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扣攝像機
我不愛住酒店，每次住酒店時都得檢查很久——你不知道房間裏住過什麽人，發生過什麽事，是否有什麽潛在的危險。潛在的危險是指針孔類的偷拍或竊聽設備——誰也不希望自己的視頻或裸照出現在色情網站。更嚴重的是會被人用這些東西脅迫，在金錢或肉體上受到損失。每次住酒店，都要先做兩件事：一是檢查盜攝竊聽設備；二是拿紙貼住貓眼——這讓我很煩。
為了一個得性病的男孩，我發著燒在泊州市的酒店住了三天。
11月16日，我接到一個委托。對方委托我找一個人販子——他朋友六歲的兒子被拐走過，救回後，發現男孩染上了性病。我和周庸從燕市追到泊州，在泊州找到這個人販子，我們扒下他的褲子，發現男孩的性病與他無關。
11月23日淩晨，趁著沒人，我和周庸用繩子綁著人販子，到了一個公用電話亭，打了110。報警中心問我有什麽事，我說見義勇為抓住個人販子，這人還有個乞丐團夥，裏麵有許多被拐的孩子，讓警察來公用電話亭將他帶走。我們躲在電話亭對麵的小區，十五分鍾後，一輛警車開了過來，警察將綁在電線杆上的人販子帶上了車。
周庸看著人被帶走後，問：“徐哥，他們能發現你用左手寫的那信吧？”
我說：“肯定能，警察審他前得搜身。”
從人販子嘴裏問出的東西，我都寫在了信裏——他有許多上家，也賣出過許多孩子，這些資料能幫警察省些時間。
但我們最關心的是人販子的上家，讓男孩染上性病的人——找到這個人，將他繩之以法。
據人販子說，這個上家很謹慎，聯係方式隻有一個手機號，打過去從來都關機——隻能發短信到這個手機號，等他用別的電話回話。每次交易，都是用的支付寶轉賬——每段時間都會換個賬號。
我們打電話靠的就是基站
回到酒店，已經是淩晨4點，我們隻刷了牙就睡著了，醒來已是中午。我把上家的電話發給了熟人私家偵探老孔。一小時後，他回電給我——電話卡是不記名的，但通過基站[1]
查到了最近幾次開機時的位置，都在燕市太興區的杜鵑路附近。掛了電話，周庸問我有什麽消息，我說：“訂機票，回燕市。”
我和周庸下午就飛回了燕市。因為還在感冒，鼻子很堵，為了防止得中耳炎，上飛機前我在鼻子裏滴了幾滴***，但耳朵還是出了問題，聽人說話像隔層玻璃。下飛機後，我和周庸說得先回家休息一下，明天再開始調查。第二天中午，我們一起吃飯，我點了芝士榴梿蛋糕，他點了藍莓乳酪。
我們端著東西上了二樓，周庸問我從哪兒查起。
我說從支付寶賬號開始。“是查綁定的人嗎？”
我說：“不是，對方很謹慎，每隔一段時間就換個賬號，一定是用別人的身份證注冊的或是買來的被盜的賬號。這種賬號如果出售過，很可能在網上留下痕跡，如果我們找到賣賬號給他的人，就能通過對方找到上家。”
周庸點點頭：“那咱把人販子和上家交易的那幾個賬號，都查一下？”結果沒搜到這些賬號的出售記錄，卻發現了一個****。這個論壇裏所有的版塊都需要vip才能看，充值vip必須給一個賬號轉賬——這個賬號，正是上家交易用過的那個。
周庸翻了翻：“還不便宜，一年會員要三千五百元，咱需要買會員查看一下嗎？”
我說：“別浪費錢了。一般這種網站都是騙錢的。你買完會員後會發現什麽也看不了。等大家都知道他是騙錢的了，他就把這個網站關了，再做個新的，繼續騙錢。”
為了確認，我用域名查詢係統查了一下這個論壇，域名注冊時間是一個月前，果然是個新網站。上家用這個賬號和人販子交易的時間是半年前——應該是棄用了之後，又被賣給了做這個網站的人。
周庸：“現在怎麽辦？咱手裏隻剩下電話這條線索了，他還不開機，發短信說想買孩子也不回。”
我點點頭：“隻能用笨方法了。”
定位到上家電話的基站，是太興區杜鵑路的移動基站。按照相關規定，該地區的基站能輻射到的範圍是0.2平方公裏——有很大可能，上家就住在這個小區裏。
我告訴周庸，從明天開始，就到附近蹲點，看有沒有可疑的人：“我讓老孔一直盯著這號呢，他一開機，咱就給他打電話，看能不能正好碰見他。”附近的人流量不算大，院裏人不多。我和周庸轉了整兩天，沒碰見什麽可疑的人，倒是被保安懷疑了，問我們是幹嗎的。我隨口說了一個，他看我答得很快，也不慌張，點點頭就走了。
