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吳川發給耿瑾文的電報上已經注明,隻要盡快拉攏南方革命黨人建立共和政體,革命委員會對於總統負責製或內閣負責製並無特殊偏向。
但是作為革命委員會的一員,耿瑾文卻認為自己是有責任維護革命委員會的利益的,當前中國革命中最強力量實為革命委員會,南方聲勢浩大的革命風潮,在武漢戰事失利後已經暴露了南方革命軍實力不足的弱點。
如果不是革命委員會還要抗衡日本帝國主義的幹涉,入關進京幾乎不會遇到什麽強力的抵抗,在四平一戰中北洋軍的拙劣表現,已經讓革命委員會難以再把這支武力當成能夠和自己匹敵的對手了。
隻是革命委員會當前有一個最大的弱點,在全國各政治團體中聲望不足,吳川主席的年紀也太輕了些。因此以民主推選的方式決定新中國臨時政府的大統領時,吳川幾乎沒有可能被選上。也許吳川本人並不在意這點,但是如耿瑾文這些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們卻是不能滿意的。
因此在宋教仁攤牌之後,耿瑾文隻是在腦子裏轉了轉念頭,就搖頭拒絕道:“我並不這麽看,當前讚成革命的身份雖然已經達到了19省之多,但是革命的力量卻並不聚攏在一起。
長江以南、西北地區、東北地區各自形成了三個光複區,所謂以中央集權統領各革命省份,在實際上並無可操作的條件。就以長江以南各省而言,東南以南京為革命中心,中部則以武漢為革命中心,其他各省則在兩者之間搖擺不定,光是一個聯省代表會議在什麽地方召開,都已經爭執了將近一個月之久。
所以我以為,想要使各省軍政府盡快讚成共和體製,接受中央政府的權威,內閣負責製恐怕更適合各省的需求。如果日後國民認為我們需要一個更有力的中央政府,再由當時的國民議會進行討論修改約法好了…”
雖然耿瑾文解釋的相當克製,但是宋教仁對於政體問題卻不肯做什麽讓步,於是同盟會就這個問題和三方進行了激烈的爭論。不過宋教仁很快就從爭論中看出,革命委員會在這個問題上其實和其他兩方的態度並不完全一致。
光複會和湖北軍政府的代表反對總統負責製,主要還是想要擴張地方上的自主權,畢竟這兩個團體受限於自身的局限性,根本無法和同盟會爭奪中央政府的權力,因此限製中央政府的權力是他們的唯一目標。但是革命委員會卻不同,作為一個正在冉冉上升的政治勢力,革命委員會遲早是要在中央政府發出自己的聲音的。
隻不過現在的革命委員會還無力和同盟會爭奪中央政府的領導權,因此耿瑾文試圖限製的是總統的權力,並不打算過於削弱中央政府的權力。雖然這種思維表現了革命委員會的政治野心,但是宋教仁覺得當前雙方還是可以合作的。
於是在一番思量之後,宋教仁出聲平息了爭論,向耿瑾文建議道:“我們可以先確定,臨時政府應當采取共和製,但該采取何種共和製度,我們可以先放一放,畢竟我們也需要同上海的同誌們討論這個問題,我看不如把這個問題延後到明日再討論。”
耿瑾文沉思了片刻後說道:“這樣也好,那麽接下來我們就討論第二個問題。關於陶駿保一案,我們要求同盟會支持聯省代表會議的決定,滬軍都督府必須交出凶手,陳其美都督必須引咎辭職,各省開展肅反反革命分子的運動,不支持革命的舊官僚、舊士紳必須下台,特別是江蘇、浙江兩都督必須換上革命黨人。”
宋教仁身邊的同盟會代表聽後都麵露怒色,正想出言反對時,宋教仁卻神情平靜的問道:“那麽耿代表認為,這三省都督被撤後,應該如何選出合適的人選呢?”
耿瑾文不假思索的回道:“滬軍都督由同盟會舉薦人選,我們四方認可後交由聯省代表會議任命;浙江都督由同盟會和光複會各舉薦一人,我們四方投票選取一人,依舊交由聯省代表會議任命;至於江蘇都督,則四方各舉薦一人,然後投票決定,最後交由聯省代表會議任命。漁父先生以為如何?”
原本還怒氣衝衝的同盟會代表們,除了黃興還是一臉怒意,其他人倒是平靜了下來。這些代表們反對撤去陳其美的都督一職,並不是真有多喜歡這位江湖氣十足的楊梅都督,而是不想將滬軍都督的位置交出來,畢竟滬軍都督府的位置實在太過重要,不僅控住了長江的出海口,也是同各國交往最為密切的地區。
如果隻是換一個人取代陳其美,同盟會的利益不受損失,那麽他們的意見就沒這麽激烈了。黃興終於忍不住出聲說道:“英士對於革命還是有功勞的,聯軍能夠攻克南京,也有其籌措後勤軍需的奔走之勞的。耿代表何以如此苛待革命功臣?”
