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委員或多或少的對同盟會露出的不滿，倒是讓吳川吃了一驚。不過他也很快醒悟了過來，隨著革命委員會發展形勢良好，同盟會出身的黨員對於孫、黃等同盟會領袖的仰慕正快速的淡化下去，這對於現在的黨和革命委員會來說倒是一件好事。
吳川一邊聽取著各人的意見，一邊默默的思索著，最終終於開口說道：“我們現在和過去已經不同了，過去我們不過是普通的革命者，不管說什麽人民也不會記在心裏。
但是現在不一樣，我們已經建立起了一個政權，一個政黨，手中也掌握著一隻強大的力量和上千萬民眾的前途，不管我們說什麽都會被人民認為是黨和革命委員會的一種表態。
雖然我不太喜歡用政治人物這個詞描繪自己，但事實上就是我們現在就是有分量的政治人物。那麽一個政治人物需要遵守的一個基本原則是什麽？誠實？正直？還是信仰？
我以為是信仰，即便你真的沒有也該讓人民覺得你是有信仰的，因為這是人民跟隨你前進的理由。否則哪怕我們把自己包裝成道德完人，一個朝三暮四的政治人物也是要被人民所唾棄的，因為人民是根據你的信仰來判斷你是否能夠維護他們的利益，而不是以你個人的品德來判斷。
一個時常改變自己信仰的政治人物是無法取信於人民的，同樣一個時常改變原則的政黨也是無法獲得其他政治力量的信任的。因為我們手中掌握著影響地區平衡的力量，如果不能讓其他政治力量根據我們的原則來判斷我們的行為，那麽他們是沒有辦法和我們達成任何協議的。
就像俄國的沙皇政府，即便我們得到了他們許多支持，革命委員會也不可能信任他們，為什麽？因為沙皇政府過往的曆史告訴我們，這個政府唯一遵循的原則就是無止境的擴張政策。即便與之相鄰的地區再怎麽傾向於它，它也一定會找機會把你吞並下去。
這就是為什麽，即便再怎麽困難重重，我們也應該堅持：反帝反封建。這麵旗幟。一旦我們對這一口號表現出了動搖的姿態，那麽跟隨在我們身後的人民就會散去，而沒有了人民的支持，即便我們現在看起來如何形勢大好，終究要被周邊的帝國主義和本國的封建勢力聯合絞殺，要麽就是政權的徹底變質。”
吳川如此坦率而直白的告誡，令在座的幾位委員都有些悚然而驚了。特別是對於宋雲桐而言，他仔細回想了一下，雖然在和外國人的交往中吳川確實有出賣利益的舉動，但是在黨內和公開場合吳川的主張倒是始終沒有什麽根本性的變化。
過去他一直都以為，對方這是有說一套做一套之嫌疑，不過他心裏並不覺得這是問題，這正是共和黨這個團體所需要的領導人。如果對方是如孫、黃這樣的革命聖人，確實是值得革命黨人敬仰，但是跟著他們革命的普通人可沒看到有什麽好結果的。
宋雲桐雖然堅持革命，但也不願意在仇人殺害了自己之後逍遙法外，自己卻得到一副挽聯的下場。看起來死後尊榮無比，但怎麽看都太過憋屈了。陶駿保一案的爆發，不僅僅是摧毀了其他革命黨人對於同盟會的信任，就連宋雲桐這些對同盟會頗有留戀的舊會員，也徹底對孫、黃等人失望了。
雖說孫文在案發時都沒有到上海，而黃興也未必對陶駿保被害一事知情，但是他們一開始聽聞案件之時，或沉默以對，或為滬軍都督府辯解的態度，卻讓各省的同盟會成員意識到，原來革命聖人並不是沒有人情，隻是這種人情並不在他們這些底層會員身上。
對於原有信仰的破滅，將會使得大多數人更為抵觸這種信仰，宋雲桐正是其中一個。所以他才會難得的，和自己看不上的工人委員站在一起反對臨時政府。
不過現在吳川的表態，又使得他不得不謹慎的出聲問道：“如果我們不能退出臨時政府的話，那麽吳主席您的意見是什麽？”
吳川思考了數秒後說道：“革命委員會建立的目的是保衛人民的利益，按照臨時約法成立的臨時政府原則上和我們並無不同。
因此，我認為如果臨時政府向我們提出的要求是為了更好的保衛人民的利益，那麽我們就應該服從。當然我們應當明確的告知人民，而不是秘密和臨時政府達成什麽約定。
對於袁世凱方麵我們也應該給與同樣的回答，如果袁世凱能夠保衛人民的利益，那麽我們就支持他。如果他隻是想要拉攏我們捍衛滿清政府或北洋集團的私利，那麽我們是不可能支持他的。”
