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升可委員匯報的時候，吳川也正翻看著手中的簡報。雖然俄國在遠東經營了多年，中東鐵路修建之後又遷移了大批俄人進入了北滿，會說中國話的俄國人和會說俄國話的中國人並不在少數，不過對於後來的歐俄地區的布爾什維克們來說，還是需要翻譯才能在會議上和中國同誌交流的。
對於某些突發性的會議，這種增添現場翻譯的模式還行，但是對於定期會議和專題性的研討會，現場翻譯的模式就有些效率低下且未必能夠正確傳達真意了。
雖然包括斯維爾德洛夫、捷爾任斯基在內的布爾什維克們努力的學習中國話，而中國黨員也在學習著俄語，以方便雙方進行交流。但大多數人學習外語的進度還是比較緩慢的，於是在會議之前印發工作簡報就成為了最常見的交流方式。
各位委員把自己準備在會上做的報告用中文、俄文印刷出來，在會議前交給大家閱讀，這樣在會議上需要翻譯的內容就大大減少了。而有了這樣一份簡報，眾人討論時也算心裏有了個底，不會離會議主題太遠。
吳川手中的這份工作簡報，顯然要比李升可現在匯報的內容要更詳盡一些。說起來，吉林和黑龍江尚有將近10億多畝荒地可以進行開墾，但實際上並不是如此。
第一就是，這個荒地規模也許是正確的，但事實上並不能全部用來耕作。各地的調查小組幾乎把能夠開辟的荒地都考慮了進去，唯獨沒有考慮某些地區其實更適合做牧場、林地或保留為調節水源的濕地。
第二就是，現在的黑龍江幾乎把東蒙古也給包括了進去，所以今日的黑龍江明顯比後世的黑龍江大了許多，這才會有這麽多等待開墾的荒地。
事實上，黑龍江、吉林兩場能夠開發出30%左右的荒地就已經相當不錯了。吳川這次前往長春時，順便將滿鐵長春調查科的資料也收繳了過來。雖然日本人的調查科成立還不久，但是他們通過接收了俄國人的資料，加上本身在南滿的特殊地位，差不多將南滿的農業和礦產資源調查的相當詳盡了。
將日本及俄國人的資料匯總之後，吳川手中的資料就顯示著，東三省此時的耕地麵積約在1.2億畝上下，奉天一省的耕地就在6、7千萬畝之間，超過了黑龍江和吉林兩省已經開墾的耕地。今年水災給北滿約十分之一的田地造成了影響，給南滿約七分之一的土地造成了影響。但是東三省的糧食產量也依然達到了900萬噸以上。
今年這場水災雖然給東三省的經濟造成了較大的損失，但卻還沒有到活不下去的程度。因為東三省不僅人均占有土地麵積較中國其他地區高，就連土地產出也比中國其他地區高上一些。
比如華北地區一個勞動力年產糧2500-5000斤，但是在關外一個勞動力年產糧卻達到了7200-9000斤，產出比關內要高出一倍。
開發的較早的奉天一省，扣除大地主和無地的雇工外，農村中的貧農戶大約有2.9坰田地，中農大約有7.6坰田地，富農則平均在26坰田地上下。而在吉林、黑龍江兩省，貧農家裏平均擁有土地12.17坰，中農家中的土地約為44.8坰，至於富農則為128.1坰地。
不過北滿農戶雖然占有了更多的土地，可在財產上卻並不比奉天的農戶更富有。在黑龍江、吉林地區，下等田地不過10-20元每坰；但在奉天地區，下等田地卻高達100-250元每坰。
黑龍江、吉林地區的上等田地為50-120元每坰，中等田地20-50元每坰；而在奉天地區，上等田地為500-900元每坰，中等田地250-500元每坰。
總的來說，南滿的地價是北滿地區的10倍左右，這還是熟地的價格，荒地就更談不上什麽價錢了。整個東三省，50-300坰的農場大約占了耕地麵積的55%左右，如果是計算20坰以上的農場，那麽就占了整個耕地麵積的80%左右。
李升可最後總結道：“…所以，關外的農民和關內的農民完全是兩個概念。在關外，即便是貧農也是需要雇工的。擁有75坰以上田地的地主家庭，也是需要自己投入勞動的。
而這些關外的雇工和關內的雇農又不是完全一回事，關內的雇農確實有徹底沒有土地完全出賣自身勞動力的無產者。但是關外的雇工卻至少有一塊種菜的院子，他們並不能說是徹底的無產者。
