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兩位內務委員統計出來的數據看起來極為嚴峻，不過以吳川為首的中央委員們神情卻還是比較放鬆的。
畢竟這和他們數月前剛剛抵達滿洲時的局麵已經是天壤之別了，那個時候吳川加上俄國布爾什維克成員也不過才數百人，且絕大部分都是遠東俄國工人中各自組成的布爾什維克小組，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政黨形式。
這些布爾什維克小組基本以歐俄過來的進步工人為核心，可是這些進步工人中很多隻是原布爾什維克的外圍成員，他們對於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理解並不深刻。因此這些布爾什維克小組雖然能夠啟發工人的階級意識，但並不能領導工人階級走上自我解放的階級革命道路。
隨著吳川和斯維爾德洛夫、捷爾任斯基等老布爾什維克黨員的到來，對這些分散的布爾什維克小組進行了改組，並成立了共和黨這個中國政黨之後，遠東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才從俄國工人小團體內的秘密結社發展成為了領導中俄工人運動的主流思想。
有著吳川提供的大量物質資源和組織保護下的半公開思想宣傳，以哈爾濱為核心的工人運動迅速蔓延到了中東鐵路附近的大小城鎮。而之後中國革命的爆發，也使得共和黨開始大量吸收了那些進步的同盟會員和年輕的學生們，從而使得今日的共和黨成員一舉發展到八、九千人，幾乎是3個月前布爾什維克黨人的40倍。
雖然共和黨的擴張可算是極為驚人了，但是對於革命委員會治下人口的增長而言卻又算不得什麽了。借助著俄、德兩國的支持，加上鼠役帶來的行業蕭條，吳川在遠東地區獲得了大量的失業雇工。這些原本從關內跑來俄國遠東地區討生活的山東、河北農民，因為1910-1911年的東北鼠役爆發失去了工作不說，更是被俄國強行驅離和清政府實施強製性隔離。
以俄國政府對於中國人的歧視和清政府低下的組織能力，這十餘萬旅俄工人和闖關東的關內農民自然是蒙受了極大的財產損失和極大的迫害的。於是當吳川派出革命黨人在這些人員中進行革命宣傳之後，他們就成為了革命委員會的第一批支持者。
而在鼠役和吉林城大火的打擊下，滿清在黑龍江、吉林、奉天三省的統治力實際上也被削弱到了一個相當低下的程度。而南方保路運動的興起，又讓清政府將原本駐紮在關外的第三鎮調回了關內，使得革命委員會起事之後，幾乎毫無阻礙的奪下了黑龍江和吉林大部分地區。
之後吉林第二十三鎮平叛失敗，第二混成協和第六鎮一協的戰場起義，使得革命委員會在一個月不到的時間就奪下了黑龍江、吉林兩省，並開始向奉天省進行滲透。於是革命委員會在一個月內，治下人口就從不到十萬上升為了四百萬以上，增長超過40倍。
在這樣的急劇擴張中，對於共和黨和革命委員會來說，最大的問題就是幹部問題。缺乏可靠且擁有一定辦事能力的幹部，使得共和黨不得不同一部分舊官吏和立憲派紳商妥協，以確保地方秩序能夠保持正常運轉。
不過隨著革命委員會同日本人爆發衝突之後，清理革命委員會內部偽裝起來的反動派和親日派分子就不得不提上了日程，於是才會有了今天這樣一場會議。
當兩位內務委員匯報完畢之後，捷爾任斯基便第一個出聲說道：“前幾天立憲派的地主老爺們和日、俄帝國主義分子勾結，試圖在背後給革命委員會捅上一刀，就已經證明了這些人對於我們來說並不可靠。
雖然日本帝國主義現在遭受了一次挫折，但是等到日本帝國主義調集了國內的軍隊卷土重來的時候，我認為這些故作開明的立憲派人士終究還是會暴露自己的反動本質的。
因此我認為，我們應當乘著日本帝國主義下次開戰之前，先把這些不可靠的立憲派分子從革命委員會中清理出去，並對那些鄉下的地主老爺們進行嚴格的控製，防止他們聯合起來對抗革命委員會在地方上設立的代表會議。”
宋雲桐立刻反對道：“我反對捷爾任斯基委員的意見，前幾日的會議上我們不是已經達成了一致意見，著重打擊那些反動士紳但並不擴大到全體士紳身上的嗎？