周庸目視保安離開：“徐哥，這也不是辦法啊，沒找到目標，咱倆成目標了。”
這時老孔給我來了個電話：“你讓我盯的那個電話，開機了。但已經不在燕市了，在萬裏縣。”
移動基站在城市的覆蓋半徑隻有二百米，但到了郊區或農村，這個覆蓋半徑就變成了三千米左右。老孔給我定位的那個基站，覆蓋範圍內隻有一個沃土村——如果上家不是在路上，那他一定是去了這個村子。
用地圖查了一下，這個村子離燕市隻有三百多千米，我和周庸商量了一下，開了一輛低調的車。把油箱加滿後，我們上了高速，開往沃土村。周庸開車很快，三個半小時後，我們到達了沃土村——除了聽到幾聲狗叫之外，整個村子不見一個人。
周庸：“徐哥，這是什麽情況？集體蒸發了？”我說：“這應該是個空心村。”
周庸問我什麽是空心村。
我解釋了一下，農村的青壯年都去城市打工了，除了過年，其他時間基本不在村子裏，整個村子隻剩下老人和孩子——這種現象就像大樹空了心，所以叫空心村。
周庸點點頭：“那咱怎麽找那個上家？”我也不知道，先找個人問問。
開著車在村子裏轉了一圈，在村頭遇見了一個老頭兒。我下車問他有沒有陌生人來過。老頭指了指身後：“來找黃校長的吧，順這個方向，開個幾百米有個小學。你們是今天的第三波了。”
我和周庸按照他指的方向，開車去了小學。學校是個三層的樓，門口停了兩輛沒有牌照的車。這兩輛車很可能和上家有關。
我們把車停在旁邊，一個穿著西褲襯衫、看起來文質彬彬的中年男人從學校裏走了出來。他看了看周庸的車，過來和我們握手：“燕市來的，怎麽沒摘牌子？”
這話說得很奇怪，我順著說：“路上忘了，您是黃校長？”
他說：“是，第一次來吧，沒有預約？你們的推薦人是誰？”
我說慕名而來，沒有推薦人。他皺皺眉：“你們聽誰說的？”
周庸說不方便透露，他搖搖頭：“沒推薦人不接待，不好意思。”我說：“哥們兒你看，我們大老遠開車過來，不能白來一趟吧？”
他擺擺手，沒說話，轉身回去了。
我和周庸上了車往回開，開到學校對著的小樹林，周庸想要停車。我看了眼後視鏡，告訴他別停：“接著開，那個黃校長在樓上看著咱呢。”
我和周庸把車開到村子的東南角，確認從學校肯定看不見後，停下車，借著樹蔭的遮擋步行走向學校。
周庸：“徐哥，那黃校長有點奇怪啊！”
我說：“是，咱在這條路上等放學，拽幾個學生問問。”
5點鍾，二三十個年齡不一的孩子衝出學校，看起來都是十歲上下。我們攔住了兩個女孩，指指那邊的兩輛車，問知不知道車是誰的。她們說是老師的。我問她們知道老師是哪兒人嗎？她們說不知道，就知道是大城市來的。
周庸驚訝：“現在鄉村教師都這麽有錢？”說著一邊還摸了摸女孩的頭，從口袋裏掏出三顆巧克力，說：“還剩三顆，都給你們倆吧。”
我踹了周庸一腳：“能不能教點好的，女孩子能隨便接受陌生人的東西嗎？”兩個女孩沒在意，說了聲謝謝，然後為三塊巧克力怎麽分爭執了起來。我正打算找一個年齡大點的孩子再問問老師的事，其中一個女孩生氣地說：“你要是不讓給我，我就把你跟老師親嘴，他還扒你褲子的事，告訴你奶奶。”
周庸也聽見了，蹲到女孩身邊：“你們老師對你做什麽了？”
兩個女孩都不說話了，周庸哄了幾句，兩個女孩告訴他——老師和她們親嘴，把她們“放在沙發上，褲子脫掉，趴在我們身上。”
周庸特別憤怒地站起來往學校方向走：“人渣！”
我一把拽住他：“清楚什麽情況嗎？這就往裏麵走？”
周庸緊握雙拳生氣地站住，我問女孩她們有幾個老師。她們告訴我有好多個。“都是大城市來的老師，不過每次來的人不一樣，隻有黃校長經常在這邊，每周都來。”
我和周庸又問了幾個學生，得知這所學校是別人捐贈給村子的，老師校長都是“城裏人”，經常有不同的老師開著車來給他們上課，並對他們進行猥褻。
周庸又憤怒地罵了幾聲，我拍拍他：“現在進去隻能壞事，咱晚上再來。”
回到車裏，他仍一肚子的怒氣，點著煙一口吸到底，差點燒到手：“這幫人怎麽這麽沒人性呢！留守兒童也好意思下手？”