比如在奉天省，來自關內的貧雇農，春天出關，冬天返回，在奉天無永久性居屋和耕畜，擁有生產資金約五、六十元。如果年景好的話，大約能夠增殖一倍。但是那些無力負擔路費和生產資金的關內貧農，就隻能留在家鄉以極低廉的價格出賣自己的勞動力。
比如黑龍江的農業雇工，除了包夥食之外，打頭的一年可以拿到74.7元和3.28石糧食，一年上工326天；老板子年工資54.6元和3石糧食，工作319天；跟做的一年38.3元和3石糧食，工作319.7天。
但是在河北，雇工的工資和糧食大約就要少上三分之一；如果是山東的話，更是要少上三分之二。短期雇工的工資，關內外的比例差不多是1:3。
因此黑龍江、吉林兩地的農村，最需要的不是分配給雇工以土地，而是修繕交通和水利，給與資本借貸和節約勞動力的現代農具的支持。北滿地區的農業現在需要的是資本和勞動力的集中，而不是進一步的分散資本和勞動力。
在美國一個農夫可以耕作400畝土地，但是在東三省每個農夫隻能耕作30-40畝，至於關內一名農夫能夠耕作的田地就更低了。在奉天地區因為人口的密集，也許某些地區已經和關內一樣出現了土地過於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問題，但是在黑龍江和吉林地區，土地所有製的問題還不是當前農村的首要矛盾。
當前北滿地區農業的首要問題是，低下的勞動生產率和落後的道路及水利建設，導致了我們不能快速和大麵積的開墾北滿的荒地，從而不能有效的利用起北滿的土地資源。
如果北滿地區能夠增加1億畝耕地，以150斤糧食一畝計算，我們也能增產150億斤糧食，相當於多養活了2000萬人。”
對於李升可的農業調查報告，在座的執行委員們都討論的很是激烈。不管是俄羅斯還是中國，此時都應當算是農業國，隻是前者好歹還在工業化的進程當中，而後者則還在工業化的門檻之外，因此中俄黨員對於農業問題還是相當關注的。
比如捷爾任斯基就首先指出，當前中國革命的最大問題就是工人力量的嚴重不足，而北滿地區的農業雇工天然就是工人階級的可靠盟友。
革命委員會當然不能在農村實施落後的小農經濟，而是應當推行集體農莊，變封建的土地私有製為無產階級的集體所有製，把農業雇工變為集體農莊的農業工人。隻有在土地所有製度的變更下，農民才能向更加革命的工人階層轉化，從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
出於對斯托雷平所推行的富農土地所有製的厭惡，幾乎大部分俄國黨員都支持了捷爾任斯基的主張，認為應該嚴格限製農村中的地主和富農數量，將鄉村先改造成為無產階級的生產基地和革命源泉。
麵對俄國布爾什維克們如此一致的呼聲，中國黨員倒是不敢全然反對了。吳川思考了半響後，決定先押後關於農業問題的討論。
他對著眾人說道：“農業問題從來不是孤立存在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建立在工農業的完全分離，從而形成的工農業產品交換的經濟關係上的。
農村的土地所有製改革，以消滅地主和富農階級為目標當然是我們共和黨的任務。但是黨要建設的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單獨討論農業問題而不解決工業問題，是無法形成社會主義的工農業產品交換經濟的。如果我們建立不起一個完整的社會主義工農業產品交換體係，那麽也就無法建立起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
說到底，黨的任務是建立起一個完整的社會主義國家，而不是一個支離破碎的社會。我們必須從全局去看待問題，而不能頭疼醫頭，腳痛醫腳。
就像古猿不能單個進化成人一樣，我們也不能讓一部分生產單位首先進入到社會主義。奪取政權，掌握政權，建設起一個獨立自主的經濟體係，然後再將整個國家推進到社會主義，這才是黨按部就班前進的道路。
脫離了工業談農業問題，脫離了農業談工業問題，或是脫離了政權性質談論經濟基礎，我以為都是不可取的…”
吳川的主張雖然未能完全說服幾位俄國黨員，但終究還是讓委員們同意先放一放農業上的問題，過兩日先聽取了革命委員會就下一階段的工作重點討論之後，再來解決農業上的問題。
