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8日開始，在哈爾濱鐵路學校的大禮堂內，190多位東三省各地趕來的代表坐在這裏，對東三省將要采取什麽方式進行治理，已經整整討論了兩天。
起初大家倒也知道，這革命最大的成果自然是要歸革命委員會的各位委員所有的，他們能夠爭奪的也就是革命委員會看不上的那些權力。
但是吳川代表革命委員會說了幾句之後，便建議由這次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來討論今後的政權組織形式，革命委員會將按照大會的結論去建立這個全新的政權。
隨著一兩個代表起身發言而沒有受到什麽駁斥，於是代表們的發言便漸漸多了起來，也少了對於革命委員會的忌憚。畢竟這麽多人坐在台下討論問題，很快大家就開始集合成了一個個小團體，有了組織之後人的膽子就開始變大了。
18、19兩天之內，吳川主要的工作就是傾聽，並讓人把會議中最活躍的群體發言給記錄下來。很快他就發現，這場大會的代表們大致分為了三個主要團體。
一派是以各省谘議局的立憲君主派為代表，他們在政治上主張今後東北三省應當實施英國製的議會內閣製度，在經濟上則維護地主經濟，要求取消滿清對東三省荒地的大租政策，實施自由的開墾政策。
一派則是以東三省的實業家、商人為代表，他們在政治上同樣主張議會權力更大的英國憲政道路，但是在經濟上卻反對地主經濟，認為應當保護工商，繼續滿清留下的墾荒政策，但要把土地上的積累用於補貼工商業。
這兩派的人數其實並不多，兩者相加也不過才達到與會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剩下的三分之二則是屬於沉默派，雖然人數眾多，但卻並沒有一個統一的主張。
當然這些沉默派並不是因為全部沒有自己的主張才保持沉默的，沉默派中一半人是共和黨員和工人代表，他們是因為吳川並沒有代表共和黨黨發表政治主張，所以遵守著黨的紀律一直保持著沉默。
另外一半人則是小市民和小商人的代表。他們要麽對於共和製度一無所知，不知道該支持誰比較好；要麽就是有一些想法卻不夠成熟，上台講幾句就被轟下來了，於是被迫保持了沉默。
20日，一早大會再次開始的時候，台下代表們發現之前一直坐在主席台一側的吳川，今日卻首先站在了發言席的位子上。兩日來在會上爭論的正亢奮起來的代表們，終於安靜了下來，準備聽聽這位革命委員會的主席今日要下怎樣的決定。
哪怕代表們這兩日天天把共和民主掛在嘴邊，認為今後的新中國就應當是個民眾之國，國家大事應當付諸於公論，不應該再由一兩權力者做密室之決策。不過他們心裏卻也知道，除非是革命委員會昏了頭，才會真的讓他們和自己平起平坐。
革命委員會可是確確實實提著腦袋打下來的北滿，在他們進攻黑龍江和吉林的官軍的時候，在座的大多數代表還在同本地官吏坐在一起咒罵這些亂黨無事生非，要看著總督和巡撫大人砍掉這些亂黨的腦袋呢。他們在革命黨起義的時候沒有出過力，現在手上也沒有一隻武力能夠同革命軍對抗，現在跑來參加這個會議自然不會有什麽非分之想。
畢竟這一回起義的革命委員會手上有槍又有錢，就連那些紅胡子投了革命軍之後都被打散了重新編組了，有敢不服從革命委員會擾亂社會治安的，現在都成為了被通緝的對象。
革命委員會對付起這些威震北滿的綠林好漢可是一點都不客氣，那個投靠了革命委員會的“天邊羊”親自帶著人馬剿滅了幾夥出名的紅胡子，迫使鬆花江兩岸的山寨胡子不得不下山登記，表示服從於革命委員會製定的律法，鬆花江一路的社會秩序一時大好，不管是本國商人還是外國旅客都對革命委員會的行動稱讚不已的。
可以說，革命委員會對於地方社會的控製力度，特別是那些以武犯禁的胡子和聯莊隊，不是滿清時代的官府可比的。若是不能服從革命委員會製定的治安條例，在革命委員會這邊登記人員、槍械，並接受委員會調派指令的，就會被委員會打壓、解散。哪怕有些人身後聯係著地方大戶或是俄國人，對委員會來說也一樣毫無作用。
