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全體會議足足召開了兩天，吳川和各位代表在一次又一次的爭論中，最終還是讓代表們接受了共和黨不應背叛自己的綱領這個觀念，保衛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應當優先於奪取全國政權。而吳川也同意，在不必要的狀況下，革命軍不應當去刺激日俄兩大帝國主義，假使能夠延緩日俄對於中國領土的侵吞，那麽革命委員會就應該和雙方進行外交談判，為強大國防力量爭取時間。
在這場會議中，俄國共和黨員還是起了很好的穩定作用的。雖然斯維爾德洛夫等布爾什維克高層知道中日戰爭已經不可避免，因此早就和吳川達成了一致。而普通的俄國黨員雖然不知道吳川和德國之間的約定，不過他們的階級意識還是戰勝了國家主義，認為中國無產階級有權力保衛自己的祖國。
當然，也有一部分俄國黨員並不願意革命委員會同俄國開戰，他們主動的把帝國主義幹涉指向了日本，認為中俄之間的關係是可以緩和的，但中日之間的衝突則不可避免。
正是在這些俄國共和黨員的支持和引導下，方才壓製住了一部分中國共和黨員堅決反對在當前局勢下和帝國主義發生激烈衝突的主張。最終在大會結束時，大多數中國黨員總算是轉變了思想，表示在日俄主動幹涉的狀況下，革命軍應當以自衛的方式進行還擊。
當這個最為艱難的問題討論完畢之後，大會其他的主題討論就顯得比較平淡了。似乎大家已經在是否同帝國主義幹涉作戰時耗盡了精力，剩下的主題討論上基本三言兩語就決定了下來，這倒是給吳川剩下了不少口水。
而這些主題討論中較為重要的一個，其實就是關於政治協商會議中共和黨應當堅持的主張是什麽。也就是如何對待前清留下的官員和政府體製？新政權應當采取什麽樣的體製管理國家？革命委員會是否應當進行改組，改組到什麽程度為止等等。
就在吳川和共和黨關起門開會的這兩天內，外邊的形勢也有了極大的變化。湖南和湖北，兩地隻有一省之隔，過去本就是一個行省，兩地人民可謂是親密之極。因此在武昌起義之前，兩省的革命黨人就已經約定，一方若是舉起義旗，另一方則要迅速響應。
10月10日武昌起義，10月12日湖北革命軍代表胡燮槐就來到長沙，向湖南革命黨人通報了起義的消息，並請湖南立即響應。隻不過相比起另一個時空，這一次湖北革命黨人所麵臨的形勢要好的多，在胡燮槐抵達長沙的時候，北滿光複的消息也已經傳到了長沙。
因為北滿革命的關係，清政府不得不在第一時間把兵力調至關外平叛，使得湖北革命軍暫時不必再擔心北洋軍南下。因此胡燮槐這次過來，要求湖南革命黨人起義響應本省的意思較多，向湖南革命黨求援的意思較少。
這樣一來，原本就充滿熱情的湖南革命黨人就少去了許多顧慮，認為應當趁著北洋軍難以抽身南下的機會盡快發動革命，以支持北滿的革命黨人。就在湖南革命黨人急鑼密鼓的聯絡起義時，北上平叛的第六鎮於錦州起義的消息再次傳到了長沙。
第六鎮的起義不僅僅再次震動了全國，更是激發了各地革命黨人的革命熱情。到了這個時候，各地官吏和民眾對於朝廷還能不能支持下去的問題上，已經開始喪失信心了。
湖南的部分立憲黨人開始聯絡湖南革命黨人，表示願意讚成革命。在這樣的革命形勢刺激下，湖南革命黨人自下而上的要求主事的焦達峰、陳作新等人盡快發動革命，無需再等候各地的會黨到來，以至錯失良機。
