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沈樹人在一家人吃飯的桌上，隨口就說出這一番大道理來，頗有些不合時宜。不過沈廷揚顯然已經對兒子的深謀遠慮早已習慣。
過去一年半裏，兒子每每拿出奇謀妙想，一再刷新他的認知，現在無論再發生什麽，都不足以讓他驚訝。
“那咱就由易及難，先說說如何讓地方上交錢的人服軟，別鬧出亂子來。”沈廷揚毫無心理壓力地不恥下問。
沈樹人：“要解決大問題，不能泛泛而談定性分析，隻要拆解、定量，分成一堆小問題，就沒什麽難辦的。
陛下要厘金改革，本質上隻是針對東南地區的商稅征收辦法改革，我們先梳理一下涉及到哪些省，然後逐一拆解就行了。
理論上，厘金實施後，南方九省加南直隸都有影響。但實際上雲貴這些年苗亂一直未平，兩廣則僻處邊陲，與其他各省少有內河水路交通，被五嶺隔絕，海貿又不好設卡征稅，所以這四個省不用考慮。
剩下四川、湖廣、江西、南直隸、浙江、福建。四川是相對最難控製的，也有一定被土司苗亂等波及，還有張獻忠如今盤踞熊山（神農架古稱），所以四川腹地的商稅，將來數年內，估計都隻能暫時保持舊製。
不過，四川商旅要水路出川，卻可以保證征收厘金，因為他們隻有從長江三峽進入湖廣，朝廷實施厘金後，可以在秭歸或者夷陵設卡，一律統籌征收。
如此，無心遠途、不做跨省貿易的四川小商人，不會被新法盤剝，能盤剝的至少都是有大船能出三峽的，四川人的態度也就沒那麽重要了，大部分人也犯不著反對厘金。
人都是自私的，如果一個法盤剝不到自己，隻能盤剝到比自己有錢得多的對手，那大部分人就會明哲保身。”
這些思路，顯然沈樹人回蘇州的一路上，就趁著坐船無聊那十天，仔細打磨想好了。他輕描淡寫一通拆解，就先把幾個不用考慮的省排除掉，看上去問題一下子就容易了不少。
隨後，他又推而廣之，分析出對付四川的思路，也可以適用於江西和福建——
江西目前是沈家可以滲透和影響比較弱的一個南方鄰省，沒什麽政壇上的盟友在那。偏偏沈樹人之前到黃州上任時，打擊當地一些吃相特別難看的豪紳時，還得罪了不少坐鎮九江、滲透湖廣南直的江西家族，所以指望在江西找到願意配合的勢力，那是不太可能了。
不過，江西的地形和四川差不多閉塞，大部分貿易要走九江的鄱陽湖口，然後沿長江。
隻要把一東一西的湖廣和南直隸口袋紮緊了，確保“江西人在省內短途貿易不會被征厘金，而隻要從九江出鄱陽湖，無論逆流去湖廣還是順流東下南直隸，都會被收厘金”。
那麽，江西占八成以上的本地小商人小士紳，暫時也不會積極起來反抗。
至於福建，確實沒什麽內河水路通外省，但沈家要搞定鄭芝龍家，讓鄭芝龍也能支持厘金變法，這就等於順帶搞定了整個福建。
鄭芝龍一年能收一千多萬兩銀子的船旗銀子，福建等於就是鄭家的福建。
“……所以，要想收取厘金，朝廷完全可以采取少試點幾個省、夾一個設一個，把湖廣，南直隸，福建拿下。剩下的四川、江西、浙江被夾在其間，隻要走江河水路出省就會被征收。
如此一來，問題就簡化了一半。而且理由還非常充分：湖廣，南直隸都是有流賊波及的省份，所以才采取了特殊的戰時商稅管理。江西四川浙江暫時沒有流賊入境，所以理論上沒推行。”沈樹人最後總結道。