打擊那些同日本人勾結並反對革命委員會政策的反動士紳，這並不會令我們的政策受到多少阻礙。但是如果我們把打擊對象擴大到全體士紳地主身上，那麽就有可能遭到極大的阻力。
當前的士紳地主中不僅有反動派，也有願意和我們合作的中立派，更有一直和我們站在一起的革命派。比如同盟會成員中，就有著大量出身於士紳地主家庭的。如果我們把打擊對象擴大化，將有可能使得我們現在的朋友也變成我們的敵人。”
捷爾任斯基瞧了一眼宋雲桐，便毫不客氣的說道：“如果這些人到現在也不願意和過去的家庭、出身進行分割，那麽我們怎麽能夠相信在革命的危急關頭他們不會出賣革命？
這位中國同誌，革命可不是親朋好友的聚會，如果我們不能凝聚在一個信仰之下，不以最大的勇氣和那些反動分子進行切割，那麽革命的隊伍就無法純潔化，那些投機者就將會混入黨員之中，破壞黨的團結和我們的信仰。”
宋雲桐也有些惱火的回道：“我並不是說這些人是可靠的，也並不是反對清理黨內和革命委員會中的投機者，但我並不認為現在是全麵清理黨和革命委員會不可靠分子的時機，因為我們當前還要麵對日本帝國主義和滿清政府的進攻，這個時候我們應當確保每一分力量都用在對外戰爭上，而不是消耗於內部。”
捷爾任斯基立刻反駁道：“如果我們不趁著外部緩和的時期處理掉內部的問題，那麽當外部的壓力尖刻起來，這些內部的問題就會爆發出來分散我們的精力。到了那個時候，就算我們想要處理這些內部問題，恐怕也沒有力量了…”
捷爾任斯基和宋雲桐兩人的爭論，很快就讓會議上形成了兩派意見。以捷爾任斯基為代表的委員們試圖借組立憲派試圖出賣革命這件事，將除了共和黨和同盟會之外的非革命派成員都清理出革命委員會，從而成立一個真正由革命者完全控製的革命政權。
而以宋雲桐為代表的幾位委員則反對這麽粗暴的作法，他們認為在當前革命委員會控製的區域中，革命者的力量並不占據優勢，反倒是立憲派和中立派控製的地區更多一些。革命委員會一旦把那些中立派和立憲派清理出去，就會失去治下大部分人口的支持。一旦日本帝國主義和滿清政府再度進攻，這些人就有可能起來反對革命委員會。
吳川一直保持著沉默，隻是關注傾聽著這些委員們表達出自己的看法。他於是也就注意到，支持捷爾任斯基意見的，多為俄國工人出身的老布爾什維克們，支持宋雲桐這邊的則主要是俄國知識分子出身的孟什維克和同盟會轉化而來的共和黨黨員。
階級感情超越了民族和國籍之間的差別，倒是在這場會議上表現的淋漓盡致了。在這場會議中還沒有表達看法的，除了吳川自己之外，就是斯維爾德洛夫等寥寥幾人了。
吳川瞧了保持沉默的斯維爾德洛夫一眼後，不由打斷了其他委員的發言說道：“各位委員們的意見我差不多已經了解了，那麽斯維爾德洛夫同誌，您對於這兩種意見有什麽看法呢？”
斯維爾德洛夫眨了眨眼睛，放下了手中記錄的鋼筆後說道：“老實說，我覺得這兩種意見都有道理，但我又覺得兩種意見都有著各自的問題。
捷爾任斯基同誌認為需要對黨和革命委員會進行一次純潔化的運動，我認為是有必要的。在短短幾個月內，黨從數百人發展到近萬人，這種擴張的速度必然會讓一些投機者混入到黨內來。
在當前革命形勢一片大好的情況下，這些投機者也許可以表現的非常革命，但是一旦革命陷入了低潮時期，誰能夠保證他們不叛變革命呢？這樣的投機者在俄國革命中並不少見，許多堅定的布爾什維克和進步工人就是被這些投機者所出賣才犧牲的，從而給俄國的革命事業帶來了極大的損失。
中國革命雖然還沒有出現這樣的階段，但我還是認為應當吸取俄國革命的教訓，時常保持對於黨和革命隊伍的清潔運動，才能確保黨和革命隊伍的純潔性。
但是革命畢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業，也不是單單依靠布爾什維克黨自己就能完成的事業。列寧同誌說過，我們應當盡可能的聯合各階層各民族的進步力量去對抗那些徹底的反革命分子。在我們的敵人沒有被打倒之前，我們不能把那些有可能站在我們這一邊的力量推到敵人那一邊去…”
聽完了斯維爾德洛夫的意見之後，吳川發覺自己幾乎已經沒有什麽話可以說了，他隻好咳嗽了一聲掩飾了一下自己的尷尬後說道：“我認為斯維爾德洛夫同誌說的非常好，這也正是我想說的。