焦達峰、陳作新於16日下午在賈太傅祠召集了各界代表100餘人開會，最後決定在17日上午8時由城外新軍開始發動起義，城內革命黨人負責接應和散布革命成功的消息。
就在吳川同黨員們激烈的討論是否要堅持黨的任務時，湖南新軍發動了長沙起義。這一次的起義比另一個時空所遇到的抵抗更少，長沙城內的巡撫營幾乎毫無抵抗就交出了自己的武器，巡撫餘誠格在立憲黨人的勸說下逃離了長沙城。湖南革命黨人於是在17日中午12時向全國通電，長沙光複。
這個消息傳到北京之後，攝政王載灃不得不緊急召見了徐世昌，要求這位內閣協理大臣親自南下，和以足疾為借口不願出山的袁世凱協商，令其盡快上任湖廣總督南下指揮第二軍平亂。
此時清政府將北京周邊的軍隊編為了三軍，第一軍由馮國璋帶領，北上平息關外之亂；第二軍由陸軍大臣蔭昌帶領，南下平湖北之亂；第三軍則由載濤率領守衛京畿重地。
然而不管是第一軍還是第二軍，行動都異常緩慢，不是骨幹軍官銷假未歸，就是借口物資不足難以出動。馮國璋頓足於灤州，蔭昌停留於鶴壁，使得北方叛亂的第二十鎮從容取了奉天，而湖北新軍則打的周邊各省平亂的巡防營投降逃離，眼看著革命大火要把整個滿清王朝的大廈給吞沒了。
因此在第六鎮錦州起義，湖南新軍長沙起義之後，心力憔悴的載灃終於決定向袁世凱妥協，他避開了宗室內的強硬派，隻是單獨召來了徐世昌商議。得到了載灃的密令之後，徐世昌立刻出京南下，趕去了安陽的洹上村。
洹上村距離北京約480餘公裏，12個小時的火車路程，不過洹上村距離第二軍軍部所駐的鶴壁，卻隻有40公裏，不到一個小時的火車行程。這三者之間的距離確實挺有趣的，當然這是對袁世凱而言。
徐世昌於18日淩晨抵達洹上村，因為在出發之前徐世昌已經給袁世凱打了電報，因此早就有人等候在了洹上村車站，徐世昌一到就被接去了洹上村。洹上村雖然以村為名，但實際上這就是袁世凱的私第，除了袁世凱一家之外，住的就是袁的衛兵，並無普通人家住在這裏。
現年52歲的袁世凱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每日必吃雞子12枚，三餐各四枚，胃口之好還強過年輕人。徐世昌一到，袁世凱就同他進入了書房密談，不許其他人靠近。
徐世昌支持袁世凱出山，一是兩人私交甚篤，而袁世凱又是北洋的唯一領袖，於情於理他都認為袁世凱應當重新回到中樞；二則是從理智上判斷，眼下這個局麵除了袁世凱幾乎沒人能夠收拾了，真要讓宗室的那些人瞎幾把搞下去，滿清不僅保不住江山，而且還要掀起一場滿漢之間的種族對立戰爭。那樣的話滿人死絕不說，中國也要大傷元氣，外國割裂中國的想法也就再也無法阻擋了。
因此兩人一進入書房，徐世昌還沒有坐穩就已經迫不及待的向袁世凱說道：“項城兄，眼下北京那邊已經全然屈服，你有什麽條件就都提出來吧。國事已經耽擱不下去了，這南、北兩路革命黨一起鬧將起來，人心都要被革命黨給吸附過去了，我看再耽誤下去，革命的勢頭就真的按不下去了。”
袁世凱卻還保持的微笑回道：“莫急，菊人兄莫急，看來你出北京城還沒有接到新的消息。華甫於今日正午在奉天城外擊潰了第二十鎮和第六鎮的叛軍，重新奪回了奉天城。
這下北方算是可以安定下來了，我已經令人北上勸說張紹曾、吳祿貞，隻要他們願意放下武器投誠，朝廷絕不追究他們的責任，我還可以奉送一筆款子請他們出洋學習去。
