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上原勇作來說，這個冬天真的是分外難熬。這不僅在於滿洲冬季的氣候遠比日本苦寒，更在於他所率領的這支軍隊失去了戰意。
就如他之前向山縣的秘密匯報，從四平退回的部隊已經完全喪失了作戰的勇氣，不僅僅出現了對戰爭的不滿言論，甚至於某些部隊還出現了士兵抗命的現象。
而那些從國內上來的增援部隊雖然一開始還頗有士氣，但是軍紀卻極度敗壞，即便派遣軍司令部三令五申要求不得騷擾支那平民，但依然有小股部隊在駐地附近自行征發糧秣、苦力和搶奪女人。這些小股部隊不僅證實了支那革命委員會對於皇軍的汙蔑之詞屬實，更是激發了支那百姓的憤怒。
就連為陸軍奔走的滿鐵職員，也對於這些國內來的增援部隊極為不滿，有人甚至公開抱怨：“陸軍如果精力太過旺盛不如直接發起進攻和支那軍人去較量一番，在後方破壞滿鐵苦心維持的日支親善成果算是怎麽一回事？陸軍到底是來保衛日本在華利益的，還是來破壞日本僑民在滿洲經營起來的事業的雲雲。”
上原勇作知道，這些日本僑民和滿鐵職員抱怨的，不是陸軍敗壞軍紀的現象，他們其實是在抱怨陸軍的按兵不動。如果陸軍在滿洲能夠打上一兩場勝仗，把支那百姓漸漸覺醒的民族意識給壓製下去，那麽他們才不會關注陸軍的軍紀問題。
但是在陸軍從四平撤退後，原本對於外國人唯唯諾諾的支那百姓就起了些變化，他們對於外國人主要還是對日本人，突然就失去了畏懼感。過去在奉天，哪怕日本人是孤身一人，也敢毫不畏懼的斥責一群中國人，而中國人不僅不敢圍觀，也很少有敢回口的。因為他們知道一旦發生衝突，警察和官員隻會站在日本人這邊，而自己隻會受到更大的損失。
正因為如此，日本在滿洲的人數雖少，但是對於人數眾多的支那人並不畏懼，而且還喜歡抱團欺負支那人。滿洲的日本人漸漸形成了一個獨特的團體，他們看起來要比其他海外日本人更為團結，哪怕是日本人在欺負支那人的過程中吃了點小虧，也會成群結隊的向中國官府抗議，甚至自行組織人員進行報複，直到敢反抗日本人的支那人家破人亡或逃離本地為止。
但是在四平撤退之後，支那人的膽氣突然就雄壯了起來，一旦和日本人發生了衝突，隻要當街大喊一聲“日本人又欺負人了”，頓時就有一大群中國人圍了上來。與之衝突的日本人要麽立即道歉，要麽就得挨上一頓打。
至於像過去那樣向官府告狀或集結人員進行報複，現在也已經成為了不可能的事。因為舊官府已經不複存在，革命委員會建立的新官府隻會偏向本國人，而那些無所事事的日本浪人早在支那軍抵達之前就南下了，現在依然停留在本地不肯離開的，都是不肯放棄本地財產的日本居留民。
在日軍控製的區域雖然要好上一些，但是支那人也普遍出現了不合作的姿態。那些和日本人保持合作的本地大戶，往往成為了支那小股部隊的首要襲擊對象，而派遣軍光是維持從大連到奉天城的鐵路安全，就已經差不多耗盡了不多的機動兵力，那裏還顧得上去保護這些親日大戶的家園。
於是原本親日的支那人開始疏遠日本人不說，就是那些在滿洲置辦起了家產的日本居留民，也開始主張日支親善，放棄戰爭了。
上原勇作對於這種變化的出現也是無可奈何，他並不是不想對支那軍發起進攻，但是陸軍對於滿洲冬季作戰完全沒有信心。這並不是陸軍對滿洲作戰沒有研究，日俄大戰之前日本就開始研究高寒地區作戰了，否則就不會出現“八甲田山事件”了。
