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鋪著地毯的走廊上預備告辭離去的斯維爾德洛夫,看著周邊並無其他人,不由停下向吳川詢問道:“為什麽你堅持不肯采納捷爾任斯基同誌的建議?在我看來捷爾任斯基同誌的辦法也許比你的提議更容易落實下去,也能在最短的時間內讓我們完全掌握革命委員會和政治協商會議的領導權力。你堅持的理由,真的隻有剛剛在會上說的那些麽?”


    吳川思考了一會才對著斯維爾德洛夫說道:“理由當然不止我剛剛說的那些。我想你應當清楚眼下的一個事實,共和黨、革命委員會和政治協商會議,三者已經成為了我們這個政權最基本的三根支柱。


    政治協商會議是最為廣泛的統一戰線,沒有政治協商會議上的協商,我們就不能統一起最為廣泛的力量陣線。革命委員會是各先進階層聯合執政的聯盟,沒有這個各先進階層的聯盟,我們就不能確保統一戰線內部先進階層的力量壓倒保守階層的力量。


    而共和黨是保持政權革命性和純潔性的最後保障,沒有共和黨對於革命委員會和統一戰線的領導,那麽我們就不能保證革命不變色。即便是現在反對封建地主階層的民族資產階級,他們也不是能夠和我們一起走到革命盡頭的革命同盟。


    中國畢竟不是俄國,國內擁有著上千萬的無產階級和經過了數十年的社會主義思想宣傳,所以俄國的工人階級已經初步覺醒,還擁有著一隻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布爾什維克分子的領導,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反抗沙皇專製政權的力量。


    但中國還不行,4萬萬人口的中國,工人階級也就才超過百萬人,許多工人還是剛剛接觸社會主義的思想,他們不僅缺乏革命的自覺,也不了解自己的階級屬性。講事實的話,現在的中國工人階級還負擔不起領導無產階級革命的任務。


    他們對於本階級的敵人不僅認識不清,也無法識別這些敵人真正的麵目。就如剛剛的會議上,我國的共和黨成員,並不是沒有同情那些士紳的行為的,認為他們不過是一時昏了頭的舉動。本黨內部的同誌尚且如此,黨外被這些士紳迷惑的人員和群眾就更不知道有多少了。


    納捷爾任斯基同誌提出的辦法在俄國也許是適合的,因為俄國工人能夠分辨出這些敵人的真正麵目,知道這些人平日裏的所為不過是偽善而已。但在當下的中國卻是不大適合的,因為共和黨還沒有獲得人民的完全信任,而工人階級也沒有成熟到能夠獨自領導革命的程度。


    所以我們要保留統一戰線和執政聯盟,以求把我們敵人的力量削減到最少的地步。而要達成這一目的,就不能讓我們的盟友太過畏懼我們,從而走到我們的對立麵去…”


    自戰爭爆發以來,前吉林谘議局議員趙學成感覺自己的春天似乎就已經到了。在冷眼旁觀了一天,發覺政治協商會議中的代表並不是那麽的支持革命委員會對日開戰的行動後,早就對於革命委員會不肯召開議會感到不滿的趙學成就跳了出來,對著代表們極力呼籲要和平不要戰爭,不能讓日俄戰爭中滿洲被戰火荼毒的場麵再次上演。


    趙學成的演說還是吸引了不少政協代表和舊官僚、舊知識分子的擁護的,這些人大多也是立憲黨人,原本就對革命不太熱衷,隻是一心想要召開議會,以確保地方行政權掌控在地方士紳手中。隻不過今日關外的移民早就超過了關外的原住民,這些新來的移民對於政治不大感興趣,隻是熱衷於土地和財富。


    正因為這些移民所具有的普遍心態,所以當朝廷下令剿滅關外同盟會發起的起義時,並沒有多少人起來響應同盟會,隻是在一旁無所謂的旁觀。等到吳川發起革命時,這些移民也同樣在一旁看熱鬧,並沒有響應朝廷的命令去平息亂黨的起義。


    隻有當革命委員會打著保衛國家利益的旗幟發起了對日戰爭之後,關外的移民方才漸漸傾向於革命委員會。不過在這個時候,原本接受革命委員會推翻滿清統治的立憲黨人,卻開始打著保衛和平的旗號反對革命委員會同日本開戰了。


    在趙學成看來,他們這些立憲派士紳的想法其實很簡單。之前他們支持革命委員會,那是因為大家覺得滿清差不多走到頭了,支持一個確實擁有力量的革命委員會,也是為了自家今後著想。


    但是在革命委員會始終不召開議會,反而在政治協商會議中不斷提高工農代表的份額,這就讓立憲派士紳們極為不滿了。自古以來,哪怕是滿清王朝都是君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什麽時候輪到這些小老百姓來幹預國家大事了,簡直是不成體統。


