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富中死亡是一種恥辱。
這是西方人對待財富的態度，但是這也隻能代表今天的一部分人，早期曆史中無數曆史評論和文學作品可以讓我們看到資本的種種“原罪”。西方國家商業化或者工業化的時期開始的最早，慈善活動也並非一日之功。而後來西方國家遺產稅的開征，讓富人們在讓後代繼承遺產的同時，不得不支付巨額的稅金，而相關法律又有慈善捐款可以抵稅的鼓勵措施，讓富人們在享受減稅的好處之時，又可以博得“樂善好施”的美名。這是現代的西方，但我們也不能據此就認為所有的西方富人們都比我們中國富人偉大。
當代中國則是另外一種情況，起初剛富起來的人，心裏還很害怕“露富”，一些人主動將自己賺的相當一部分利潤捐出，這不是出於慈善的胸懷，而是“花錢消災”。在80年代末，深圳蛇口曾舉行了一場轟動一時並且麻煩不斷的“青年德育專家與蛇口青年座談會”，焦之一就是對個體戶辦公益事業的看法問題。“青年德育專家”認為“有許多個體戶把收入的很大部分獻給了國家，辦了公益事業”，這種精神與做法應大力提倡。而蛇口青年則認為在“左”的陰影徘徊下的變不應讚揚，在當時的情況下，“一些個體戶這種舉動並非出自自願，而是對‘左’的思想心有餘悸的表示，個體戶在賺錢地同時。已經為國家作了貢獻”。“個體戶隻有理直氣壯地將勞動所得揣入腰包，才能使更多的人相信黨的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那是老皇曆了，恐怕當事人現在都已經淡忘了，現在都到了年，“不笑人娼，但笑人貧”，整個社會風氣變了。富人們不再遮遮掩掩，他們可以花一大筆錢買名車。買別墅，可以很瀟灑地給飯店的服務員一大把費。但是在另一方麵，他們也獲得了對待弱勢群體“為富不仁”的“好”名聲。
當然還有另一部分人，熱衷於慈善事業，許多人捐錢為家鄉修一條路，卻不忘同時修建一個紀念碑，記載下自己的壯舉和偉大事跡。還有一些人在搞政治投機，慷慨地捐錢。隻是為自己得到一些政治資本和不為人知的利益。這是有曆史傳統地，古代的那些張大善人陳老員外們，一邊開著粥鋪救濟窮人，一邊對官府充滿期待，僅僅是為了得到那些諸如“澤被鄉裏”的扁額。好“光宗耀祖”。
但是我們也不能就此否認。我們的社會裏還是很有希望的。還有相當的一些人熱心於公益事業，並不求回報。有人即使自己並不富裕。也樂善好施扶危濟困，哪怕是在公交車上主動讓座。也是值得提倡的。隻是這種積極向上的風氣，需要更多地人去參與，身體力氣地去做，而不是自怨自艾地抱怨某某人為富不仁，或者指責某某人不講道德，重要的是要先問自己做了些什麽。
陳誠的知青聯誼基金會自從1983年i|二年，起初隻有20位工作人員，現在已經有200多位工作人員，而會員也基本保持著剛成立時的狀態，300不到。這十二年以來，陳誠為此付出了心血，起初隻是立足於北方，然後擴大至全國，而主要出資人李思明也一再地追加捐款，那些知青們會員們比如身為私營老板地錢大海也積極捐款，甚至還有些因為受救助而重新站起來地知青朋友們，也反過來給基金會捐款，這讓陳誠十分感動。
現在基金會早已不限於知青這個範圍了，她的救助對象已經擴大至廣大地農村，特別是農村貧困地區地教育問題。但話回來，要不是因為李思明提供的大量地資金，光有一顆慈善的心，什麽事也辦不成。
陳誠及他的基金會獲得了大量的榮譽，他在北京的辦公室裏有一口巨大的箱子，裏麵存放著各種榮譽證書和獎狀，有官方的，也有私人送的錦旗之類的東西。最初的時候，陳誠專門騰出在北京的一間辦公室，將各種錦旗獎狀一一“展覽示眾”，後來就放棄了，因為這實在是太多了。不管是中央級的媒體，還是地方的媒體，都有對基金會的報道，也都是不吝嘉獎，但是陳誠的基金會，除了那些接受過救助的人之外，對於普通中國人來，尤其是那些沒有接觸的人根本就不知道，這倒不是他矯情，而是有原則的。