“南直隸如今還算有賊亂？”沈廷揚一時沒反應過來，他下意識覺得南直隸已經太平了。
沈樹人卻非常敏感地指出：“怎麽會，安廬巡撫史可法的轄區，難道不算南直隸？在安慶府廬州府靠近英霍山的那一點點山區有流賊，就等於南直隸有流賊，朝廷完全占理。”
沈廷揚一愣，連忙表示自己說錯話了。
南直隸最西北角邊緣地區，可是以大別山為界的，所以大別山區有流賊，就能說南直隸是戰區。
雖然有點小題大做，但法理上沒毛病。
沈廷揚便繼續往下分析，如何解決那三個重點省份的厘金支持率問題。
“對於福建，還是那句話，我們要給點好處，把鄭芝龍進一步拉到自己的戰船上。去年一年，我們跟鄭家的關係比較正常，但也比較冷淡。
那是因為之前咱畢竟幫楊閣老把鄭成功騙到南京國子監了。鄭芝龍事後想明白，心裏肯定會有點疙瘩，所以過去一年我們基本上沒有和鄭家緩和關係，最多隻是我跟鄭成功本人結交。
如今風頭也過去了，我們可以用鄭成功的仕途前途為切入點，繞過鄭成功，靠鄭鴻逵直接和鄭芝龍交易。比如，讓鄭成功以監生身份，直接捐官做文官。
我如今已經是五品知府，完全可以想辦法跟楊閣老打招呼，自己安排一些屬官。等父親您將來回了南京，也可以在南京戶部想辦法。總而言之就是給鄭芝龍許諾。
我知道鄭芝龍還是挺希望他兒子洗去‘海寇世家’的惡名，改行做文官的。隻要出身正經，不怕被士林看不起，鄭芝龍願意付出些小代價的。
鄭家有‘山海五路’的商會，海五路負責對外夷的海貿，大海茫茫咱收不到厘金。不過山五路卻是負責進貨，所以，隻要把鄭家在長江內地各埠進貨的各路商家的厘金收一點，也就大功告成了。
咱還可以承諾，問鄭家收的厘金，全部花在南直隸和浙江，絕對不會花到湖廣那邊。如此本地收本地用，還讓鄭家的人參與到錢的用法分配中，給他們一定的話語權，他們肯定願意出。”
沈樹人這番話，也是結合了此後幾百年對付有錢人的經驗：你要直接問超級富豪征遺產稅，剛立法的時候肯定會遭到嚴峻的反對。
但你要是說“你可以捐款抵稅，而且捐給信托基金的錢將來怎麽花，你兒子也能插嘴過問”，那抵抗力度就要小得多了，算是暗合了“無代表，不納稅”的資本注意思想。
搞定福建之後，沈樹人繼續往下分析：
“剩下的湖廣和南直隸，在湖廣要推行厘金，關鍵是楊閣老和方巡撫力推，那邊賊亂蔓延非常廣，軍政為先的氛圍濃厚，隻要領兵將領、督師都支持，商人豪紳翻不起什麽浪。
楊閣老那邊，我自然會動用之前的關係，跟他申明利害，厘金是利於剿賊的，對楊閣老有利。而方巡撫那邊，我年後歸任時，也會按您之前的交代，去回拜一下，合理地給點好處。
南直隸這邊，我們沈家本就是將來納厘金的第一大戶，我們自己肯帶頭交，就能把蘇州府的反對壓下去。鬆江那邊不用打點，我們跟徐閣老家這兩年合作得很不錯，一起賣新式織機，大家都各自多賺了至少數十萬兩。
剩下的，就是南京周邊幾個府，抗稅豪紳雲集，而且百年勳貴極多，都是之前享受免稅待遇的，有些連正常的鈔關稅都能減免。
南京周邊，江北數府的阻力，我會去找安廬巡撫史可法套套交情，那邊如今也是軍事為先。南京周邊的江南部分，就需要拉攏南京戶部的尚書、侍郎，以及一些有勢力的勳貴了。