    隻不過革命委員會在軍事上連連勝利,長春一仗甚至把清廷在關外的新軍係統都給斷送了。那麽大家也隻好捏著鼻子,在會議上給革命委員會的決定鼓掌叫好了。


    但是等到革命委員會和日本護路軍發生衝突,且前線的戰況看起來並不是那麽樂觀的時候,原本心有不甘的立憲派士紳便立刻開始鼓噪了起來,開始以滿洲百姓的利益為口號,公然宣傳對日和平的主張了。


    在有意無意之間,留學過日本的趙學成就成為了這些立憲派士紳的領袖。而在幾日的試探之後,和日俄領事有過溝通的趙學成等人,終於在28日上午提出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特別會議,討論關於結束戰爭向日本尋求和平的可能。


    原本趙學成等人以為,革命委員會不會這麽容易的允許召開這樣的特別會議,他們還需要從輿論上施壓個兩、三天,才能迫使革命委員會屈服於廣大群眾的正義呼聲呢。隻是代議長吳景廉卻毫不猶豫的同意了他們的請求,答應在下午14時召開一次特別會議討論對日作戰的問題。


    雖然因為不在正常的大會召開期間,不少代表已經返回了家鄉去,但因為革命委員會和日本之間爆發的戰爭,也使得不少代表滯留在了哈爾濱。於是關於討論對日作戰的特別會議召開,留在哈爾濱的政協代表幾乎都到齊了,約占了全體代表人數的三分之二弱。


    會議剛一召開,趙學成就跑到了發言席上,對著一幹代表開始批評革命委員會輕率發動戰爭的行為,“…在下看來,日本作為東亞最先開化的國家,實乃是我國之師之友而不是我國之敵人。


    滿鐵鐵道被炸事件疑點頗多,雖然我們和在座的各位代表一樣相信這和革命委員會無關,但是作為當前滿洲地區擁有武裝力量的政治力量,日本友邦對於革命委員會的懷疑並非是不可接受的。


    原本我們可以用和平的手段洗脫自己身上的嫌疑,但是革命委員會卻選擇了最為糟糕的一種激烈反應,導致我們同日本友邦之間出現了不必要的武裝衝突。


    這場武裝衝突持續到今日已有5天,在這五天內我們損失了數千寶貴的生命,滿鐵長春-四平段也被迫停止了運營。這場戰爭不僅給吉林、奉天地區的經濟帶來了重大損失,也令兩地鐵路沿線和作戰區域的百姓不得不放棄了自己的家園。


    除此之外,戰爭也給外國友人帶去了極為不好的印象,讓他們覺得革命委員會是一個好鬥的政府,阻礙了外國友人在滿洲安全的旅遊和經商權力。


    我認為,這樣無益的戰爭不應該再繼續下去了,各位代表應當代表民眾發出尋求和平的聲音…”


    趙學成等立憲派人士講述和平的理由,還是能夠打動不少代表的。隻是就在各位代表正討論著是否尋求中日和平時,主持特別會議的代議長吳景廉突然向趙學成質問道:“在討論和平議案之前,本議長想要請教一下趙代表,結束革命委員會同日本之間的戰爭,這究竟是你們幾位代表個人的意思?還是受到了其他人或組織的命令?”


    趙學成心中一驚,但他還是很快向著吳景廉回道:“這當然是出自我們個人的想法,並無受到其他人或組織的命令…”


    吳景廉毫不客氣的打斷了他的解釋說道:“是嗎?可是趙代表,我這裏收到了一份文件,是關於你和一些人員同日本領事商討關於戰爭結束之後,由你來組建滿洲新政府的會談備忘錄,你對此可有什麽解釋嗎?”


    趙學成一時瞠目結舌說不出話來,他的同伴立刻從座位上起身大聲為其辯解道:“汙蔑,這是赤裸裸的汙蔑,我們從來沒有同川上領事達成什麽協議。”


    隻是會場內的代表們已經被吳景廉拋出的這個消息給驚呆了,互相交頭接耳討論著這個消息,並無多少人關注理會此人為趙學成的辯護。


    吳景廉更是毫不遲疑的大聲讀起了手中的文件,文件上不僅有著詳細的時間、地點和在場人員的名字,還有著各人詳細的談話內容,最後更為要命的便是那份滿洲新政府人員名單。聽完了吳景廉讀出的文件內容,大部分人已經確信這份文件的真實性了,沒人能夠捏造的出這樣詳細的談話內容,而且其中的一些話語正是剛剛趙學成發表演說中的詞句。吳景廉顯然不可能未卜先知,先在文件中記錄下這些言論。


    趙學成滿頭大汗,在眾位代表懷疑的視線下,一時口不擇言的說道:“我和川上領事會談,也是為了挽救革命委員會,我們怎麽可能打得過日本政府,連俄國人都不是他們的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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