隻要收拾了這些北洋叛軍，北滿的那些革命黨人也就沒有什麽作為了。有華甫在，關外可無憂矣。至於南方這些革命黨，待華甫平定了關外再說也不遲，有第二軍守在鶴壁，我相信革命黨人是打不到北京城下的。”
徐世昌不由苦笑著說道：“項城兄隻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我所擔憂者不是張紹曾、吳祿貞之流，他們雖然在軍事上頗有名聲，但是他們都未曾有過實戰經驗，且統轄之兵也是我北洋之師，隻要與我北洋對陣，軍中上下總是會心懷疑慮的。
以紙上之將率狐疑之師，對陣我訓練有素之北洋軍，我料其必敗。我所擔憂的，是遲遲不肯南下的北滿革命軍。我在關外的幾個舊部，在長春被攻下之後給我寫了幾封信件，把北滿革命後的情形給我描述了一遍。
這隻北滿革命軍與尋常的亂黨氣象大不相同，從一開始就不是靠著一二人煽動民眾成事，而是成立了一個什麽革命委員會來領導革命。其治下軍隊並不隨意招收遊民、匪盜，而是在築路苦力和各工廠工人中挑選體格健壯之輩進行訓練。
在裝備方麵，也得了大量的歐洲軍械，恐其身後必有俄國或其他歐洲國家的支持。領導者雖然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年輕留歐學生，但是革命委員會的行事卻極有章程，他們隻是占據了鐵路沿線和水路要衝之地，對於其他地區則采取招攬安撫的手段盡快恢複地方秩序。
革命委員會對於其直接管理的地區，並沒有大肆撤換官吏，而是另外組建了當地的革命委員會，以吸納本地的叛賊逆黨，對當地的官吏進行監督和發布施政措施。故，地方上幾乎沒有大的震動就一一順從了革命委員會的統治，眼下革命委員會雖然沒有走出北滿，但是北滿已經不為朝廷之所有了。
…如此一步步踏實做事的革命黨人，我從前就沒有聽說過。不過這樣的革命黨人就是對朝廷威脅最大的坐賊了，我看華甫若是不夠小心的話，是要在北滿革命黨身上吃一個大虧的…”
在這場會議中，俄國共和黨員還是起了很好的穩定作用的。雖然斯維爾德洛夫等布爾什維克高層知道中日戰爭已經不可避免，因此早就和吳川達成了一致。而普通的俄國黨員雖然不知道吳川和德國之間的約定，不過他們的階級意識還是戰勝了國家主義，認為中國無產階級有權力保衛自己的祖國。
當然，也有一部分俄國黨員並不願意革命委員會同俄國開戰，他們主動的把帝國主義幹涉指向了日本，認為中俄之間的關係是可以緩和的，但中日之間的衝突則不可避免。
正是在這些俄國共和黨員的支持和引導下，方才壓製住了一部分中國共和黨員堅決反對在當前局勢下和帝國主義發生激烈衝突的主張。最終在大會結束時，大多數中國黨員總算是轉變了思想，表示在日俄主動幹涉的狀況下，革命軍應當以自衛的方式進行還擊。
當這個最為艱難的問題討論完畢之後，大會其他的主題討論就顯得比較平淡了。似乎大家已經在是否同帝國主義幹涉作戰時耗盡了精力，剩下的主題討論上基本三言兩語就決定了下來，這倒是給吳川剩下了不少口水。
而這些主題討論中較為重要的一個，其實就是關於政治協商會議中共和黨應當堅持的主張是什麽。也就是如何對待前清留下的官員和政府體製？新政權應當采取什麽樣的體製管理國家？革命委員會是否應當進行改組，改組到什麽程度為止等等。