我拍拍他的肩膀：“剛才和黃校長握手的時候，你注意到他的虎口了嗎？”
周庸搖搖頭：“虎口怎麽了？”
我說：“他虎口上有像是梅花一樣的五點刺青，你記不記得，咱抓住的那個人販子，他虎口上也有差不多的刺青。”
周庸：“你這麽一說我還真有點印象，這代表什麽？他們是一夥的？”
我點點頭：“我懷疑是。”
關於虎口的幾點梅花文身有很多傳聞，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梅花黨——一個神秘組織，每個人的虎口和小臂上都文有幾點梅花。中國流傳著許多梅花黨的傳說，並衍生出了許多文學作品，《一雙繡花鞋》就是其中之一。
我問過老金，是否真的存在這個神秘組織。因為有幾個做夜行者的前輩告訴我，這個組織是虛構出來的。老金說他原來也這麽想，但後來他從不同的地方了解到一些信息，就對此產生了懷疑。在許多地方都有這種虎口印梅花的群體組織，這也太巧了。
晚上12點，整個村子一片漆黑，離村子一千米的小學也一片漆黑，隻有三樓的一間房間亮著燈，我和周庸隻能看清輪廓。
那兩輛車還停在學校門口，我和周庸從車旁翻進學校的矮牆，周庸問我：“徐哥，你說一共就二三十個學生，他們蓋三層樓幹嗎？”
我不知道，可能這邊蓋房子便宜吧。
一樓的大門已經鎖了，我和周庸挨著窗戶推了推，找到一扇沒鎖的，跳進教室。我讓周庸把鞋脫了，走路別出聲。“兩輛車都沒走，三樓還亮著燈，人應該還在學校裏，咱倆注意點。”
我們倆提著鞋輕手輕腳繞一樓看了一圈——都是普通的教室。我們上了二樓。二樓有圖書室、醫務室和幾間空屋，我和周庸進了醫務室，桌子上擺著一些藥。為了不被發現，我沒開手電，借著手機屏幕的亮光看了看——這些並不是藥，而是艾滋病、梅毒、淋病等性病的檢測試劑盒。難道他們來這兒給孩子們“上課”，都得通過體檢，省得互相感染？
帶著疑問，我和周庸上了三樓。因為三樓很可能有人，我們倆的每一個動作都特別輕。走廊盡頭亮著燈，我們慢慢地向那個房間挪動。
正挪動著，走廊盡頭的燈忽然滅了。我們嚇了一跳，趕緊屏住呼吸站住不動——走廊裏一片漆黑，我和周庸隻隔了不到一米，卻完全看不見對方。
站了十多秒，沒有任何聲音，我拽了周庸一把，示意接著往前走——一直走到走廊盡頭，我和周庸輕輕趴在門上，能聽見裏麵有人呼吸的聲音。三樓有十一個房間，我和周庸挨個扒著門聽，根據裏麵的呼吸聲和呼嚕聲判斷，最裏麵的三間屋子都有人。
我輕輕擰了走廊另一頭一間沒有人的房間的門把手——門沒鎖。我慢慢地打開門，和周庸躲了進去，關上了門。打開手機，借著亮光，我和周庸看了一下房間的樣子：衛生間、透明的浴室、電視、大床、素色的漆。
周庸小聲給了個很中肯的評價：“這不就是快捷酒店的大床房嗎？”我又檢查了一下旁邊的幾間屋子，都是一樣的裝修。
“徐哥，現在怎麽辦？”
我說：“有大床房就先住一宿吧，裏麵這幾間屋子看樣子也不會有人來——先藏在這兒，明天白天找機會去走廊那邊的屋子看看。”
我們躺在床上眯著。一直到第二天天亮，村裏的學生都來上課後，我聽見走廊裏有幾個人說笑著下了樓，然後整個三樓又靜了下來。
我們打開門，走到三樓的另一邊。聽著昨晚走廊盡頭開燈的房間裏沒有聲音，我試著擰了一下門，門是鎖的。我拿鐵絲打開門——仍然是間大床房，隻不過多了些東西——床頭擺著一盒避孕套，床上扔著一些東西，角落裏有個保險櫃。
我和周庸拍了一下照，繼續看其他兩間有人的房間——也隻是有人住的大床房而已。我和周庸挨個房間又檢查了一遍，整個三樓的十一間房，有十間是大床房，隻有一間是堆滿了舊桌椅的儲物間。學校的三層全是大床房，怎麽想都很奇怪——難道這是個賓館，但為什麽需要有人介紹才能入住呢？
我說：“走，咱再去那儲物間看看。”
我和周庸又回到儲物間，仔細檢查了一遍所有的舊桌椅——上麵都落滿了灰。儲物間牆角的一張桌子上，有四個印記，擺在它旁邊的凳子上，有腳印。
曾經流行的格子天花板
我把凳子搬到桌子上，果然對上了桌子上的印記，我扶著周庸的肩膀上了桌子，又踩上凳子，摸了摸天花板，天花板是鬆的，我使勁往上一推，一塊方形的天花板被推開了，上麵有一個隱藏的閣樓。
