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過很多地方，拍過數不清的照片，也嚐試過不同種作品風格。某段時間我的影集相繼在不同的展區展覽，風格被同齡人讚歎，吸引別人的目光，但是我的導師一致認為我是他帶過天賦最差的人，最沒有藝術細胞的學生。
在我大四那年，我收到一家旅行社的邀請，去跟拍一期美食周遊記。雖然旅行社是在日內瓦，但是拍攝地是阿爾卑斯山腳下的另一個小的城市，宣傳的也是當地的旅遊節的美食文化。我的導師對於我選的這個課題嗤之以鼻，他認為我應該像其他同學一樣紮實藝術修為，鍛煉自己的審美能力，然後在更高感知力和理解力的水平上去做反省意義的紀實攝影。因為在這個專業中，我算是藝術造詣比較差的學生。
在他看來，拍攝者本身的價值觀和藝術修為直接創造作品的傳導能力和影響力的高度，一張有水平的拍攝作品，除了能展示作者的高超的藝術技巧之外，同樣在它背後有價值的人文因素也能更清楚和直白被表達和理解。我雖百分之百同意他的觀點，但是在我看來，一張照片和十幾張一係列的照片創造同樣的故事，在表達感情的維度和深度上本身就不可比較，再在拍攝藝術上做更多要求也就沒有必要了。
在我沒畢業前，他一向認為我的攝影作品是快銷式的廣告產品，雖然能迅速打開知名度，但是並不能幫助我在藝術上走得更遠，為此他是堅決不讚同的，也終於承認我的藝術創作還有藥石可醫。不過我對於攝影作品的認識和觀念，同我學習書法繪畫一樣，我不認為我是能走藝術這條道路的人。導師表達了他的遺憾，因為他認為我是他的學生中情感共鳴能力算很強的人，但我的選擇，他也尊重。
是為寄托，以前我拍人文靜物，後來我拍山川錦繡，在我的所有作品裏，我賦予記錄的能力遠遠大於創造的能力。除了拍攝了“我”的作品。
讓我產生這種想法的是在11年，我在cotswold接到外公生病的消息。
我的外公是在11年冬末過世的，來年春天外婆也病重去了。
外公病重期間，堅持不肯去醫院住院，他仍保持了老將軍的威嚴在，因此我們一家沒有人再反對他的決定，隻好請了軍院裏的家庭醫生就近照看。那一年我剛完成本科生的學業，進入研究生部隊，正是課業最忙碌的時候。母親9月份就提前回了國，等我11月份回去一家團聚。知道我一直掛念外公的情況，母親就拿我讓她帶回去的相機記錄外公的康複情況，晚上等我下完課，我們通過電腦視頻聊天。
外公身體不佳，但在鏡頭前努力保持精神和微笑，外婆也是。她好像已經對於我外公的病非常看開了，沒有我想象中的愁容。我想這個時候對於我們一家人來說，隻是需要時間接受。
母親跟我告狀外公在家不肯吃藥，說他聽我的話才會吃，讓我監督，於是早晚我打電話回去。通話接通，還沒等母親說，外公的聲音從那邊傳來。
“我正要吃呢！”
“小曦吃飯了沒有？”
“小曦啊，不用你總掛念我，要保重自己的身體。”
他的聲音中氣十足，好像跟小時候一模一樣。等他說完之後，母親才抱著電話默默流淚，跟我說因為吃完藥之後對身體產生的副作用會讓外公很難受，她看著也不忍心。可我們都保持樂觀。
外公的脾氣也越發像個老頑童，需要人讓著，寵著，哄著。
母親說，何曦，原來你小時候的脾氣是像了你外公，你看你外公現在的樣子像不像小時候的你？
她拍家裏的照片發給我，有一張照片裏是他和外婆兩個人躺在躺椅裏曬太陽，雪白的雪球安靜地伏在他們腳下，院子裏水仙花開得正鮮豔。那年家裏種了好多的臘梅，一夜接一夜的盛開。還有幾株遲遲不開的，她說是在等雪，也是在等我。
母親將照片發給我，她不懂相機，也不懂拍攝技術和構圖藝術，一張一張地拍，隻是想找最好的角度。她說，以前見你在家就常常擺弄，不曉得這玩意用起來怎麽難。她說她拍不好，因為我是專業的，一定會嫌醜。可是那些照片，卻比我拍過的任何照片都有意義，我最看重也最珍惜。
歸家比計劃晚了1月，好在花開的時候也回家了。在最後那段陪在外公身邊的日子裏，我們過得很平和也很樂觀。外公對生死看得很談，那段時間他的朋友都過來看他，外公同他們下棋喝茶，大家都不算悲傷。唯有先生大醉過一場，哭哭啼啼了一夜，像個小孩。