就在吳川和共和黨關起門開會的這兩天內，外邊的形勢也有了極大的變化。湖南和湖北，兩地隻有一省之隔，過去本就是一個行省，兩地人民可謂是親密之極。因此在武昌起義之前，兩省的革命黨人就已經約定，一方若是舉起義旗，另一方則要迅速響應。
10月10日武昌起義，10月12日湖北革命軍代表胡燮槐就來到長沙，向湖南革命黨人通報了起義的消息，並請湖南立即響應。隻不過相比起另一個時空，這一次湖北革命黨人所麵臨的形勢要好的多，在胡燮槐抵達長沙的時候，北滿光複的消息也已經傳到了長沙。
因為北滿革命的關係，清政府不得不在第一時間把兵力調至關外平叛，使得湖北革命軍暫時不必再擔心北洋軍南下。因此胡燮槐這次過來，要求湖南革命黨人起義響應本省的意思較多，向湖南革命黨求援的意思較少。
這樣一來，原本就充滿熱情的湖南革命黨人就少去了許多顧慮，認為應當趁著北洋軍難以抽身南下的機會盡快發動革命，以支持北滿的革命黨人。就在湖南革命黨人急鑼密鼓的聯絡起義時，北上平叛的第六鎮於錦州起義的消息再次傳到了長沙。
第六鎮的起義不僅僅再次震動了全國，更是激發了各地革命黨人的革命熱情。到了這個時候，各地官吏和民眾對於朝廷還能不能支持下去的問題上，已經開始喪失信心了。
湖南的部分立憲黨人開始聯絡湖南革命黨人，表示願意讚成革命。在這樣的革命形勢刺激下，湖南革命黨人自下而上的要求主事的焦達峰、陳作新等人盡快發動革命，無需再等候各地的會黨到來，以至錯失良機。
焦達峰、陳作新於16日下午在賈太傅祠召集了各界代表100餘人開會，最後決定在17日上午8時由城外新軍開始發動起義，城內革命黨人負責接應和散布革命成功的消息。
就在吳川同黨員們激烈的討論是否要堅持黨的任務時，湖南新軍發動了長沙起義。這一次的起義比另一個時空所遇到的抵抗更少，長沙城內的巡撫營幾乎毫無抵抗就交出了自己的武器，巡撫餘誠格在立憲黨人的勸說下逃離了長沙城。湖南革命黨人於是在17日中午12時向全國通電，長沙光複。
這個消息傳到北京之後，攝政王載灃不得不緊急召見了徐世昌，要求這位內閣協理大臣親自南下，和以足疾為借口不願出山的袁世凱協商，令其盡快上任湖廣總督南下指揮第二軍平亂。
此時清政府將北京周邊的軍隊編為了三軍，第一軍由馮國璋帶領，北上平息關外之亂；第二軍由陸軍大臣蔭昌帶領，南下平湖北之亂；第三軍則由載濤率領守衛京畿重地。
然而不管是第一軍還是第二軍，行動都異常緩慢，不是骨幹軍官銷假未歸，就是借口物資不足難以出動。馮國璋頓足於灤州，蔭昌停留於鶴壁，使得北方叛亂的第二十鎮從容取了奉天，而湖北新軍則打的周邊各省平亂的巡防營投降逃離，眼看著革命大火要把整個滿清王朝的大廈給吞沒了。
因此在第六鎮錦州起義，湖南新軍長沙起義之後，心力憔悴的載灃終於決定向袁世凱妥協，他避開了宗室內的強硬派，隻是單獨召來了徐世昌商議。得到了載灃的密令之後，徐世昌立刻出京南下，趕去了安陽的洹上村。
洹上村距離北京約480餘公裏，12個小時的火車路程，不過洹上村距離第二軍軍部所駐的鶴壁，卻隻有40公裏，不到一個小時的火車行程。這三者之間的距離確實挺有趣的，當然這是對袁世凱而言。
徐世昌於18日淩晨抵達洹上村，因為在出發之前徐世昌已經給袁世凱打了電報，因此早就有人等候在了洹上村車站，徐世昌一到就被接去了洹上村。洹上村雖然以村為名，但實際上這就是袁世凱的私第，除了袁世凱一家之外，住的就是袁的衛兵，並無普通人家住在這裏。
