣的程度，那麽我們又無法對吳進行命令式的要求了，所以我們想知道革命委員會內部還有沒有一位後備人員，可以在關鍵時刻接過吳的權力。”
霍夫曼少校終於收回了走神的眼神，他喝了一口手中的咖啡後，平靜的說道：“鮑爾少校剛剛說的話是正確的，我不知道公使先生有什麽其他打算，不過我認為公使先生應該取消那樣的打算。
想要讓人接手吳手中的權力，就得了解吳手中都有那些權力，並了解這些權力來自於何處。就目前我們所了解的，吳手中擁有的權力，一是來自於俄國人，他已經幾乎動搖了霍爾瓦特在中東鐵路局的統治權；二是革命委員會，委員會的成員相當的複雜，既有中國的革命黨人，也有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還有我們自己。
在俄國人那邊，誰也無法替代吳川，假使他消失了，那麽最為興高采烈的應當是霍爾瓦特局長，他將會把失去的權力重新收回到自己手中。
而在革命委員會內部，我們雖然掌握了訓練軍隊和製定作戰計劃的權力，但是真正控製住這隻軍隊的則是布爾什維克，或者說是一個中國的布爾什維克政黨。至於剩下的革命黨人，雖然他們控製著地方的行政、司法權力，但是假使沒有軍隊的保護和吳在財政上的支持，他們很快就會失去手中的權力，讓位給地方上還存在的前清留下的各衙門和地方大戶。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簡單有效的權力結構，我們雖然建立了國民革命軍，還能讓這隻軍隊按照我們的作戰計劃作戰，但是控製這隻軍隊的卻是布爾什維克們。沒有他們的配合，我們就無法讓這隻軍隊行動起來。
革命委員會雖然掌控了一切權力，但是軍隊的指揮權和財政預算卻不在委員會手裏。假設革命委員會同布爾什維克們分道揚鑣，那麽革命委員會就成了一個空架子。所以，掌握了布爾什維克們的吳川就掌握了一切。
但是，布爾什維克們假設失去了吳川，就等於是失去了一麵號召軍隊和革命委員會服從於自己的旗幟。因為大多數中國人並不理解什麽是布爾什維克和社會主義，他們隻是認為吳川能夠帶領他們走向勝利，並建立一個全新的共和國取代滿清政府而已。
吳川的權力，實際上是來自於各方的妥協。假設沒有吳川，我們不可能同一群布爾什維克們聯合發動什麽中國革命。同樣，沒有吳川的話，中國革命黨人也不會同外國人進行這樣密切的合作，而我們也不可能給中國人這麽多援助。
在這場中國革命中，各方都要自己想要的東西，但是除了吳川之外，沒有人知道該怎麽滿足各方的需要。假使公使先生以為，花了錢就能扶植另一個吳川，那麽我認為他正在讓我們對於中國革命投資化為烏有。”
霍夫曼說到這裏停頓了一下，特意觀察了一下韓賜來越發難看的臉色，這才不緊不慢的說道：“當然，現在的吳川地位還是不夠鞏固的，因為我剛剛說過了，他現在的地位來自於各方的妥協。但是，一旦他在戰爭上獲得了對於一位強敵的勝利，或是北洋新軍，或是日軍，那麽到了那個時候他的地位就要穩固不搖了。
所以，假設我們要中國革命軍向日軍開戰，那麽就不能在戰爭之前動搖他。而在戰爭之後，要麽我們已經不必考慮這件事了，要麽就是無法去動搖他了。顛覆一國之政治，幹一次也就算了，接二連三的幹下去，隻會讓德國變為眾矢之的。”
韓賜來沉默許久，終於還是放棄了把這場談話繼續下去的意思。雖然沃爾貝克少校依然沉默著未發一語，但是在這樣的場合下，沉默無疑也是代表著一種態度-對於外交部不滿的態度。
雖然中東鐵路建設的時候就將哈爾濱帶入了電氣時代，東省鐵路哈爾濱總工廠內4台25千瓦的汽輪機發電設備的安裝，開創了哈爾濱發電曆史的零記錄。
隻是這些電力並不是給中國人，甚至不是給普通的俄國工人使用的。隻有等到俄人辦起了米其闊夫和巴爾斯基兩處發電所之後，電力才從鐵路管理局的工廠、辦公樓、哈爾濱的上層人士家中走入到平民家裏，當然這個平民指的是負擔得起電費的有產階級家庭。
