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田雅太郎心裏想著，也許大島都督正是看出了支那革命委員會不可能退讓的態度，才放棄了詢問濱麵中佐所帶來的停戰條件。作為陸軍的大將和長洲藩閥的核心人物，大島都督顯然不能允許自己在生命的最後旅程中留下任何讓人恥笑的行跡。
隻是大島都督可以在事後以結束自己的生命來承擔這次戰敗的責任，但是對於福田等人來說，他們必須要考慮一名陸軍大將和一隻常備師團的高級軍官被支那革命軍俘虜給陸軍帶來的深遠影響。畢竟他們可不是資曆深厚的大島大將，隻要一死就能抹去自己應負擔的責任了。
如果事情真正發展到那一步，那麽即便之後陸軍能夠調集援軍過來擊敗支那革命軍，他們這些人的前途也將到此為止了。而更讓人擔心的是，他們的子女和在第五師團內任職的親密部下，在戰後恐怕都會受到牽連，從此難以在軍中發展了。
甲午、日俄兩場戰爭雖然塑造了日本國民的自尊心，但是依靠著軍事上的勝利贏來的自尊心卻又是偏執而脆弱的。日俄戰爭獲勝後因為沒有得到俄國的賠款，就讓日本國民暴怒了起來，引發了日比穀燒打事件，還有暴民公然威脅前往美國談判的代表，說要天誅這些出賣了國家的國賊。
眼下陸軍麵對支那一隻剛組建不久的地方反叛軍隊就損失了一個大將和大半個常備師團，這一消息傳回國內去，民眾將會掀起對陸軍多大的聲討聲浪，福田雅太郎想想都要打一個寒顫。為了保住陸軍的顏麵，他們這些戰敗之將恐怕事後就要被陸軍高層丟給民眾去泄憤了。
福田雅太郎寧可選擇在戰場上戰死，也不願回國後麵對這些國民的侮辱和連累家人的。隻是麵對濱麵中佐帶來的條件，他也實在是難以接受，接受這樣的條件其實和放棄抵抗並沒什麽區別。失去了這些外圍要點，隻要支那軍隊把火炮架設在這些要點上，公主嶺大本營就已經落入支那軍的火炮直瞄射程之內了。
就在福田心中輾轉反側難以決斷的時候，坐在他身邊的第五師團長大穀中將突然歎了口氣說道：“我們應該接受調停小組提出的條件，但是公主嶺車站不能交給支那人，應當交給調停小組控製。”
第五師團的參謀長新免行太郎大吃一驚的看著自己的上司說道：“師團長閣下，根據濱麵中佐帶來的消息，革命委員會對於領事團的決定並不是那麽的順從，我們要是把外圍的陣地交給他們，也許這些支那人會先集中力量消滅我們的，到時調停小組可未必能夠阻止他們。”
大穀中將把視線轉移到新免行太郎身上，認真的向他問道：“如果我們不交出外圍這些要點，支那軍像今天這樣派兵分割包圍我們的外圍要地，然後用火炮覆蓋射擊我們的陣地，我們有什麽辦法守住這些要點嗎？
支那軍若繼續這樣打下去，這些外圍要點的失守也不會超過3天。到了那個時候，我們不僅會失去所有的外圍要點，還將損失掉分布在這些陣地上的將士們。沒有了這些骨幹部隊，到時我們就連最後一點反擊能力都沒有了。”
新免行太郎沉默了一陣之後，才遲疑的說道：“可現在我們讓出外圍陣地收縮兵力，就算是保住了這點反擊能力又有什麽用？就算從朝鮮調動一隻援軍過來，一周之內也不可能向支那軍發起進攻的。而從四平打到公主嶺，恐怕最少也要3天。失去了這些外圍陣地，我們能夠支持3天以上嗎？”