這也是元宵節後，我們去南京要重點解決的難點。把這塊硬骨頭啃下，地方上就沒什麽人能抗拒不繳了。”
……
沈樹人抽絲剝繭，很快把問題精簡到最後一小塊：隻要把南京地區的變法反對者勢力啃下來就可以了，其他地區都已經有應對之策。
那架勢，頗有幾分諸葛亮運籌帷幄、“安居平五路”的揮斥方遒。
沈廷揚聽得目眩神馳，竟也不下於劉禪聽諸葛闡述對策。一時之間，父子智略高下，竟有逆轉之態，兒子像諸葛，父親像劉禪，不得不說是非常喜感。
呆滯半晌之後，沈廷揚才想起一個問題：“那年後去南京，咱主要該拉攏誰呢？可曾有想過？”
沈樹人當然有想過，他這些天在船上閑著也是閑著，所以毫不猶豫拋出一個名字：
“孩兒已經了解過現任南京各部的官員了，孩兒覺得，南京戶部左侍郎張國維，可以拉攏。元宵節後，父親可以與孩兒設宴，款待張侍郎，陳明利害。
張侍郎也算公忠體國之人，而且他曾經巡撫南直隸十府、廣督三吳水利，父親應該也讀過他前年從離任後，寫下的《吳中水利全書》吧？
張侍郎在南京戶部、工部都有很深根基，在三吳主持興修水利時，多與勳貴豪紳攤派，他最有‘讓三吳豪紳捐錢給本地人用’的經驗和信用。
由他出麵，豪紳才會相信他們多繳的厘金，是確保讓本地人受惠的——其實三吳豪紳抗稅最嚴峻那些年，也不是真的不想在本地做善事，他們抗的主要就是江南的錢被拿去養北京。
而父親既然打算將來抽身南下，完全可以跟他說：倡議變法的惡名，由父親您承擔，而執行變法得力的好處，由張侍郎承擔。
最後事情做得好，讓張侍郎去北京當戶部侍郎，父親您表示自願被貶南方，回南京接張侍郎的差事，各取所需，豈不美哉？”
過去一年半裏，兒子每每拿出奇謀妙想，一再刷新他的認知，現在無論再發生什麽，都不足以讓他驚訝。
“那咱就由易及難，先說說如何讓地方上交錢的人服軟，別鬧出亂子來。”沈廷揚毫無心理壓力地不恥下問。
沈樹人：“要解決大問題，不能泛泛而談定性分析，隻要拆解、定量，分成一堆小問題，就沒什麽難辦的。
陛下要厘金改革，本質上隻是針對東南地區的商稅征收辦法改革，我們先梳理一下涉及到哪些省，然後逐一拆解就行了。
理論上，厘金實施後，南方九省加南直隸都有影響。但實際上雲貴這些年苗亂一直未平，兩廣則僻處邊陲，與其他各省少有內河水路交通，被五嶺隔絕，海貿又不好設卡征稅，所以這四個省不用考慮。
剩下四川、湖廣、江西、南直隸、浙江、福建。四川是相對最難控製的，也有一定被土司苗亂等波及，還有張獻忠如今盤踞熊山（神農架古稱），所以四川腹地的商稅，將來數年內，估計都隻能暫時保持舊製。
不過，四川商旅要水路出川，卻可以保證征收厘金，因為他們隻有從長江三峽進入湖廣，朝廷實施厘金後，可以在秭歸或者夷陵設卡，一律統籌征收。
如此，無心遠途、不做跨省貿易的四川小商人，不會被新法盤剝，能盤剝的至少都是有大船能出三峽的，四川人的態度也就沒那麽重要了，大部分人也犯不著反對厘金。
人都是自私的，如果一個法盤剝不到自己，隻能盤剝到比自己有錢得多的對手，那大部分人就會明哲保身。”
這些思路，顯然沈樹人回蘇州的一路上，就趁著坐船無聊那十天，仔細打磨想好了。他輕描淡寫一通拆解，就先把幾個不用考慮的省排除掉，看上去問題一下子就容易了不少。