因為發電量的不足，此時哈爾濱對社會出售的電力並不是按照千瓦時來收取的，而是按照燈頭的數目來收取。最早的時候，一個燈頭一個月要15兩銀子，現在則差不多降低到了5、6個盧布一個月，差不多是俄國工人收入的六分之一，中國工人的12分之一。
所以，大多數市民家庭還是選擇了使用煤油燈，而不是更為現代化的電燈。當然如德國領事館這種自備發電機的地方，自然是不會吝嗇於多點上幾盞電燈，於是在黑夜裏這幾幢建築就顯得格外的鶴立雞群了。而對於這些歐洲外交官來說，領事館在黑暗中所散發出的光明，就如他們一直對中國人所鼓吹的那樣，是他們將文明之光帶到了這裏，因此中國人應當服從於他們的命令才是。
不過今天晚上，德國駐哈爾濱的領事韓賜來就沒有心情站在二樓的辦公室，欣賞歐洲文明對於遠東愚昧民族的炫耀了。
他甚至拉上了自己辦公室的窗簾，似乎擔心外邊的人能夠看到辦公室內部的狀況。這位德國外交官之所以這麽謹慎，是因為今晚他把鮑爾少校、霍夫曼少校和沃爾貝克少校三位德國在滿洲的顧問團領袖叫了過來。
邀請三人在會客區的沙發坐下之後，韓賜來就坦率的說道：“請三位過來，是我接到了辛慈公使的電話。
辛慈公使一是讓我向三位傳達一個消息，由於外交部的努力，加上意土戰爭的爆發，我國同英法之間的關係有所緩和，今年之內是不可能爆發衝突了。這對於中國人來說也許是個好消息，中日戰爭的爆發對於我國來說已經沒有那麽的迫切了。
第二就是，辛慈公使想要知道，帝國花費了這麽多金錢和精力，北滿的革命軍究竟實力如何，他們能不能上得了真正的戰場？公使的意思是，假設讓這隻革命軍對上了有組織的武裝力量，比如北洋新軍或日本軍隊，他們是一觸即潰？能對抗上一段時間？還是能夠戰而勝之？
公使還想知道，假使吳川出了什麽問題，誰會接手革命委員會的領袖地位？萬一出現了突發的狀況，顧問團能掌握住這隻部隊多少力量？這將關係到公使接下來的對華政策製定，因此我希望三位能夠誠實的告訴我。”
鮑爾少校看了一眼身邊兩位對這一問題並不關心的同伴，隻好先出聲回應道：“作為負責顧問團全麵工作的我，可以先向領事匯報一下關於顧問團的日常工作…
你看，整個顧問團雖然陸續來了78人，但超過一半人都在基層幫助國民革命軍建立新兵訓練的各項製度，還有四分之一的人手則負責編製從班組到師一級的軍事單位合成和戰術基本配合，剩下的四分之一人員則忙於幫助軍事委員會建立起一個基本的軍事指揮部門和後勤調度部門。
霍夫曼少校甚至隻能獨自一人負責國民革命軍的戰略和戰術布置，我們這是在從無到有的在遠東建立起一支正規軍，可是我們手中不僅缺乏大量的基層和中層軍官，甚至還要跨越語言不通的障礙。在這樣繁忙的工作中，我們哪有什麽空閑時間去關心革命委員會內部的政治分歧？這難道不應該是領事您的工作嗎？
另外我同革命委員會的幾位中央委員都有所接觸，可就算其中留學過德國的軍事委員會朱委員，他的權力也同樣來自於吳的支持。我可以這樣明白的告訴你，假使革命委員會失去了吳，那麽並沒有什麽中國人可以接手他的地位，倒是有可能讓俄國人完全的控製住革命委員會，最終導致革命委員會的垮台。因為中國人是不可能接受，讓一群俄國人來領導中國革命的。”
對於鮑爾少校的直言不諱，韓賜來的臉色頓時有些不好了，不過他也知道這個責任自己是接不下來的。不過在三位軍官麵前爭論誰來負擔這個責任，他也不會這麽愚蠢。
猶豫了一下之後，他不免解釋道：“革命委員會的組建到中國革命爆發迅速的太出人意料了，在這樣短的時間內我們根本不可能去摸清整個革命委員會人員的底細。而且革命委員會到目前為止遇到的難題，都被吳自己所解決了，他都不求助於我們，我們又怎麽去影響他呢？