革命委員會的強勢，很快就讓地方大戶放棄了手中的武力和同周邊紅胡子的聯絡，哪怕再怎麽有實力的大戶，光靠種田的話最多也就養個二、三百人，畢竟不是人人都能成為韓邊外，霸占著一條金溝養人的。即便是韓邊外，手上也不過三四千條槍，如何能夠同革命委員會的機槍、大炮相抗衡。
更讓這些地方士紳大戶感到畏懼的，就是革命委員會下屬的這些領兵將領都和地方上沒有什麽關係，因此想要拉攏都無從拉起。雖然後期倒是有不少奉天講武堂的學生加入了其中，但是這些學生都被安排到了基層，並不能左右革命軍的意誌。
也正因為如此，各地的士紳地主才會在革命委員會收複了長春之後，就立刻接受了邀請跑來哈爾濱召開這個政治協商會議了。既然舊政權眼看著要倒台了，除了那些守舊頑固的士紳地主外，其他人自然是想著要盡快在新政權內占有一個位置的。
由是，雖然吳川給了他們發言討論新政權的組成機會，大家在爭論之餘還是存著三分小心，給革命委員會留下了最終決定的空間的。他們可不覺得，革命委員會把他們召來，就是送他們一樁大富貴的。
吳川可沒理會台下這些代表們心裏的彎彎繞，而是清了清嗓子看著手中的稿紙對著麥克風念道：“這兩天裏，我聽各位代表的發言，確實是有著不少啟發人心的金玉良言啊。其他人有什麽感受我不大清楚，不過於我個人而言確是頗有進益。可見這政治協商大會確實值得一開，也應當定期的開下去，治理國家總是要集思廣益為好，不能專斷獨裁啊。
不過，在這兩天的會議討論中，也有一些代表不夠冷靜，或是多了一些私心，導致會議一度偏離了主題。某些代表的發言登上報紙之後，也是招來了不少批評啊。
比如某些代表認為，國家應當減免對於開墾荒地的大租；應當放開對於開墾荒地地段的限製，由民眾自由開墾；允許先圈地再開發等等主張。但是這些代表卻避而不談，是否應當降低對於佃戶田地的地租，是否應當向國家繳納水利和交通建設費用等等。
又有代表說，土地餘利應當投資於工商業，給與私人工商主以優惠貸款，要將滿清留下的一些工廠法拍，允許私人開辦銀行和發行鈔票等等。建議是好建議，但是這些代表卻避而不談國家應當如何監督這些工廠和銀行，也不談工人的勞動待遇問題…”
吳川說著突然放下了稿紙，雙手按在發言台上，目光從左往右巡視了下麵的代表席一圈，這才不溫不火的說道：“看完了這些報紙的批評之後，我突然就想起了一個問題。我們究竟是為誰而建立這個國家？在前方流血犧牲的是我們的戰士，在後方種田和製造彈藥軍需的是我們的工人。
當然，我並不是想要指責各位在這場革命中殊無貢獻，我隻是想要各位清楚的知道一點，軍隊、工人和農民在革命中付出了巨大的犧牲，革命委員會必須要考慮到他們的利益，否則這個國家的新政權所代表的人民就是不完整的。
這兩天裏，各位代表們達成共識最多的是兩個主張，一曰議會製；一曰三權分立。共和憲政麽，當然是不錯的製度。但我有個疑問，還請各位代表有以教我。
國外的憲政製度都是建立在一個最基本的國家認同之上。英國人認同的是建立在大憲章基礎上的不列顛尼亞；法國人認同的是捍衛《人權宣言》的人民共和國；美國人認同的是建立在《美國獨立宣言》上的自由精神。
故，無國家則無憲政。那麽我們想要建立的這個新中國究竟應該是一個什麽樣的國家？我們想要讓人民誓死捍衛的究竟是誰的國家？
是為了不斷吞並土地擴大家業的地主？還是為了那些不斷追逐工廠利潤，而不惜把兒童送入到惡劣工作車間的工廠主？又或是為了謀求以上兩個階層支持，而製定維護地主和工廠主政策的官僚政客們？
假如我們今天不能找到一個令人民認同的國家基礎，那麽不管是議會製還是三權分立，最終不過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河，這樣的虛假憲政終究是要為人民所拋棄，最終是要走向滅亡的。”
雖然台下的不少代表並不明白什麽是大憲章，什麽是人權宣言，什麽是獨立宣言，但是他們還是聽懂了吳川在之後的質問。吳川最後這一連串的質問，終於讓不少代表清醒了過來，讓他們意識到立憲派一直高喊的憲政，似乎也沒有如何的高大上。假設不能提出吳川所提出的這個問題，保衛憲政豈不就成了誰在中央就保衛誰了麽，這豈不是又一個朝廷。