大穀中將把視線從新免行太郎身上移開，望著麵前桌上的白瓷茶杯悠悠說道：“支那人能挖壕溝，我們自然也能挖。如果川上領事和鬆岡課長能夠盡量借助調停小組的力量延遲停戰時間，那麽我們就照著支那人的做法，在大本營周邊挖出數道壕溝出來，然後利用這些壕溝盡可能的躲避支那軍的炮擊和阻礙他們的進攻。
另外，為了表示帝國對於平民生命的尊重，在讓出外圍陣地的同時，我們要求支那人準許公主嶺居住的中日平民先行撤離，在這些平民撤離之前支那軍就很難發起進攻。如果他們連自己的國民性命都不在乎，那麽支那革命委員會此前的政治宣傳就會破產，帝國下一步的行動起碼就會順利許多。”
新免行太郎下意識的說道：“支那軍會放手讓我們修建防禦陣地嗎？放棄了外圍的要點之後，我們的一舉一動可就完全暴露在支那軍的目光之下了。”
大穀中將沉吟了片刻之後說道：“這是我們能否堅持到援軍抵達前的最後希望了，起碼比現在一個中隊一個中隊的被支那軍消滅掉強。現在被支那軍消滅掉的部隊除了證明我軍還在抵抗之外，對於整個被包圍部隊來說又有什麽意義呢？
我們堅持不肯讓步的話，不過是讓支那軍先清理了自己陣線背後的威脅。等到國內援軍抵達時，他們就能全力以赴的去對抗陸軍的增援部隊了。而如果我們能夠存在於這裏，起碼還能拖住支那軍一隻部隊不敢南下，也算為陸軍的增援部隊作出最後的貢獻了。”
新免行太郎還是覺得有些不安，大穀中將說的確實是有道理的，但是國內援軍抵達後若是知道他們還在公主嶺抵抗著，就不得不冒險發起主動進攻，否則這隻援軍就得要承受來自國內的莫大壓力。
在同這些支那軍交手過數次之後，第五師團的軍官們已經意識到，這些支那軍士兵的作戰素質確實是難以同久經訓練的日軍士兵相提並論的。但是這些支那軍在防禦作戰上卻極有一套，明顯是經過了一段時間的強化訓練。
不過如果是僅僅這種訓練程度的士兵，第五師團的官兵們倒也並不放在心上。朝陽坡前期的戰鬥已經證明了，在訓練有素的日軍士兵的進攻下，這些支那軍士兵很快就暴露出了平民的本性，丟下陣地和武器跑路了。
但是，當這些支那士兵固守在一個多條壕溝組成的防禦陣地上，並得到重火力的支援後，這些支那士兵的表現並不弱於日軍中的二年兵。而當日軍失去了火力的掩護後，進攻設施完善的支那軍陣地就和自殺沒什麽兩樣，在重機槍和炮彈的壓製下，日軍士兵所謂的訓練經驗幾乎就不再發生什麽作用了。
日俄戰爭給與這些日本軍官的經驗就是，遇到這樣的防禦陣地，他們就應該盡可能的調集火炮，特別是大口徑的重炮壓製對方的重火力，然後才是步兵發揮作用的時刻。
而想要使用火炮壓製-步兵占領的正麵進攻戰術，就需要布置合適的火炮陣地和運輸大量的炮彈物資，那麽先期抵達的援軍顯然是不可能立刻發起進攻的。困守於公主嶺的日軍需要時間，但從朝鮮、國內調動過來的援軍也同樣需要時間，戰爭終究是要遵循於客觀規律的科學。
在這樣的局勢下，逼迫援軍倉促的發起進攻，隻可能讓這些援軍遭受重大的損失。新免行太郎覺得，大穀師團長不應該看不到這一點。
隻是在他想要出聲提醒大穀中將時，一旁的福田參謀長卻終於下定了決心說道：“大穀中將說的不錯，隻要還有一線機會，我們總要去伸手抓住的。