耿瑾文不客氣的回道:“自然是為了大局。陳英士以大局殺害革命功臣,何以為了大局令其辭職就成了苛待革命功臣?對於躺在棺材裏的陶駿保烈士而言,克強先生您這雙重標準,未免讓人心寒了。”
宋教仁看到光複會代表們臉上露出的憤怒之情,趕緊攔住了黃興說道:“三省都督的撤換就照此辦理,殺害陶駿保烈士的凶手,三天內送至南京。不過我們希望聯省代表會議能夠澄清市麵上借此案攻擊同盟會的不實言論,並盡快為陶駿保烈士下葬。不過對於各省展開肅反一事,是不是可以再重新考慮一二?”
耿瑾文沒有立刻回答宋教仁的提議,而是從一旁桌上擺放的皮包中抽出了一疊文件,隨即打開了一份念道:“宿遷知縣陳杭,在武昌革命之後鎮壓本地的起義軍,殺害了丁宜才、蔡思九等革命同誌,聚集當地的反動士紳抵抗陳興芝等革命武裝進入宿遷。
但是眼看著革命大勢難以抵擋之際,他又向吳品玉、俆希真等革命義軍投誠,最後擔任了宿遷的民政長。等到北軍南下鎮壓武昌革命時,其人又立刻背叛了革命,殺害了吳品玉、俆希真等同誌,糾結反動勢力屠殺當地的革命同情者。
就是這樣一個反複無常的卑劣小人,在我軍攻克南京光複了江蘇省後,卻依舊在宿遷當他的民政長,安然無事。江蘇49縣、市,如陳杭這樣的反動分子並不在少數。不鎮壓了這些反革命分子,江蘇能算是光複了嗎?
革命前,我們的同誌被這些反動官僚屠殺;革命後,我們還要讓這些反動官僚屠殺我們的同誌。這究竟是什麽革命道理?
為什麽陳杭這樣的反動官僚能夠穩坐泰山,絲毫不擔心我們的報複?因為江蘇所謂的光複不過就是挑去了巡撫衙門頭上的幾片瓦片,光複後江蘇各地的官員幾乎毫無變化,同樣還是這群人在當官,這就是向舊官僚、舊士紳無原則妥協的惡果。
江蘇光複之後,江蘇都督府就下令:江蘇臨時議會議員以江蘇谘議局議員充之。而江蘇臨時議會通過的江蘇約法,沒有規定都督的產生要經過選舉,沒有規定都督的任期,也沒有對都督監督的條款,倒是規定了議會通過的法律需要經過都督的裁決方能生效。
我們革命黨人流血犧牲,勝利果實倒是讓這些殘害革命同誌的舊官僚、舊士紳得去了,這樣的革命究竟有什麽前途?推翻了滿人的皇帝,就是為了讓這些舊官僚士紳繼續穩坐他們的江山,我們革命委員會是堅決不認同這等披著革命外套為封建王朝延命的舉動的…”
宋教仁並不反對耿瑾文的說法,但他立刻解釋道:“和江蘇立憲派合作也是迫不得已,若是沒有這些開明士紳官僚的支持,上海和江蘇並不能這麽快光複。東南三省光複所需的資金,一開始也是從他們那裏籌集來的…”
耿瑾文匆匆打斷了宋教仁的話語道:“但是現在的革命形勢已經變了,南京攻克之後各省聚集於南京的軍隊已經超過了十萬,現在江蘇一省的革命力量已經遠遠壓倒了本省的反革命和立憲派勢力。這個時候我們已經無需再同那些所謂的中間派和立憲派士紳進行妥協,我們應當推動他們向革命的方向前進,剔除那些反動和落後分子。
更何況,現在往南京聚集的部隊越來越多,而對於是否組織軍隊北伐各方又意見不一,如果我們不能對南京的軍隊進行整軍,並限製各省繼續往南京派兵,那麽以當前江蘇一省的財政要如何支持下去?等到江蘇財政匱乏,立憲派士紳、官僚又不肯繼續出錢,難道要大家就此散夥回家嗎?”
對於耿瑾文的咄咄逼人之言論,黃興半是惱火半是不忍的反對道:“好歹這些立憲派士紳、官僚也是支持革命的,現在革命剛剛有些起色就要把別人當成反動分子打壓,這難道不是過河拆橋之舉?這從道義上也說不過去吧?”