隨後，他又推而廣之，分析出對付四川的思路，也可以適用於江西和福建——
江西目前是沈家可以滲透和影響比較弱的一個南方鄰省，沒什麽政壇上的盟友在那。偏偏沈樹人之前到黃州上任時，打擊當地一些吃相特別難看的豪紳時，還得罪了不少坐鎮九江、滲透湖廣南直的江西家族，所以指望在江西找到願意配合的勢力，那是不太可能了。
不過，江西的地形和四川差不多閉塞，大部分貿易要走九江的鄱陽湖口，然後沿長江。
隻要把一東一西的湖廣和南直隸口袋紮緊了，確保“江西人在省內短途貿易不會被征厘金，而隻要從九江出鄱陽湖，無論逆流去湖廣還是順流東下南直隸，都會被收厘金”。
那麽，江西占八成以上的本地小商人小士紳，暫時也不會積極起來反抗。
至於福建，確實沒什麽內河水路通外省，但沈家要搞定鄭芝龍家，讓鄭芝龍也能支持厘金變法，這就等於順帶搞定了整個福建。
鄭芝龍一年能收一千多萬兩銀子的船旗銀子，福建等於就是鄭家的福建。
“……所以，要想收取厘金，朝廷完全可以采取少試點幾個省、夾一個設一個，把湖廣，南直隸，福建拿下。剩下的四川、江西、浙江被夾在其間，隻要走江河水路出省就會被征收。
如此一來，問題就簡化了一半。而且理由還非常充分：湖廣，南直隸都是有流賊波及的省份，所以才采取了特殊的戰時商稅管理。江西四川浙江暫時沒有流賊入境，所以理論上沒推行。”沈樹人最後總結道。
“南直隸如今還算有賊亂？”沈廷揚一時沒反應過來，他下意識覺得南直隸已經太平了。
沈樹人卻非常敏感地指出：“怎麽會，安廬巡撫史可法的轄區，難道不算南直隸？在安慶府廬州府靠近英霍山的那一點點山區有流賊，就等於南直隸有流賊，朝廷完全占理。”
沈廷揚一愣，連忙表示自己說錯話了。
南直隸最西北角邊緣地區，可是以大別山為界的，所以大別山區有流賊，就能說南直隸是戰區。
雖然有點小題大做，但法理上沒毛病。
沈廷揚便繼續往下分析，如何解決那三個重點省份的厘金支持率問題。
“對於福建，還是那句話，我們要給點好處，把鄭芝龍進一步拉到自己的戰船上。去年一年，我們跟鄭家的關係比較正常，但也比較冷淡。
那是因為之前咱畢竟幫楊閣老把鄭成功騙到南京國子監了。鄭芝龍事後想明白，心裏肯定會有點疙瘩，所以過去一年我們基本上沒有和鄭家緩和關係，最多隻是我跟鄭成功本人結交。
如今風頭也過去了，我們可以用鄭成功的仕途前途為切入點，繞過鄭成功，靠鄭鴻逵直接和鄭芝龍交易。比如，讓鄭成功以監生身份，直接捐官做文官。
我如今已經是五品知府，完全可以想辦法跟楊閣老打招呼，自己安排一些屬官。等父親您將來回了南京，也可以在南京戶部想辦法。總而言之就是給鄭芝龍許諾。
我知道鄭芝龍還是挺希望他兒子洗去‘海寇世家’的惡名，改行做文官的。隻要出身正經，不怕被士林看不起，鄭芝龍願意付出些小代價的。
鄭家有‘山海五路’的商會，海五路負責對外夷的海貿，大海茫茫咱收不到厘金。不過山五路卻是負責進貨，所以，隻要把鄭家在長江內地各埠進貨的各路商家的厘金收一點，也就大功告成了。
咱還可以承諾，問鄭家收的厘金，全部花在南直隸和浙江，絕對不會花到湖廣那邊。如此本地收本地用，還讓鄭家的人參與到錢的用法分配中，給他們一定的話語權，他們肯定願意出。”
