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川在返回軍事委員會駐地的路上，向坐在自己身旁的張雲榮說道：“下車後通知你叔父，請他整理一下革命委員會目前的財政狀況，一個小時之後我要聽他的匯報。另外你再具體說一說，長春那裏究竟是怎麽回事。”
馬車內側著身子就坐的張雲榮馬上回道：“是，一會下車我就打電話給叔父。關於長春那邊，我這裏得到的消息是這樣的…”
如果把時間撥回一個小時之前，也就是23日上午的9時，長春滿鐵附屬地內的車站內也一如往日那般人流如梭。不過在車站廣場的一角，四、五名青年正站在一隻木板箱子上向路人宣傳日人軍警之暴行，要求日本軍警退出中國。
在過去，這樣的街頭演講是不為官府所準許的。而且在朝廷看來，這種街頭演講差不多就是在為革命黨招攬不滿朝廷的同誌了，因此不管是演講者還是旁聽者都是有罪的。在這樣的高壓統治下，就算有人在街頭演講，行人也是趕緊避開，以防惹禍上身。
不過在革命黨人解放了長春之後，解放是革命委員會的說法，雖然大多數民眾還不明白解放究竟是個什麽東西。但是在解放之後，他們第一時間感受到的，就是新官府在言論管製上的放開，現在不僅批判朝廷不犯法，就是罵一罵新官府也沒人跑來為難你的。
當然更為民眾所關注的，還是一批青年學生對於打著維護鐵路沿線及附屬地治安駐紮在南滿的日本軍警暴行的揭發。雖然鐵路帶給了東北民眾極大的生活便利，但是鐵路沿線居民被俄、日兩國駐軍欺辱的事件並不在少數。
隻是這些案件往往就被朝廷所強行壓製了下去，即便有些案件連地方官員都無法忍受，認為應當向日本方麵提出抗議給出一個交代，但唯恐承擔責任的中樞官員卻並不願意為了幾個小老百姓去觸怒日本，隻是一味要求地方官員安撫和彈壓地方。
但是隨著日俄戰爭之後，日本往東北的大量移民，已經造成了東北民眾和日本移民之間的大量衝突，而日方軍警的袒護，更是讓日本移民肆無忌憚的侵占著當地民眾的土地和商業利益，這也就造成了東北地方的中日矛盾開始超過了中俄矛盾。
畢竟日本入侵的南滿地區是東三省人口最為稠密的地區，比之俄國所控製的中東鐵路沿線人口不可同日而言。而在失去了南滿地區之後，黃俄羅斯計劃的破產，使得大量俄國駐軍重新調回了歐俄和中亞地區，北滿地區的俄國殖民者對於勞動力的需求，反而大過了對於當地民眾的財富掠奪，因此中俄之間的民間衝突反而有所緩和。
在這樣的局勢下，對於新帝國主義日本的入侵，東北民眾反而更為警惕和痛恨。朝廷的腐敗無能和地方官員的不斷退讓，使得東北民眾對於北滿爆發的革命事件，一開始其實是采取旁觀態度的。對於朝廷的失望，對於革命的不了解，讓東北民眾隻想著關起門來過自己的生活。
隻是隨著革命委員會開放了言禁，並開始組織學生和報刊一邊批判封建主義，一邊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犯下的暴行之後，東北民眾才開始有興趣去了解革命究竟是要革誰的命。認識幾個字的小商人和小市民開始如饑似渴的閱讀起革命委員會開辦的共和日報，從中去了解革命委員會的革命理念。
至於那些不識幾個字的苦力和士兵，則更喜歡聽取學生們麵對麵的演講。作為一個依靠移民人口快速發展起來的東北地區，教育一直都是東北的弱項。
比如長春地區，在清末實施新政之前，長春不過是為了管製移民在蒙古邊地設置的民廳，這裏沒有八旗兵丁的駐防，也就沒有八旗官學，因此此地的教育也就是幾所士紳投資的書院、義學和傳教士設立的宗教學校。
直到1906年開始實施的新政，加上中東鐵路的開通，才算是建立起了長春地區的新式教育體係。為本地區培養了一批中學畢業生、師範畢業生。1908年成立的長春府勸學所，就是管理長春地區城鄉教育之機關。從哪個時候起，本地的教育權力才開始從士紳手中轉入到了政府機構手裏。
中國人對於知識是充滿敬畏的，即便是廢除了科舉製度，底層民眾還是自動的把小學、中學、大學的畢業生比作了秀才、舉人和進士。在過去，這些舊知識分子們掌握了地方的輿論喉舌，就算是朝廷頒發的政策也必須經過他們的解讀，才能讓地方上的百姓接受和理解。
