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苓
2013年，娘的第一本書《亂時候，窮時候》出版。娘突然問：“張老師，你出幾本書了？”
“三本。”
她很不屑：“寫了那麽多年，才出三本書哇？俺一年一本書，那不很快攆上你？”
2015年，娘第三本書麵世，她問：“這回俺攆上你了吧？”
我說：“何止攆上，你已經超過我了。”
原本隻想哄娘玩，一不小心玩大了。
2013年11月，《新京報》記者電話采訪，我正要上課，給了記者住宅電話。幾天後看到報紙電子版，標題嚇我一跳：薑淑梅：隻要活著，一年要出一本書。
我問娘：“這是你說的？”
“是俺說的，咋啦？”
“一年一本書，專業作家不一定做到。”
“書太厚沒人看，一年寫十萬字，那還不輕巧的？”
自己的故事寫得差不多，娘跟我說：“有點吹大了——”不等我大笑，她已經胸有成竹，“沒事，我到外麵上貨去。”
她見麵熟，跟誰都能找到話說，一分鍾進入熱聊，寫作以後這變成采訪能力，在小區、路邊和火車上上到不少好貨。隻要聽說哪有愛講故事的人，她兩眼放光立馬前往，至今如此。
娘經常跟我講百時屯，那是她的出生地，魯西南大地上特別典型的古老村莊：一個村莊有三大姓，分片居住，每個家族有自己的家族長，行使管理權，亂窮時代村莊裏上演了諸多悲喜劇。我讓她一個人一個人地寫，一件事一件事地講。
記憶裏的故事寫得差不多了，我特意陪娘回山東巨野，專程上貨，收獲頗豐，有了第二本書《苦菜花，甘蔗芽》。
此後我們每年都回老家上貨，有時一年數次。假期我們也去綏化附近鄉村，住在親戚家裏上貨。
這兩年娘上的貨內容比較集中，一部分是民間傳奇傳說，一部分是家族史。“傳說傳說，越傳越多”，寫民間故事她偶爾演繹，殘缺不全的她補充完整。寫家族史就不同了，我經常替她打印出來一份紙質稿，供講故事的人核對。每個跌宕起伏的家族史，都可能是小說家筆下的一部長篇，到了她筆下就三兩千字，不好的貨她不要，隻講這個家族最精彩的故事。民間故事集《長脖子女人》出版後，獲華文好書特別獎，第四本書《俺男人》即將付印。
我們也有衝突。
我跟娘說過：“1970年以後的事你就不要寫了。”
“為啥？”
“現在的事你寫不過我，也寫不過別人，你就講老故事。”
有一回她寫了一起凶殺案，這事發生在1980年，受害人是我家前院的鄰居，失蹤數日後屍體浮出水麵。案件很快告破，原來他偶然看見盜竊團夥分贓，因此招來殺身之禍。殺他的凶手是盜竊團夥成員，也是他的親弟弟。娘和受害人一起幹過臨時工，知道案子的來龍去脈，講述生動。
我看完手稿放到一邊，明確告訴她：“這個我不給你錄。”
“為啥？”
“過去沒有電視、網絡和手機，這類事大家很少聽說，茶餘飯後會談論很長時間。現在這類事整天都在報道，比這更離奇的案子有的是。”
娘半信半疑，收回她寫的寶貝。
過些天，《北京青年報》記者陳徒手到家采訪，他是作家，也是口述史研究專家。采訪間隙，娘說起這事：“我感覺寫得挺好，俺閨女不給錄。”
徒手老師看過手稿跟娘說：“這篇寫得確實挺好，我看不用錄，您老人家還是留起來吧。”
某次，看娘的手稿裏有個詞“也許”，我問：“你知道‘也許’什麽意思嗎？”
“知道，可能、大概唄。”
“那我給你換上‘大概’，以後不要用這個詞了，我上小學四五年級才知道有這麽一個詞。”