奉天谘議局議長吳景濂見到會場一片沉寂，他立刻意識到這是一個好機會。他不由立刻起身向著台上的吳川說道：“吳主席說的大有道理，我奉天谘議局極力讚同主席的主張，確實應該先討論出新中國的國家認同，再論憲政，否則豈不是本末倒置…”
起初大家倒也知道，這革命最大的成果自然是要歸革命委員會的各位委員所有的，他們能夠爭奪的也就是革命委員會看不上的那些權力。
但是吳川代表革命委員會說了幾句之後，便建議由這次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來討論今後的政權組織形式，革命委員會將按照大會的結論去建立這個全新的政權。
隨著一兩個代表起身發言而沒有受到什麽駁斥，於是代表們的發言便漸漸多了起來，也少了對於革命委員會的忌憚。畢竟這麽多人坐在台下討論問題，很快大家就開始集合成了一個個小團體，有了組織之後人的膽子就開始變大了。
18、19兩天之內，吳川主要的工作就是傾聽，並讓人把會議中最活躍的群體發言給記錄下來。很快他就發現，這場大會的代表們大致分為了三個主要團體。
一派是以各省谘議局的立憲君主派為代表，他們在政治上主張今後東北三省應當實施英國製的議會內閣製度，在經濟上則維護地主經濟，要求取消滿清對東三省荒地的大租政策，實施自由的開墾政策。
一派則是以東三省的實業家、商人為代表，他們在政治上同樣主張議會權力更大的英國憲政道路，但是在經濟上卻反對地主經濟，認為應當保護工商，繼續滿清留下的墾荒政策，但要把土地上的積累用於補貼工商業。
這兩派的人數其實並不多，兩者相加也不過才達到與會人數的三分之一左右。剩下的三分之二則是屬於沉默派，雖然人數眾多，但卻並沒有一個統一的主張。
當然這些沉默派並不是因為全部沒有自己的主張才保持沉默的，沉默派中一半人是共和黨員和工人代表，他們是因為吳川並沒有代表共和黨黨發表政治主張，所以遵守著黨的紀律一直保持著沉默。
另外一半人則是小市民和小商人的代表。他們要麽對於共和製度一無所知，不知道該支持誰比較好；要麽就是有一些想法卻不夠成熟，上台講幾句就被轟下來了，於是被迫保持了沉默。
20日，一早大會再次開始的時候，台下代表們發現之前一直坐在主席台一側的吳川，今日卻首先站在了發言席的位子上。兩日來在會上爭論的正亢奮起來的代表們，終於安靜了下來，準備聽聽這位革命委員會的主席今日要下怎樣的決定。
哪怕代表們這兩日天天把共和民主掛在嘴邊，認為今後的新中國就應當是個民眾之國，國家大事應當付諸於公論，不應該再由一兩權力者做密室之決策。不過他們心裏卻也知道，除非是革命委員會昏了頭，才會真的讓他們和自己平起平坐。
革命委員會可是確確實實提著腦袋打下來的北滿，在他們進攻黑龍江和吉林的官軍的時候，在座的大多數代表還在同本地官吏坐在一起咒罵這些亂黨無事生非，要看著總督和巡撫大人砍掉這些亂黨的腦袋呢。他們在革命黨起義的時候沒有出過力，現在手上也沒有一隻武力能夠同革命軍對抗，現在跑來參加這個會議自然不會有什麽非分之想。
畢竟這一回起義的革命委員會手上有槍又有錢，就連那些紅胡子投了革命軍之後都被打散了重新編組了，有敢不服從革命委員會擾亂社會治安的，現在都成為了被通緝的對象。
革命委員會對付起這些威震北滿的綠林好漢可是一點都不客氣，那個投靠了革命委員會的“天邊羊”親自帶著人馬剿滅了幾夥出名的紅胡子，迫使鬆花江兩岸的山寨胡子不得不下山登記，表示服從於革命委員會製定的律法，鬆花江一路的社會秩序一時大好，不管是本國商人還是外國旅客都對革命委員會的行動稱讚不已的。
可以說，革命委員會對於地方社會的控製力度，特別是那些以武犯禁的胡子和聯莊隊，不是滿清時代的官府可比的。若是不能服從革命委員會製定的治安條例，在革命委員會這邊登記人員、槍械，並接受委員會調派指令的，就會被委員會打壓、解散。哪怕有些人身後聯係著地方大戶或是俄國人，對委員會來說也一樣毫無作用。
革命委員會的強勢，很快就讓地方大戶放棄了手中的武力和同周邊紅胡子的聯絡，哪怕再怎麽有實力的大戶，光靠種田的話最多也就養個二、三百人，畢竟不是人人都能成為韓邊外，霸占著一條金溝養人的。即便是韓邊外，手上也不過三四千條槍，如何能夠同革命委員會的機槍、大炮相抗衡。