“我們是慈善基金會，不是贏利機構，更不是新聞宣傳部門，況且我們又不是缺錢，重要的是，我們要將自己的工作做到實處，讓真正需要關懷的人獲得幫助。”陳誠曾經這樣道。
但是，隨著知青聯誼基金會求助的群體數量在一天天地增長，她的影響力也與日俱增，越來越多的知青朋友熱
入進來，踴躍捐款。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李思明的生的老兵基金會，因為李思明的關係，許多出身軍人的企業家們也參與進來，比如跟李思明有親密合作關係的幾位當過兵的老總也慷慨地捐款。這正應了李思明當初在微星科技成立時的關於企業管理的斷語：企業應向解放軍學習。軍人出身的著名企業家實在是不少，包括國外也一樣，這不得不讓人思考這其中的學問。
集腋成裘，這是個好事。但是事情總有兩方麵的，總是有人想搞投機。知青聯誼基金會真正為中國普通大眾所熟悉，正是緣於1995年生的一個名譽侵權案，而轟動全國。
事情很簡單，某位知青企業家在這年的8給陳誠基金會捐了一些錢，還不是會員——會員不是基金會創立者之一。就是後來踴躍捐助並且很熱心的人才加入地，一般人是沒有資格被吸收為會員的。後來人們也才知道，這位所謂“知青企業家”隻不過下鄉插隊了不到半個月，就很有門路地返城了，而他給基金會捐款也不過一萬元人民幣。但是這位“企業家”顯然很有頭腦，利用媒體槍手長篇大論地頌揚自己的“德行”，那給基金會捐款的數額很奇妙地變成了一百萬，並且為自己生產的某種保健品冠名為“知青基金會唯一推薦產品”。結果有人買了這種保健品，沒長生不老，卻喝出病來。
有人將這個信息反饋給陳誠，陳大會長這才知道了事件對基金會的聲譽造成的嚴重損害，也很後悔。他派人去交涉，要求此人立刻撤去不實廣告宣傳，並且登報道歉，但沒想到此人卻很不識趣地派爪牙將基金會的工作人員給打成重傷。
陳大會長收到消息。立刻火冒三丈，這是基金會成立以來從未有過地事情。他立即向公安機關報案，並且向當地的法院提出控告，並要求此人一次賠償名譽損失一千萬，並且承擔兩位受傷工作人員的的醫藥費和精神損失費五百萬。本來這喝保健品喝出病來。就在當地引起了很壞的社會影響。而這個名譽侵權案更是引起了轟動。因為單單這個名譽侵權的賠償就是一個天文數字。
這是個很吸引眼球的新聞，人們眾紛紜。而媒體也是很積極地宣傳著。知青基金會雖是一個民間組織。但她的能量卻也不容覷，她地知青會員們。都是從事著各種職業，有國家幹部，有新聞編輯，有教師有作家有畫家，也有企業家，還有很普通的工人。毆打基金會的工作人員，就是毆打了這些會員，他們感同身受，更不允許有人企圖破壞這個基金會的名譽，紛紛各展所能，掀起了輿論的批評力量。更讓人意外地是，那些直接或間接接受過基金會捐助地人，何止一萬，這些人又引發了更多地人，而且這種來自民間的力量一天天地在增長。在媒體大討論地同時，每天都有無數地聲援信件，如雪花般飛向了事件發生地的法院，當地法院地工作人員不得不加班加清這些聲援信件，壓力巨大。
人們不禁要問：這個知青基金會是何方神聖？這一千萬是不是有高了？普通的中國人也是從此第一次了解到這個基金會的真實麵目。
“我們基金會從1983年夏天成立以:接救助了超過一萬五千人，而我們在全國除香港、澳門和台灣和三個直轄市外，全國各個省、自治區都至少無償建立了一所學和一所中學，受益學生達到了7萬人。我們至今已經累計撥出了50元人民幣。最早接受救助的未成人中，有的都已經大學畢業，走上了工作崗位。如果這當中有人成為大科學家，我們不會感到奇怪，如果有人成為一個技術精湛的醫生，將許多病人從死亡線上拉回來，我們也不會感到奇怪。難道這不值一千萬？