在會議結束之後，吳川又邀請了斯維爾德洛夫、捷爾任斯基兩人留下，要求和兩人進行一場小範圍的協商。
對於某些突發性的會議，這種增添現場翻譯的模式還行，但是對於定期會議和專題性的研討會，現場翻譯的模式就有些效率低下且未必能夠正確傳達真意了。
雖然包括斯維爾德洛夫、捷爾任斯基在內的布爾什維克們努力的學習中國話，而中國黨員也在學習著俄語，以方便雙方進行交流。但大多數人學習外語的進度還是比較緩慢的，於是在會議之前印發工作簡報就成為了最常見的交流方式。
各位委員把自己準備在會上做的報告用中文、俄文印刷出來，在會議前交給大家閱讀，這樣在會議上需要翻譯的內容就大大減少了。而有了這樣一份簡報，眾人討論時也算心裏有了個底，不會離會議主題太遠。
吳川手中的這份工作簡報，顯然要比李升可現在匯報的內容要更詳盡一些。說起來，吉林和黑龍江尚有將近10億多畝荒地可以進行開墾，但實際上並不是如此。
第一就是，這個荒地規模也許是正確的，但事實上並不能全部用來耕作。各地的調查小組幾乎把能夠開辟的荒地都考慮了進去，唯獨沒有考慮某些地區其實更適合做牧場、林地或保留為調節水源的濕地。
第二就是，現在的黑龍江幾乎把東蒙古也給包括了進去，所以今日的黑龍江明顯比後世的黑龍江大了許多，這才會有這麽多等待開墾的荒地。
事實上，黑龍江、吉林兩場能夠開發出30%左右的荒地就已經相當不錯了。吳川這次前往長春時，順便將滿鐵長春調查科的資料也收繳了過來。雖然日本人的調查科成立還不久，但是他們通過接收了俄國人的資料，加上本身在南滿的特殊地位，差不多將南滿的農業和礦產資源調查的相當詳盡了。
將日本及俄國人的資料匯總之後，吳川手中的資料就顯示著，東三省此時的耕地麵積約在1.2億畝上下，奉天一省的耕地就在6、7千萬畝之間，超過了黑龍江和吉林兩省已經開墾的耕地。今年水災給北滿約十分之一的田地造成了影響，給南滿約七分之一的土地造成了影響。但是東三省的糧食產量也依然達到了900萬噸以上。
今年這場水災雖然給東三省的經濟造成了較大的損失，但卻還沒有到活不下去的程度。因為東三省不僅人均占有土地麵積較中國其他地區高，就連土地產出也比中國其他地區高上一些。
比如華北地區一個勞動力年產糧2500-5000斤，但是在關外一個勞動力年產糧卻達到了7200-9000斤，產出比關內要高出一倍。
開發的較早的奉天一省，扣除大地主和無地的雇工外，農村中的貧農戶大約有2.9坰田地，中農大約有7.6坰田地，富農則平均在26坰田地上下。而在吉林、黑龍江兩省，貧農家裏平均擁有土地12.17坰，中農家中的土地約為44.8坰，至於富農則為128.1坰地。
不過北滿農戶雖然占有了更多的土地，可在財產上卻並不比奉天的農戶更富有。在黑龍江、吉林地區，下等田地不過10-20元每坰；但在奉天地區，下等田地卻高達100-250元每坰。
黑龍江、吉林地區的上等田地為50-120元每坰，中等田地20-50元每坰；而在奉天地區，上等田地為500-900元每坰，中等田地250-500元每坰。
總的來說，南滿的地價是北滿地區的10倍左右，這還是熟地的價格，荒地就更談不上什麽價錢了。整個東三省，50-300坰的農場大約占了耕地麵積的55%左右，如果是計算20坰以上的農場，那麽就占了整個耕地麵積的80%左右。
李升可最後總結道：“…所以，關外的農民和關內的農民完全是兩個概念。在關外，即便是貧農也是需要雇工的。擁有75坰以上田地的地主家庭，也是需要自己投入勞動的。
而這些關外的雇工和關內的雇農又不是完全一回事，關內的雇農確實有徹底沒有土地完全出賣自身勞動力的無產者。但是關外的雇工卻至少有一塊種菜的院子，他們並不能說是徹底的無產者。
比如在奉天省，來自關內的貧雇農，春天出關，冬天返回，在奉天無永久性居屋和耕畜，擁有生產資金約五、六十元。如果年景好的話，大約能夠增殖一倍。但是那些無力負擔路費和生產資金的關內貧農，就隻能留在家鄉以極低廉的價格出賣自己的勞動力。
比如黑龍江的農業雇工，除了包夥食之外，打頭的一年可以拿到74.7元和3.28石糧食，一年上工326天；老板子年工資54.6元和3石糧食，工作319天；跟做的一年38.3元和3石糧食，工作319.7天。