現年52歲的袁世凱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每日必吃雞子12枚，三餐各四枚，胃口之好還強過年輕人。徐世昌一到，袁世凱就同他進入了書房密談，不許其他人靠近。
徐世昌支持袁世凱出山，一是兩人私交甚篤，而袁世凱又是北洋的唯一領袖，於情於理他都認為袁世凱應當重新回到中樞；二則是從理智上判斷，眼下這個局麵除了袁世凱幾乎沒人能夠收拾了，真要讓宗室的那些人瞎幾把搞下去，滿清不僅保不住江山，而且還要掀起一場滿漢之間的種族對立戰爭。那樣的話滿人死絕不說，中國也要大傷元氣，外國割裂中國的想法也就再也無法阻擋了。
因此兩人一進入書房，徐世昌還沒有坐穩就已經迫不及待的向袁世凱說道：“項城兄，眼下北京那邊已經全然屈服，你有什麽條件就都提出來吧。國事已經耽擱不下去了，這南、北兩路革命黨一起鬧將起來，人心都要被革命黨給吸附過去了，我看再耽誤下去，革命的勢頭就真的按不下去了。”
袁世凱卻還保持的微笑回道：“莫急，菊人兄莫急，看來你出北京城還沒有接到新的消息。華甫於今日正午在奉天城外擊潰了第二十鎮和第六鎮的叛軍，重新奪回了奉天城。
這下北方算是可以安定下來了，我已經令人北上勸說張紹曾、吳祿貞，隻要他們願意放下武器投誠，朝廷絕不追究他們的責任，我還可以奉送一筆款子請他們出洋學習去。
隻要收拾了這些北洋叛軍，北滿的那些革命黨人也就沒有什麽作為了。有華甫在，關外可無憂矣。至於南方這些革命黨，待華甫平定了關外再說也不遲，有第二軍守在鶴壁，我相信革命黨人是打不到北京城下的。”
徐世昌不由苦笑著說道：“項城兄隻知其一不知其二啊，我所擔憂者不是張紹曾、吳祿貞之流，他們雖然在軍事上頗有名聲，但是他們都未曾有過實戰經驗，且統轄之兵也是我北洋之師，隻要與我北洋對陣，軍中上下總是會心懷疑慮的。
以紙上之將率狐疑之師，對陣我訓練有素之北洋軍，我料其必敗。我所擔憂的，是遲遲不肯南下的北滿革命軍。我在關外的幾個舊部，在長春被攻下之後給我寫了幾封信件，把北滿革命後的情形給我描述了一遍。
這隻北滿革命軍與尋常的亂黨氣象大不相同，從一開始就不是靠著一二人煽動民眾成事，而是成立了一個什麽革命委員會來領導革命。其治下軍隊並不隨意招收遊民、匪盜，而是在築路苦力和各工廠工人中挑選體格健壯之輩進行訓練。
在裝備方麵，也得了大量的歐洲軍械，恐其身後必有俄國或其他歐洲國家的支持。領導者雖然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年輕留歐學生，但是革命委員會的行事卻極有章程，他們隻是占據了鐵路沿線和水路要衝之地，對於其他地區則采取招攬安撫的手段盡快恢複地方秩序。
革命委員會對於其直接管理的地區，並沒有大肆撤換官吏，而是另外組建了當地的革命委員會，以吸納本地的叛賊逆黨，對當地的官吏進行監督和發布施政措施。故，地方上幾乎沒有大的震動就一一順從了革命委員會的統治，眼下革命委員會雖然沒有走出北滿，但是北滿已經不為朝廷之所有了。
…如此一步步踏實做事的革命黨人，我從前就沒有聽說過。不過這樣的革命黨人就是對朝廷威脅最大的坐賊了，我看華甫若是不夠小心的話，是要在北滿革命黨身上吃一個大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