如果稍稍總結一下，那就是我們應當把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分開看待…”
畢竟這和他們數月前剛剛抵達滿洲時的局麵已經是天壤之別了，那個時候吳川加上俄國布爾什維克成員也不過才數百人，且絕大部分都是遠東俄國工人中各自組成的布爾什維克小組，並沒有一個統一的政黨形式。
這些布爾什維克小組基本以歐俄過來的進步工人為核心，可是這些進步工人中很多隻是原布爾什維克的外圍成員，他們對於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理解並不深刻。因此這些布爾什維克小組雖然能夠啟發工人的階級意識，但並不能領導工人階級走上自我解放的階級革命道路。
隨著吳川和斯維爾德洛夫、捷爾任斯基等老布爾什維克黨員的到來，對這些分散的布爾什維克小組進行了改組，並成立了共和黨這個中國政黨之後，遠東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才從俄國工人小團體內的秘密結社發展成為了領導中俄工人運動的主流思想。
有著吳川提供的大量物質資源和組織保護下的半公開思想宣傳，以哈爾濱為核心的工人運動迅速蔓延到了中東鐵路附近的大小城鎮。而之後中國革命的爆發，也使得共和黨開始大量吸收了那些進步的同盟會員和年輕的學生們，從而使得今日的共和黨成員一舉發展到八、九千人，幾乎是3個月前布爾什維克黨人的40倍。
雖然共和黨的擴張可算是極為驚人了，但是對於革命委員會治下人口的增長而言卻又算不得什麽了。借助著俄、德兩國的支持，加上鼠役帶來的行業蕭條，吳川在遠東地區獲得了大量的失業雇工。這些原本從關內跑來俄國遠東地區討生活的山東、河北農民，因為1910-1911年的東北鼠役爆發失去了工作不說，更是被俄國強行驅離和清政府實施強製性隔離。
以俄國政府對於中國人的歧視和清政府低下的組織能力，這十餘萬旅俄工人和闖關東的關內農民自然是蒙受了極大的財產損失和極大的迫害的。於是當吳川派出革命黨人在這些人員中進行革命宣傳之後，他們就成為了革命委員會的第一批支持者。
而在鼠役和吉林城大火的打擊下，滿清在黑龍江、吉林、奉天三省的統治力實際上也被削弱到了一個相當低下的程度。而南方保路運動的興起，又讓清政府將原本駐紮在關外的第三鎮調回了關內，使得革命委員會起事之後，幾乎毫無阻礙的奪下了黑龍江和吉林大部分地區。
之後吉林第二十三鎮平叛失敗，第二混成協和第六鎮一協的戰場起義，使得革命委員會在一個月不到的時間就奪下了黑龍江、吉林兩省，並開始向奉天省進行滲透。於是革命委員會在一個月內，治下人口就從不到十萬上升為了四百萬以上，增長超過40倍。
在這樣的急劇擴張中，對於共和黨和革命委員會來說，最大的問題就是幹部問題。缺乏可靠且擁有一定辦事能力的幹部，使得共和黨不得不同一部分舊官吏和立憲派紳商妥協，以確保地方秩序能夠保持正常運轉。
不過隨著革命委員會同日本人爆發衝突之後，清理革命委員會內部偽裝起來的反動派和親日派分子就不得不提上了日程，於是才會有了今天這樣一場會議。
當兩位內務委員匯報完畢之後，捷爾任斯基便第一個出聲說道：“前幾天立憲派的地主老爺們和日、俄帝國主義分子勾結，試圖在背後給革命委員會捅上一刀，就已經證明了這些人對於我們來說並不可靠。
雖然日本帝國主義現在遭受了一次挫折，但是等到日本帝國主義調集了國內的軍隊卷土重來的時候，我認為這些故作開明的立憲派人士終究還是會暴露自己的反動本質的。
因此我認為，我們應當乘著日本帝國主義下次開戰之前，先把這些不可靠的立憲派分子從革命委員會中清理出去，並對那些鄉下的地主老爺們進行嚴格的控製，防止他們聯合起來對抗革命委員會在地方上設立的代表會議。”
宋雲桐立刻反對道：“我反對捷爾任斯基委員的意見，前幾日的會議上我們不是已經達成了一致意見，著重打擊那些反動士紳但並不擴大到全體士紳身上的嗎？
打擊那些同日本人勾結並反對革命委員會政策的反動士紳，這並不會令我們的政策受到多少阻礙。但是如果我們把打擊對象擴大到全體士紳地主身上，那麽就有可能遭到極大的阻力。