我們的許多知青會員，都熱心地為基金會捐款，甚至有人利用自己的業餘時間，不辭勞苦地投身這種愛心事業當中，並且贏得了無窮的良好聲譽，這難道可以用錢來衡量？
我們的工作人員，投身於基金會的大量繁重的工作之中，用無私的愛心去關心和幫助許多需要幫助的人，他們的這種愛心難得可以用錢來衡量嗎？因此我們提出我們的賠償要求，是合情合理，我不認為這些錢就能挽回我們基金會的損失！”陳大會長這麽解釋。
50億元，當然不是可以簡單用“天文數字”來形容，尤助，更何況這是一個民間組織，人們很想知道這些錢是從何處而來。
事情發生到峰的時候，李思明正在歐洲各國進行訪問考察，他得知這一名譽侵權案的消息後，立刻做出指示：
“
的發生雖然對我們來講是一個損失，也是一個教訓，也可以從中得到啟發，我們過去還是太封閉了。召開一個記者招待會，讓更多的人來了解我們。也不要太謙虛，憚於展示自己地成績。我和曾智他們幾個雖然捐給基金會絕大部分的錢，也不在乎那個‘偉大博愛’的名聲，但如果有更多的人了解並且參與進來，我們不會羞於高調宣傳自己，但也要讓世人了解我們基金會的原則，這掛羊頭賣狗肉的現象是要不得的，那位老板一定要讓他後悔。讓他損失百倍。‘李大善人’的名號，其實也相當地不錯！”
陳大會長得了指示，第一次高調宣傳基金會的組成以及資金的來源，人們這才第一次知道原來李思明早在1983就開始了默默無聞的公益事業，而那時，他手頭並非太寬裕。而一係列的慈善案例，也因為有更多的媒體報道，而為人所知。甚至還有無數的人“現身法”，極高地評價基金會的偉大。這雖然也有宣傳地嫌疑，但是正麵的意義還是巨大的。
事情到此，就有了順理成章的結局了，鋪天蓋地的輿論譴責力量讓那位沽名釣譽者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他公司地業務完全停頓。誰還敢喝他地保健品？汽車被不速之客給軋破。就是他家裏地大門口也被人畫上了個大烏龜，質監局上門查封設備。稅務局上門來查有沒有偷稅漏稅。總之隻能宣布破產。這位老板哀歎：“我好不容易人品爆發，吐血捐了一萬塊。怎麽就捐給了李思明這位超級大富豪？這不是班門弄斧，關公門前耍大刀嗎？”
萬裏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一個人生前無論他是多麽的榮耀，擁有多麽巨大地財富，其實在他死亡之後，也不會比別人多占一些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即使多一些陪葬品，也隻能便宜了盜墓賊，弄不好被人掘了墓，弄得屍橫遍野。而如果能在生前將自己地財富捐出，讓貧困者掌握生存的技巧，讓失學者重新拿起書本，讓更多地人因為你而獲益，那才是永生！
對於李思明及他的創業夥伴來，這50億隻不過是一個來會更多。在保證自己事業發展的同時，上市公司每年的分紅，他們大部分都投入到了慈善事業當中。他們這些行為，讓那些即使是對李思明這樣的巨富曾經表示不屑的人，也不得不表示欽佩，這也是李思明希望能夠以身作則的，從而對這個社會產生正麵的影響。
這引起了社會對於有錢人的財富進行了討論，這倒也不是什麽新鮮事，能看到有錢人出血，看著心情也舒坦了不少不是？而那些從來就“一毛不撥”的有錢人，就很鬱悶了：
“他李思明當然有資格這麽了，隻要有人賣，他即使是去買一艘航空母艦來當遊艇，買一百輛二戰坦克開幾場免費展覽會，也不是什麽大事。可我們就不同了，我們是老板，掙錢不容易啊！”
