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聊著，院外忽然湧進了很多人，吵吵鬧鬧著說要報案。
我抬頭床外，看見領頭的正是彭安民，他的身後緊跟著的就是我們十人團的成員和其他一些人員，大約有幾十號人。
我心裏馬上明白了，彭安民肯定是得知我被公安帶走了，怕我出事，才召集大家前來救助的。
看見這麽多人一下子湧進來，公安局的人也緊張起來了，一下子就走出來十幾個公安迎了上去，試圖阻攔人群進入。
彭安民帶頭說：“都是來要賬的，為什麽他們幾個可以坐在你們公安局的會議室裏喝茶聊天，而我們這麽多人卻沒人管？”
大家都跟著喊叫，“憑什麽？”
“為什麽？”
吵吵鬧鬧，整個院子都像炸了鍋一樣。
十幾個公安排成一隊在試圖攔截人群闖入。
雙方對峙，形勢嚴峻！
天呐，群體闖入公安局，萬一鬧出大事來，可是不得的了啊！
我借著機會對鄧科長說：“我去跟他們解釋一下，行不？”
鄧科長看了我一眼，略微停頓了一下說：“也好，您出麵也許能幫到我們。”
“我盡力試試吧。”我說。
我走出會議室，看見外麵的場麵，心裏有了底，就說：“請大家安靜一下，請聽我說！”
沒想到彭安民來勁了，好像不認識我似的，說：“你算老幾呀？我們不聽你的，我們要聽公安的解釋！”
“對，我們要聽公安的解釋！”
“我們要公安給一個說法！”
人聲鼎沸，吵鬧不休。
這時，鄧科長站了出來，雙手掌下壓，示意大家安靜，然後扯開嗓子大聲說：“各位朋友，各位老板，大家的事就是我們的事，我們都會管的，一定會管的！今天先把這幾位客人請來，就是在商量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有了這個辦法，然後就會用於解決你們大家的問題。”
我心想，這個鄧科長不愧是宣傳科的，腦子就是靈活，一眨眼就能把假話說的跟真的一樣！但我不能揭穿他！尤其是在此時此刻！
彭安民又說話了，他說：“好，那我問你，我們跟他們一樣，都是來垣長縣討債的，為什麽我們沒人理？而他們卻被當成了座上賓在這裏喝茶聊天？為什麽？憑什麽？”
很多人都跟著喊著“為什麽？”、“憑什麽？”
鄧科長不愧是鄧科長，腦子一轉說：“我們公安局人力有限，地方有限，條件有限，總不能一下子把大家都請來喝茶呀？所以呀，隻能先請少數的、個別的，來研究呀，研究出了好辦法，再服務於大家！我們請人家來，總不能連個茶都沒得喝呀，對不？”
我當然知道彭安民他們的用意，就站出來說：“我們是來找公安報案的，這裏的公安很不錯，對我們的報案很重視，而且很客氣，就隨便請我們喝一點茶，解解口渴嘛。僅此而已。我相信，你們大家的報案都會得到重視的。請大家不要亂來，一定要相信公安機關！”
人群開始穩定，情緒也沒有那麽激烈了。
我說：“我們隻是一個企業的代表，能受到公安機關的如此禮遇，也是很幸運的了。公安機關絲毫沒有為難我們，說明公安機關還是為民做主的，請大家不要亂來，不要作出違法亂紀的事情！我相信，大家隻要依法辦事，事情總會得到解決的！現在，我請大家跟我一起回去，其餘的事情慢慢處理，好不好呀？”
彭安民應該聽懂了我的話，說：“那好，既然要我們相信公安機關，那就應該一視同仁！你們坐在這裏喝茶聊天，我們也要進去喝茶聊天，你們走，我們就跟著你們走。”
我說：“好的，你們說的對，我們的報案也報完了，我們這就可以走了，希望你們也一起走，不要給公安的同誌製造麻煩。”
彭安民說：“好！就應該一視同仁！你們走，我們就走！”
我轉身對鄧科長說：“看來，我必須跟他們一起走了，否則，事情會鬧大的。”
鄧科長說：“謝謝！你跟他們一起走吧。我隨後會再找您幫忙的的。”
我說：“隨時歡迎！”然後就叫上歩科長、歐陽霓虹和田小姐他們，一起走出了公安局的大門。
