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對於中國黨員來說,這是事關革命委員會和他們未來前途的要務,因此隻是沉默了片刻就紛紛出聲發表了自己的意見。


    如宋雲桐就委婉的表示:“沒有革命委員會代表出席的南北議和是不妥當的,耿謹文等代表的建議可以采納,為了維護革命委員會在南方革命中的地位,應當授權給耿謹文等代表聯合南方革命者中的大部分力量,反對同盟會中部總會對於革命事務的專斷行動。


    臨時政府的首任統領由孫文先生擔任,這一結果恐怕革命委員會很難推翻。畢竟就當前各省的革命黨人來說,最為他們所知的正是孫文和黃興兩位革命領袖,臨時政府要是推選這兩位之外的人物擔任首腦,各省革命黨人恐難心服。”


    至於工人出身的吳泰則認為,“就目前的革命形勢來看,清廷正處於被革命委員會和南方革命黨南北夾擊的狀態之中,故滿清的倒台隻是時間問題。這個時候同清廷講和,無疑就是和舊勢力妥協,給與他們以喘息之機。


    就吳主席平日講的歐洲革命故事來看,舊的反動勢力從來也是不會接受自己被進步力量所取代的,因此舊勢力的妥協不過是緩兵之計,隻要革命的形勢發生了轉變,舊勢力必然會跳出來進行複辟運動,就像法蘭西共和國那樣,要幾經反複才能建立起共和製度,從而白白流了許多鮮血。


    因此革命委員會應當旗幟鮮明的反對南北議和,如果南方革命黨人拒絕北上的話,那麽革命委員會即便單獨出兵,也一樣能夠入關消滅北京的滿清政府,建立起一個屬於人民的共和國。


    至於南方革命黨人想要成立的臨時政府,其實並沒有什麽必要,南北革命軍聯合出兵早日消滅北京朝廷,完全可以正式成立一個共和政府。至於由誰來領導這個政府,自然應當看革命中獲得的功績來衡量推選,不能以誰的名望高來作為選擇。”


    除了這兩方的意見外,其他委員則提出了一個折中的方案,“盡快和日本媾和,從而能夠集結兵力入關叩京。取得了北京之後,革命委員會自然也就取得了成立新政府的主導權。到時邀請各省代表上京商議籌集新政府,則即可完全壓製在南方勢大的同盟會,不必再和孫、黃等人做口舌之爭。”


    聽完了各中國委員的發言之後,斯維爾德洛夫不得不出聲向中國同誌警告道:“當前滿洲局勢之所以還能保持平靜,完全是因為革命委員會手中擁有一支強大的武力,因此日、俄對於革命委員會的交涉才趨向於緩和。


    可如果革命委員會把大部分力量都調動到關內和北洋軍做決戰姿態的話,我擔心日、俄兩帝國主義是不會放棄這個時機,對革命委員會進行武力絞殺的。一旦沒有了關外革命群眾的支持,入關的革命軍不過就是一群失去了家園的鹿群,隻能任人擺布了…”


    雖然在某些委員看來,如果革命委員會能夠入關拿下北京的話,就算關外地區恢複到革命前的狀況或更糟糕,也不是不能接受的。和關外三省相比,掌握中國的執政權力,顯然更吸引他們。


    不過對於吳川來說,這顯然是不能接受的結局。麵對逐步被納入革命委員會統治秩序的東三省,和越來越強大的國民革命軍,這可比虛無縹緲的中國執政地位要更現實一些。而且他也不認為,在回到了自己地盤上的北洋軍會像關外那樣沒有戰鬥意誌。


    作為一個後世人,他比這個時代的人更了解什麽叫做軍閥,而此時的北洋軍差不多已經成為了一隻軍閥武力。它有自己的政治代表,有自己的收稅地盤,有自己的培養人才體係,還有自己的軍工廠,完全是自給自足的一個軍政集團。雖然在對外作戰時軍閥武力一般發揮不出五成的力量,但是在自己的地盤上作戰,為了保衛自己的利益,軍閥武力還是頗有一戰之力的。


    因此在關外北洋軍不能打,不代表他們在河北自家地盤上也不能打。吳川並不想拿好不容易才培養起來的國民革命軍去啃北洋這塊硬骨頭。


    此外,就算革命委員會真的拿下了北京,他的聲望也不足以支撐一個新政府的建立。南方革命黨各派及立憲派士紳們,恐怕就要聯合起來對付他這個根基淺薄之人了。湖北軍政府中首先起義的功臣們,現在不就正被黎元洪和湖北士紳玩弄麽。


    而且革命委員會內部也並不是鐵板一塊,從剛剛的各人發言中就能聽得出來,大部分中國委員還是相當仰慕孫文和黃興兩位革命元勳的。即便是在黨內的公開會議上,認為由孫、黃擔任首屆新政府首腦的意見,還真不在少數。