沈樹人這番話，也是結合了此後幾百年對付有錢人的經驗：你要直接問超級富豪征遺產稅，剛立法的時候肯定會遭到嚴峻的反對。
但你要是說“你可以捐款抵稅，而且捐給信托基金的錢將來怎麽花，你兒子也能插嘴過問”，那抵抗力度就要小得多了，算是暗合了“無代表，不納稅”的資本注意思想。
搞定福建之後，沈樹人繼續往下分析：
“剩下的湖廣和南直隸，在湖廣要推行厘金，關鍵是楊閣老和方巡撫力推，那邊賊亂蔓延非常廣，軍政為先的氛圍濃厚，隻要領兵將領、督師都支持，商人豪紳翻不起什麽浪。
楊閣老那邊，我自然會動用之前的關係，跟他申明利害，厘金是利於剿賊的，對楊閣老有利。而方巡撫那邊，我年後歸任時，也會按您之前的交代，去回拜一下，合理地給點好處。
南直隸這邊，我們沈家本就是將來納厘金的第一大戶，我們自己肯帶頭交，就能把蘇州府的反對壓下去。鬆江那邊不用打點，我們跟徐閣老家這兩年合作得很不錯，一起賣新式織機，大家都各自多賺了至少數十萬兩。
剩下的，就是南京周邊幾個府，抗稅豪紳雲集，而且百年勳貴極多，都是之前享受免稅待遇的，有些連正常的鈔關稅都能減免。
南京周邊，江北數府的阻力，我會去找安廬巡撫史可法套套交情，那邊如今也是軍事為先。南京周邊的江南部分，就需要拉攏南京戶部的尚書、侍郎，以及一些有勢力的勳貴了。
這也是元宵節後，我們去南京要重點解決的難點。把這塊硬骨頭啃下，地方上就沒什麽人能抗拒不繳了。”
……
沈樹人抽絲剝繭，很快把問題精簡到最後一小塊：隻要把南京地區的變法反對者勢力啃下來就可以了，其他地區都已經有應對之策。
那架勢，頗有幾分諸葛亮運籌帷幄、“安居平五路”的揮斥方遒。
沈廷揚聽得目眩神馳，竟也不下於劉禪聽諸葛闡述對策。一時之間，父子智略高下，竟有逆轉之態，兒子像諸葛，父親像劉禪，不得不說是非常喜感。
呆滯半晌之後，沈廷揚才想起一個問題：“那年後去南京，咱主要該拉攏誰呢？可曾有想過？”
沈樹人當然有想過，他這些天在船上閑著也是閑著，所以毫不猶豫拋出一個名字：
“孩兒已經了解過現任南京各部的官員了，孩兒覺得，南京戶部左侍郎張國維，可以拉攏。元宵節後，父親可以與孩兒設宴，款待張侍郎，陳明利害。
張侍郎也算公忠體國之人，而且他曾經巡撫南直隸十府、廣督三吳水利，父親應該也讀過他前年從離任後，寫下的《吳中水利全書》吧？
張侍郎在南京戶部、工部都有很深根基，在三吳主持興修水利時，多與勳貴豪紳攤派，他最有‘讓三吳豪紳捐錢給本地人用’的經驗和信用。
由他出麵，豪紳才會相信他們多繳的厘金，是確保讓本地人受惠的——其實三吳豪紳抗稅最嚴峻那些年，也不是真的不想在本地做善事，他們抗的主要就是江南的錢被拿去養北京。
而父親既然打算將來抽身南下，完全可以跟他說：倡議變法的惡名，由父親您承擔，而執行變法得力的好處，由張侍郎承擔。
最後事情做得好，讓張侍郎去北京當戶部侍郎，父親您表示自願被貶南方，回南京接張侍郎的差事，各取所需，豈不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