耿瑾文大為詫異的看著黃興說道:“打倒滿清政府,收回被外國霸占的利權,就是革命最大的道義。如果革命失敗了,卻還要誇誇其談的和某些士紳官僚講道義,這就是對人民最大的不道義。以小仁小義而妨害大仁大義,這是迂腐之見。”
但是作為革命委員會的一員,耿瑾文卻認為自己是有責任維護革命委員會的利益的,當前中國革命中最強力量實為革命委員會,南方聲勢浩大的革命風潮,在武漢戰事失利後已經暴露了南方革命軍實力不足的弱點。
如果不是革命委員會還要抗衡日本帝國主義的幹涉,入關進京幾乎不會遇到什麽強力的抵抗,在四平一戰中北洋軍的拙劣表現,已經讓革命委員會難以再把這支武力當成能夠和自己匹敵的對手了。
隻是革命委員會當前有一個最大的弱點,在全國各政治團體中聲望不足,吳川主席的年紀也太輕了些。因此以民主推選的方式決定新中國臨時政府的大統領時,吳川幾乎沒有可能被選上。也許吳川本人並不在意這點,但是如耿瑾文這些革命委員會的成員們卻是不能滿意的。
因此在宋教仁攤牌之後,耿瑾文隻是在腦子裏轉了轉念頭,就搖頭拒絕道:“我並不這麽看,當前讚成革命的身份雖然已經達到了19省之多,但是革命的力量卻並不聚攏在一起。
長江以南、西北地區、東北地區各自形成了三個光複區,所謂以中央集權統領各革命省份,在實際上並無可操作的條件。就以長江以南各省而言,東南以南京為革命中心,中部則以武漢為革命中心,其他各省則在兩者之間搖擺不定,光是一個聯省代表會議在什麽地方召開,都已經爭執了將近一個月之久。
所以我以為,想要使各省軍政府盡快讚成共和體製,接受中央政府的權威,內閣負責製恐怕更適合各省的需求。如果日後國民認為我們需要一個更有力的中央政府,再由當時的國民議會進行討論修改約法好了…”
雖然耿瑾文解釋的相當克製,但是宋教仁對於政體問題卻不肯做什麽讓步,於是同盟會就這個問題和三方進行了激烈的爭論。不過宋教仁很快就從爭論中看出,革命委員會在這個問題上其實和其他兩方的態度並不完全一致。
光複會和湖北軍政府的代表反對總統負責製,主要還是想要擴張地方上的自主權,畢竟這兩個團體受限於自身的局限性,根本無法和同盟會爭奪中央政府的權力,因此限製中央政府的權力是他們的唯一目標。但是革命委員會卻不同,作為一個正在冉冉上升的政治勢力,革命委員會遲早是要在中央政府發出自己的聲音的。
隻不過現在的革命委員會還無力和同盟會爭奪中央政府的領導權,因此耿瑾文試圖限製的是總統的權力,並不打算過於削弱中央政府的權力。雖然這種思維表現了革命委員會的政治野心,但是宋教仁覺得當前雙方還是可以合作的。
於是在一番思量之後,宋教仁出聲平息了爭論,向耿瑾文建議道:“我們可以先確定,臨時政府應當采取共和製,但該采取何種共和製度,我們可以先放一放,畢竟我們也需要同上海的同誌們討論這個問題,我看不如把這個問題延後到明日再討論。”
耿瑾文沉思了片刻後說道:“這樣也好,那麽接下來我們就討論第二個問題。關於陶駿保一案,我們要求同盟會支持聯省代表會議的決定,滬軍都督府必須交出凶手,陳其美都督必須引咎辭職,各省開展肅反反革命分子的運動,不支持革命的舊官僚、舊士紳必須下台,特別是江蘇、浙江兩都督必須換上革命黨人。”
宋教仁身邊的同盟會代表聽後都麵露怒色,正想出言反對時,宋教仁卻神情平靜的問道:“那麽耿代表認為,這三省都督被撤後,應該如何選出合適的人選呢?”
耿瑾文不假思索的回道:“滬軍都督由同盟會舉薦人選,我們四方認可後交由聯省代表會議任命;浙江都督由同盟會和光複會各舉薦一人,我們四方投票選取一人,依舊交由聯省代表會議任命;至於江蘇都督,則四方各舉薦一人,然後投票決定,最後交由聯省代表會議任命。漁父先生以為如何?”
原本還怒氣衝衝的同盟會代表們,除了黃興還是一臉怒意,其他人倒是平靜了下來。這些代表們反對撤去陳其美的都督一職,並不是真有多喜歡這位江湖氣十足的楊梅都督,而是不想將滬軍都督的位置交出來,畢竟滬軍都督府的位置實在太過重要,不僅控住了長江的出海口,也是同各國交往最為密切的地區。
如果隻是換一個人取代陳其美,同盟會的利益不受損失,那麽他們的意見就沒這麽激烈了。黃興終於忍不住出聲說道:“英士對於革命還是有功勞的,聯軍能夠攻克南京,也有其籌措後勤軍需的奔走之勞的。耿代表何以如此苛待革命功臣?”