白天他在我家的書房練字，大冬天的解了襖子，一練就是一個上午。
我們好幾年沒見，先生一點都沒變。他看到我第一眼就說：“小曦好久不見了，你都長這麽大了。”
先生練字時地上草紙到處都是，我一邊撿起，一邊對他：“這些我可要都收藏起來。”
他笑笑，問我：“你外公可醒了？我得找他逗那鳥去。”
外公病得最重的那段時間，已經無力下床自由活動，先生和外婆左右常陪他解悶，讀書看戲（戲曲）。先生直接在家裏住下了，黃昏裏，老日頭，陪外公走完了最後的時間。
外公堅強，除了病裏這幾月，從來沒有吃過那麽多藥，受過那麽多罪。為家裏人爭取的那麽多的時間，我們都很感激，對於他的離開，我們也很坦然。我們一一告別，意識不清時他抓著我的手，低低地喚我小名，不肯睡去。
我想起小時候會經常問他：外公，外公，你愛我嗎？你會永遠愛我嗎？
他永遠答，當然，我的囡囡，我永遠永遠愛你。
我低聲告訴他，“嗯，我相信你。所以你可以放心睡了，我在這裏陪著你。”
他留戀不舍，依舊是餘願皆成。
外公去世時，父親也曾趕來，他在屋外站了一夜，外公沒有見他，也沒有任何話要告訴他。他或許還在怪他，怪他背信棄義負了母親，惹她傷心了那麽久，但是他也知道有我陪在母親身邊，他一定可以放心。對於父親，他已無願，也無寬恕，這一麵見或不見，沒有區別。
拂曉時分，秋嬸慣例第一時間走去廚房，打開窗戶，清掃灶台。張嬸去抱雪球，給它放到院子裏。外婆和小姨呆在各自的房間，打電話通知掛念外公的人關於外公離開的消息。家裏人一夜都沒有睡，臉上隻有平靜和疲憊，誰都沒有再管院子裏站的那個男人。
我看到母親歎了氣，看向屋簷下他的背影，也沒有說話，也沒有留戀。這一聲歎氣，這一個背影，這一眼便也記了下來。
我想在那一刻，我對他的埋怨又少了幾分，因為已經不需要我的怨恨，壓在他心裏的罪與悔，懲罰他，已足夠沉重。
又是一年，三月底，外婆離世，她走的很安祥也很寧靜。我們哭得很厲害，一是不舍，二是為她高興。
外公送給她的彈殼和他的馬甲衫她帶走了，就像她的針線盒和珍珠耳環外公也帶走了一樣。年輕時他為她差點丟了命，這一世他們終於相守了要一生在一起的約定。
院子留給了小姨和姨父一家，家裏少了人，但是秋嬸、張嬸和司機都在。小姨說，等他們都老了，這裏就是他們的養老院，隻要院子還在，一家人就都在。母親和她將家裏外公和外婆的遺物收整了起來，鎖在房間裏，又種了一片他們最愛的水仙花。落日餘暉裏，她們姐妹倆相視而哭，這思念已經放進心裏。
四月，日暖花稀。我和母親告別家鄉返回牛津，父親來送。薑離匆匆從醫院趕來，櫻花落至頭上，未及拂掃，見到我燦然一笑，我卻沒有辦法回他一樣的笑容。
父親和母親之間的故事早已終結，他們之間的愧疚，怨恨和恩愛早就說完，一筆勾銷，隻有目送的距離。火車站台，他目送我母親上車，沒有話別，也沒有保重。我和薑離一左一右，終是分道揚鑣。
這一年開頭，都是告別和離別，母親心情低落，等我返回學校之後，她就報了旅行團去南非周邊散心去了。我回到校園，一切照常。
四月底，從宿管阿姨那收到一份來信，打開來看，隻有我的名字和一個幹草標本類的書簽，沒有署名，也沒有寄信地址。我以為是粉絲寄過來的，沒有在意。其後每年生日，元旦和新年，也有在粉絲寄過來的來信中發現類似的書簽，依舊沒有在意，以為是國內的狂熱粉絲遙寄過來的祝福。直到那次我和安先生吵架，冷戰，在斯普林斯收到他的書信，才知道原來一直寄信的人是安先生。
從出生到我的成長，到我這幾年的經曆，我一直都認為我是一個比大多數人都幸運的人。但因為年少的時候經曆過那次家庭的突變，所以對每段感情特別珍惜和小心。我也知道，人生要足夠有福氣才能稀罕到溫柔和愛，我已經在太多人那裏得到過太多，所以我想純粹的，溫柔的去愛人，包括對伴侶終身的愛慕。