娘不服氣：“我都寫兩年了，沒事還看書，咋也算小學二年級學生吧？還不興俺用個詞啦？”
“不行。你一直用大白話講故事，這也是你的風格。突然冒出來個文縐縐的詞，別扭。”
她說：“老師，我知道了。”
第三本書交稿後，編輯跟我說打算配插圖，想不起來哪位畫家更合適。
我說：“我娘年輕的時候會剪紙。”
編輯說：“可以讓薑奶奶試試。”
當時娘已經買回彩筆，沒事的時候塗鴉了。我讓她繼續練，試著畫故事裏提及的蛇、石滾、棉車子。
她畫了一下午很泄氣：“畫啥不像啥，俺不畫了！”
“你才開始畫，要是畫啥像啥，那些畫家就得餓死了。反正天冷路滑上貨不方便，你慢慢練吧。”
她急了：“不行！你馬上給編輯打電話，他愛找誰畫找誰畫，俺不畫！著急上火的，俺圖啥？”
我也有些氣：“行！我馬上發郵件。”
郵件寫完，我沒發送，萬一她改變主意呢？
第二天早晨我剛進門，她就說：“我還是學畫吧，畫不好人家不用唄，玩啥不是玩呢？”
我故意問：“那你昨天怎麽說的？”
“張老師，我錯了。”
編輯雖然決定先出文字版，以後再配插圖，各種各樣的畫筆卻成了我娘的新玩具。
1985年艾苓考上大學時母女合影。這一年，薑淑梅48歲，艾苓18歲。
2016年，作家母女的合影。
娘的住處跟我教書的綏化學院隔一條馬路，我每天必去，很晚才走，太忙就不回家了。我跟娘說：“這兒是作家工作室。”
娘的文字像從泥土裏挖出來的瓷器，我要擦去上麵的灰塵，但必須小心翼翼。我的原則是隻改病句，刪除重複的內容。
最初我用紅筆改，後來發現另有捷徑，我把病句讀給她聽：“這句話有毛病，你聽出來沒有？”
有時候她能聽出來，聽不出來的毛病我得跟她講錯在哪裏。我讓她把這句話說一遍，再說一遍，我按照沒有語病的口述錄入。
寫作，出書，媒體報道，給了娘前所未有的快樂和自信，也給了我打擊和壓力。
成名以前，她的身份介紹是“張老師的母親”；成名以後，我的身份介紹變成“薑淑梅的女兒”。僅此也就罷了。
磨鐵圖書公司不時把加印信息告知我，我自然要告知她。她問：“你三本書加印過幾次？”
“一本都沒加印過。”
娘側頭問：“都說你寫得好，寫得好咋不加印呢？”
直指痛處，特受打擊，但是我得承認：“還是寫得不好，寫得好就加印了。”如果她不是我娘，我一定會嫉妒她。
痛定思痛，以娘的作品為參照審視自己的作品，我發現問題：她的文字沒有說教和文藝腔，我總想闡釋一個道理；她的作品出自鄉間田野，我的作品更自我更小家子氣。
意識到問題，我開始規避腔調和道理，也開始上貨。以往去外地出差，我都看看風景看看朋友。現在抽時間單獨約見學生，看看他們工作生活的地方，傾聽他們的喜怒哀樂，力所能及提供幫助，也寫出一批學生故事。愛人是我作品的第一讀者，他說：“確實超出你以往的作品，我被打動了。”
娘還是大清早起來，抱著沙發枕墊用廢紙寫作，各種說明書和廢紙殼的背麵都不放過，成為手稿的一部分。除了做飯、洗衣服、收拾房間、做仰臥起坐，她還帶著鄰居一起做老年回春保健操。
我倆都忙，有時撞車。如果是教學上的事，她給我讓路，說啥事都沒有學生的事大；如果是寫作，我常給她讓路，跟娘和給她提供貨源的人比，我還年輕，來日方長。
轉眼，爹離開我們已經二十年。若能接通那個世界，我想告訴他：我娘很好，越來越好，不光成了作家，還想當畫家呢。