彭安民帶著一幫人也跟著走出來了。
身後的公安民警們也鬆了一口氣。
回到賓館後，我確認了剛才的推斷：我們一行人被公安人員“請”去了公安局，彭安民知道後，覺得問題嚴重，就迅速組織了大家前來聲援！
當天晚上的晚飯時，我們十人團召開了第四次會議。
根據我已經被盯上了的事實，會議決定：擁戴我為此次行動的最高總指揮，也就是討債領袖。大家表示，一切都應以我的安全為前提，在確保我不存在任何安全隱患的前提下開展工作。
甚至有的成員提議，對我的房間進行二十四小時輪流監護，確保我這裏不會出現任何問題。
我拒絕了這一建議。
我認為，當地的公安部門隻是懷疑我有可能是《人民日報社》的記者，但他們沒有得到表明我身份的證據。尤其是，我並沒有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聲稱自己是記者。他們懷疑我就是十人團的領導者，但也僅僅是懷疑而已，並沒有得到真憑實據。所以，我的安全問題是不成問題的。
我對大家說：“他們懷疑我是《人民日報》的記者，隻是他們的懷疑而已，我在任何情況下並沒說過我是。”
我知道，如果我冒充《人民日報》的記者，一旦被查出不是，那我的罪行就大了！同時我也知道，如果我被證實不是《人民日報》的記者，那他們就不會怕我了，很可能做出一些我們想不到的舉動。因此，我決定：在是與不是之間遊離，既不能說出我是，也不說出我不是，讓他們去猜測吧。
還有，關於十人團的團長問題，也就是討債人的領袖問題，我並不在乎他們是否真的知道。我既然決定了要在這一次行動中有大的作為，那我就做好了任何的準備——包括被他們可能以各種手段為難我的結果。
最後，彭安民提出：為了以防萬一，建議把我的房間和他的房間進行對調。
理由是：我是團長又是討債人的領袖，目標太大！
我本不想這麽做的，但迫於大家的一致同意，我隻好選擇答應。
我抬頭床外，看見領頭的正是彭安民，他的身後緊跟著的就是我們十人團的成員和其他一些人員，大約有幾十號人。
我心裏馬上明白了，彭安民肯定是得知我被公安帶走了，怕我出事，才召集大家前來救助的。
看見這麽多人一下子湧進來，公安局的人也緊張起來了，一下子就走出來十幾個公安迎了上去，試圖阻攔人群進入。
彭安民帶頭說：“都是來要賬的，為什麽他們幾個可以坐在你們公安局的會議室裏喝茶聊天，而我們這麽多人卻沒人管？”
大家都跟著喊叫，“憑什麽？”
“為什麽？”
吵吵鬧鬧，整個院子都像炸了鍋一樣。
十幾個公安排成一隊在試圖攔截人群闖入。
雙方對峙，形勢嚴峻！
天呐，群體闖入公安局，萬一鬧出大事來，可是不得的了啊！
我借著機會對鄧科長說：“我去跟他們解釋一下，行不？”
鄧科長看了我一眼，略微停頓了一下說：“也好，您出麵也許能幫到我們。”
“我盡力試試吧。”我說。
我走出會議室，看見外麵的場麵，心裏有了底，就說：“請大家安靜一下，請聽我說！”
沒想到彭安民來勁了，好像不認識我似的，說：“你算老幾呀？我們不聽你的，我們要聽公安的解釋！”
“對，我們要聽公安的解釋！”
“我們要公安給一個說法！”
人聲鼎沸，吵鬧不休。
這時，鄧科長站了出來，雙手掌下壓，示意大家安靜，然後扯開嗓子大聲說：“各位朋友，各位老板，大家的事就是我們的事，我們都會管的，一定會管的！今天先把這幾位客人請來，就是在商量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有了這個辦法，然後就會用於解決你們大家的問題。”
我心想，這個鄧科長不愧是宣傳科的，腦子就是靈活，一眨眼就能把假話說的跟真的一樣！但我不能揭穿他！尤其是在此時此刻！