同樣，地方百姓的聲音，也需要這些舊知識分子才能傳達給朝廷，從而給朝廷製定政策時有所考量。故舊知識分子實際上就起了一個中央和地方民眾進行溝通的角色，如果將其製度化就會發現，這是一個類似早期英國地方議員的角色。
隻不過在中國的王朝製度下，舊知識分子始終是體製內的一員，而無法進化為一個單獨的牽製皇權的政治力量，自然也就無法促使中國的王朝製度轉向資本主義式的議會政治。
但是，不管如何，舊知識分子對於地方的影響力，並不亞於英國議員對自己選區選民的影響力。而當科舉製度廢除之後，新教育體係下成長起來的新知識分子雖然和舊知識分子在思想上有著本質的區別，但是他們對於底層民眾的影響力卻是相同的。
而和高高在上的舊知識分子不同，新知識分子的街頭演講平易近人，對於底層民眾來說，這令他們獲得了從來沒有過的人格上的尊重，也讓他們意識到新國家和舊王朝是不同的。在舊王朝，所謂國家不過是一姓之江山，一家之私產也。但是在新國家，革命委員會承認了國家非私人所有，乃是全體國民之大家庭，即便是一名底層的苦力和士兵，也有權力對國家政治發表自己的意見，進而要求國家改變那些不公平的政策。
雖然大多數苦力和士兵並不明白自己的苦難根源來自於何處，也不知道應當如何使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去解除自己身上的痛苦根源，但是他們起碼第一次知道了，自己有權力去改變自己的命運，而不是閉著眼睛承受著從前以為理所應當的階層壓迫。
正是在這樣的街頭演說下，東北各階層民眾開始逐漸向革命委員會靠攏，不再把這場革命視為了同自己無關的造反。而革命委員會最為直觀的宣傳，就是對於日本帝國主義暴行的揭發，這是最能激起東北民眾革命熱情的因素。
相比較起滿清的腐敗黑暗，好歹滿人還是一個中國政權，總要立下一個規矩來壓榨百姓。但是對於日本這樣一個剛剛踏入帝國主義道路的入侵者來說，他們在東北實施的各項政策，實質上同英國對於印度，歐洲國家對於非洲、亞洲各國的殖民地政策並無不同。
殖民地的民眾是不可能獲得殖民者的保護的，他們的財富和一切都已經被殖民者視為了自己的財產，不管他們願不願意接受日本的統治，都要視殖民者的需要貢獻出一切。在二十世紀這樣一個已經進入電氣時代的世界，中國的知識分子很容易就獲得了外國殖民地的慘狀，他們自然是不允許中國淪落到這樣的悲慘境地去的。
這也是自甲午戰爭之後，中國知識分子日益向革命靠攏，試圖以暴力手段推翻洋人的朝廷的根本原因。革命委員會提出的反帝反封建口號，自然吸引了大批新知識分子，讓他們開始為革命委員會的革命理念積極的向民眾進行宣傳。
而車站廣場一角正在進行宣傳工作的幾名青年，便是長春府中學堂的學生。事實上他們本不應該出現在這裏，革命委員會雖然發動了這些學生們對市民進行宣傳，但為了保護他們的安全，還是命令他們遠離了長春滿鐵附屬地的。
隻不過這幾名學生覺得車站廣場的人流最大，宣傳的效果最好，這才偷偷溜了過來。他們的判斷固然不錯，短短半個小時不到，在他們外圍已經聚集起了上百人，但是這也引來了日本警察的注意。
這些日子以來，隨著革命委員會在輿論上發起的對日人暴行的宣傳，使得長春的日本人在商業上受到了重大打擊不說，因為中國人不願同日人做生意，連日人的生活物資的價格也上漲了數倍，這令長春的日人大為憤怒。
看到這些中國學生居然跑來了車站進行反日宣傳，車站的日本警察就決定要給這些中國學生們一些教訓。於是一隊警察和浪人組成的隊伍就帶著棍棒匆匆跑了過來，到了人群跟前後他們就不分青紅皂白的大打出手，把旁聽的群眾驅趕到一邊，試圖抓住人群中演講的學生。
有學生還試圖留下同日人講理，不過幾名圍觀的群眾見狀不妙，趕緊把學生拉下來，掩護著就要他們逃亡。隻是日人這次準備充足，終於還是把逃的較慢的兩名男學生給攔截了下來。另外一男一女則在群眾的保護下逃離了現場。
這兩名學生自然不肯就這樣放棄自己的同學，他們急中生智下跑去了車站北麵的軍營向軍隊求助了。這些學生之前跟著宣傳隊來這裏向士兵演講過，自然就認識了幾位軍人。
雖然車站北麵的軍營內駐紮著的軍隊主力還是在整訓中的二十三鎮和第二混成協官兵，他們還沒有完全被革命轉變過來。但是二十三鎮卻是吉林本地人居多，本地的學生居然被日本人抓了，這令原二十三鎮的官兵頓時炸毛了，這些匪氣未消的官兵最重鄉土觀念，於是立刻便有一隊官兵私下拿著武器衝出了營房，跑去對麵的車站要人去了。