2013年，娘的第一本書《亂時候，窮時候》出版。娘突然問：“張老師，你出幾本書了？”
“三本。”
她很不屑：“寫了那麽多年，才出三本書哇？俺一年一本書，那不很快攆上你？”
2015年，娘第三本書麵世，她問：“這回俺攆上你了吧？”
我說：“何止攆上，你已經超過我了。”
原本隻想哄娘玩，一不小心玩大了。
2013年11月，《新京報》記者電話采訪，我正要上課，給了記者住宅電話。幾天後看到報紙電子版，標題嚇我一跳：薑淑梅：隻要活著，一年要出一本書。
我問娘：“這是你說的？”
“是俺說的，咋啦？”
“一年一本書，專業作家不一定做到。”
“書太厚沒人看，一年寫十萬字，那還不輕巧的？”
自己的故事寫得差不多，娘跟我說：“有點吹大了——”不等我大笑，她已經胸有成竹，“沒事，我到外麵上貨去。”
她見麵熟，跟誰都能找到話說，一分鍾進入熱聊，寫作以後這變成采訪能力，在小區、路邊和火車上上到不少好貨。隻要聽說哪有愛講故事的人，她兩眼放光立馬前往，至今如此。
娘經常跟我講百時屯，那是她的出生地，魯西南大地上特別典型的古老村莊：一個村莊有三大姓，分片居住，每個家族有自己的家族長，行使管理權，亂窮時代村莊裏上演了諸多悲喜劇。我讓她一個人一個人地寫，一件事一件事地講。
記憶裏的故事寫得差不多了，我特意陪娘回山東巨野，專程上貨，收獲頗豐，有了第二本書《苦菜花，甘蔗芽》。
此後我們每年都回老家上貨，有時一年數次。假期我們也去綏化附近鄉村，住在親戚家裏上貨。
這兩年娘上的貨內容比較集中，一部分是民間傳奇傳說，一部分是家族史。“傳說傳說，越傳越多”，寫民間故事她偶爾演繹，殘缺不全的她補充完整。寫家族史就不同了，我經常替她打印出來一份紙質稿，供講故事的人核對。每個跌宕起伏的家族史，都可能是小說家筆下的一部長篇，到了她筆下就三兩千字，不好的貨她不要，隻講這個家族最精彩的故事。民間故事集《長脖子女人》出版後，獲華文好書特別獎，第四本書《俺男人》即將付印。
我們也有衝突。
我跟娘說過：“1970年以後的事你就不要寫了。”
“為啥？”
“現在的事你寫不過我，也寫不過別人，你就講老故事。”
有一回她寫了一起凶殺案，這事發生在1980年，受害人是我家前院的鄰居，失蹤數日後屍體浮出水麵。案件很快告破，原來他偶然看見盜竊團夥分贓，因此招來殺身之禍。殺他的凶手是盜竊團夥成員，也是他的親弟弟。娘和受害人一起幹過臨時工，知道案子的來龍去脈，講述生動。
我看完手稿放到一邊，明確告訴她：“這個我不給你錄。”
“為啥？”
“過去沒有電視、網絡和手機，這類事大家很少聽說，茶餘飯後會談論很長時間。現在這類事整天都在報道，比這更離奇的案子有的是。”
娘半信半疑，收回她寫的寶貝。
過些天，《北京青年報》記者陳徒手到家采訪，他是作家，也是口述史研究專家。采訪間隙，娘說起這事：“我感覺寫得挺好，俺閨女不給錄。”
徒手老師看過手稿跟娘說：“這篇寫得確實挺好，我看不用錄，您老人家還是留起來吧。”
某次，看娘的手稿裏有個詞“也許”，我問：“你知道‘也許’什麽意思嗎？”
“知道，可能、大概唄。”
“那我給你換上‘大概’，以後不要用這個詞了，我上小學四五年級才知道有這麽一個詞。”
娘不服氣：“我都寫兩年了，沒事還看書，咋也算小學二年級學生吧？還不興俺用個詞啦？”