其他委員還在思索的時候，吳泰已經反應了過來，向著吳川求證道：“主席的意思，是不是我們公開發表一份聲明，表明我們在對日外交上的主張，然後交給臨時政府去交涉？順便也就堵上了孫大總統的要求？”
宋雲桐也接著醒悟了過來，連連點頭說道：“這個主意好，就算臨時政府談下來了，那也是我們主張在先。要是臨時政府談不下來，人民也隻會抱怨臨時政府辦事不利。我支持這個辦法。”
吳川確立了方向之後，委員們很快就達成了一致的意見。而有了對方臨時政府的策略，對於袁世凱方麵的拉攏，革命委員會也就有了更多的選擇餘地。
解決了這個大問題之後，這場小範圍的談話也就宣告結束了。在各位委員離去之後，吳川便起身向秘書張雲榮說道：“給我備車，我要去探望一下列別捷夫教授。”
距離吳川住所約一公裏外的一處俄國人居住區內，一所帶有小花園的兩層建築，就是前莫斯科大學教授彼得·尼古拉耶維奇·列別捷夫的住所。
這位1866年出生，1891年獲博士學位，1900年就被任命為了莫斯科大學教授。1910年用實驗證實光對物體的微小壓力，並著有《光壓實驗研究》一書，是當代俄國最為出色的科學家之一。
莫斯科大學全名莫斯科國立羅蒙諾索夫大學，建立於1755年，是俄國一所曆史悠久的高等學院。不過隨著1905年革命時莫斯科大學建立了一個社會民主主義的組織，該組織呼籲推翻沙皇，建立一個共和國後，這所大學就成為了沙皇的眼中釘。
1905年之後，沙皇政府多次關閉莫斯科大學，從而造成了整所大學的左傾化。1911年因為斯托雷平被刺殺，沙皇政府再次掀起了對於社會主義分子的大規模打壓，順便再次關閉了莫斯科大學。
於是有130名科學家和教授發起了了一場集會，以抗議軍隊入駐校園。但是這場集會遭到了暴力鎮壓，一些教授被毆打，上千名學生被開除。在吳川的努力和布爾什維克組織的幫助下，彼得堡決定把不可靠的教授和學生發配到哈爾濱建立一所大學。
去年12月中，一些教授和學生就陸續抵達了哈爾濱，預備籌建哈爾濱工業學院。列別捷夫正是這些教授中最為出色的一位，也是在他的帶動下，莫斯科的不少教授和學生才決定接受政府的命令，自願前往哈爾濱。
隻是列別捷夫在和政府的對抗集會中受了寒，又經過這樣一場長途跋涉，因此抵達哈爾濱後就得了急性肺炎。如果不是磺胺藥物發揮了效力，這位搞不好下車不久就要埋骨於異國他鄉了。
就如同吳川高度重視這些從俄國而來的教授和學生，俄國布爾什維克們同樣重視著他們，在吳川抵達列別捷夫的住所時，捷爾任斯基正打算離開。
於是在門廊內兩人進行了一場簡單的對話，吳川順便提了提地方上對於肅反的意見。捷爾任斯基皺起了眉頭說道：“這樣的打擊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須的。如果不撕破了這些人對於地方的控製網，我們就無法真正把黨和民眾聯係起來。
現在處理反動分子尚且有人為其說話，那麽我們想要派人下去執行黨的農業政策，到時候反對的聲音豈不是更多？要我看，我們現在就應該一次性把所有反對聲音都壓製下去，接下來黨要執行什麽政策，也就沒有什麽人敢跳出來阻擾了。
我們現在向他們退讓一步，隻會給今後的工作帶來更大的麻煩。”
吳川聳了聳肩說道：“我並不是要向後退，但是我認為我們一次最好隻打擊一批人。革命委員會內部的聲音，黨還是要聽一聽的。像現在這樣，把打擊範圍擴大到家屬、親戚身上，甚至連把土地賣給日本人的也被視為了反動分子，這將會使委員會內部的中間派人士對黨的目的產生焦慮，從而削弱了我們整體的力量。”
捷爾任斯基沉默了片刻之後，方才出聲問道：“那麽你的想法是什麽？”
吳川沉吟了片刻後說道：“我們對地方治理遇到的最大麻煩，就是這些本地大戶在當地錯綜複雜的關係。剛好北滿又需要大批的人手加以開發，我以為不如對反動分子和搖擺分子的懲罰加以區別。對於那些堅定的反動分子自然要毫不留情的加以鎮壓，對於那些願意悔過的搖擺分子則以寬大處理。
可以讓他們把南方的土地交出來，然後在我們製定的北方地區進行開荒，以2比1進行土地置換。至於他們在南方的土地，我們可以拿出一部分分配給軍屬，拿出一部分進行拍賣，隻能以我們發行的公債進行競拍。