當前的士紳地主中不僅有反動派，也有願意和我們合作的中立派，更有一直和我們站在一起的革命派。比如同盟會成員中，就有著大量出身於士紳地主家庭的。如果我們把打擊對象擴大化，將有可能使得我們現在的朋友也變成我們的敵人。”
捷爾任斯基瞧了一眼宋雲桐，便毫不客氣的說道：“如果這些人到現在也不願意和過去的家庭、出身進行分割，那麽我們怎麽能夠相信在革命的危急關頭他們不會出賣革命？
這位中國同誌，革命可不是親朋好友的聚會，如果我們不能凝聚在一個信仰之下，不以最大的勇氣和那些反動分子進行切割，那麽革命的隊伍就無法純潔化，那些投機者就將會混入黨員之中，破壞黨的團結和我們的信仰。”
宋雲桐也有些惱火的回道：“我並不是說這些人是可靠的，也並不是反對清理黨內和革命委員會中的投機者，但我並不認為現在是全麵清理黨和革命委員會不可靠分子的時機，因為我們當前還要麵對日本帝國主義和滿清政府的進攻，這個時候我們應當確保每一分力量都用在對外戰爭上，而不是消耗於內部。”
捷爾任斯基立刻反駁道：“如果我們不趁著外部緩和的時期處理掉內部的問題，那麽當外部的壓力尖刻起來，這些內部的問題就會爆發出來分散我們的精力。到了那個時候，就算我們想要處理這些內部問題，恐怕也沒有力量了…”
捷爾任斯基和宋雲桐兩人的爭論，很快就讓會議上形成了兩派意見。以捷爾任斯基為代表的委員們試圖借組立憲派試圖出賣革命這件事，將除了共和黨和同盟會之外的非革命派成員都清理出革命委員會，從而成立一個真正由革命者完全控製的革命政權。
而以宋雲桐為代表的幾位委員則反對這麽粗暴的作法，他們認為在當前革命委員會控製的區域中，革命者的力量並不占據優勢，反倒是立憲派和中立派控製的地區更多一些。革命委員會一旦把那些中立派和立憲派清理出去，就會失去治下大部分人口的支持。一旦日本帝國主義和滿清政府再度進攻，這些人就有可能起來反對革命委員會。
吳川一直保持著沉默，隻是關注傾聽著這些委員們表達出自己的看法。他於是也就注意到，支持捷爾任斯基意見的，多為俄國工人出身的老布爾什維克們，支持宋雲桐這邊的則主要是俄國知識分子出身的孟什維克和同盟會轉化而來的共和黨黨員。
階級感情超越了民族和國籍之間的差別，倒是在這場會議上表現的淋漓盡致了。在這場會議中還沒有表達看法的，除了吳川自己之外，就是斯維爾德洛夫等寥寥幾人了。
吳川瞧了保持沉默的斯維爾德洛夫一眼後，不由打斷了其他委員的發言說道：“各位委員們的意見我差不多已經了解了，那麽斯維爾德洛夫同誌，您對於這兩種意見有什麽看法呢？”
斯維爾德洛夫眨了眨眼睛，放下了手中記錄的鋼筆後說道：“老實說，我覺得這兩種意見都有道理，但我又覺得兩種意見都有著各自的問題。
捷爾任斯基同誌認為需要對黨和革命委員會進行一次純潔化的運動，我認為是有必要的。在短短幾個月內，黨從數百人發展到近萬人，這種擴張的速度必然會讓一些投機者混入到黨內來。
在當前革命形勢一片大好的情況下，這些投機者也許可以表現的非常革命，但是一旦革命陷入了低潮時期，誰能夠保證他們不叛變革命呢？這樣的投機者在俄國革命中並不少見，許多堅定的布爾什維克和進步工人就是被這些投機者所出賣才犧牲的，從而給俄國的革命事業帶來了極大的損失。
中國革命雖然還沒有出現這樣的階段，但我還是認為應當吸取俄國革命的教訓，時常保持對於黨和革命隊伍的清潔運動，才能確保黨和革命隊伍的純潔性。
但是革命畢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業，也不是單單依靠布爾什維克黨自己就能完成的事業。列寧同誌說過，我們應當盡可能的聯合各階層各民族的進步力量去對抗那些徹底的反革命分子。在我們的敵人沒有被打倒之前，我們不能把那些有可能站在我們這一邊的力量推到敵人那一邊去…”
聽完了斯維爾德洛夫的意見之後，吳川發覺自己幾乎已經沒有什麽話可以說了，他隻好咳嗽了一聲掩飾了一下自己的尷尬後說道：“我認為斯維爾德洛夫同誌說的非常好，這也正是我想說的。
如果稍稍總結一下，那就是我們應當把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分開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