但是日俄戰爭爆發之後，陸軍就發現研究和實戰還是有區別的，在戰爭中出現的大量病員證明了兩件事，日本人不適應高寒氣候和日本的後勤無力支撐這種氣候下的大型會戰。所以在日俄戰爭之後，日本開始實施了滿洲駐軍輪換製度，就是為了讓陸軍各師團熟悉滿洲的氣候。
隻是現在這一製度的效果還沒有顯露出來，這場戰爭又爆發的過於突然，加上前期戰事的不利，使得上原勇作難以下定決心發起一場大的會戰。而在雙方呈現對峙局勢之後，隨著部隊的士氣下降，派遣軍就更打不起一場無法速勝的會戰了。
部隊的士氣不斷下降，不僅僅在於從四平撤回的部隊感染了從國內增援的新部隊，更在於奉天大本營身後這條漫長鐵路線的防禦作戰。因為一些增援部隊的軍紀不靖，導致了鐵路沿線的支那民眾對於日軍的不滿。
如果是過去的話，這不過是個小問題，畢竟支那人數再多也是難以同有組織的國家力量對抗的。但是隨著支那革命委員會對南滿各地勢力的收編，這就不再是區區幾處村莊和一些支那百姓和日軍的對抗了。這同樣也是在一個政權組織下的，國家與國家力量的對抗。
上原勇作手中雖然還有近4個師團，超過六萬人的力量。但是把這樣的力量分散在大連和奉天之間的廣大區域，就好像是在一碗拉麵上麵撒了幾粒蔥花，看起來很像樣子，但幾乎起不到什麽作用。
學習過法軍建製的上原勇作並非沒有聽說過，“兩個馬穆魯克兵絕對能打贏三個法國兵，一百個法國兵與一百個馬穆魯克兵勢均力敵；三百個法國兵大都能打勝三百個馬穆魯克兵，而一千個法國兵總能打敗一千五百個馬穆魯克兵。”
然而拿破侖皇帝的這句名言被支那軍逆用了，遊離於鐵路線兩側的支那民兵絕不和小隊以上的日軍發生正麵衝突，而在小隊以下規模的戰鬥中，這些支那民兵就會以人數優勢加上手榴彈等爆炸物完全壓製住日軍小隊作戰。
上原勇作認為，自己掌握著的六萬大軍真的展開和支那軍進行野戰，也能輕易擊敗2倍以上的支那軍。但是當他不斷的把兵力分散開去之後，這隻軍隊不過隻能當成幾萬治安警察來使用了。大連到奉天鐵路兩側起碼居住著數百萬支那民眾，這幾萬武裝警察固然可以保證地方上的治安，但是接下來該讓誰來抵擋支那的正規軍呢？
雖然英國人在布爾戰爭中展現了一種有效的對付這種遊擊戰的方式，但是上原勇作卻知道這一策略無法在南滿實施。即便不考慮支那人的數量，光是考慮哪些被俘的日本軍人和一直關注日軍行動的外國記者，上原勇作也不敢像英國人那樣把鐵路線兩側化為焦土，將沿線的支那百姓都集中關押起來。
這不僅會敗壞日本的聲譽，更重要的是將會使得日本公債在國際金融市場遭到抵製，就像日俄戰爭中俄國公債被國際市場抵製一樣。依賴於借債維持國家運行的日本，是沒辦法冒這樣的風險的。
不過目前令上原勇作感到最為頭疼的，還不是這些問題，而是新近冒出來的一件士兵襲擊軍曹的案件。這件案子當然不是在派遣軍中發生的，而是在支那軍俘虜的日軍中發生的。
按照支那及外國報紙所刊登的消息，在支那軍長春的俘虜營中，一名軍曹因為管教了不聽話的部下，結果在晚間受到了這名部下的襲擊身負重傷。這一事件激怒了日軍的軍官們，他們一致要求管理俘虜營的支那軍人處死這名襲擊上級的士兵。但是俘虜營中一向嚴守軍中等級的日軍士兵們，這次卻站在了襲擊上級的士兵一邊，反對處死這名同伴。