知青基金會的每一筆錢的用處，也都一一公示出來，讓人看得見摸得著，這樣才讓更多的有錢人或者普通人，也樂於為這個基金會捐款。當然李思明也不會要求所有的人都必須得低調。
“我看咱們還是得高調一些，多宣傳一下，將來還要有自己的網站，進行公示。最好是那些有錢人相互競爭，建個中國慈善榜，那就最好不過了！”回國後的李思明在某次公開場合道，“想沽名釣譽，也要在我們限製的範圍內高調宣傳。”
這是一件相當有趣的事，既不能讓捐獻者太囂張，也不能讓人家太默默無聞。慷慨解囊者，不排除有人會有企圖的，知青基金會也滿足這些人對於名譽的要求，但嚴禁捐獻者有跟商業活動相聯係的行為。
雖然這減少了投機的行為，但是由於知青基金會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和她強大的公信力，富豪們也打破頭想擠進這個排行榜，因為他們發現排在前幾位的總是那些中國最著名最有影響力，也最受尊敬的公司的老板，能與這些人為伍，那才是有麵子。而那些排名前二十位的，則因為這個排行榜也贏得了大量的現實利益，因為人們包括外國人也都很願意跟這些人談生意談合作，當然李思明和他的親密創業夥伴永遠排在前六名。
“韓信兵，多多益善！咱們有個好處就是，咱們不缺那幾個錢，你想捐，我還不一定願意收呢！”陳誠對著媒體這樣自信地道，他恐怕是全中國最“囂張”的慈善事業工作者了。而李思明正滿期待地踏上了他的尋根之路。
這是西方人對待財富的態度，但是這也隻能代表今天的一部分人，早期曆史中無數曆史評論和文學作品可以讓我們看到資本的種種“原罪”。西方國家商業化或者工業化的時期開始的最早，慈善活動也並非一日之功。而後來西方國家遺產稅的開征，讓富人們在讓後代繼承遺產的同時，不得不支付巨額的稅金，而相關法律又有慈善捐款可以抵稅的鼓勵措施，讓富人們在享受減稅的好處之時，又可以博得“樂善好施”的美名。這是現代的西方，但我們也不能據此就認為所有的西方富人們都比我們中國富人偉大。
當代中國則是另外一種情況，起初剛富起來的人，心裏還很害怕“露富”，一些人主動將自己賺的相當一部分利潤捐出，這不是出於慈善的胸懷，而是“花錢消災”。在80年代末，深圳蛇口曾舉行了一場轟動一時並且麻煩不斷的“青年德育專家與蛇口青年座談會”，焦之一就是對個體戶辦公益事業的看法問題。“青年德育專家”認為“有許多個體戶把收入的很大部分獻給了國家，辦了公益事業”，這種精神與做法應大力提倡。而蛇口青年則認為在“左”的陰影徘徊下的變不應讚揚，在當時的情況下，“一些個體戶這種舉動並非出自自願，而是對‘左’的思想心有餘悸的表示，個體戶在賺錢地同時。已經為國家作了貢獻”。“個體戶隻有理直氣壯地將勞動所得揣入腰包，才能使更多的人相信黨的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那是老皇曆了，恐怕當事人現在都已經淡忘了，現在都到了年，“不笑人娼，但笑人貧”，整個社會風氣變了。富人們不再遮遮掩掩，他們可以花一大筆錢買名車。買別墅，可以很瀟灑地給飯店的服務員一大把費。但是在另一方麵，他們也獲得了對待弱勢群體“為富不仁”的“好”名聲。
當然還有另一部分人，熱衷於慈善事業，許多人捐錢為家鄉修一條路，卻不忘同時修建一個紀念碑，記載下自己的壯舉和偉大事跡。還有一些人在搞政治投機，慷慨地捐錢。隻是為自己得到一些政治資本和不為人知的利益。這是有曆史傳統地，古代的那些張大善人陳老員外們，一邊開著粥鋪救濟窮人，一邊對官府充滿期待，僅僅是為了得到那些諸如“澤被鄉裏”的扁額。好“光宗耀祖”。