我把上半身探進去，掏出手機，打開手電筒——十多個孩子坐在閣樓裏的大通鋪上，表情麻木地看著我。我數了下，九個女孩、兩個男孩，看起來都不超過十歲。
周庸也站了上來，爬進閣樓，試圖和他們說話，他們卻一再地往後縮。周庸還想繼續嚐試，我攔住了他，指指牆角的一個小女孩：“你看她的脖子。”
女孩穿著單薄的t恤——能看見她脖子上和鎖骨上有新鮮的紫色和暗紅色的吻痕。
我見周庸眼圈都紅了，拉了他一把：“關上，走，別打草驚蛇。”
溜到一樓時，他們正在教室裏上課。為了不讓他們看見，我和周庸矮下身子，蹲著走到教學樓的側麵，從側麵的矮牆又翻了出去。步行回到村子，周庸問我是否報警。
我說：“再等等，那兩個女孩說這次來了兩個新老師。今天周日，他們要是有工作的話，回燕市或周邊的什麽城市，得趁今晚或明早，這樣學校裏就剩下黃校長一個人了。”
周庸點點頭：“行。”
我們蹲在村口的小樹林，遠遠地望著學校。晚上7點多，兩個男人和黃校長一起從學校裏出來，分別上了車，黃校長對他們揮揮手，兩輛車開走了。
等到9點鍾，確信車不會回來了，我和周庸再一次走向了小學。翻進學校後，我們發現一樓的窗戶全鎖死了——還好我昨天想到了這種可能，把三樓靠近排水管大床房的窗戶的鎖打開了。我和周庸回車裏取了毛巾，用剪刀剪開，把手包上，順著排水管爬到了三樓，滑開窗戶，進了大床房。
出了大床房，我們直奔走廊盡頭亮著燈的房間，一腳踹開了門——黃校長坐在床上，正拿著手機錄像，兩個衣不蔽體的小女孩站在床前跳著舞。
周庸衝上前拿被子把兩個小女孩裹住，給了黃校長一耳光。
我上前攔住周庸，讓他別動手，先把兩個女孩帶去旁邊的房間。
黃校長看著我：“你們是警察？”
這時周庸回來了，死死地盯著黃校長：“徐哥，你就讓我動手吧，判我兩年我也願意！”
我說：“你是不是傻？你進去了，以後誰買單？”
我讓黃校長把衣服穿上，告訴他站在床邊別動，用腰帶綁住了他的雙手，然後讓他打開牆角的保險箱——裏麵有幾捆現金，三本封麵畫著梅花的賬本，還有一個手機。我把手機開機，收到了許多條短信——都是要求購買兒童的。
周庸用網絡電話撥打了上家的電話，手機響了，我對著黃校長晃了晃手機：“記得一個月前，你賣了一個感染尖銳濕疣的男孩到泊州嗎？”
黃校長點頭：“你們是為他來的？”
我說：“是，是誰讓他感染上性病的？”
黃校長搖搖頭：“不知道，我們是要求戴套的，但總有些客人不守規矩。”
我問他二樓不是有各種性病的檢測試劑盒嗎？那不是給那些來嫖的人用的？
他說不是，性病的檢測試劑盒是給被拐到這兒的孩子定期體檢用的，如果有人得了性病，就把他們賣出去。
周庸在旁邊翻著三本賬本：“徐哥，你得看看這個。”
我拿起賬本翻了翻，三本賬本記錄的是不同的生意。因為年紀稍大的孩子記事能力強，不好賣，超過十歲的孩子會被統一賣到工廠做童工。年齡低於十歲，長相較好的孩子，會被留下來賣淫。長相不好或有毛病的孩子，則賣給乞丐團夥或其他人。
我翻完賬本，看了看黃校長虎口的文身：“這都是你們梅花黨的生意？”
黃校長抬頭看我：“你知道梅花黨，那還敢這麽對我？”
我讓他說說梅花黨，他搖搖頭不再說話，我告訴周庸報警。
錄完筆錄出來，周庸忽然想起一件事：“徐哥，咱剛進村的時候，那個給咱指路去學校的老頭，是不是知道些什麽啊？”
我和周庸第二天又回了趟沃土村，找那個指路的老頭，到的時候，他正在給孫子做飯——我們問他是否知道學校的內幕時，他表現得很平靜：“家裏有老有小的，我們也得吃飯啊。”
[1]
基站，基站定位一般應用於手機用戶，手機基站定位服務又叫作移動位置服務（lbs——locatio
basedse
vice），它是通過電信移動運營商的網絡（如gsm網）獲取移動終端用戶的位置信息（經緯度坐標），在電子地圖平台的支持下，為用戶提供相應服務的一種增值業務。
