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川並沒有理會那些參與畢業典禮的本地委員們的糾結心情，這場戰爭對於革命委員會和共和黨來說的確是一大危機。如果在戰場上國民革命軍接連失敗的話，那麽革命委員會和共和黨就會被打回原形，再也無法主導東北三省的革命形勢了。
不管是日本人、俄國人還是東北本地的地主紳商，都是不可能聽從一個軍事上失敗的政治勢力，來規劃東三省的新政治格局的。而那些開明的地主紳商們在革命高潮來臨時，大約還會有些民族主義，但是一旦革命委員會失去了鎮壓他們的武力，而外部敵人又顯得異常強大時，他們的民族主義就會讓位給保證家族安全的親族主義了。
但是反過來，這場戰爭也未嚐不是一次機會，一次把人民團結到革命委員會和共和黨身邊的機會。在物理學上，鑽石和石墨粉的本質其實並無不同，隻不過它們在形成過程中經曆了不一樣的環境，才被塑造成了兩種物體。
這場對日戰爭給東北民眾所帶來的重大壓力和威脅，完成可以成為重新塑造東北民眾精神麵貌和形成中華民族整體的熔爐。但是在那之前，吳川需要對革命的群眾基礎再一次進行取舍了。
革滿清帝室的命，在滿清權貴這十餘年來作死的施政下，實已經到了水到渠成的地步。雖說在同盟會等民黨的鼓吹下，這場革命是漢民族主義自救的想法，已經是深入人心了。但事實上，此時的中國人對於民族主義也是一知半解，不過是從日本人那裏販賣了一些軍國主義和立憲主義，再加上了中國人自己的實用主義，最後造就了一種讓底層民眾懵懵懂懂的偽民族主義。
縱觀整個19世紀的曆史，沒有那個國家的民族主義不是主張發動民眾，先覺醒民眾心目中的想象共同體，然後再進而追求本民族的自我解放的。美國人、法國人、德國人、意大利人、波蘭人，莫不如是。但唯有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在主張反清革命的同時，也是堅決反對發動農民階層的，甚至於各省獨立的革命都督府還主動鎮壓了那些自發起義的地方農民起義軍。
所以，1911年的革命，與其說是一場民族革命，倒不如說是上層知識精英和地方鄉紳聯合下的軍事政變。雖然這場軍事政變因為迎合了一部分民主革命家的政治訴求，從而冠上了革命的招牌，但是主導這場革命的始終是各地的鄉紳，而不是什麽真正的革命者。
武昌起義時，革命黨人把黎元洪抬出來領導革命，就已經說明了這些革命者並無勇氣和舊體製進行徹底的切割。而袁世凱出山後對湖北軍政府又打又拉，湖北軍政府內部居然也就開始搖擺不定，直到黃興、宋教仁抵達武昌後，軍政府內部才算是穩定了下來。
麵對南方革命黨人模糊不清的政治麵貌，吳川自然不敢將革命的領導權輕易讓出。他隻能推動革命繼續向前，把原先有些空泛的敵對目標滿清政府，做進一步深化，將革命委員會的敵人指向-依靠土地地租不事生產的食利階層。
這實際上已經觸動到了地方鄉紳的利益，除了少部分投資實業的鄉紳外，大部分地方鄉紳就是依靠著大片土地的地租過日子的。特別是奉天西部和南部、華北、山東地區，這些地區都有著極有名氣的大地主，他們的土地跨郡連縣，在地方上幾乎都是一言九鼎的人物。
吳川在演講中把矛頭指向了這些人，自然讓一些旁聽者膽戰心驚了。不過在吳川看來，沒有比今日更好的時機解決這個問題了。之前對於親日破壞分子的打擊，已經讓人民有所覺悟。而日軍退出調停單方麵進攻的行動，又讓普通民眾大感憤怒。
在這個時候，把民眾的憤怒指向那些對社會毫無貢獻的食利階層，起碼就能迫使一部分地主尋求和革命委員會和解，從而為革命委員會對農村的改造打開通道。至於那些頑固不化者，在革命委員會擁有大義的名分下，也就失去了群眾的同情。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這樣的口號不僅能夠吸引到麵前的這些年輕學生們，還能安撫住黨內的布爾什維克們。雖然在斯維爾德洛夫等人的努力下，黨內的布爾什維克們勉強接受了吳川所提出的階段革命論，但是隨著從歐俄而來的布爾什維克們人數不斷增加，拜斯托雷平被刺事件，尼古拉二世正在歐俄發起一場嚴厲的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左翼革命黨人、社會民主黨人的打擊行動。
這場運動的打擊麵之廣，除了每次運動都被視為打擊對象的左翼革命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之外，連資產階級自由派都被納入了被打擊的對象。內務部和密探總局學習了遠東密探分局提供的先進經驗，把大批早就看不順眼的知識分子扣上了消極分子或反沙皇分子的帽子，然後進行了監視居住和要求他們定期匯報思想的迫害。