而這一爭論隨著報紙傳播到派遣軍中之後，很快又引起了派遣軍中軍官和士兵們的對立。因為支那報紙上將整個案件詳細的刊登了出來，所謂軍曹管教不聽話的部下，是因為革命委員會給俘虜營安裝了一個名叫廣播的新玩意，廣播內會播放一些日語歌曲和閱讀一些文章，以安慰日軍俘虜的思鄉情緒。
這原本是革命委員會的善意，但是革命委員會這些天把對一些被解救出來的日本妓女采訪錄進行了廣播，以揭發日本財閥和軍閥之罪惡。廣播告訴日本士兵，他們的敵人並不是中國人民而是國內那些欺壓日本人民的財閥和軍閥。
這樣的廣播自然引起了俘虜營內日本軍官們的不滿，他們一邊向管理俘虜營的支那軍方進行抗議，要求停止廣播，一邊則命令俘虜營中任何人不得在廣播期間傾聽。這位被軍曹毆打的不聽話士兵，其實就是因為在廣播期間發呆，沒有按照軍曹的要求按住自己的耳朵。
而這位士兵之所以發呆，是因為他覺得廣播中某位妓女的采訪錄很像自己姐姐的經曆。本就被廣播引發了感傷情緒的他，再一次被軍曹毒打後終於萌發了反抗的意念，這才會隱藏了工具於晚上襲擊了這名從軍以來老是毆打他的軍曹。
對於日軍的軍官們來說，軍中等級就是一切，就算軍曹的行為有些粗暴，那也不是士兵以下犯上的理由。若是過去，自然沒人敢站出來反對這個主張。但是現在麽，因為支那及外國報紙對於這名士兵的同情，派遣軍內部突然就冒出了不同的聲音。
甚至有人開始聲稱，幸德秋水的一些主張也不全是大逆不道，國民背負著高昂的稅金，又把子弟投入到戰場，好不容易才打贏了日清、日俄兩場大戰。但是除了讓國家背負了巨額債務，農民連米飯都吃不上外，國民幾乎沒有得到任何好處，倒是財閥們一個個修起了西洋大宅，穿上了昂貴的洋服。他們究竟是在為日本和天皇而戰，還是在為財閥和將軍們而戰？
就如他之前向山縣的秘密匯報，從四平退回的部隊已經完全喪失了作戰的勇氣，不僅僅出現了對戰爭的不滿言論，甚至於某些部隊還出現了士兵抗命的現象。
而那些從國內上來的增援部隊雖然一開始還頗有士氣，但是軍紀卻極度敗壞，即便派遣軍司令部三令五申要求不得騷擾支那平民，但依然有小股部隊在駐地附近自行征發糧秣、苦力和搶奪女人。這些小股部隊不僅證實了支那革命委員會對於皇軍的汙蔑之詞屬實，更是激發了支那百姓的憤怒。
就連為陸軍奔走的滿鐵職員，也對於這些國內來的增援部隊極為不滿，有人甚至公開抱怨：“陸軍如果精力太過旺盛不如直接發起進攻和支那軍人去較量一番，在後方破壞滿鐵苦心維持的日支親善成果算是怎麽一回事？陸軍到底是來保衛日本在華利益的，還是來破壞日本僑民在滿洲經營起來的事業的雲雲。”
上原勇作知道，這些日本僑民和滿鐵職員抱怨的，不是陸軍敗壞軍紀的現象，他們其實是在抱怨陸軍的按兵不動。如果陸軍在滿洲能夠打上一兩場勝仗，把支那百姓漸漸覺醒的民族意識給壓製下去，那麽他們才不會關注陸軍的軍紀問題。
但是在陸軍從四平撤退後，原本對於外國人唯唯諾諾的支那百姓就起了些變化，他們對於外國人主要還是對日本人，突然就失去了畏懼感。過去在奉天，哪怕日本人是孤身一人，也敢毫不畏懼的斥責一群中國人，而中國人不僅不敢圍觀，也很少有敢回口的。因為他們知道一旦發生衝突，警察和官員隻會站在日本人這邊，而自己隻會受到更大的損失。