彭安民又說話了，他說：“好，那我問你，我們跟他們一樣，都是來垣長縣討債的，為什麽我們沒人理？而他們卻被當成了座上賓在這裏喝茶聊天？為什麽？憑什麽？”
很多人都跟著喊著“為什麽？”、“憑什麽？”
鄧科長不愧是鄧科長，腦子一轉說：“我們公安局人力有限，地方有限，條件有限，總不能一下子把大家都請來喝茶呀？所以呀，隻能先請少數的、個別的，來研究呀，研究出了好辦法，再服務於大家！我們請人家來，總不能連個茶都沒得喝呀，對不？”
我當然知道彭安民他們的用意，就站出來說：“我們是來找公安報案的，這裏的公安很不錯，對我們的報案很重視，而且很客氣，就隨便請我們喝一點茶，解解口渴嘛。僅此而已。我相信，你們大家的報案都會得到重視的。請大家不要亂來，一定要相信公安機關！”
人群開始穩定，情緒也沒有那麽激烈了。
我說：“我們隻是一個企業的代表，能受到公安機關的如此禮遇，也是很幸運的了。公安機關絲毫沒有為難我們，說明公安機關還是為民做主的，請大家不要亂來，不要作出違法亂紀的事情！我相信，大家隻要依法辦事，事情總會得到解決的！現在，我請大家跟我一起回去，其餘的事情慢慢處理，好不好呀？”
彭安民應該聽懂了我的話，說：“那好，既然要我們相信公安機關，那就應該一視同仁！你們坐在這裏喝茶聊天，我們也要進去喝茶聊天，你們走，我們就跟著你們走。”
我說：“好的，你們說的對，我們的報案也報完了，我們這就可以走了，希望你們也一起走，不要給公安的同誌製造麻煩。”
彭安民說：“好！就應該一視同仁！你們走，我們就走！”
我轉身對鄧科長說：“看來，我必須跟他們一起走了，否則，事情會鬧大的。”
鄧科長說：“謝謝！你跟他們一起走吧。我隨後會再找您幫忙的的。”
我說：“隨時歡迎！”然後就叫上歩科長、歐陽霓虹和田小姐他們，一起走出了公安局的大門。
彭安民帶著一幫人也跟著走出來了。
身後的公安民警們也鬆了一口氣。
回到賓館後，我確認了剛才的推斷：我們一行人被公安人員“請”去了公安局，彭安民知道後，覺得問題嚴重，就迅速組織了大家前來聲援！
當天晚上的晚飯時，我們十人團召開了第四次會議。
根據我已經被盯上了的事實，會議決定：擁戴我為此次行動的最高總指揮，也就是討債領袖。大家表示，一切都應以我的安全為前提，在確保我不存在任何安全隱患的前提下開展工作。
甚至有的成員提議，對我的房間進行二十四小時輪流監護，確保我這裏不會出現任何問題。
我拒絕了這一建議。
我認為，當地的公安部門隻是懷疑我有可能是《人民日報社》的記者，但他們沒有得到表明我身份的證據。尤其是，我並沒有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聲稱自己是記者。他們懷疑我就是十人團的領導者，但也僅僅是懷疑而已，並沒有得到真憑實據。所以，我的安全問題是不成問題的。
我對大家說：“他們懷疑我是《人民日報》的記者，隻是他們的懷疑而已，我在任何情況下並沒說過我是。”
我知道，如果我冒充《人民日報》的記者，一旦被查出不是，那我的罪行就大了！同時我也知道，如果我被證實不是《人民日報》的記者，那他們就不會怕我了，很可能做出一些我們想不到的舉動。因此，我決定：在是與不是之間遊離，既不能說出我是，也不說出我不是，讓他們去猜測吧。
還有，關於十人團的團長問題，也就是討債人的領袖問題，我並不在乎他們是否真的知道。我既然決定了要在這一次行動中有大的作為，那我就做好了任何的準備——包括被他們可能以各種手段為難我的結果。
最後，彭安民提出：為了以防萬一，建議把我的房間和他的房間進行對調。
理由是：我是團長又是討債人的領袖，目標太大！
我本不想這麽做的，但迫於大家的一致同意，我隻好選擇答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