於是不少知識分子選擇了暫時前來遠東工作一段時間，以避開沙皇密探的騷擾。這些人可不是之前那些工人布爾什維克可比的，他們大多擁有獨立的主見和深厚的馬克思理論，至少比吳川們高多了。雖然他們的到來加強了共和黨的領導能力，並帶來了更加深厚的馬恩理論，但是也在逼迫著共和黨剛加的布爾什維克化，成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政黨，而不是一群民族主義者組成的革命黨。
共和黨既然選擇了布爾什維克作為自己的政治盟友，自然就不可能和布爾什維克主義對立起來。想要安撫黨內的民族主義者，一場對外戰爭就是最好的良藥，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下，民族主義者必然會對布爾什維克們作出妥協。
但是想要讓布爾什維克們接受妥協，那麽一場對外戰爭是不夠的，吳川隻能推動黨繼續向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方向上去，才能讓這些布爾什維克們不再擅自鼓動工人、農民做更為激進的階級鬥爭。
在當前的局勢下，共和黨同俄國布爾什維克隻能同舟共濟。隻有在共和黨的支持下，布爾什維克們才能進行半公開的組織活動，並擁有大量的資源成批成批的培訓來自歐俄的工人、學生中的積極分子，壯大布爾什維克們的力量，為俄國革命做好人力上的準備。
甚至於，在共和黨的支持下，布爾什維克們已經開始培養軍隊和國家建設上的人才，這使得布爾什維克正從一個革命組織向著國家執政黨的方向轉化著。和那些激進的左派理論家相比，更多老布爾什維克們則更在意這種自身力量的快速壯大。
正如斯維爾德洛夫對布爾什維克們所言：“幫助中國同誌進行一場階級革命的任務當然重要，但是我們更為重要的任務，還是應當為俄國革命做好準備。
因為中國革命的成功並不能改變世界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力量對比，隻有俄國革命的完成才能真正改變世界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力量對比。而一個無產階級俄國的誕生，自然就能夠讓中國同誌徹底覺悟階級意識，從而自動的把民主革命深入到無產階級革命當中去。
正如吳川同誌所言，中國和俄國不同，中國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力量都太過弱小，而中國革命所麵對的敵人又異常的強大。因此中國革命必要要團結一切的進步力量，包括資產階級的力量，才能確保革命的成功。
我們現在應當趁著中國革命營造出來的有利於革命的社會氛圍，積極的擴大無產階級的力量，而不是試圖去消滅一切非無產階級的力量。這不僅將會造成革命內部的分裂，也將使我們失去中國同誌的支持。畢竟這是中國的革命，而不是俄國的革命。”
吳川和斯維爾德洛夫等人在中國革命的問題上達成了一致，而作為對斯維爾德洛夫的回應，他隻能向黨內的布爾什維克們表態，共和黨將會履行自己的諾言，逐步走向一個真正的階級政黨。他也希望能夠借組這此演講，洗刷一部分布爾什維克對自己的懷疑，畢竟他同沙皇政府之間的關係過於密切了。
回到前道台衙門之後，吳川就放下了對於黨內兩派在思想鬥爭上的憂慮，轉而對著過來迎接自己的梁廷棟詢問道：“前線有什麽新消息傳回來嗎？”
梁廷棟一邊陪著他向後院走去，一邊帶著一絲輕快的語氣說道：“四平方向我軍穩住了陣地，從中午到現在沒有再丟失一寸土地，而日軍的進攻間隔時間開始緩和下來了，看起來今天白天他們是不會有什麽進展了。
至於鄭家屯、八麵城、海豐屯等地，我軍不僅擊退了清軍的進攻，還消滅了一隻企圖繞道進攻我軍縱深的騎兵部隊。新組建的騎二師，在這場戰鬥中表現出色…”
聽完了匯報之後，吳川一直皺起的眉頭也總算放鬆了些，他隨即說道：“幫我發一份電報給前敵委員會，第一嘉獎今日表現出色的部隊和戰鬥英雄，並向前線部隊宣傳他們的英雄事跡，以鼓舞士氣。
第二我希望前線部隊再接再厲，繼續保持頑強作戰的作風，狠狠的打擊帝國主義和滿清反動勢力的聯合進攻，以捍衛人民的利益。