在當前的形勢下，能夠讓我們多生存一天的時間都是好的。我們陣亡於此倒也不算什麽，但是大島大將和第五師團主力被支那軍圍殲的話，這不僅會極大的打擊陸軍在國民心中的聲譽，更危險的是將會刺激俄國人對於滿洲和朝鮮半島的野心。
我看，我們可以接受支那人提出的條件，以放棄外圍要點換取支那人的停火。另外，公主嶺火車站我們會交給調停小組看管，支那軍不得進駐火車站附近。
我們也可以承諾不向經過公主嶺的火車進行射擊，但是支那軍也不得動用這條鐵路進行軍事行動。我希望川上領事能夠向調停小組提出，把公主嶺大本營東麵設置為非交戰區，我們和支那軍的武裝人員都不得進入這一區域…”
看著濱麵又助中佐認真的記錄下福田參謀長的要求，新免行太郎把到了嘴邊的話語又咽了回去。他心裏安慰著自己，也許增援的部隊並不會那麽輕敵冒進，也許支那軍也差不多到了極限，因此他的猜測並不會真正的發生。
關外清日聯軍的戰敗消息傳入北京之後，給了清政府以極大的打擊，而29日山西新軍起義，30日雲南新軍起義，讓清政府意識到此次革命已經再不是從前地方上的小打小鬧，而是一場聯係全國各地的大革命浪潮。
監國攝政王載灃心力憔悴之下終於萌生了退意，他一邊以宣統帝的名義下詔"罪己"，開放黨禁，赦免黨人，以緩和政局；一邊則決定召回袁世凱總理內閣，以收拾當前混亂的朝局。
10月31日停留在孝感的袁世凱接到了北京發來的密電，要求他準備回京接任內閣總理大臣並重建內閣，並要求其提出一個平息各地革命浪潮的方案來。
隻是看過了密電的袁世凱卻並沒有透露出一點欣喜的意思，陪在他身邊的幕僚楊士琦不免有些驚訝的問道：“攝政王終於熬不下去了，要把手上的權力都交出來了。宮保此去京城必可海闊天空，一展平生誌向，何以還如此悶悶不樂呢？”
隻是大島都督可以在事後以結束自己的生命來承擔這次戰敗的責任，但是對於福田等人來說，他們必須要考慮一名陸軍大將和一隻常備師團的高級軍官被支那革命軍俘虜給陸軍帶來的深遠影響。畢竟他們可不是資曆深厚的大島大將，隻要一死就能抹去自己應負擔的責任了。
如果事情真正發展到那一步，那麽即便之後陸軍能夠調集援軍過來擊敗支那革命軍，他們這些人的前途也將到此為止了。而更讓人擔心的是，他們的子女和在第五師團內任職的親密部下，在戰後恐怕都會受到牽連，從此難以在軍中發展了。
甲午、日俄兩場戰爭雖然塑造了日本國民的自尊心，但是依靠著軍事上的勝利贏來的自尊心卻又是偏執而脆弱的。日俄戰爭獲勝後因為沒有得到俄國的賠款，就讓日本國民暴怒了起來，引發了日比穀燒打事件，還有暴民公然威脅前往美國談判的代表，說要天誅這些出賣了國家的國賊。
眼下陸軍麵對支那一隻剛組建不久的地方反叛軍隊就損失了一個大將和大半個常備師團，這一消息傳回國內去，民眾將會掀起對陸軍多大的聲討聲浪，福田雅太郎想想都要打一個寒顫。為了保住陸軍的顏麵，他們這些戰敗之將恐怕事後就要被陸軍高層丟給民眾去泄憤了。
福田雅太郎寧可選擇在戰場上戰死，也不願回國後麵對這些國民的侮辱和連累家人的。隻是麵對濱麵中佐帶來的條件，他也實在是難以接受，接受這樣的條件其實和放棄抵抗並沒什麽區別。失去了這些外圍要點，隻要支那軍隊把火炮架設在這些要點上，公主嶺大本營就已經落入支那軍的火炮直瞄射程之內了。