但是在河北，雇工的工資和糧食大約就要少上三分之一；如果是山東的話，更是要少上三分之二。短期雇工的工資，關內外的比例差不多是1:3。
因此黑龍江、吉林兩地的農村，最需要的不是分配給雇工以土地，而是修繕交通和水利，給與資本借貸和節約勞動力的現代農具的支持。北滿地區的農業現在需要的是資本和勞動力的集中，而不是進一步的分散資本和勞動力。
在美國一個農夫可以耕作400畝土地，但是在東三省每個農夫隻能耕作30-40畝，至於關內一名農夫能夠耕作的田地就更低了。在奉天地區因為人口的密集，也許某些地區已經和關內一樣出現了土地過於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問題，但是在黑龍江和吉林地區，土地所有製的問題還不是當前農村的首要矛盾。
當前北滿地區農業的首要問題是，低下的勞動生產率和落後的道路及水利建設，導致了我們不能快速和大麵積的開墾北滿的荒地，從而不能有效的利用起北滿的土地資源。
如果北滿地區能夠增加1億畝耕地，以150斤糧食一畝計算，我們也能增產150億斤糧食，相當於多養活了2000萬人。”
對於李升可的農業調查報告，在座的執行委員們都討論的很是激烈。不管是俄羅斯還是中國，此時都應當算是農業國，隻是前者好歹還在工業化的進程當中，而後者則還在工業化的門檻之外，因此中俄黨員對於農業問題還是相當關注的。
比如捷爾任斯基就首先指出，當前中國革命的最大問題就是工人力量的嚴重不足，而北滿地區的農業雇工天然就是工人階級的可靠盟友。
革命委員會當然不能在農村實施落後的小農經濟，而是應當推行集體農莊，變封建的土地私有製為無產階級的集體所有製，把農業雇工變為集體農莊的農業工人。隻有在土地所有製度的變更下，農民才能向更加革命的工人階層轉化，從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
出於對斯托雷平所推行的富農土地所有製的厭惡，幾乎大部分俄國黨員都支持了捷爾任斯基的主張，認為應該嚴格限製農村中的地主和富農數量，將鄉村先改造成為無產階級的生產基地和革命源泉。
麵對俄國布爾什維克們如此一致的呼聲，中國黨員倒是不敢全然反對了。吳川思考了半響後，決定先押後關於農業問題的討論。
他對著眾人說道：“農業問題從來不是孤立存在的，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建立在工農業的完全分離，從而形成的工農業產品交換的經濟關係上的。
農村的土地所有製改革，以消滅地主和富農階級為目標當然是我們共和黨的任務。但是黨要建設的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單獨討論農業問題而不解決工業問題，是無法形成社會主義的工農業產品交換經濟的。如果我們建立不起一個完整的社會主義工農業產品交換體係，那麽也就無法建立起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
說到底，黨的任務是建立起一個完整的社會主義國家，而不是一個支離破碎的社會。我們必須從全局去看待問題，而不能頭疼醫頭，腳痛醫腳。
就像古猿不能單個進化成人一樣，我們也不能讓一部分生產單位首先進入到社會主義。奪取政權，掌握政權，建設起一個獨立自主的經濟體係，然後再將整個國家推進到社會主義，這才是黨按部就班前進的道路。
脫離了工業談農業問題，脫離了農業談工業問題，或是脫離了政權性質談論經濟基礎，我以為都是不可取的…”
吳川的主張雖然未能完全說服幾位俄國黨員，但終究還是讓委員們同意先放一放農業上的問題，過兩日先聽取了革命委員會就下一階段的工作重點討論之後，再來解決農業上的問題。
在會議結束之後，吳川又邀請了斯維爾德洛夫、捷爾任斯基兩人留下，要求和兩人進行一場小範圍的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