這樣一來，我們既安撫了中間人士，也可以打破南北大戶之間那點默契，從而確保他們難以聯合起來反對黨…”
吳川一邊聽取著各人的意見，一邊默默的思索著，最終終於開口說道：“我們現在和過去已經不同了，過去我們不過是普通的革命者，不管說什麽人民也不會記在心裏。
但是現在不一樣，我們已經建立起了一個政權，一個政黨，手中也掌握著一隻強大的力量和上千萬民眾的前途，不管我們說什麽都會被人民認為是黨和革命委員會的一種表態。
雖然我不太喜歡用政治人物這個詞描繪自己，但事實上就是我們現在就是有分量的政治人物。那麽一個政治人物需要遵守的一個基本原則是什麽？誠實？正直？還是信仰？
我以為是信仰，即便你真的沒有也該讓人民覺得你是有信仰的，因為這是人民跟隨你前進的理由。否則哪怕我們把自己包裝成道德完人，一個朝三暮四的政治人物也是要被人民所唾棄的，因為人民是根據你的信仰來判斷你是否能夠維護他們的利益，而不是以你個人的品德來判斷。
一個時常改變自己信仰的政治人物是無法取信於人民的，同樣一個時常改變原則的政黨也是無法獲得其他政治力量的信任的。因為我們手中掌握著影響地區平衡的力量，如果不能讓其他政治力量根據我們的原則來判斷我們的行為，那麽他們是沒有辦法和我們達成任何協議的。
就像俄國的沙皇政府，即便我們得到了他們許多支持，革命委員會也不可能信任他們，為什麽？因為沙皇政府過往的曆史告訴我們，這個政府唯一遵循的原則就是無止境的擴張政策。即便與之相鄰的地區再怎麽傾向於它，它也一定會找機會把你吞並下去。
這就是為什麽，即便再怎麽困難重重，我們也應該堅持：反帝反封建。這麵旗幟。一旦我們對這一口號表現出了動搖的姿態，那麽跟隨在我們身後的人民就會散去，而沒有了人民的支持，即便我們現在看起來如何形勢大好，終究要被周邊的帝國主義和本國的封建勢力聯合絞殺，要麽就是政權的徹底變質。”
吳川如此坦率而直白的告誡，令在座的幾位委員都有些悚然而驚了。特別是對於宋雲桐而言，他仔細回想了一下，雖然在和外國人的交往中吳川確實有出賣利益的舉動，但是在黨內和公開場合吳川的主張倒是始終沒有什麽根本性的變化。
過去他一直都以為，對方這是有說一套做一套之嫌疑，不過他心裏並不覺得這是問題，這正是共和黨這個團體所需要的領導人。如果對方是如孫、黃這樣的革命聖人，確實是值得革命黨人敬仰，但是跟著他們革命的普通人可沒看到有什麽好結果的。
宋雲桐雖然堅持革命，但也不願意在仇人殺害了自己之後逍遙法外，自己卻得到一副挽聯的下場。看起來死後尊榮無比，但怎麽看都太過憋屈了。陶駿保一案的爆發，不僅僅是摧毀了其他革命黨人對於同盟會的信任，就連宋雲桐這些對同盟會頗有留戀的舊會員，也徹底對孫、黃等人失望了。
雖說孫文在案發時都沒有到上海，而黃興也未必對陶駿保被害一事知情，但是他們一開始聽聞案件之時，或沉默以對，或為滬軍都督府辯解的態度，卻讓各省的同盟會成員意識到，原來革命聖人並不是沒有人情，隻是這種人情並不在他們這些底層會員身上。
對於原有信仰的破滅，將會使得大多數人更為抵觸這種信仰，宋雲桐正是其中一個。所以他才會難得的，和自己看不上的工人委員站在一起反對臨時政府。
不過現在吳川的表態，又使得他不得不謹慎的出聲問道：“如果我們不能退出臨時政府的話，那麽吳主席您的意見是什麽？”
吳川思考了數秒後說道：“革命委員會建立的目的是保衛人民的利益，按照臨時約法成立的臨時政府原則上和我們並無不同。
因此，我認為如果臨時政府向我們提出的要求是為了更好的保衛人民的利益，那麽我們就應該服從。當然我們應當明確的告知人民，而不是秘密和臨時政府達成什麽約定。
對於袁世凱方麵我們也應該給與同樣的回答，如果袁世凱能夠保衛人民的利益，那麽我們就支持他。如果他隻是想要拉攏我們捍衛滿清政府或北洋集團的私利，那麽我們是不可能支持他的。”
其他委員還在思索的時候，吳泰已經反應了過來，向著吳川求證道：“主席的意思，是不是我們公開發表一份聲明，表明我們在對日外交上的主張，然後交給臨時政府去交涉？順便也就堵上了孫大總統的要求？”