正因為如此，日本在滿洲的人數雖少，但是對於人數眾多的支那人並不畏懼，而且還喜歡抱團欺負支那人。滿洲的日本人漸漸形成了一個獨特的團體，他們看起來要比其他海外日本人更為團結，哪怕是日本人在欺負支那人的過程中吃了點小虧，也會成群結隊的向中國官府抗議，甚至自行組織人員進行報複，直到敢反抗日本人的支那人家破人亡或逃離本地為止。
但是在四平撤退之後，支那人的膽氣突然就雄壯了起來，一旦和日本人發生了衝突，隻要當街大喊一聲“日本人又欺負人了”，頓時就有一大群中國人圍了上來。與之衝突的日本人要麽立即道歉，要麽就得挨上一頓打。
至於像過去那樣向官府告狀或集結人員進行報複，現在也已經成為了不可能的事。因為舊官府已經不複存在，革命委員會建立的新官府隻會偏向本國人，而那些無所事事的日本浪人早在支那軍抵達之前就南下了，現在依然停留在本地不肯離開的，都是不肯放棄本地財產的日本居留民。
在日軍控製的區域雖然要好上一些，但是支那人也普遍出現了不合作的姿態。那些和日本人保持合作的本地大戶，往往成為了支那小股部隊的首要襲擊對象，而派遣軍光是維持從大連到奉天城的鐵路安全，就已經差不多耗盡了不多的機動兵力，那裏還顧得上去保護這些親日大戶的家園。
於是原本親日的支那人開始疏遠日本人不說，就是那些在滿洲置辦起了家產的日本居留民，也開始主張日支親善，放棄戰爭了。
上原勇作對於這種變化的出現也是無可奈何，他並不是不想對支那軍發起進攻，但是陸軍對於滿洲冬季作戰完全沒有信心。這並不是陸軍對滿洲作戰沒有研究，日俄大戰之前日本就開始研究高寒地區作戰了，否則就不會出現“八甲田山事件”了。
但是日俄戰爭爆發之後，陸軍就發現研究和實戰還是有區別的，在戰爭中出現的大量病員證明了兩件事，日本人不適應高寒氣候和日本的後勤無力支撐這種氣候下的大型會戰。所以在日俄戰爭之後，日本開始實施了滿洲駐軍輪換製度，就是為了讓陸軍各師團熟悉滿洲的氣候。
隻是現在這一製度的效果還沒有顯露出來，這場戰爭又爆發的過於突然，加上前期戰事的不利，使得上原勇作難以下定決心發起一場大的會戰。而在雙方呈現對峙局勢之後，隨著部隊的士氣下降，派遣軍就更打不起一場無法速勝的會戰了。
部隊的士氣不斷下降，不僅僅在於從四平撤回的部隊感染了從國內增援的新部隊，更在於奉天大本營身後這條漫長鐵路線的防禦作戰。因為一些增援部隊的軍紀不靖，導致了鐵路沿線的支那民眾對於日軍的不滿。
如果是過去的話，這不過是個小問題，畢竟支那人數再多也是難以同有組織的國家力量對抗的。但是隨著支那革命委員會對南滿各地勢力的收編，這就不再是區區幾處村莊和一些支那百姓和日軍的對抗了。這同樣也是在一個政權組織下的，國家與國家力量的對抗。
上原勇作手中雖然還有近4個師團，超過六萬人的力量。但是把這樣的力量分散在大連和奉天之間的廣大區域，就好像是在一碗拉麵上麵撒了幾粒蔥花，看起來很像樣子，但幾乎起不到什麽作用。
學習過法軍建製的上原勇作並非沒有聽說過，“兩個馬穆魯克兵絕對能打贏三個法國兵，一百個法國兵與一百個馬穆魯克兵勢均力敵；三百個法國兵大都能打勝三百個馬穆魯克兵，而一千個法國兵總能打敗一千五百個馬穆魯克兵。”
然而拿破侖皇帝的這句名言被支那軍逆用了，遊離於鐵路線兩側的支那民兵絕不和小隊以上的日軍發生正麵衝突，而在小隊以下規模的戰鬥中，這些支那民兵就會以人數優勢加上手榴彈等爆炸物完全壓製住日軍小隊作戰。