我從來沒問過安先生，你會永遠愛我嗎，但是我們之間的愛情早已蓋棺定論，安先生早就給了我答案。而他是一個重情重義，溫柔堅定，重守承諾的人，我相信他，毫無疑問。
在我大四那年，我收到一家旅行社的邀請，去跟拍一期美食周遊記。雖然旅行社是在日內瓦，但是拍攝地是阿爾卑斯山腳下的另一個小的城市，宣傳的也是當地的旅遊節的美食文化。我的導師對於我選的這個課題嗤之以鼻，他認為我應該像其他同學一樣紮實藝術修為，鍛煉自己的審美能力，然後在更高感知力和理解力的水平上去做反省意義的紀實攝影。因為在這個專業中，我算是藝術造詣比較差的學生。
在他看來，拍攝者本身的價值觀和藝術修為直接創造作品的傳導能力和影響力的高度，一張有水平的拍攝作品，除了能展示作者的高超的藝術技巧之外，同樣在它背後有價值的人文因素也能更清楚和直白被表達和理解。我雖百分之百同意他的觀點，但是在我看來，一張照片和十幾張一係列的照片創造同樣的故事，在表達感情的維度和深度上本身就不可比較，再在拍攝藝術上做更多要求也就沒有必要了。
在我沒畢業前，他一向認為我的攝影作品是快銷式的廣告產品，雖然能迅速打開知名度，但是並不能幫助我在藝術上走得更遠，為此他是堅決不讚同的，也終於承認我的藝術創作還有藥石可醫。不過我對於攝影作品的認識和觀念，同我學習書法繪畫一樣，我不認為我是能走藝術這條道路的人。導師表達了他的遺憾，因為他認為我是他的學生中情感共鳴能力算很強的人，但我的選擇，他也尊重。
是為寄托，以前我拍人文靜物，後來我拍山川錦繡，在我的所有作品裏，我賦予記錄的能力遠遠大於創造的能力。除了拍攝了“我”的作品。
讓我產生這種想法的是在11年，我在cotswold接到外公生病的消息。
我的外公是在11年冬末過世的，來年春天外婆也病重去了。
外公病重期間，堅持不肯去醫院住院，他仍保持了老將軍的威嚴在，因此我們一家沒有人再反對他的決定，隻好請了軍院裏的家庭醫生就近照看。那一年我剛完成本科生的學業，進入研究生部隊，正是課業最忙碌的時候。母親9月份就提前回了國，等我11月份回去一家團聚。知道我一直掛念外公的情況，母親就拿我讓她帶回去的相機記錄外公的康複情況，晚上等我下完課，我們通過電腦視頻聊天。
外公身體不佳，但在鏡頭前努力保持精神和微笑，外婆也是。她好像已經對於我外公的病非常看開了，沒有我想象中的愁容。我想這個時候對於我們一家人來說，隻是需要時間接受。
母親跟我告狀外公在家不肯吃藥，說他聽我的話才會吃，讓我監督，於是早晚我打電話回去。通話接通，還沒等母親說，外公的聲音從那邊傳來。
“我正要吃呢！”
“小曦吃飯了沒有？”
“小曦啊，不用你總掛念我，要保重自己的身體。”
他的聲音中氣十足，好像跟小時候一模一樣。等他說完之後，母親才抱著電話默默流淚，跟我說因為吃完藥之後對身體產生的副作用會讓外公很難受，她看著也不忍心。可我們都保持樂觀。
外公的脾氣也越發像個老頑童，需要人讓著，寵著，哄著。
母親說，何曦，原來你小時候的脾氣是像了你外公，你看你外公現在的樣子像不像小時候的你？
她拍家裏的照片發給我，有一張照片裏是他和外婆兩個人躺在躺椅裏曬太陽，雪白的雪球安靜地伏在他們腳下，院子裏水仙花開得正鮮豔。那年家裏種了好多的臘梅，一夜接一夜的盛開。還有幾株遲遲不開的，她說是在等雪，也是在等我。
母親將照片發給我，她不懂相機，也不懂拍攝技術和構圖藝術，一張一張地拍，隻是想找最好的角度。她說，以前見你在家就常常擺弄，不曉得這玩意用起來怎麽難。她說她拍不好，因為我是專業的，一定會嫌醜。可是那些照片，卻比我拍過的任何照片都有意義，我最看重也最珍惜。
歸家比計劃晚了1月，好在花開的時候也回家了。在最後那段陪在外公身邊的日子裏，我們過得很平和也很樂觀。外公對生死看得很談，那段時間他的朋友都過來看他，外公同他們下棋喝茶，大家都不算悲傷。唯有先生大醉過一場，哭哭啼啼了一夜，像個小孩。
白天他在我家的書房練字，大冬天的解了襖子，一練就是一個上午。