我想你們也很清楚，德國在外交上並不能公開支持中國，就如同俄國人一樣。除非革命委員會的實力確實改變了東亞地區的力量均衡，那麽我國倒是可以順水推舟的和革命委員會建立起穩固的關係。但是，假設革命委員會的力量達到了這樣的程度，那麽我們又無法對吳進行命令式的要求了，所以我們想知道革命委員會內部還有沒有一位後備人員，可以在關鍵時刻接過吳的權力。”
霍夫曼少校終於收回了走神的眼神，他喝了一口手中的咖啡後，平靜的說道：“鮑爾少校剛剛說的話是正確的，我不知道公使先生有什麽其他打算，不過我認為公使先生應該取消那樣的打算。
想要讓人接手吳手中的權力，就得了解吳手中都有那些權力，並了解這些權力來自於何處。就目前我們所了解的，吳手中擁有的權力，一是來自於俄國人，他已經幾乎動搖了霍爾瓦特在中東鐵路局的統治權；二是革命委員會，委員會的成員相當的複雜，既有中國的革命黨人，也有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還有我們自己。
在俄國人那邊，誰也無法替代吳川，假使他消失了，那麽最為興高采烈的應當是霍爾瓦特局長，他將會把失去的權力重新收回到自己手中。
而在革命委員會內部，我們雖然掌握了訓練軍隊和製定作戰計劃的權力，但是真正控製住這隻軍隊的則是布爾什維克，或者說是一個中國的布爾什維克政黨。至於剩下的革命黨人，雖然他們控製著地方的行政、司法權力，但是假使沒有軍隊的保護和吳在財政上的支持，他們很快就會失去手中的權力，讓位給地方上還存在的前清留下的各衙門和地方大戶。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簡單有效的權力結構，我們雖然建立了國民革命軍，還能讓這隻軍隊按照我們的作戰計劃作戰，但是控製這隻軍隊的卻是布爾什維克們。沒有他們的配合，我們就無法讓這隻軍隊行動起來。
革命委員會雖然掌控了一切權力，但是軍隊的指揮權和財政預算卻不在委員會手裏。假設革命委員會同布爾什維克們分道揚鑣，那麽革命委員會就成了一個空架子。所以，掌握了布爾什維克們的吳川就掌握了一切。
但是，布爾什維克們假設失去了吳川，就等於是失去了一麵號召軍隊和革命委員會服從於自己的旗幟。因為大多數中國人並不理解什麽是布爾什維克和社會主義，他們隻是認為吳川能夠帶領他們走向勝利，並建立一個全新的共和國取代滿清政府而已。
吳川的權力，實際上是來自於各方的妥協。假設沒有吳川，我們不可能同一群布爾什維克們聯合發動什麽中國革命。同樣，沒有吳川的話，中國革命黨人也不會同外國人進行這樣密切的合作，而我們也不可能給中國人這麽多援助。
在這場中國革命中，各方都要自己想要的東西，但是除了吳川之外，沒有人知道該怎麽滿足各方的需要。假使公使先生以為，花了錢就能扶植另一個吳川，那麽我認為他正在讓我們對於中國革命投資化為烏有。”
霍夫曼說到這裏停頓了一下，特意觀察了一下韓賜來越發難看的臉色，這才不緊不慢的說道：“當然，現在的吳川地位還是不夠鞏固的，因為我剛剛說過了，他現在的地位來自於各方的妥協。但是，一旦他在戰爭上獲得了對於一位強敵的勝利，或是北洋新軍，或是日軍，那麽到了那個時候他的地位就要穩固不搖了。
所以，假設我們要中國革命軍向日軍開戰，那麽就不能在戰爭之前動搖他。而在戰爭之後，要麽我們已經不必考慮這件事了，要麽就是無法去動搖他了。顛覆一國之政治，幹一次也就算了，接二連三的幹下去，隻會讓德國變為眾矢之的。”
韓賜來沉默許久，終於還是放棄了把這場談話繼續下去的意思。雖然沃爾貝克少校依然沉默著未發一語，但是在這樣的場合下，沉默無疑也是代表著一種態度-對於外交部不滿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