馬車內側著身子就坐的張雲榮馬上回道：“是，一會下車我就打電話給叔父。關於長春那邊，我這裏得到的消息是這樣的…”
如果把時間撥回一個小時之前，也就是23日上午的9時，長春滿鐵附屬地內的車站內也一如往日那般人流如梭。不過在車站廣場的一角，四、五名青年正站在一隻木板箱子上向路人宣傳日人軍警之暴行，要求日本軍警退出中國。
在過去，這樣的街頭演講是不為官府所準許的。而且在朝廷看來，這種街頭演講差不多就是在為革命黨招攬不滿朝廷的同誌了，因此不管是演講者還是旁聽者都是有罪的。在這樣的高壓統治下，就算有人在街頭演講，行人也是趕緊避開，以防惹禍上身。
不過在革命黨人解放了長春之後，解放是革命委員會的說法，雖然大多數民眾還不明白解放究竟是個什麽東西。但是在解放之後，他們第一時間感受到的，就是新官府在言論管製上的放開，現在不僅批判朝廷不犯法，就是罵一罵新官府也沒人跑來為難你的。
當然更為民眾所關注的，還是一批青年學生對於打著維護鐵路沿線及附屬地治安駐紮在南滿的日本軍警暴行的揭發。雖然鐵路帶給了東北民眾極大的生活便利，但是鐵路沿線居民被俄、日兩國駐軍欺辱的事件並不在少數。
隻是這些案件往往就被朝廷所強行壓製了下去，即便有些案件連地方官員都無法忍受，認為應當向日本方麵提出抗議給出一個交代，但唯恐承擔責任的中樞官員卻並不願意為了幾個小老百姓去觸怒日本，隻是一味要求地方官員安撫和彈壓地方。
但是隨著日俄戰爭之後，日本往東北的大量移民，已經造成了東北民眾和日本移民之間的大量衝突，而日方軍警的袒護，更是讓日本移民肆無忌憚的侵占著當地民眾的土地和商業利益，這也就造成了東北地方的中日矛盾開始超過了中俄矛盾。
畢竟日本入侵的南滿地區是東三省人口最為稠密的地區，比之俄國所控製的中東鐵路沿線人口不可同日而言。而在失去了南滿地區之後，黃俄羅斯計劃的破產，使得大量俄國駐軍重新調回了歐俄和中亞地區，北滿地區的俄國殖民者對於勞動力的需求，反而大過了對於當地民眾的財富掠奪，因此中俄之間的民間衝突反而有所緩和。
在這樣的局勢下，對於新帝國主義日本的入侵，東北民眾反而更為警惕和痛恨。朝廷的腐敗無能和地方官員的不斷退讓，使得東北民眾對於北滿爆發的革命事件，一開始其實是采取旁觀態度的。對於朝廷的失望，對於革命的不了解，讓東北民眾隻想著關起門來過自己的生活。
隻是隨著革命委員會開放了言禁，並開始組織學生和報刊一邊批判封建主義，一邊揭露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犯下的暴行之後，東北民眾才開始有興趣去了解革命究竟是要革誰的命。認識幾個字的小商人和小市民開始如饑似渴的閱讀起革命委員會開辦的共和日報，從中去了解革命委員會的革命理念。
至於那些不識幾個字的苦力和士兵，則更喜歡聽取學生們麵對麵的演講。作為一個依靠移民人口快速發展起來的東北地區，教育一直都是東北的弱項。
比如長春地區，在清末實施新政之前，長春不過是為了管製移民在蒙古邊地設置的民廳，這裏沒有八旗兵丁的駐防，也就沒有八旗官學，因此此地的教育也就是幾所士紳投資的書院、義學和傳教士設立的宗教學校。
直到1906年開始實施的新政，加上中東鐵路的開通，才算是建立起了長春地區的新式教育體係。為本地區培養了一批中學畢業生、師範畢業生。1908年成立的長春府勸學所，就是管理長春地區城鄉教育之機關。從哪個時候起，本地的教育權力才開始從士紳手中轉入到了政府機構手裏。
中國人對於知識是充滿敬畏的，即便是廢除了科舉製度，底層民眾還是自動的把小學、中學、大學的畢業生比作了秀才、舉人和進士。在過去，這些舊知識分子們掌握了地方的輿論喉舌，就算是朝廷頒發的政策也必須經過他們的解讀，才能讓地方上的百姓接受和理解。
同樣，地方百姓的聲音，也需要這些舊知識分子才能傳達給朝廷，從而給朝廷製定政策時有所考量。故舊知識分子實際上就起了一個中央和地方民眾進行溝通的角色，如果將其製度化就會發現，這是一個類似早期英國地方議員的角色。