我不愛住酒店，每次住酒店時都得檢查很久——你不知道房間裏住過什麽人，發生過什麽事，是否有什麽潛在的危險。潛在的危險是指針孔類的偷拍或竊聽設備——誰也不希望自己的視頻或裸照出現在色情網站。更嚴重的是會被人用這些東西脅迫，在金錢或肉體上受到損失。每次住酒店，都要先做兩件事：一是檢查盜攝竊聽設備；二是拿紙貼住貓眼——這讓我很煩。
為了一個得性病的男孩，我發著燒在泊州市的酒店住了三天。
11月16日，我接到一個委托。對方委托我找一個人販子——他朋友六歲的兒子被拐走過，救回後，發現男孩染上了性病。我和周庸從燕市追到泊州，在泊州找到這個人販子，我們扒下他的褲子，發現男孩的性病與他無關。
11月23日淩晨，趁著沒人，我和周庸用繩子綁著人販子，到了一個公用電話亭，打了110。報警中心問我有什麽事，我說見義勇為抓住個人販子，這人還有個乞丐團夥，裏麵有許多被拐的孩子，讓警察來公用電話亭將他帶走。我們躲在電話亭對麵的小區，十五分鍾後，一輛警車開了過來，警察將綁在電線杆上的人販子帶上了車。
周庸看著人被帶走後，問：“徐哥，他們能發現你用左手寫的那信吧？”
我說：“肯定能，警察審他前得搜身。”
從人販子嘴裏問出的東西，我都寫在了信裏——他有許多上家，也賣出過許多孩子，這些資料能幫警察省些時間。
但我們最關心的是人販子的上家，讓男孩染上性病的人——找到這個人，將他繩之以法。
據人販子說，這個上家很謹慎，聯係方式隻有一個手機號，打過去從來都關機——隻能發短信到這個手機號，等他用別的電話回話。每次交易，都是用的支付寶轉賬——每段時間都會換個賬號。
我們打電話靠的就是基站
回到酒店，已經是淩晨4點，我們隻刷了牙就睡著了，醒來已是中午。我把上家的電話發給了熟人私家偵探老孔。一小時後，他回電給我——電話卡是不記名的，但通過基站[1]
查到了最近幾次開機時的位置，都在燕市太興區的杜鵑路附近。掛了電話，周庸問我有什麽消息，我說：“訂機票，回燕市。”
我和周庸下午就飛回了燕市。因為還在感冒，鼻子很堵，為了防止得中耳炎，上飛機前我在鼻子裏滴了幾滴***，但耳朵還是出了問題，聽人說話像隔層玻璃。下飛機後，我和周庸說得先回家休息一下，明天再開始調查。第二天中午，我們一起吃飯，我點了芝士榴梿蛋糕，他點了藍莓乳酪。
我們端著東西上了二樓，周庸問我從哪兒查起。
我說從支付寶賬號開始。“是查綁定的人嗎？”
我說：“不是，對方很謹慎，每隔一段時間就換個賬號，一定是用別人的身份證注冊的或是買來的被盜的賬號。這種賬號如果出售過，很可能在網上留下痕跡，如果我們找到賣賬號給他的人，就能通過對方找到上家。”
周庸點點頭：“那咱把人販子和上家交易的那幾個賬號，都查一下？”結果沒搜到這些賬號的出售記錄，卻發現了一個****。這個論壇裏所有的版塊都需要vip才能看，充值vip必須給一個賬號轉賬——這個賬號，正是上家交易用過的那個。
周庸翻了翻：“還不便宜，一年會員要三千五百元，咱需要買會員查看一下嗎？”
我說：“別浪費錢了。一般這種網站都是騙錢的。你買完會員後會發現什麽也看不了。等大家都知道他是騙錢的了，他就把這個網站關了，再做個新的，繼續騙錢。”
為了確認，我用域名查詢係統查了一下這個論壇，域名注冊時間是一個月前，果然是個新網站。上家用這個賬號和人販子交易的時間是半年前——應該是棄用了之後，又被賣給了做這個網站的人。
周庸：“現在怎麽辦？咱手裏隻剩下電話這條線索了，他還不開機，發短信說想買孩子也不回。”
我點點頭：“隻能用笨方法了。”
定位到上家電話的基站，是太興區杜鵑路的移動基站。按照相關規定，該地區的基站能輻射到的範圍是0.2平方公裏——有很大可能，上家就住在這個小區裏。
我告訴周庸，從明天開始，就到附近蹲點，看有沒有可疑的人：“我讓老孔一直盯著這號呢，他一開機，咱就給他打電話，看能不能正好碰見他。”附近的人流量不算大，院裏人不多。我和周庸轉了整兩天，沒碰見什麽可疑的人，倒是被保安懷疑了，問我們是幹嗎的。我隨口說了一個，他看我答得很快，也不慌張，點點頭就走了。
周庸目視保安離開：“徐哥，這也不是辦法啊，沒找到目標，咱倆成目標了。”
這時老孔給我來了個電話：“你讓我盯的那個電話，開機了。但已經不在燕市了，在萬裏縣。”
