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朱樹人心中已經定下了未來整整二十年的對外反擊時間表，那麽後續這些年裏的大明內政建設、種田攀科技規劃，自然也都要為這個時間表服務。
當然了，朱樹人內心的想法，是無法直接對內閣成員披露的。
因為這裏麵的很多決策依據，尤其是他對準噶爾部等衛拉特蒙古未來對中原王朝的威脅、羅刹人對中原王朝的威脅，都隻是來自朱樹人前世的曆史知識，這是沒法對外人鐵口直斷報答案的。
也就眼下第一個七年周期內，對緬、越動手的計劃，勉強可以拿出來，跟史可法、張煌言他們透露一下。畢竟這個第一階段，明眼人現在就能看出來。
李定國匯報回來的緬、越不恭之狀，侵吞雲南那些搖擺土司，都是實打實的罪證。連史可法也理解，隻有敲打一次，他們才能徹底認清現實，讓中南半島上那些政權知道大明這次是徹底中興了，跟以前不一樣。
而朱樹人覺得，史可法也隻要理解到這一步，就夠了。
因為史可法已經六十多歲，他未必能活到這個七年計劃執行結束。就算逆天高壽，到時候肯定也已經告老致仕，離開權力中心了。
後麵兩個七年計劃，隻是朱樹人張煌言這些中樞重臣，以及李定國鄭成功那一代武將操心的事兒。
……
自己心裏有了數之後，朱樹人於1663年四月底，一個初夏農閑時節，在南京城外、江寧博物院裏，召開了他的“未來七年計劃會議”。
江寧博物院這地方，如今也算是大明的科學聖地了，自從隆武三年開始建設，如今已經過去了整整十五年。
當初分別建設的各種博物館、動物園、植物園，統統被合並到一起。由工部下屬的大明科學院，再派出一個機構統一管理。
工部是部級的，大明科學院就是司級，主官理論上應該是郎中級別，不過因為朱樹人對科學工作的重視，事實上會額外給加侍郎頭銜，分管科學院工作。這就好比後世的“副部直接領導司局工作”。
因此科學院下麵各級單位的待遇也水漲船高一律升半級，博物院的負責人也就不再是工部的主事，而是一個員外郎。
它的工作也不僅僅是進行這些實物展品的研究和展示，還涵蓋了編寫出版各種科普讀物，搞搞麵向大眾的科學掃盲。因為這種著作需要的繪圖印刷非常複雜，大明還特地在印刷科技方麵做了些優化，近年來甚至能印刷彩圖的博物學圖誌了。
經過十五年的建設，江寧鎮周邊儼然已經又成了一座南京新城，繁榮程度完全不亞於南京城內。博物院的園區也比一開始又擴大了好幾倍，還有無數的療養院和會務場所開在這片鳥語花香的土地上。
此前跟滿清相持的那些年裏，還有不少朝中文官對於江寧鎮這邊的科技和工程研究機構建設，提過一些微詞。他們倒也不是反對搞這些建設，隻是純粹覺得“要害部門應該造在南京的城牆之內，哪能在郊野小鎮如此大興土木”。
這要是將來南京城再遇到外敵，有蠻夷打過來，城內還能靠城牆和守軍維持，城外的設施不都白給了麽？
而隻有朱樹人知道，以當時南京城發展繁榮了數百年的現狀，城內都擁堵成啥樣了，一堆的達官顯貴置業。如果非要在南京城裏造，那攤子肯定鋪不開，還處處掣肘，環境也不適合搞“大學城”。
所以，為了盡可能圈地，肆意發展，朱樹人寧可在城外。
反正隻有他清楚，隨著炮兵火力已經發展到如今這個時代，未來的國防必須要靠拒敵於國門之外，至少也是依托一道道邊境防線和機動兵力彈性防禦。
傳統的城牆，價值隻會越來越低，所以有沒有城牆保護，根本不重要了。