就在福田心中輾轉反側難以決斷的時候，坐在他身邊的第五師團長大穀中將突然歎了口氣說道：“我們應該接受調停小組提出的條件，但是公主嶺車站不能交給支那人，應當交給調停小組控製。”
第五師團的參謀長新免行太郎大吃一驚的看著自己的上司說道：“師團長閣下，根據濱麵中佐帶來的消息，革命委員會對於領事團的決定並不是那麽的順從，我們要是把外圍的陣地交給他們，也許這些支那人會先集中力量消滅我們的，到時調停小組可未必能夠阻止他們。”
大穀中將把視線轉移到新免行太郎身上，認真的向他問道：“如果我們不交出外圍這些要點，支那軍像今天這樣派兵分割包圍我們的外圍要地，然後用火炮覆蓋射擊我們的陣地，我們有什麽辦法守住這些要點嗎？
支那軍若繼續這樣打下去，這些外圍要點的失守也不會超過3天。到了那個時候，我們不僅會失去所有的外圍要點，還將損失掉分布在這些陣地上的將士們。沒有了這些骨幹部隊，到時我們就連最後一點反擊能力都沒有了。”
新免行太郎沉默了一陣之後，才遲疑的說道：“可現在我們讓出外圍陣地收縮兵力，就算是保住了這點反擊能力又有什麽用？就算從朝鮮調動一隻援軍過來，一周之內也不可能向支那軍發起進攻的。而從四平打到公主嶺，恐怕最少也要3天。失去了這些外圍陣地，我們能夠支持3天以上嗎？”
大穀中將把視線從新免行太郎身上移開，望著麵前桌上的白瓷茶杯悠悠說道：“支那人能挖壕溝，我們自然也能挖。如果川上領事和鬆岡課長能夠盡量借助調停小組的力量延遲停戰時間，那麽我們就照著支那人的做法，在大本營周邊挖出數道壕溝出來，然後利用這些壕溝盡可能的躲避支那軍的炮擊和阻礙他們的進攻。
另外，為了表示帝國對於平民生命的尊重，在讓出外圍陣地的同時，我們要求支那人準許公主嶺居住的中日平民先行撤離，在這些平民撤離之前支那軍就很難發起進攻。如果他們連自己的國民性命都不在乎，那麽支那革命委員會此前的政治宣傳就會破產，帝國下一步的行動起碼就會順利許多。”
新免行太郎下意識的說道：“支那軍會放手讓我們修建防禦陣地嗎？放棄了外圍的要點之後，我們的一舉一動可就完全暴露在支那軍的目光之下了。”
大穀中將沉吟了片刻之後說道：“這是我們能否堅持到援軍抵達前的最後希望了，起碼比現在一個中隊一個中隊的被支那軍消滅掉強。現在被支那軍消滅掉的部隊除了證明我軍還在抵抗之外，對於整個被包圍部隊來說又有什麽意義呢？
我們堅持不肯讓步的話，不過是讓支那軍先清理了自己陣線背後的威脅。等到國內援軍抵達時，他們就能全力以赴的去對抗陸軍的增援部隊了。而如果我們能夠存在於這裏，起碼還能拖住支那軍一隻部隊不敢南下，也算為陸軍的增援部隊作出最後的貢獻了。”
新免行太郎還是覺得有些不安，大穀中將說的確實是有道理的，但是國內援軍抵達後若是知道他們還在公主嶺抵抗著，就不得不冒險發起主動進攻，否則這隻援軍就得要承受來自國內的莫大壓力。
在同這些支那軍交手過數次之後，第五師團的軍官們已經意識到，這些支那軍士兵的作戰素質確實是難以同久經訓練的日軍士兵相提並論的。但是這些支那軍在防禦作戰上卻極有一套，明顯是經過了一段時間的強化訓練。