移動基站在城市的覆蓋半徑隻有二百米，但到了郊區或農村，這個覆蓋半徑就變成了三千米左右。老孔給我定位的那個基站，覆蓋範圍內隻有一個沃土村——如果上家不是在路上，那他一定是去了這個村子。
用地圖查了一下，這個村子離燕市隻有三百多千米，我和周庸商量了一下，開了一輛低調的車。把油箱加滿後，我們上了高速，開往沃土村。周庸開車很快，三個半小時後，我們到達了沃土村——除了聽到幾聲狗叫之外，整個村子不見一個人。
周庸：“徐哥，這是什麽情況？集體蒸發了？”我說：“這應該是個空心村。”
周庸問我什麽是空心村。
我解釋了一下，農村的青壯年都去城市打工了，除了過年，其他時間基本不在村子裏，整個村子隻剩下老人和孩子——這種現象就像大樹空了心，所以叫空心村。
周庸點點頭：“那咱怎麽找那個上家？”我也不知道，先找個人問問。
開著車在村子裏轉了一圈，在村頭遇見了一個老頭兒。我下車問他有沒有陌生人來過。老頭指了指身後：“來找黃校長的吧，順這個方向，開個幾百米有個小學。你們是今天的第三波了。”
我和周庸按照他指的方向，開車去了小學。學校是個三層的樓，門口停了兩輛沒有牌照的車。這兩輛車很可能和上家有關。
我們把車停在旁邊，一個穿著西褲襯衫、看起來文質彬彬的中年男人從學校裏走了出來。他看了看周庸的車，過來和我們握手：“燕市來的，怎麽沒摘牌子？”
這話說得很奇怪，我順著說：“路上忘了，您是黃校長？”
他說：“是，第一次來吧，沒有預約？你們的推薦人是誰？”
我說慕名而來，沒有推薦人。他皺皺眉：“你們聽誰說的？”
周庸說不方便透露，他搖搖頭：“沒推薦人不接待，不好意思。”我說：“哥們兒你看，我們大老遠開車過來，不能白來一趟吧？”
他擺擺手，沒說話，轉身回去了。
我和周庸上了車往回開，開到學校對著的小樹林，周庸想要停車。我看了眼後視鏡，告訴他別停：“接著開，那個黃校長在樓上看著咱呢。”
我和周庸把車開到村子的東南角，確認從學校肯定看不見後，停下車，借著樹蔭的遮擋步行走向學校。
周庸：“徐哥，那黃校長有點奇怪啊！”
我說：“是，咱在這條路上等放學，拽幾個學生問問。”
5點鍾，二三十個年齡不一的孩子衝出學校，看起來都是十歲上下。我們攔住了兩個女孩，指指那邊的兩輛車，問知不知道車是誰的。她們說是老師的。我問她們知道老師是哪兒人嗎？她們說不知道，就知道是大城市來的。
周庸驚訝：“現在鄉村教師都這麽有錢？”說著一邊還摸了摸女孩的頭，從口袋裏掏出三顆巧克力，說：“還剩三顆，都給你們倆吧。”
我踹了周庸一腳：“能不能教點好的，女孩子能隨便接受陌生人的東西嗎？”兩個女孩沒在意，說了聲謝謝，然後為三塊巧克力怎麽分爭執了起來。我正打算找一個年齡大點的孩子再問問老師的事，其中一個女孩生氣地說：“你要是不讓給我，我就把你跟老師親嘴，他還扒你褲子的事，告訴你奶奶。”
周庸也聽見了，蹲到女孩身邊：“你們老師對你做什麽了？”
兩個女孩都不說話了，周庸哄了幾句，兩個女孩告訴他——老師和她們親嘴，把她們“放在沙發上，褲子脫掉，趴在我們身上。”
周庸特別憤怒地站起來往學校方向走：“人渣！”
我一把拽住他：“清楚什麽情況嗎？這就往裏麵走？”
周庸緊握雙拳生氣地站住，我問女孩她們有幾個老師。她們告訴我有好多個。“都是大城市來的老師，不過每次來的人不一樣，隻有黃校長經常在這邊，每周都來。”
我和周庸又問了幾個學生，得知這所學校是別人捐贈給村子的，老師校長都是“城裏人”，經常有不同的老師開著車來給他們上課，並對他們進行猥褻。
周庸又憤怒地罵了幾聲，我拍拍他：“現在進去隻能壞事，咱晚上再來。”
回到車裏，他仍一肚子的怒氣，點著煙一口吸到底，差點燒到手：“這幫人怎麽這麽沒人性呢！留守兒童也好意思下手？”
我拍拍他的肩膀：“剛才和黃校長握手的時候，你注意到他的虎口了嗎？”
周庸搖搖頭：“虎口怎麽了？”
我說：“他虎口上有像是梅花一樣的五點刺青，你記不記得，咱抓住的那個人販子，他虎口上也有差不多的刺青。”
周庸：“你這麽一說我還真有點印象，這代表什麽？他們是一夥的？”