但是我們也不能就此否認。我們的社會裏還是很有希望的。還有相當的一些人熱心於公益事業，並不求回報。有人即使自己並不富裕。也樂善好施扶危濟困，哪怕是在公交車上主動讓座。也是值得提倡的。隻是這種積極向上的風氣，需要更多地人去參與，身體力氣地去做，而不是自怨自艾地抱怨某某人為富不仁，或者指責某某人不講道德，重要的是要先問自己做了些什麽。
陳誠的知青聯誼基金會自從1983年i|二年，起初隻有20位工作人員，現在已經有200多位工作人員，而會員也基本保持著剛成立時的狀態，300不到。這十二年以來，陳誠為此付出了心血，起初隻是立足於北方，然後擴大至全國，而主要出資人李思明也一再地追加捐款，那些知青們會員們比如身為私營老板地錢大海也積極捐款，甚至還有些因為受救助而重新站起來地知青朋友們，也反過來給基金會捐款，這讓陳誠十分感動。
現在基金會早已不限於知青這個範圍了，她的救助對象已經擴大至廣大地農村，特別是農村貧困地區地教育問題。但話回來，要不是因為李思明提供的大量地資金，光有一顆慈善的心，什麽事也辦不成。
陳誠及他的基金會獲得了大量的榮譽，他在北京的辦公室裏有一口巨大的箱子，裏麵存放著各種榮譽證書和獎狀，有官方的，也有私人送的錦旗之類的東西。最初的時候，陳誠專門騰出在北京的一間辦公室，將各種錦旗獎狀一一“展覽示眾”，後來就放棄了，因為這實在是太多了。不管是中央級的媒體，還是地方的媒體，都有對基金會的報道，也都是不吝嘉獎，但是陳誠的基金會，除了那些接受過救助的人之外，對於普通中國人來，尤其是那些沒有接觸的人根本就不知道，這倒不是他矯情，而是有原則的。
“我們是慈善基金會，不是贏利機構，更不是新聞宣傳部門，況且我們又不是缺錢，重要的是，我們要將自己的工作做到實處，讓真正需要關懷的人獲得幫助。”陳誠曾經這樣道。
但是，隨著知青聯誼基金會求助的群體數量在一天天地增長，她的影響力也與日俱增，越來越多的知青朋友熱
入進來，踴躍捐款。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李思明的生的老兵基金會，因為李思明的關係，許多出身軍人的企業家們也參與進來，比如跟李思明有親密合作關係的幾位當過兵的老總也慷慨地捐款。這正應了李思明當初在微星科技成立時的關於企業管理的斷語：企業應向解放軍學習。軍人出身的著名企業家實在是不少，包括國外也一樣，這不得不讓人思考這其中的學問。
集腋成裘，這是個好事。但是事情總有兩方麵的，總是有人想搞投機。知青聯誼基金會真正為中國普通大眾所熟悉，正是緣於1995年生的一個名譽侵權案，而轟動全國。
事情很簡單，某位知青企業家在這年的8給陳誠基金會捐了一些錢，還不是會員——會員不是基金會創立者之一。就是後來踴躍捐助並且很熱心的人才加入地，一般人是沒有資格被吸收為會員的。後來人們也才知道，這位所謂“知青企業家”隻不過下鄉插隊了不到半個月，就很有門路地返城了，而他給基金會捐款也不過一萬元人民幣。但是這位“企業家”顯然很有頭腦，利用媒體槍手長篇大論地頌揚自己的“德行”，那給基金會捐款的數額很奇妙地變成了一百萬，並且為自己生產的某種保健品冠名為“知青基金會唯一推薦產品”。結果有人買了這種保健品，沒長生不老，卻喝出病來。
有人將這個信息反饋給陳誠，陳大會長這才知道了事件對基金會的聲譽造成的嚴重損害，也很後悔。他派人去交涉，要求此人立刻撤去不實廣告宣傳，並且登報道歉，但沒想到此人卻很不識趣地派爪牙將基金會的工作人員給打成重傷。
陳大會長收到消息。立刻火冒三丈，這是基金會成立以來從未有過地事情。他立即向公安機關報案，並且向當地的法院提出控告，並要求此人一次賠償名譽損失一千萬，並且承擔兩位受傷工作人員的的醫藥費和精神損失費五百萬。本來這喝保健品喝出病來。就在當地引起了很壞的社會影響。而這個名譽侵權案更是引起了轟動。因為單單這個名譽侵權的賠償就是一個天文數字。