隻不過在中國的王朝製度下，舊知識分子始終是體製內的一員，而無法進化為一個單獨的牽製皇權的政治力量，自然也就無法促使中國的王朝製度轉向資本主義式的議會政治。
但是，不管如何，舊知識分子對於地方的影響力，並不亞於英國議員對自己選區選民的影響力。而當科舉製度廢除之後，新教育體係下成長起來的新知識分子雖然和舊知識分子在思想上有著本質的區別，但是他們對於底層民眾的影響力卻是相同的。
而和高高在上的舊知識分子不同，新知識分子的街頭演講平易近人，對於底層民眾來說，這令他們獲得了從來沒有過的人格上的尊重，也讓他們意識到新國家和舊王朝是不同的。在舊王朝，所謂國家不過是一姓之江山，一家之私產也。但是在新國家，革命委員會承認了國家非私人所有，乃是全體國民之大家庭，即便是一名底層的苦力和士兵，也有權力對國家政治發表自己的意見，進而要求國家改變那些不公平的政策。
雖然大多數苦力和士兵並不明白自己的苦難根源來自於何處，也不知道應當如何使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去解除自己身上的痛苦根源，但是他們起碼第一次知道了，自己有權力去改變自己的命運，而不是閉著眼睛承受著從前以為理所應當的階層壓迫。
正是在這樣的街頭演說下，東北各階層民眾開始逐漸向革命委員會靠攏，不再把這場革命視為了同自己無關的造反。而革命委員會最為直觀的宣傳，就是對於日本帝國主義暴行的揭發，這是最能激起東北民眾革命熱情的因素。
相比較起滿清的腐敗黑暗，好歹滿人還是一個中國政權，總要立下一個規矩來壓榨百姓。但是對於日本這樣一個剛剛踏入帝國主義道路的入侵者來說，他們在東北實施的各項政策，實質上同英國對於印度，歐洲國家對於非洲、亞洲各國的殖民地政策並無不同。
殖民地的民眾是不可能獲得殖民者的保護的，他們的財富和一切都已經被殖民者視為了自己的財產，不管他們願不願意接受日本的統治，都要視殖民者的需要貢獻出一切。在二十世紀這樣一個已經進入電氣時代的世界，中國的知識分子很容易就獲得了外國殖民地的慘狀，他們自然是不允許中國淪落到這樣的悲慘境地去的。
這也是自甲午戰爭之後，中國知識分子日益向革命靠攏，試圖以暴力手段推翻洋人的朝廷的根本原因。革命委員會提出的反帝反封建口號，自然吸引了大批新知識分子，讓他們開始為革命委員會的革命理念積極的向民眾進行宣傳。
而車站廣場一角正在進行宣傳工作的幾名青年，便是長春府中學堂的學生。事實上他們本不應該出現在這裏，革命委員會雖然發動了這些學生們對市民進行宣傳，但為了保護他們的安全，還是命令他們遠離了長春滿鐵附屬地的。
隻不過這幾名學生覺得車站廣場的人流最大，宣傳的效果最好，這才偷偷溜了過來。他們的判斷固然不錯，短短半個小時不到，在他們外圍已經聚集起了上百人，但是這也引來了日本警察的注意。
這些日子以來，隨著革命委員會在輿論上發起的對日人暴行的宣傳，使得長春的日本人在商業上受到了重大打擊不說，因為中國人不願同日人做生意，連日人的生活物資的價格也上漲了數倍，這令長春的日人大為憤怒。
看到這些中國學生居然跑來了車站進行反日宣傳，車站的日本警察就決定要給這些中國學生們一些教訓。於是一隊警察和浪人組成的隊伍就帶著棍棒匆匆跑了過來，到了人群跟前後他們就不分青紅皂白的大打出手，把旁聽的群眾驅趕到一邊，試圖抓住人群中演講的學生。
有學生還試圖留下同日人講理，不過幾名圍觀的群眾見狀不妙，趕緊把學生拉下來，掩護著就要他們逃亡。隻是日人這次準備充足，終於還是把逃的較慢的兩名男學生給攔截了下來。另外一男一女則在群眾的保護下逃離了現場。
這兩名學生自然不肯就這樣放棄自己的同學，他們急中生智下跑去了車站北麵的軍營向軍隊求助了。這些學生之前跟著宣傳隊來這裏向士兵演講過，自然就認識了幾位軍人。
雖然車站北麵的軍營內駐紮著的軍隊主力還是在整訓中的二十三鎮和第二混成協官兵，他們還沒有完全被革命轉變過來。但是二十三鎮卻是吉林本地人居多，本地的學生居然被日本人抓了，這令原二十三鎮的官兵頓時炸毛了，這些匪氣未消的官兵最重鄉土觀念，於是立刻便有一隊官兵私下拿著武器衝出了營房，跑去對麵的車站要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