我們好幾年沒見，先生一點都沒變。他看到我第一眼就說：“小曦好久不見了，你都長這麽大了。”
先生練字時地上草紙到處都是，我一邊撿起，一邊對他：“這些我可要都收藏起來。”
他笑笑，問我：“你外公可醒了？我得找他逗那鳥去。”
外公病得最重的那段時間，已經無力下床自由活動，先生和外婆左右常陪他解悶，讀書看戲（戲曲）。先生直接在家裏住下了，黃昏裏，老日頭，陪外公走完了最後的時間。
外公堅強，除了病裏這幾月，從來沒有吃過那麽多藥，受過那麽多罪。為家裏人爭取的那麽多的時間，我們都很感激，對於他的離開，我們也很坦然。我們一一告別，意識不清時他抓著我的手，低低地喚我小名，不肯睡去。
我想起小時候會經常問他：外公，外公，你愛我嗎？你會永遠愛我嗎？
他永遠答，當然，我的囡囡，我永遠永遠愛你。
我低聲告訴他，“嗯，我相信你。所以你可以放心睡了，我在這裏陪著你。”
他留戀不舍，依舊是餘願皆成。
外公去世時，父親也曾趕來，他在屋外站了一夜，外公沒有見他，也沒有任何話要告訴他。他或許還在怪他，怪他背信棄義負了母親，惹她傷心了那麽久，但是他也知道有我陪在母親身邊，他一定可以放心。對於父親，他已無願，也無寬恕，這一麵見或不見，沒有區別。
拂曉時分，秋嬸慣例第一時間走去廚房，打開窗戶，清掃灶台。張嬸去抱雪球，給它放到院子裏。外婆和小姨呆在各自的房間，打電話通知掛念外公的人關於外公離開的消息。家裏人一夜都沒有睡，臉上隻有平靜和疲憊，誰都沒有再管院子裏站的那個男人。
我看到母親歎了氣，看向屋簷下他的背影，也沒有說話，也沒有留戀。這一聲歎氣，這一個背影，這一眼便也記了下來。
我想在那一刻，我對他的埋怨又少了幾分，因為已經不需要我的怨恨，壓在他心裏的罪與悔，懲罰他，已足夠沉重。
又是一年，三月底，外婆離世，她走的很安祥也很寧靜。我們哭得很厲害，一是不舍，二是為她高興。
外公送給她的彈殼和他的馬甲衫她帶走了，就像她的針線盒和珍珠耳環外公也帶走了一樣。年輕時他為她差點丟了命，這一世他們終於相守了要一生在一起的約定。
院子留給了小姨和姨父一家，家裏少了人，但是秋嬸、張嬸和司機都在。小姨說，等他們都老了，這裏就是他們的養老院，隻要院子還在，一家人就都在。母親和她將家裏外公和外婆的遺物收整了起來，鎖在房間裏，又種了一片他們最愛的水仙花。落日餘暉裏，她們姐妹倆相視而哭，這思念已經放進心裏。
四月，日暖花稀。我和母親告別家鄉返回牛津，父親來送。薑離匆匆從醫院趕來，櫻花落至頭上，未及拂掃，見到我燦然一笑，我卻沒有辦法回他一樣的笑容。
父親和母親之間的故事早已終結，他們之間的愧疚，怨恨和恩愛早就說完，一筆勾銷，隻有目送的距離。火車站台，他目送我母親上車，沒有話別，也沒有保重。我和薑離一左一右，終是分道揚鑣。
這一年開頭，都是告別和離別，母親心情低落，等我返回學校之後，她就報了旅行團去南非周邊散心去了。我回到校園，一切照常。
四月底，從宿管阿姨那收到一份來信，打開來看，隻有我的名字和一個幹草標本類的書簽，沒有署名，也沒有寄信地址。我以為是粉絲寄過來的，沒有在意。其後每年生日，元旦和新年，也有在粉絲寄過來的來信中發現類似的書簽，依舊沒有在意，以為是國內的狂熱粉絲遙寄過來的祝福。直到那次我和安先生吵架，冷戰，在斯普林斯收到他的書信，才知道原來一直寄信的人是安先生。
從出生到我的成長，到我這幾年的經曆，我一直都認為我是一個比大多數人都幸運的人。但因為年少的時候經曆過那次家庭的突變，所以對每段感情特別珍惜和小心。我也知道，人生要足夠有福氣才能稀罕到溫柔和愛，我已經在太多人那裏得到過太多，所以我想純粹的，溫柔的去愛人，包括對伴侶終身的愛慕。
我從來沒問過安先生，你會永遠愛我嗎，但是我們之間的愛情早已蓋棺定論，安先生早就給了我答案。而他是一個重情重義，溫柔堅定，重守承諾的人，我相信他，毫無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