未來南京城的城牆，隻會漸漸演變為一種文物的存在。說不定將來還要靠類似於曆史上林徽因提出的“可以把北京城城牆的頂部改造成人民公園”設計方案，才能讓城牆免於被工業化進程拆毀。
既然如此，朱樹人提前在江寧鎮上搞科技和工程研究，將來漸漸弄成南京新城，反而可以變相保住南京的城牆，讓統治者不用擔心“不拆南京城牆就沒法在南京搞工業化”。讓有城牆保護的舊城區，將來就隻承擔政治職能，其他職能都可以交給城牆外的新城區。
……
“數年沒來江寧，沒想到此地繁榮，已不亞於京城之內了。殿下真是高瞻遠矚，澤及後人呐。”
年老多病的史可法，已經好幾年深居簡出了，連南京城牆都很少出。此番朱樹人召集會議，他才被人抬著來散散心。
一看到江寧鎮上的博物院和一堆科研機構、工業工廠的景象，就讓他生出恍如隔世之感。他甚至覺得，以後要是可以不用上朝，不如就在城外這兒找個療養院養老了。
周遭奇花異草珍禽異獸那麽多，一看就鳥語花香心曠神怡，說不定還能多活幾年。
“憲公喜歡，隨便找一所療養院占下便是，這有什麽——放心，不是國之公器，都是沈家的產業，借住而已。”
朱樹人當然是直接慷慨疏財，尤其他知道史可法的脾氣，還是比較清廉的。他也就不說送，隻是對方晚年無限期借住而已，直接堵住了對方的推辭。
大夥兒閑扯了一會兒，很快朱樹人就引入了會議的正題。
“此番集議，是想討論一下，我大明未來七年的計劃。此番孤已經把寧宇（李定國的字）從雲南前線召回。有些事情諸公有疑問的，也好當麵向他了解，機會難得。
從他奏表來看，緬、越對去年被滅的西南叛賊餘孽，還是多有收留的，更是對雲南部分尚未完成徹底改土歸流的土司，有一定的侵奪。
隻是如今新君改元不過數月，不宜妄動刀兵。而且我大明如今的製藥、化學，也還不足以徹底對付熱帶山區雨林，這幾年還需努力。故而孤打算定一個為期三到四年的內政計劃，一切以到時候對南疆用兵、徹底讓緬越重新臣服大明、認清形勢為目的。”
朱樹人把會議目的說了一下後，眾人也都沒有異議，然後朱樹人就分了一下討論議題，從內政改革、新占領土建設、科研攻關，三個方向，分別開始劃重點。
他首先提了新君繼位後的內政變法部分。
變法這事兒，嚴格來說跟未來對緬、越的行動沒什麽強關係，或者說無論要不要對外用兵，都是該變法的。
但如今是新君剛剛改元，也確實適合推一把變法，當初張居正也是從萬曆元年開始搞的。
朱樹人覺得，當初張居正變法中、在張居正死後被廢除的那部分當中，有很多還能拿回來繼續用，最多稍稍修補一下就行，或者還能與時俱進優化推進。
張居正之法中的吏治部分，是保留得最好的，他給官員績效定的那些考核內容，有一些並沒有在他本人之後完全被廢，所以這部分直接留下。
至於張居正的財政法部分，已經人亡政息了，後來經過幾十年三餉、厘金、工商稅，財稅來源繁複，要回到一條鞭法也不可能。所以隻能是略微借鑒，然後重新製定。
而且如今大明人口銳減，比張居正時一半人口都不到，所以人地矛盾並不是很尖銳，還能把好幾百萬人往東北新屯墾區移，還能多種玉米土豆，所以耕地的占有製度，暫時沒必要動，以免一下子動的東西太多，惹來反彈。
朱樹人很清楚，改革要一步一步來，吏治和財政也要分開來弄，這樣才好時時刻刻聯合大多數，打擊一小撮，把支持變法的統一戰線最大化。
第一個七年就盯著一塊改，攻克之後下一個七年再改一部，如此二十年內可以完成三個大方麵的變法。期間每次變法成功後，麵對人心質疑，還能靠對外取得一些軍事勝利，來證明“變法確實富國強兵”了，從而鞏固改革的政治正確性。