“不行。你一直用大白話講故事，這也是你的風格。突然冒出來個文縐縐的詞，別扭。”
她說：“老師，我知道了。”
第三本書交稿後，編輯跟我說打算配插圖，想不起來哪位畫家更合適。
我說：“我娘年輕的時候會剪紙。”
編輯說：“可以讓薑奶奶試試。”
當時娘已經買回彩筆，沒事的時候塗鴉了。我讓她繼續練，試著畫故事裏提及的蛇、石滾、棉車子。
她畫了一下午很泄氣：“畫啥不像啥，俺不畫了！”
“你才開始畫，要是畫啥像啥，那些畫家就得餓死了。反正天冷路滑上貨不方便，你慢慢練吧。”
她急了：“不行！你馬上給編輯打電話，他愛找誰畫找誰畫，俺不畫！著急上火的，俺圖啥？”
我也有些氣：“行！我馬上發郵件。”
郵件寫完，我沒發送，萬一她改變主意呢？
第二天早晨我剛進門，她就說：“我還是學畫吧，畫不好人家不用唄，玩啥不是玩呢？”
我故意問：“那你昨天怎麽說的？”
“張老師，我錯了。”
編輯雖然決定先出文字版，以後再配插圖，各種各樣的畫筆卻成了我娘的新玩具。
1985年艾苓考上大學時母女合影。這一年，薑淑梅48歲，艾苓18歲。
2016年，作家母女的合影。
娘的住處跟我教書的綏化學院隔一條馬路，我每天必去，很晚才走，太忙就不回家了。我跟娘說：“這兒是作家工作室。”
娘的文字像從泥土裏挖出來的瓷器，我要擦去上麵的灰塵，但必須小心翼翼。我的原則是隻改病句，刪除重複的內容。
最初我用紅筆改，後來發現另有捷徑，我把病句讀給她聽：“這句話有毛病，你聽出來沒有？”
有時候她能聽出來，聽不出來的毛病我得跟她講錯在哪裏。我讓她把這句話說一遍，再說一遍，我按照沒有語病的口述錄入。
寫作，出書，媒體報道，給了娘前所未有的快樂和自信，也給了我打擊和壓力。
成名以前，她的身份介紹是“張老師的母親”；成名以後，我的身份介紹變成“薑淑梅的女兒”。僅此也就罷了。
磨鐵圖書公司不時把加印信息告知我，我自然要告知她。她問：“你三本書加印過幾次？”
“一本都沒加印過。”
娘側頭問：“都說你寫得好，寫得好咋不加印呢？”
直指痛處，特受打擊，但是我得承認：“還是寫得不好，寫得好就加印了。”如果她不是我娘，我一定會嫉妒她。
痛定思痛，以娘的作品為參照審視自己的作品，我發現問題：她的文字沒有說教和文藝腔，我總想闡釋一個道理；她的作品出自鄉間田野，我的作品更自我更小家子氣。
意識到問題，我開始規避腔調和道理，也開始上貨。以往去外地出差，我都看看風景看看朋友。現在抽時間單獨約見學生，看看他們工作生活的地方，傾聽他們的喜怒哀樂，力所能及提供幫助，也寫出一批學生故事。愛人是我作品的第一讀者，他說：“確實超出你以往的作品，我被打動了。”
娘還是大清早起來，抱著沙發枕墊用廢紙寫作，各種說明書和廢紙殼的背麵都不放過，成為手稿的一部分。除了做飯、洗衣服、收拾房間、做仰臥起坐，她還帶著鄰居一起做老年回春保健操。
我倆都忙，有時撞車。如果是教學上的事，她給我讓路，說啥事都沒有學生的事大；如果是寫作，我常給她讓路，跟娘和給她提供貨源的人比，我還年輕，來日方長。
轉眼，爹離開我們已經二十年。若能接通那個世界，我想告訴他：我娘很好，越來越好，不光成了作家，還想當畫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