不過如果是僅僅這種訓練程度的士兵，第五師團的官兵們倒也並不放在心上。朝陽坡前期的戰鬥已經證明了，在訓練有素的日軍士兵的進攻下，這些支那軍士兵很快就暴露出了平民的本性，丟下陣地和武器跑路了。
但是，當這些支那士兵固守在一個多條壕溝組成的防禦陣地上，並得到重火力的支援後，這些支那士兵的表現並不弱於日軍中的二年兵。而當日軍失去了火力的掩護後，進攻設施完善的支那軍陣地就和自殺沒什麽兩樣，在重機槍和炮彈的壓製下，日軍士兵所謂的訓練經驗幾乎就不再發生什麽作用了。
日俄戰爭給與這些日本軍官的經驗就是，遇到這樣的防禦陣地，他們就應該盡可能的調集火炮，特別是大口徑的重炮壓製對方的重火力，然後才是步兵發揮作用的時刻。
而想要使用火炮壓製-步兵占領的正麵進攻戰術，就需要布置合適的火炮陣地和運輸大量的炮彈物資，那麽先期抵達的援軍顯然是不可能立刻發起進攻的。困守於公主嶺的日軍需要時間，但從朝鮮、國內調動過來的援軍也同樣需要時間，戰爭終究是要遵循於客觀規律的科學。
在這樣的局勢下，逼迫援軍倉促的發起進攻，隻可能讓這些援軍遭受重大的損失。新免行太郎覺得，大穀師團長不應該看不到這一點。
隻是在他想要出聲提醒大穀中將時，一旁的福田參謀長卻終於下定了決心說道：“大穀中將說的不錯，隻要還有一線機會，我們總要去伸手抓住的。
在當前的形勢下，能夠讓我們多生存一天的時間都是好的。我們陣亡於此倒也不算什麽，但是大島大將和第五師團主力被支那軍圍殲的話，這不僅會極大的打擊陸軍在國民心中的聲譽，更危險的是將會刺激俄國人對於滿洲和朝鮮半島的野心。
我看，我們可以接受支那人提出的條件，以放棄外圍要點換取支那人的停火。另外，公主嶺火車站我們會交給調停小組看管，支那軍不得進駐火車站附近。
我們也可以承諾不向經過公主嶺的火車進行射擊，但是支那軍也不得動用這條鐵路進行軍事行動。我希望川上領事能夠向調停小組提出，把公主嶺大本營東麵設置為非交戰區，我們和支那軍的武裝人員都不得進入這一區域…”
看著濱麵又助中佐認真的記錄下福田參謀長的要求，新免行太郎把到了嘴邊的話語又咽了回去。他心裏安慰著自己，也許增援的部隊並不會那麽輕敵冒進，也許支那軍也差不多到了極限，因此他的猜測並不會真正的發生。
關外清日聯軍的戰敗消息傳入北京之後，給了清政府以極大的打擊，而29日山西新軍起義，30日雲南新軍起義，讓清政府意識到此次革命已經再不是從前地方上的小打小鬧，而是一場聯係全國各地的大革命浪潮。
監國攝政王載灃心力憔悴之下終於萌生了退意，他一邊以宣統帝的名義下詔"罪己"，開放黨禁，赦免黨人，以緩和政局；一邊則決定召回袁世凱總理內閣，以收拾當前混亂的朝局。
10月31日停留在孝感的袁世凱接到了北京發來的密電，要求他準備回京接任內閣總理大臣並重建內閣，並要求其提出一個平息各地革命浪潮的方案來。
隻是看過了密電的袁世凱卻並沒有透露出一點欣喜的意思，陪在他身邊的幕僚楊士琦不免有些驚訝的問道：“攝政王終於熬不下去了，要把手上的權力都交出來了。宮保此去京城必可海闊天空，一展平生誌向，何以還如此悶悶不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