自古各種改革，終究是需要靠富國強兵來交出答卷的，當初宋朝王安石變法，一個重要的標準就是“變法實施之後，大宋對西夏的用兵勝敗到底是變強了還是變弱了”。
如果變法期間，西軍對西夏出現了重大失利，那麽王安石的集團就得引咎辭職、貶官幾個人，推進力度也要暫緩。而如果西軍大勝，往往內政改革上也能乘勝追擊。
朱樹人多了那麽幾百年的眼界和見識，自然把這個道理想得非常透徹。
緬、越，準噶爾，羅刹，這些如今都不足以為大明的心腹之患，但該對付還是要對付，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隻是犯的時候不能光想著犯，還要四兩撥千斤，把內政利益一起捎帶著最大化。
……
“孤欲實施的第一階段變法，主要涉及財政，孤想把張居正之法，與本朝三餉、厘金以來諸法結合，讓朝廷財政從戰時製度漸漸回歸到和平年代的征收常法上來。
畢竟當初為了滅清，為了平定流賊，朝廷從崇禎十四年開始在南方全麵試點厘金，至今已有二十二年。這二十二年裏，財政一直是比較寬裕的，靠著工商稅的支持，把養兵養官打造軍械維持補給，都撐了下來。
但是厘金畢竟不是常法，我們這一代人用即可，給後人留的財政法度，還是要持重為好。”
朱樹人說到這裏，先停頓了一下，看看別人是否能理解他的苦心。
張煌言反應快，他平時也知道厘金的種種問題，現在表弟提出，他立刻把自己一貫的擔憂說了出來：
“厘金收錢確實快，而且收的是富商的錢，涉及的財貨也少有赤貧百姓之必須，所以對赤貧百姓的壓力很小，也容易收。
隻可惜此法雖有百般好處，卻有一樣嚴重弊端，那就是需要分省設卡，所收錢財分省截留，也都承諾給本省使用。當初有強敵來襲，各省為了自身的利益，為了保護自己最切身的安全，勉強踴躍。
但如今我大明又重新恢複全盛故土，這種各省自繳自用的商稅，已然有些不合時宜。如今隻是我輩有中興大功的文武尚在，所以能強行壓製住厘金的實際用途。
一旦我們這輩人將來……可不能把這種問題遺留給子孫後代，那絕對是會導致藩鎮趨勢的。”
張煌言非常清楚，唐朝形成藩鎮割據，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人事權和財權兵權全部下放給各個節度使，那能不割據麽？
所以，特殊時期財權下放是可以的，南征北戰中興的這一代人之後，再下放，後麵的皇帝和內閣、戶部就未必壓製得住地方了。
事實上，說得難聽點兒，朱樹人、張煌言自己，就是當初厘金製度養肥出來的藩鎮。所以沒人比他們更懂這條路的潛在危險、以及要如何預防。
就好比沒人能比趙匡胤更懂如何杯酒釋兵權、如何防止殿前都點檢造反，誰讓他自己就是這麽造反上來的呢。
朱樹人見內閣都支持他的想法，也意識到了痛點，便繼續往下細說他的設想：
“所以，孤計劃在未來七年內，逐步試點取消厘金，取而代之的是朝廷統一征收的新工商稅，不再在流通環節征收，而是在生產環節征收。
然後就可以跟田賦一樣，由朝廷統一征收，而非各省地方截留。或者最多隻是給地方提留一小部分，比如，八二開，朝廷拿八成，地方留兩成。稍微留一點，也不至於改革過於激進，徹底打擊了地方上的征稅積極性。”
朱樹人說完後，史可法和張煌言都有些無法理解，倒不是覺得這樣不好，而是覺得，這根本沒法執行，沒有可操作性。
張煌言誠懇地指出：“可是，生產環節如何全麵征稅呢？難道要跟當初江南的織造稅一樣，每台織機每年繳納四錢稅銀？直接數機器的台數？