上原勇作認為，自己掌握著的六萬大軍真的展開和支那軍進行野戰，也能輕易擊敗2倍以上的支那軍。但是當他不斷的把兵力分散開去之後，這隻軍隊不過隻能當成幾萬治安警察來使用了。大連到奉天鐵路兩側起碼居住著數百萬支那民眾，這幾萬武裝警察固然可以保證地方上的治安，但是接下來該讓誰來抵擋支那的正規軍呢？
雖然英國人在布爾戰爭中展現了一種有效的對付這種遊擊戰的方式，但是上原勇作卻知道這一策略無法在南滿實施。即便不考慮支那人的數量，光是考慮哪些被俘的日本軍人和一直關注日軍行動的外國記者，上原勇作也不敢像英國人那樣把鐵路線兩側化為焦土，將沿線的支那百姓都集中關押起來。
這不僅會敗壞日本的聲譽，更重要的是將會使得日本公債在國際金融市場遭到抵製，就像日俄戰爭中俄國公債被國際市場抵製一樣。依賴於借債維持國家運行的日本，是沒辦法冒這樣的風險的。
不過目前令上原勇作感到最為頭疼的，還不是這些問題，而是新近冒出來的一件士兵襲擊軍曹的案件。這件案子當然不是在派遣軍中發生的，而是在支那軍俘虜的日軍中發生的。
按照支那及外國報紙所刊登的消息，在支那軍長春的俘虜營中，一名軍曹因為管教了不聽話的部下，結果在晚間受到了這名部下的襲擊身負重傷。這一事件激怒了日軍的軍官們，他們一致要求管理俘虜營的支那軍人處死這名襲擊上級的士兵。但是俘虜營中一向嚴守軍中等級的日軍士兵們，這次卻站在了襲擊上級的士兵一邊，反對處死這名同伴。
而這一爭論隨著報紙傳播到派遣軍中之後，很快又引起了派遣軍中軍官和士兵們的對立。因為支那報紙上將整個案件詳細的刊登了出來，所謂軍曹管教不聽話的部下，是因為革命委員會給俘虜營安裝了一個名叫廣播的新玩意，廣播內會播放一些日語歌曲和閱讀一些文章，以安慰日軍俘虜的思鄉情緒。
這原本是革命委員會的善意，但是革命委員會這些天把對一些被解救出來的日本妓女采訪錄進行了廣播，以揭發日本財閥和軍閥之罪惡。廣播告訴日本士兵，他們的敵人並不是中國人民而是國內那些欺壓日本人民的財閥和軍閥。
這樣的廣播自然引起了俘虜營內日本軍官們的不滿，他們一邊向管理俘虜營的支那軍方進行抗議，要求停止廣播，一邊則命令俘虜營中任何人不得在廣播期間傾聽。這位被軍曹毆打的不聽話士兵，其實就是因為在廣播期間發呆，沒有按照軍曹的要求按住自己的耳朵。
而這位士兵之所以發呆，是因為他覺得廣播中某位妓女的采訪錄很像自己姐姐的經曆。本就被廣播引發了感傷情緒的他，再一次被軍曹毒打後終於萌發了反抗的意念，這才會隱藏了工具於晚上襲擊了這名從軍以來老是毆打他的軍曹。
對於日軍的軍官們來說，軍中等級就是一切，就算軍曹的行為有些粗暴，那也不是士兵以下犯上的理由。若是過去，自然沒人敢站出來反對這個主張。但是現在麽，因為支那及外國報紙對於這名士兵的同情，派遣軍內部突然就冒出了不同的聲音。
甚至有人開始聲稱，幸德秋水的一些主張也不全是大逆不道，國民背負著高昂的稅金，又把子弟投入到戰場，好不容易才打贏了日清、日俄兩場大戰。但是除了讓國家背負了巨額債務，農民連米飯都吃不上外，國民幾乎沒有得到任何好處，倒是財閥們一個個修起了西洋大宅，穿上了昂貴的洋服。他們究竟是在為日本和天皇而戰，還是在為財閥和將軍們而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