耿瑾文不客氣的回道:“自然是為了大局。陳英士以大局殺害革命功臣,何以為了大局令其辭職就成了苛待革命功臣?對於躺在棺材裏的陶駿保烈士而言,克強先生您這雙重標準,未免讓人心寒了。”
宋教仁看到光複會代表們臉上露出的憤怒之情,趕緊攔住了黃興說道:“三省都督的撤換就照此辦理,殺害陶駿保烈士的凶手,三天內送至南京。不過我們希望聯省代表會議能夠澄清市麵上借此案攻擊同盟會的不實言論,並盡快為陶駿保烈士下葬。不過對於各省展開肅反一事,是不是可以再重新考慮一二?”
耿瑾文沒有立刻回答宋教仁的提議,而是從一旁桌上擺放的皮包中抽出了一疊文件,隨即打開了一份念道:“宿遷知縣陳杭,在武昌革命之後鎮壓本地的起義軍,殺害了丁宜才、蔡思九等革命同誌,聚集當地的反動士紳抵抗陳興芝等革命武裝進入宿遷。
但是眼看著革命大勢難以抵擋之際,他又向吳品玉、俆希真等革命義軍投誠,最後擔任了宿遷的民政長。等到北軍南下鎮壓武昌革命時,其人又立刻背叛了革命,殺害了吳品玉、俆希真等同誌,糾結反動勢力屠殺當地的革命同情者。
就是這樣一個反複無常的卑劣小人,在我軍攻克南京光複了江蘇省後,卻依舊在宿遷當他的民政長,安然無事。江蘇49縣、市,如陳杭這樣的反動分子並不在少數。不鎮壓了這些反革命分子,江蘇能算是光複了嗎?
革命前,我們的同誌被這些反動官僚屠殺;革命後,我們還要讓這些反動官僚屠殺我們的同誌。這究竟是什麽革命道理?
為什麽陳杭這樣的反動官僚能夠穩坐泰山,絲毫不擔心我們的報複?因為江蘇所謂的光複不過就是挑去了巡撫衙門頭上的幾片瓦片,光複後江蘇各地的官員幾乎毫無變化,同樣還是這群人在當官,這就是向舊官僚、舊士紳無原則妥協的惡果。
江蘇光複之後,江蘇都督府就下令:江蘇臨時議會議員以江蘇谘議局議員充之。而江蘇臨時議會通過的江蘇約法,沒有規定都督的產生要經過選舉,沒有規定都督的任期,也沒有對都督監督的條款,倒是規定了議會通過的法律需要經過都督的裁決方能生效。
我們革命黨人流血犧牲,勝利果實倒是讓這些殘害革命同誌的舊官僚、舊士紳得去了,這樣的革命究竟有什麽前途?推翻了滿人的皇帝,就是為了讓這些舊官僚士紳繼續穩坐他們的江山,我們革命委員會是堅決不認同這等披著革命外套為封建王朝延命的舉動的…”
宋教仁並不反對耿瑾文的說法,但他立刻解釋道:“和江蘇立憲派合作也是迫不得已,若是沒有這些開明士紳官僚的支持,上海和江蘇並不能這麽快光複。東南三省光複所需的資金,一開始也是從他們那裏籌集來的…”
耿瑾文匆匆打斷了宋教仁的話語道:“但是現在的革命形勢已經變了,南京攻克之後各省聚集於南京的軍隊已經超過了十萬,現在江蘇一省的革命力量已經遠遠壓倒了本省的反革命和立憲派勢力。這個時候我們已經無需再同那些所謂的中間派和立憲派士紳進行妥協,我們應當推動他們向革命的方向前進,剔除那些反動和落後分子。
更何況,現在往南京聚集的部隊越來越多,而對於是否組織軍隊北伐各方又意見不一,如果我們不能對南京的軍隊進行整軍,並限製各省繼續往南京派兵,那麽以當前江蘇一省的財政要如何支持下去?等到江蘇財政匱乏,立憲派士紳、官僚又不肯繼續出錢,難道要大家就此散夥回家嗎?”
對於耿瑾文的咄咄逼人之言論,黃興半是惱火半是不忍的反對道:“好歹這些立憲派士紳、官僚也是支持革命的,現在革命剛剛有些起色就要把別人當成反動分子打壓,這難道不是過河拆橋之舉?這從道義上也說不過去吧?”
耿瑾文大為詫異的看著黃興說道:“打倒滿清政府,收回被外國霸占的利權,就是革命最大的道義。如果革命失敗了,卻還要誇誇其談的和某些士紳官僚講道義,這就是對人民最大的不道義。以小仁小義而妨害大仁大義,這是迂腐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