除了這個辦法之外，我實在無法想象，怎麽統計民間的工商稅生產環節稅源。”
(本章完)
當然了，朱樹人內心的想法，是無法直接對內閣成員披露的。
因為這裏麵的很多決策依據，尤其是他對準噶爾部等衛拉特蒙古未來對中原王朝的威脅、羅刹人對中原王朝的威脅，都隻是來自朱樹人前世的曆史知識，這是沒法對外人鐵口直斷報答案的。
也就眼下第一個七年周期內，對緬、越動手的計劃，勉強可以拿出來，跟史可法、張煌言他們透露一下。畢竟這個第一階段，明眼人現在就能看出來。
李定國匯報回來的緬、越不恭之狀，侵吞雲南那些搖擺土司，都是實打實的罪證。連史可法也理解，隻有敲打一次，他們才能徹底認清現實，讓中南半島上那些政權知道大明這次是徹底中興了，跟以前不一樣。
而朱樹人覺得，史可法也隻要理解到這一步，就夠了。
因為史可法已經六十多歲，他未必能活到這個七年計劃執行結束。就算逆天高壽，到時候肯定也已經告老致仕，離開權力中心了。
後麵兩個七年計劃，隻是朱樹人張煌言這些中樞重臣，以及李定國鄭成功那一代武將操心的事兒。
……
自己心裏有了數之後，朱樹人於1663年四月底，一個初夏農閑時節，在南京城外、江寧博物院裏，召開了他的“未來七年計劃會議”。
江寧博物院這地方，如今也算是大明的科學聖地了，自從隆武三年開始建設，如今已經過去了整整十五年。
當初分別建設的各種博物館、動物園、植物園，統統被合並到一起。由工部下屬的大明科學院，再派出一個機構統一管理。
工部是部級的，大明科學院就是司級，主官理論上應該是郎中級別，不過因為朱樹人對科學工作的重視，事實上會額外給加侍郎頭銜，分管科學院工作。這就好比後世的“副部直接領導司局工作”。
因此科學院下麵各級單位的待遇也水漲船高一律升半級，博物院的負責人也就不再是工部的主事，而是一個員外郎。
它的工作也不僅僅是進行這些實物展品的研究和展示，還涵蓋了編寫出版各種科普讀物，搞搞麵向大眾的科學掃盲。因為這種著作需要的繪圖印刷非常複雜，大明還特地在印刷科技方麵做了些優化，近年來甚至能印刷彩圖的博物學圖誌了。
經過十五年的建設，江寧鎮周邊儼然已經又成了一座南京新城，繁榮程度完全不亞於南京城內。博物院的園區也比一開始又擴大了好幾倍，還有無數的療養院和會務場所開在這片鳥語花香的土地上。
此前跟滿清相持的那些年裏，還有不少朝中文官對於江寧鎮這邊的科技和工程研究機構建設，提過一些微詞。他們倒也不是反對搞這些建設，隻是純粹覺得“要害部門應該造在南京的城牆之內，哪能在郊野小鎮如此大興土木”。
這要是將來南京城再遇到外敵，有蠻夷打過來，城內還能靠城牆和守軍維持，城外的設施不都白給了麽？
而隻有朱樹人知道，以當時南京城發展繁榮了數百年的現狀，城內都擁堵成啥樣了，一堆的達官顯貴置業。如果非要在南京城裏造，那攤子肯定鋪不開，還處處掣肘，環境也不適合搞“大學城”。
所以，為了盡可能圈地，肆意發展，朱樹人寧可在城外。
反正隻有他清楚，隨著炮兵火力已經發展到如今這個時代，未來的國防必須要靠拒敵於國門之外，至少也是依托一道道邊境防線和機動兵力彈性防禦。
傳統的城牆，價值隻會越來越低，所以有沒有城牆保護，根本不重要了。
未來南京城的城牆，隻會漸漸演變為一種文物的存在。說不定將來還要靠類似於曆史上林徽因提出的“可以把北京城城牆的頂部改造成人民公園”設計方案，才能讓城牆免於被工業化進程拆毀。