我點點頭：“我懷疑是。”
關於虎口的幾點梅花文身有很多傳聞，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梅花黨——一個神秘組織，每個人的虎口和小臂上都文有幾點梅花。中國流傳著許多梅花黨的傳說，並衍生出了許多文學作品，《一雙繡花鞋》就是其中之一。
我問過老金，是否真的存在這個神秘組織。因為有幾個做夜行者的前輩告訴我，這個組織是虛構出來的。老金說他原來也這麽想，但後來他從不同的地方了解到一些信息，就對此產生了懷疑。在許多地方都有這種虎口印梅花的群體組織，這也太巧了。
晚上12點，整個村子一片漆黑，離村子一千米的小學也一片漆黑，隻有三樓的一間房間亮著燈，我和周庸隻能看清輪廓。
那兩輛車還停在學校門口，我和周庸從車旁翻進學校的矮牆，周庸問我：“徐哥，你說一共就二三十個學生，他們蓋三層樓幹嗎？”
我不知道，可能這邊蓋房子便宜吧。
一樓的大門已經鎖了，我和周庸挨著窗戶推了推，找到一扇沒鎖的，跳進教室。我讓周庸把鞋脫了，走路別出聲。“兩輛車都沒走，三樓還亮著燈，人應該還在學校裏，咱倆注意點。”
我們倆提著鞋輕手輕腳繞一樓看了一圈——都是普通的教室。我們上了二樓。二樓有圖書室、醫務室和幾間空屋，我和周庸進了醫務室，桌子上擺著一些藥。為了不被發現，我沒開手電，借著手機屏幕的亮光看了看——這些並不是藥，而是艾滋病、梅毒、淋病等性病的檢測試劑盒。難道他們來這兒給孩子們“上課”，都得通過體檢，省得互相感染？
帶著疑問，我和周庸上了三樓。因為三樓很可能有人，我們倆的每一個動作都特別輕。走廊盡頭亮著燈，我們慢慢地向那個房間挪動。
正挪動著，走廊盡頭的燈忽然滅了。我們嚇了一跳，趕緊屏住呼吸站住不動——走廊裏一片漆黑，我和周庸隻隔了不到一米，卻完全看不見對方。
站了十多秒，沒有任何聲音，我拽了周庸一把，示意接著往前走——一直走到走廊盡頭，我和周庸輕輕趴在門上，能聽見裏麵有人呼吸的聲音。三樓有十一個房間，我和周庸挨個扒著門聽，根據裏麵的呼吸聲和呼嚕聲判斷，最裏麵的三間屋子都有人。
我輕輕擰了走廊另一頭一間沒有人的房間的門把手——門沒鎖。我慢慢地打開門，和周庸躲了進去，關上了門。打開手機，借著亮光，我和周庸看了一下房間的樣子：衛生間、透明的浴室、電視、大床、素色的漆。
周庸小聲給了個很中肯的評價：“這不就是快捷酒店的大床房嗎？”我又檢查了一下旁邊的幾間屋子，都是一樣的裝修。
“徐哥，現在怎麽辦？”
我說：“有大床房就先住一宿吧，裏麵這幾間屋子看樣子也不會有人來——先藏在這兒，明天白天找機會去走廊那邊的屋子看看。”
我們躺在床上眯著。一直到第二天天亮，村裏的學生都來上課後，我聽見走廊裏有幾個人說笑著下了樓，然後整個三樓又靜了下來。
我們打開門，走到三樓的另一邊。聽著昨晚走廊盡頭開燈的房間裏沒有聲音，我試著擰了一下門，門是鎖的。我拿鐵絲打開門——仍然是間大床房，隻不過多了些東西——床頭擺著一盒避孕套，床上扔著一些東西，角落裏有個保險櫃。
我和周庸拍了一下照，繼續看其他兩間有人的房間——也隻是有人住的大床房而已。我和周庸挨個房間又檢查了一遍，整個三樓的十一間房，有十間是大床房，隻有一間是堆滿了舊桌椅的儲物間。學校的三層全是大床房，怎麽想都很奇怪——難道這是個賓館，但為什麽需要有人介紹才能入住呢？
我說：“走，咱再去那儲物間看看。”
我和周庸又回到儲物間，仔細檢查了一遍所有的舊桌椅——上麵都落滿了灰。儲物間牆角的一張桌子上，有四個印記，擺在它旁邊的凳子上，有腳印。
曾經流行的格子天花板
我把凳子搬到桌子上，果然對上了桌子上的印記，我扶著周庸的肩膀上了桌子，又踩上凳子，摸了摸天花板，天花板是鬆的，我使勁往上一推，一塊方形的天花板被推開了，上麵有一個隱藏的閣樓。
我把上半身探進去，掏出手機，打開手電筒——十多個孩子坐在閣樓裏的大通鋪上，表情麻木地看著我。我數了下，九個女孩、兩個男孩，看起來都不超過十歲。