宋雲桐也接著醒悟了過來，連連點頭說道：“這個主意好，就算臨時政府談下來了，那也是我們主張在先。要是臨時政府談不下來，人民也隻會抱怨臨時政府辦事不利。我支持這個辦法。”
吳川確立了方向之後，委員們很快就達成了一致的意見。而有了對方臨時政府的策略，對於袁世凱方麵的拉攏，革命委員會也就有了更多的選擇餘地。
解決了這個大問題之後，這場小範圍的談話也就宣告結束了。在各位委員離去之後，吳川便起身向秘書張雲榮說道：“給我備車，我要去探望一下列別捷夫教授。”
距離吳川住所約一公裏外的一處俄國人居住區內，一所帶有小花園的兩層建築，就是前莫斯科大學教授彼得·尼古拉耶維奇·列別捷夫的住所。
這位1866年出生，1891年獲博士學位，1900年就被任命為了莫斯科大學教授。1910年用實驗證實光對物體的微小壓力，並著有《光壓實驗研究》一書，是當代俄國最為出色的科學家之一。
莫斯科大學全名莫斯科國立羅蒙諾索夫大學，建立於1755年，是俄國一所曆史悠久的高等學院。不過隨著1905年革命時莫斯科大學建立了一個社會民主主義的組織，該組織呼籲推翻沙皇，建立一個共和國後，這所大學就成為了沙皇的眼中釘。
1905年之後，沙皇政府多次關閉莫斯科大學，從而造成了整所大學的左傾化。1911年因為斯托雷平被刺殺，沙皇政府再次掀起了對於社會主義分子的大規模打壓，順便再次關閉了莫斯科大學。
於是有130名科學家和教授發起了了一場集會，以抗議軍隊入駐校園。但是這場集會遭到了暴力鎮壓，一些教授被毆打，上千名學生被開除。在吳川的努力和布爾什維克組織的幫助下，彼得堡決定把不可靠的教授和學生發配到哈爾濱建立一所大學。
去年12月中，一些教授和學生就陸續抵達了哈爾濱，預備籌建哈爾濱工業學院。列別捷夫正是這些教授中最為出色的一位，也是在他的帶動下，莫斯科的不少教授和學生才決定接受政府的命令，自願前往哈爾濱。
隻是列別捷夫在和政府的對抗集會中受了寒，又經過這樣一場長途跋涉，因此抵達哈爾濱後就得了急性肺炎。如果不是磺胺藥物發揮了效力，這位搞不好下車不久就要埋骨於異國他鄉了。
就如同吳川高度重視這些從俄國而來的教授和學生，俄國布爾什維克們同樣重視著他們，在吳川抵達列別捷夫的住所時，捷爾任斯基正打算離開。
於是在門廊內兩人進行了一場簡單的對話，吳川順便提了提地方上對於肅反的意見。捷爾任斯基皺起了眉頭說道：“這樣的打擊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須的。如果不撕破了這些人對於地方的控製網，我們就無法真正把黨和民眾聯係起來。
現在處理反動分子尚且有人為其說話，那麽我們想要派人下去執行黨的農業政策，到時候反對的聲音豈不是更多？要我看，我們現在就應該一次性把所有反對聲音都壓製下去，接下來黨要執行什麽政策，也就沒有什麽人敢跳出來阻擾了。
我們現在向他們退讓一步，隻會給今後的工作帶來更大的麻煩。”
吳川聳了聳肩說道：“我並不是要向後退，但是我認為我們一次最好隻打擊一批人。革命委員會內部的聲音，黨還是要聽一聽的。像現在這樣，把打擊範圍擴大到家屬、親戚身上，甚至連把土地賣給日本人的也被視為了反動分子，這將會使委員會內部的中間派人士對黨的目的產生焦慮，從而削弱了我們整體的力量。”
捷爾任斯基沉默了片刻之後，方才出聲問道：“那麽你的想法是什麽？”
吳川沉吟了片刻後說道：“我們對地方治理遇到的最大麻煩，就是這些本地大戶在當地錯綜複雜的關係。剛好北滿又需要大批的人手加以開發，我以為不如對反動分子和搖擺分子的懲罰加以區別。對於那些堅定的反動分子自然要毫不留情的加以鎮壓，對於那些願意悔過的搖擺分子則以寬大處理。
可以讓他們把南方的土地交出來，然後在我們製定的北方地區進行開荒，以2比1進行土地置換。至於他們在南方的土地，我們可以拿出一部分分配給軍屬，拿出一部分進行拍賣，隻能以我們發行的公債進行競拍。
這樣一來，我們既安撫了中間人士，也可以打破南北大戶之間那點默契，從而確保他們難以聯合起來反對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