第三軍事上的指揮由前敵委員會掌握，前線部隊有什麽需要的，可盡快發文過來，軍事委員會將盡快組織物資的輸送。另外，對於我軍傷員的治療和保護必須放在首位，不要讓我們的戰士流血又留淚…”
不管是日本人、俄國人還是東北本地的地主紳商，都是不可能聽從一個軍事上失敗的政治勢力，來規劃東三省的新政治格局的。而那些開明的地主紳商們在革命高潮來臨時，大約還會有些民族主義，但是一旦革命委員會失去了鎮壓他們的武力，而外部敵人又顯得異常強大時，他們的民族主義就會讓位給保證家族安全的親族主義了。
但是反過來，這場戰爭也未嚐不是一次機會，一次把人民團結到革命委員會和共和黨身邊的機會。在物理學上，鑽石和石墨粉的本質其實並無不同，隻不過它們在形成過程中經曆了不一樣的環境，才被塑造成了兩種物體。
這場對日戰爭給東北民眾所帶來的重大壓力和威脅，完成可以成為重新塑造東北民眾精神麵貌和形成中華民族整體的熔爐。但是在那之前，吳川需要對革命的群眾基礎再一次進行取舍了。
革滿清帝室的命，在滿清權貴這十餘年來作死的施政下，實已經到了水到渠成的地步。雖說在同盟會等民黨的鼓吹下，這場革命是漢民族主義自救的想法，已經是深入人心了。但事實上，此時的中國人對於民族主義也是一知半解，不過是從日本人那裏販賣了一些軍國主義和立憲主義，再加上了中國人自己的實用主義，最後造就了一種讓底層民眾懵懵懂懂的偽民族主義。
縱觀整個19世紀的曆史，沒有那個國家的民族主義不是主張發動民眾，先覺醒民眾心目中的想象共同體，然後再進而追求本民族的自我解放的。美國人、法國人、德國人、意大利人、波蘭人，莫不如是。但唯有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在主張反清革命的同時，也是堅決反對發動農民階層的，甚至於各省獨立的革命都督府還主動鎮壓了那些自發起義的地方農民起義軍。
所以，1911年的革命，與其說是一場民族革命，倒不如說是上層知識精英和地方鄉紳聯合下的軍事政變。雖然這場軍事政變因為迎合了一部分民主革命家的政治訴求，從而冠上了革命的招牌，但是主導這場革命的始終是各地的鄉紳，而不是什麽真正的革命者。
武昌起義時，革命黨人把黎元洪抬出來領導革命，就已經說明了這些革命者並無勇氣和舊體製進行徹底的切割。而袁世凱出山後對湖北軍政府又打又拉，湖北軍政府內部居然也就開始搖擺不定，直到黃興、宋教仁抵達武昌後，軍政府內部才算是穩定了下來。
麵對南方革命黨人模糊不清的政治麵貌，吳川自然不敢將革命的領導權輕易讓出。他隻能推動革命繼續向前，把原先有些空泛的敵對目標滿清政府，做進一步深化，將革命委員會的敵人指向-依靠土地地租不事生產的食利階層。
這實際上已經觸動到了地方鄉紳的利益，除了少部分投資實業的鄉紳外，大部分地方鄉紳就是依靠著大片土地的地租過日子的。特別是奉天西部和南部、華北、山東地區，這些地區都有著極有名氣的大地主，他們的土地跨郡連縣，在地方上幾乎都是一言九鼎的人物。
吳川在演講中把矛頭指向了這些人，自然讓一些旁聽者膽戰心驚了。不過在吳川看來，沒有比今日更好的時機解決這個問題了。之前對於親日破壞分子的打擊，已經讓人民有所覺悟。而日軍退出調停單方麵進攻的行動，又讓普通民眾大感憤怒。
在這個時候，把民眾的憤怒指向那些對社會毫無貢獻的食利階層，起碼就能迫使一部分地主尋求和革命委員會和解，從而為革命委員會對農村的改造打開通道。至於那些頑固不化者，在革命委員會擁有大義的名分下，也就失去了群眾的同情。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這樣的口號不僅能夠吸引到麵前的這些年輕學生們，還能安撫住黨內的布爾什維克們。雖然在斯維爾德洛夫等人的努力下，黨內的布爾什維克們勉強接受了吳川所提出的階段革命論，但是隨著從歐俄而來的布爾什維克們人數不斷增加，拜斯托雷平被刺事件，尼古拉二世正在歐俄發起一場嚴厲的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左翼革命黨人、社會民主黨人的打擊行動。
這場運動的打擊麵之廣，除了每次運動都被視為打擊對象的左翼革命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之外，連資產階級自由派都被納入了被打擊的對象。內務部和密探總局學習了遠東密探分局提供的先進經驗，把大批早就看不順眼的知識分子扣上了消極分子或反沙皇分子的帽子，然後進行了監視居住和要求他們定期匯報思想的迫害。