更讓這些地方士紳大戶感到畏懼的，就是革命委員會下屬的這些領兵將領都和地方上沒有什麽關係，因此想要拉攏都無從拉起。雖然後期倒是有不少奉天講武堂的學生加入了其中，但是這些學生都被安排到了基層，並不能左右革命軍的意誌。
也正因為如此，各地的士紳地主才會在革命委員會收複了長春之後，就立刻接受了邀請跑來哈爾濱召開這個政治協商會議了。既然舊政權眼看著要倒台了，除了那些守舊頑固的士紳地主外，其他人自然是想著要盡快在新政權內占有一個位置的。
由是，雖然吳川給了他們發言討論新政權的組成機會，大家在爭論之餘還是存著三分小心，給革命委員會留下了最終決定的空間的。他們可不覺得，革命委員會把他們召來，就是送他們一樁大富貴的。
吳川可沒理會台下這些代表們心裏的彎彎繞，而是清了清嗓子看著手中的稿紙對著麥克風念道：“這兩天裏，我聽各位代表的發言，確實是有著不少啟發人心的金玉良言啊。其他人有什麽感受我不大清楚，不過於我個人而言確是頗有進益。可見這政治協商大會確實值得一開，也應當定期的開下去，治理國家總是要集思廣益為好，不能專斷獨裁啊。
不過，在這兩天的會議討論中，也有一些代表不夠冷靜，或是多了一些私心，導致會議一度偏離了主題。某些代表的發言登上報紙之後，也是招來了不少批評啊。
比如某些代表認為，國家應當減免對於開墾荒地的大租；應當放開對於開墾荒地地段的限製，由民眾自由開墾；允許先圈地再開發等等主張。但是這些代表卻避而不談，是否應當降低對於佃戶田地的地租，是否應當向國家繳納水利和交通建設費用等等。
又有代表說，土地餘利應當投資於工商業，給與私人工商主以優惠貸款，要將滿清留下的一些工廠法拍，允許私人開辦銀行和發行鈔票等等。建議是好建議，但是這些代表卻避而不談國家應當如何監督這些工廠和銀行，也不談工人的勞動待遇問題…”
吳川說著突然放下了稿紙，雙手按在發言台上，目光從左往右巡視了下麵的代表席一圈，這才不溫不火的說道：“看完了這些報紙的批評之後，我突然就想起了一個問題。我們究竟是為誰而建立這個國家？在前方流血犧牲的是我們的戰士，在後方種田和製造彈藥軍需的是我們的工人。
當然，我並不是想要指責各位在這場革命中殊無貢獻，我隻是想要各位清楚的知道一點，軍隊、工人和農民在革命中付出了巨大的犧牲，革命委員會必須要考慮到他們的利益，否則這個國家的新政權所代表的人民就是不完整的。
這兩天裏，各位代表們達成共識最多的是兩個主張，一曰議會製；一曰三權分立。共和憲政麽，當然是不錯的製度。但我有個疑問，還請各位代表有以教我。
國外的憲政製度都是建立在一個最基本的國家認同之上。英國人認同的是建立在大憲章基礎上的不列顛尼亞；法國人認同的是捍衛《人權宣言》的人民共和國；美國人認同的是建立在《美國獨立宣言》上的自由精神。
故，無國家則無憲政。那麽我們想要建立的這個新中國究竟應該是一個什麽樣的國家？我們想要讓人民誓死捍衛的究竟是誰的國家？
是為了不斷吞並土地擴大家業的地主？還是為了那些不斷追逐工廠利潤，而不惜把兒童送入到惡劣工作車間的工廠主？又或是為了謀求以上兩個階層支持，而製定維護地主和工廠主政策的官僚政客們？
假如我們今天不能找到一個令人民認同的國家基礎，那麽不管是議會製還是三權分立，最終不過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河，這樣的虛假憲政終究是要為人民所拋棄，最終是要走向滅亡的。”
雖然台下的不少代表並不明白什麽是大憲章，什麽是人權宣言，什麽是獨立宣言，但是他們還是聽懂了吳川在之後的質問。吳川最後這一連串的質問，終於讓不少代表清醒了過來，讓他們意識到立憲派一直高喊的憲政，似乎也沒有如何的高大上。假設不能提出吳川所提出的這個問題，保衛憲政豈不就成了誰在中央就保衛誰了麽，這豈不是又一個朝廷。
奉天谘議局議長吳景濂見到會場一片沉寂，他立刻意識到這是一個好機會。他不由立刻起身向著台上的吳川說道：“吳主席說的大有道理，我奉天谘議局極力讚同主席的主張，確實應該先討論出新中國的國家認同，再論憲政，否則豈不是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