既然如此，朱樹人提前在江寧鎮上搞科技和工程研究，將來漸漸弄成南京新城，反而可以變相保住南京的城牆，讓統治者不用擔心“不拆南京城牆就沒法在南京搞工業化”。讓有城牆保護的舊城區，將來就隻承擔政治職能，其他職能都可以交給城牆外的新城區。
……
“數年沒來江寧，沒想到此地繁榮，已不亞於京城之內了。殿下真是高瞻遠矚，澤及後人呐。”
年老多病的史可法，已經好幾年深居簡出了，連南京城牆都很少出。此番朱樹人召集會議，他才被人抬著來散散心。
一看到江寧鎮上的博物院和一堆科研機構、工業工廠的景象，就讓他生出恍如隔世之感。他甚至覺得，以後要是可以不用上朝，不如就在城外這兒找個療養院養老了。
周遭奇花異草珍禽異獸那麽多，一看就鳥語花香心曠神怡，說不定還能多活幾年。
“憲公喜歡，隨便找一所療養院占下便是，這有什麽——放心，不是國之公器，都是沈家的產業，借住而已。”
朱樹人當然是直接慷慨疏財，尤其他知道史可法的脾氣，還是比較清廉的。他也就不說送，隻是對方晚年無限期借住而已，直接堵住了對方的推辭。
大夥兒閑扯了一會兒，很快朱樹人就引入了會議的正題。
“此番集議，是想討論一下，我大明未來七年的計劃。此番孤已經把寧宇（李定國的字）從雲南前線召回。有些事情諸公有疑問的，也好當麵向他了解，機會難得。
從他奏表來看，緬、越對去年被滅的西南叛賊餘孽，還是多有收留的，更是對雲南部分尚未完成徹底改土歸流的土司，有一定的侵奪。
隻是如今新君改元不過數月，不宜妄動刀兵。而且我大明如今的製藥、化學，也還不足以徹底對付熱帶山區雨林，這幾年還需努力。故而孤打算定一個為期三到四年的內政計劃，一切以到時候對南疆用兵、徹底讓緬越重新臣服大明、認清形勢為目的。”
朱樹人把會議目的說了一下後，眾人也都沒有異議，然後朱樹人就分了一下討論議題，從內政改革、新占領土建設、科研攻關，三個方向，分別開始劃重點。
他首先提了新君繼位後的內政變法部分。
變法這事兒，嚴格來說跟未來對緬、越的行動沒什麽強關係，或者說無論要不要對外用兵，都是該變法的。
但如今是新君剛剛改元，也確實適合推一把變法，當初張居正也是從萬曆元年開始搞的。
朱樹人覺得，當初張居正變法中、在張居正死後被廢除的那部分當中，有很多還能拿回來繼續用，最多稍稍修補一下就行，或者還能與時俱進優化推進。
張居正之法中的吏治部分，是保留得最好的，他給官員績效定的那些考核內容，有一些並沒有在他本人之後完全被廢，所以這部分直接留下。
至於張居正的財政法部分，已經人亡政息了，後來經過幾十年三餉、厘金、工商稅，財稅來源繁複，要回到一條鞭法也不可能。所以隻能是略微借鑒，然後重新製定。
而且如今大明人口銳減，比張居正時一半人口都不到，所以人地矛盾並不是很尖銳，還能把好幾百萬人往東北新屯墾區移，還能多種玉米土豆，所以耕地的占有製度，暫時沒必要動，以免一下子動的東西太多，惹來反彈。
朱樹人很清楚，改革要一步一步來，吏治和財政也要分開來弄，這樣才好時時刻刻聯合大多數，打擊一小撮，把支持變法的統一戰線最大化。
第一個七年就盯著一塊改，攻克之後下一個七年再改一部，如此二十年內可以完成三個大方麵的變法。期間每次變法成功後，麵對人心質疑，還能靠對外取得一些軍事勝利，來證明“變法確實富國強兵”了，從而鞏固改革的政治正確性。
自古各種改革，終究是需要靠富國強兵來交出答卷的，當初宋朝王安石變法，一個重要的標準就是“變法實施之後，大宋對西夏的用兵勝敗到底是變強了還是變弱了”。