於是不少知識分子選擇了暫時前來遠東工作一段時間，以避開沙皇密探的騷擾。這些人可不是之前那些工人布爾什維克可比的，他們大多擁有獨立的主見和深厚的馬克思理論，至少比吳川們高多了。雖然他們的到來加強了共和黨的領導能力，並帶來了更加深厚的馬恩理論，但是也在逼迫著共和黨剛加的布爾什維克化，成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政黨，而不是一群民族主義者組成的革命黨。
共和黨既然選擇了布爾什維克作為自己的政治盟友，自然就不可能和布爾什維克主義對立起來。想要安撫黨內的民族主義者，一場對外戰爭就是最好的良藥，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下，民族主義者必然會對布爾什維克們作出妥協。
但是想要讓布爾什維克們接受妥協，那麽一場對外戰爭是不夠的，吳川隻能推動黨繼續向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方向上去，才能讓這些布爾什維克們不再擅自鼓動工人、農民做更為激進的階級鬥爭。
在當前的局勢下，共和黨同俄國布爾什維克隻能同舟共濟。隻有在共和黨的支持下，布爾什維克們才能進行半公開的組織活動，並擁有大量的資源成批成批的培訓來自歐俄的工人、學生中的積極分子，壯大布爾什維克們的力量，為俄國革命做好人力上的準備。
甚至於，在共和黨的支持下，布爾什維克們已經開始培養軍隊和國家建設上的人才，這使得布爾什維克正從一個革命組織向著國家執政黨的方向轉化著。和那些激進的左派理論家相比，更多老布爾什維克們則更在意這種自身力量的快速壯大。
正如斯維爾德洛夫對布爾什維克們所言：“幫助中國同誌進行一場階級革命的任務當然重要，但是我們更為重要的任務，還是應當為俄國革命做好準備。
因為中國革命的成功並不能改變世界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力量對比，隻有俄國革命的完成才能真正改變世界上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力量對比。而一個無產階級俄國的誕生，自然就能夠讓中國同誌徹底覺悟階級意識，從而自動的把民主革命深入到無產階級革命當中去。
正如吳川同誌所言，中國和俄國不同，中國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力量都太過弱小，而中國革命所麵對的敵人又異常的強大。因此中國革命必要要團結一切的進步力量，包括資產階級的力量，才能確保革命的成功。
我們現在應當趁著中國革命營造出來的有利於革命的社會氛圍，積極的擴大無產階級的力量，而不是試圖去消滅一切非無產階級的力量。這不僅將會造成革命內部的分裂，也將使我們失去中國同誌的支持。畢竟這是中國的革命，而不是俄國的革命。”
吳川和斯維爾德洛夫等人在中國革命的問題上達成了一致，而作為對斯維爾德洛夫的回應，他隻能向黨內的布爾什維克們表態，共和黨將會履行自己的諾言，逐步走向一個真正的階級政黨。他也希望能夠借組這此演講，洗刷一部分布爾什維克對自己的懷疑，畢竟他同沙皇政府之間的關係過於密切了。
回到前道台衙門之後，吳川就放下了對於黨內兩派在思想鬥爭上的憂慮，轉而對著過來迎接自己的梁廷棟詢問道：“前線有什麽新消息傳回來嗎？”
梁廷棟一邊陪著他向後院走去，一邊帶著一絲輕快的語氣說道：“四平方向我軍穩住了陣地，從中午到現在沒有再丟失一寸土地，而日軍的進攻間隔時間開始緩和下來了，看起來今天白天他們是不會有什麽進展了。
至於鄭家屯、八麵城、海豐屯等地，我軍不僅擊退了清軍的進攻，還消滅了一隻企圖繞道進攻我軍縱深的騎兵部隊。新組建的騎二師，在這場戰鬥中表現出色…”
聽完了匯報之後，吳川一直皺起的眉頭也總算放鬆了些，他隨即說道：“幫我發一份電報給前敵委員會，第一嘉獎今日表現出色的部隊和戰鬥英雄，並向前線部隊宣傳他們的英雄事跡，以鼓舞士氣。
第二我希望前線部隊再接再厲，繼續保持頑強作戰的作風，狠狠的打擊帝國主義和滿清反動勢力的聯合進攻，以捍衛人民的利益。
第三軍事上的指揮由前敵委員會掌握，前線部隊有什麽需要的，可盡快發文過來，軍事委員會將盡快組織物資的輸送。另外，對於我軍傷員的治療和保護必須放在首位，不要讓我們的戰士流血又留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