周庸也站了上來，爬進閣樓，試圖和他們說話，他們卻一再地往後縮。周庸還想繼續嚐試，我攔住了他，指指牆角的一個小女孩：“你看她的脖子。”
女孩穿著單薄的t恤——能看見她脖子上和鎖骨上有新鮮的紫色和暗紅色的吻痕。
我見周庸眼圈都紅了，拉了他一把：“關上，走，別打草驚蛇。”
溜到一樓時，他們正在教室裏上課。為了不讓他們看見，我和周庸矮下身子，蹲著走到教學樓的側麵，從側麵的矮牆又翻了出去。步行回到村子，周庸問我是否報警。
我說：“再等等，那兩個女孩說這次來了兩個新老師。今天周日，他們要是有工作的話，回燕市或周邊的什麽城市，得趁今晚或明早，這樣學校裏就剩下黃校長一個人了。”
周庸點點頭：“行。”
我們蹲在村口的小樹林，遠遠地望著學校。晚上7點多，兩個男人和黃校長一起從學校裏出來，分別上了車，黃校長對他們揮揮手，兩輛車開走了。
等到9點鍾，確信車不會回來了，我和周庸再一次走向了小學。翻進學校後，我們發現一樓的窗戶全鎖死了——還好我昨天想到了這種可能，把三樓靠近排水管大床房的窗戶的鎖打開了。我和周庸回車裏取了毛巾，用剪刀剪開，把手包上，順著排水管爬到了三樓，滑開窗戶，進了大床房。
出了大床房，我們直奔走廊盡頭亮著燈的房間，一腳踹開了門——黃校長坐在床上，正拿著手機錄像，兩個衣不蔽體的小女孩站在床前跳著舞。
周庸衝上前拿被子把兩個小女孩裹住，給了黃校長一耳光。
我上前攔住周庸，讓他別動手，先把兩個女孩帶去旁邊的房間。
黃校長看著我：“你們是警察？”
這時周庸回來了，死死地盯著黃校長：“徐哥，你就讓我動手吧，判我兩年我也願意！”
我說：“你是不是傻？你進去了，以後誰買單？”
我讓黃校長把衣服穿上，告訴他站在床邊別動，用腰帶綁住了他的雙手，然後讓他打開牆角的保險箱——裏麵有幾捆現金，三本封麵畫著梅花的賬本，還有一個手機。我把手機開機，收到了許多條短信——都是要求購買兒童的。
周庸用網絡電話撥打了上家的電話，手機響了，我對著黃校長晃了晃手機：“記得一個月前，你賣了一個感染尖銳濕疣的男孩到泊州嗎？”
黃校長點頭：“你們是為他來的？”
我說：“是，是誰讓他感染上性病的？”
黃校長搖搖頭：“不知道，我們是要求戴套的，但總有些客人不守規矩。”
我問他二樓不是有各種性病的檢測試劑盒嗎？那不是給那些來嫖的人用的？
他說不是，性病的檢測試劑盒是給被拐到這兒的孩子定期體檢用的，如果有人得了性病，就把他們賣出去。
周庸在旁邊翻著三本賬本：“徐哥，你得看看這個。”
我拿起賬本翻了翻，三本賬本記錄的是不同的生意。因為年紀稍大的孩子記事能力強，不好賣，超過十歲的孩子會被統一賣到工廠做童工。年齡低於十歲，長相較好的孩子，會被留下來賣淫。長相不好或有毛病的孩子，則賣給乞丐團夥或其他人。
我翻完賬本，看了看黃校長虎口的文身：“這都是你們梅花黨的生意？”
黃校長抬頭看我：“你知道梅花黨，那還敢這麽對我？”
我讓他說說梅花黨，他搖搖頭不再說話，我告訴周庸報警。
錄完筆錄出來，周庸忽然想起一件事：“徐哥，咱剛進村的時候，那個給咱指路去學校的老頭，是不是知道些什麽啊？”
我和周庸第二天又回了趟沃土村，找那個指路的老頭，到的時候，他正在給孫子做飯——我們問他是否知道學校的內幕時，他表現得很平靜：“家裏有老有小的，我們也得吃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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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站，基站定位一般應用於手機用戶，手機基站定位服務又叫作移動位置服務（lbs——locatio
basedse
vice），它是通過電信移動運營商的網絡（如gsm網）獲取移動終端用戶的位置信息（經緯度坐標），在電子地圖平台的支持下，為用戶提供相應服務的一種增值業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