如果變法期間，西軍對西夏出現了重大失利，那麽王安石的集團就得引咎辭職、貶官幾個人，推進力度也要暫緩。而如果西軍大勝，往往內政改革上也能乘勝追擊。
朱樹人多了那麽幾百年的眼界和見識，自然把這個道理想得非常透徹。
緬、越，準噶爾，羅刹，這些如今都不足以為大明的心腹之患，但該對付還是要對付，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隻是犯的時候不能光想著犯，還要四兩撥千斤，把內政利益一起捎帶著最大化。
……
“孤欲實施的第一階段變法，主要涉及財政，孤想把張居正之法，與本朝三餉、厘金以來諸法結合，讓朝廷財政從戰時製度漸漸回歸到和平年代的征收常法上來。
畢竟當初為了滅清，為了平定流賊，朝廷從崇禎十四年開始在南方全麵試點厘金，至今已有二十二年。這二十二年裏，財政一直是比較寬裕的，靠著工商稅的支持，把養兵養官打造軍械維持補給，都撐了下來。
但是厘金畢竟不是常法，我們這一代人用即可，給後人留的財政法度，還是要持重為好。”
朱樹人說到這裏，先停頓了一下，看看別人是否能理解他的苦心。
張煌言反應快，他平時也知道厘金的種種問題，現在表弟提出，他立刻把自己一貫的擔憂說了出來：
“厘金收錢確實快，而且收的是富商的錢，涉及的財貨也少有赤貧百姓之必須，所以對赤貧百姓的壓力很小，也容易收。
隻可惜此法雖有百般好處，卻有一樣嚴重弊端，那就是需要分省設卡，所收錢財分省截留，也都承諾給本省使用。當初有強敵來襲，各省為了自身的利益，為了保護自己最切身的安全，勉強踴躍。
但如今我大明又重新恢複全盛故土，這種各省自繳自用的商稅，已然有些不合時宜。如今隻是我輩有中興大功的文武尚在，所以能強行壓製住厘金的實際用途。
一旦我們這輩人將來……可不能把這種問題遺留給子孫後代，那絕對是會導致藩鎮趨勢的。”
張煌言非常清楚，唐朝形成藩鎮割據，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人事權和財權兵權全部下放給各個節度使，那能不割據麽？
所以，特殊時期財權下放是可以的，南征北戰中興的這一代人之後，再下放，後麵的皇帝和內閣、戶部就未必壓製得住地方了。
事實上，說得難聽點兒，朱樹人、張煌言自己，就是當初厘金製度養肥出來的藩鎮。所以沒人比他們更懂這條路的潛在危險、以及要如何預防。
就好比沒人能比趙匡胤更懂如何杯酒釋兵權、如何防止殿前都點檢造反，誰讓他自己就是這麽造反上來的呢。
朱樹人見內閣都支持他的想法，也意識到了痛點，便繼續往下細說他的設想：
“所以，孤計劃在未來七年內，逐步試點取消厘金，取而代之的是朝廷統一征收的新工商稅，不再在流通環節征收，而是在生產環節征收。
然後就可以跟田賦一樣，由朝廷統一征收，而非各省地方截留。或者最多隻是給地方提留一小部分，比如，八二開，朝廷拿八成，地方留兩成。稍微留一點，也不至於改革過於激進，徹底打擊了地方上的征稅積極性。”
朱樹人說完後，史可法和張煌言都有些無法理解，倒不是覺得這樣不好，而是覺得，這根本沒法執行，沒有可操作性。
張煌言誠懇地指出：“可是，生產環節如何全麵征稅呢？難道要跟當初江南的織造稅一樣，每台織機每年繳納四錢稅銀？直接數機器的台數？
除了這個辦法之外，我實在無法想象，怎麽統計民間的工商稅生產環節稅源。”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