    吳川聽取了眾位委員的意見後終於說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以為,南北議和這事實在是太過荒唐了,我們起來革命是要建立一個人民共和國,從而能夠放開人民的手腳建設自己的家園,最終重新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擺脫當前的半殖民地狀態。


    因此我們和清政府之間沒什麽和平可議,真要議也是議一議滿清皇室如何退位,壓製了中國數千年的封建製度如何消亡的問題。這隻是出乎於革命者的人道主義,不願意如滿清入關時對漢人的屠戮加以報複而已。在這個基本的認識上,我們可以接受清室退位,北方的封建王朝讓位給人民的共和政府。


    而從南方傳回來的消息來看,南方的革命黨人其實並沒有革命委員會這麽純粹。革命委員會雖然接納一批舊官僚和立憲派士紳,但是我們從來也沒有放鬆過對這些人的思想改造,使他們的思想跟的上革命形勢的發展,對於那些混入革命隊伍中的投機者,我們一直都在甄別清理,並沒有給他們團結發展的餘地。


    但是南方的革命政府不僅吸納了大量的舊官僚、立憲士紳,就連一向反對革命的反動官僚、士紳也接納進了政權,這也就使得南方革命看起來大潮澎拜,但實際上卻是泥沙俱下,龍蛇混雜。陶駿保烈士被害一案也說明了,除了那些反動官僚、士紳在一側蠢蠢欲動之外,南方革命黨人內部也並不團結。


    如果要對南方革命力量做一個區分的話,那麽應當是同盟會勢力、光複會勢力、湖北軍政府和各省軍政府這些由滿清新軍中的進步軍人組成的勢力,立憲派士紳和舊官僚的勢力。認真的說起來,前三者還有些革命意願的話,那麽最後的一種勢力則完全是不滿滿清的保守勢力才支持的革命行動,他們實質上並不支持革命的理想。


    因此在打倒滿清極端反動勢力的目標上,這些立憲派士紳和舊官僚還能暫時成為同盟。但是當革命發展到現在這個程度,革命政權其實應當對這一派勢力進行清洗,要求他們徹底同滿清斷絕關係,禁止他們單獨成為一股勢力才對。


    但是現在看來,南方革命黨人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甚至都沒有對這些人的聯合進行約束,這才會有南北議和這種不切實際的談判出現。


    而和同盟會勢力、光複會勢力相比,各省新軍中的進步軍人雖然傾向於革命,但是他們的特殊身份使得這些人很容易就被立憲派士紳所拉攏腐化,從而成為立憲士紳的支持者,最終走向革命的對立麵。


    至於同盟會和光複會這兩派,前者有理想但無行動力,後者卻是有行動力卻無理想。所以同盟會能夠在各省號召起革命,但卻無法統合各省的革命力量。而後者雖然發起了東南三省革命,也攻克了南京城,卻沒有發布任何革命綱領,導致光複後的浙江、江蘇兩省依舊為舊官僚和立憲士紳所掌握。


    因此從目前的南方局勢來看,當前最為重要的不是推舉誰為新政府的首腦,而是應當先團結南方的革命黨人徹底斷絕滿清政府延續下去的希望。其次則是為新政府建立一個基本的施政原則,確保革命果實不能落入立憲派和舊官僚的手中,否則大革命將會迅速陷入低潮。


    而南方的革命之火一旦熄滅,那麽革命委員會也會陷入一個危險的外部環境中去。”


    雖然吳川最後的結論有些悲觀,但是在座的委員們卻將信將疑,並沒有對吳川的判斷有所質疑。在討論了將近半個鍾頭之後,委員們最終還是在吳川的意見上通過了對於南方問題的決議。決定反對由同盟會和立憲派士紳主持下的南北議和,要求耿謹文等人把談判置於聯省代表會議之下,南方代表應當在聯省代表會議決議劃定的範圍進行交涉,否則就應當終止談判。


    此外便是以聯省代表會議為基礎,整合南方各革命派係的力量,先討論出一部約束新政府的約法,然後再討論新政府的組織和人事,絕不能顛倒次序。


    王葆真在樓下的會客室足足等了一個多小時,總算聽到了外麵樓梯傳來的多人腳步聲,看起來樓上的會議終於宣告結束了。


    不過就在他整理了自己的形裝,準備前往吳川的辦公室時,張雲榮卻在走廊上攔住了他說道:“王委員請您再等上一會,吳主席需要先接見其他人。”


    王葆真頓時有些不開心了,他看著張雲榮不滿的說道:“我在會客室可沒看到有人排在我前麵,難道還有人插我的隊?誰這麽大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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