這是個很吸引眼球的新聞，人們眾紛紜。而媒體也是很積極地宣傳著。知青基金會雖是一個民間組織。但她的能量卻也不容覷，她地知青會員們。都是從事著各種職業，有國家幹部，有新聞編輯，有教師有作家有畫家，也有企業家，還有很普通的工人。毆打基金會的工作人員，就是毆打了這些會員，他們感同身受，更不允許有人企圖破壞這個基金會的名譽，紛紛各展所能，掀起了輿論的批評力量。更讓人意外地是，那些直接或間接接受過基金會捐助地人，何止一萬，這些人又引發了更多地人，而且這種來自民間的力量一天天地在增長。在媒體大討論地同時，每天都有無數地聲援信件，如雪花般飛向了事件發生地的法院，當地法院地工作人員不得不加班加清這些聲援信件，壓力巨大。
人們不禁要問：這個知青基金會是何方神聖？這一千萬是不是有高了？普通的中國人也是從此第一次了解到這個基金會的真實麵目。
“我們基金會從1983年夏天成立以:接救助了超過一萬五千人，而我們在全國除香港、澳門和台灣和三個直轄市外，全國各個省、自治區都至少無償建立了一所學和一所中學，受益學生達到了7萬人。我們至今已經累計撥出了50元人民幣。最早接受救助的未成人中，有的都已經大學畢業，走上了工作崗位。如果這當中有人成為大科學家，我們不會感到奇怪，如果有人成為一個技術精湛的醫生，將許多病人從死亡線上拉回來，我們也不會感到奇怪。難道這不值一千萬？
我們的許多知青會員，都熱心地為基金會捐款，甚至有人利用自己的業餘時間，不辭勞苦地投身這種愛心事業當中，並且贏得了無窮的良好聲譽，這難道可以用錢來衡量？
我們的工作人員，投身於基金會的大量繁重的工作之中，用無私的愛心去關心和幫助許多需要幫助的人，他們的這種愛心難得可以用錢來衡量嗎？因此我們提出我們的賠償要求，是合情合理，我不認為這些錢就能挽回我們基金會的損失！”陳大會長這麽解釋。
50億元，當然不是可以簡單用“天文數字”來形容，尤助，更何況這是一個民間組織，人們很想知道這些錢是從何處而來。
事情發生到峰的時候，李思明正在歐洲各國進行訪問考察，他得知這一名譽侵權案的消息後，立刻做出指示：
“
的發生雖然對我們來講是一個損失，也是一個教訓，也可以從中得到啟發，我們過去還是太封閉了。召開一個記者招待會，讓更多的人來了解我們。也不要太謙虛，憚於展示自己地成績。我和曾智他們幾個雖然捐給基金會絕大部分的錢，也不在乎那個‘偉大博愛’的名聲，但如果有更多的人了解並且參與進來，我們不會羞於高調宣傳自己，但也要讓世人了解我們基金會的原則，這掛羊頭賣狗肉的現象是要不得的，那位老板一定要讓他後悔。讓他損失百倍。‘李大善人’的名號，其實也相當地不錯！”
陳大會長得了指示，第一次高調宣傳基金會的組成以及資金的來源，人們這才第一次知道原來李思明早在1983就開始了默默無聞的公益事業，而那時，他手頭並非太寬裕。而一係列的慈善案例，也因為有更多的媒體報道，而為人所知。甚至還有無數的人“現身法”，極高地評價基金會的偉大。這雖然也有宣傳地嫌疑，但是正麵的意義還是巨大的。
事情到此，就有了順理成章的結局了，鋪天蓋地的輿論譴責力量讓那位沽名釣譽者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他公司地業務完全停頓。誰還敢喝他地保健品？汽車被不速之客給軋破。就是他家裏地大門口也被人畫上了個大烏龜，質監局上門查封設備。稅務局上門來查有沒有偷稅漏稅。總之隻能宣布破產。這位老板哀歎：“我好不容易人品爆發，吐血捐了一萬塊。怎麽就捐給了李思明這位超級大富豪？這不是班門弄斧，關公門前耍大刀嗎？”
萬裏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一個人生前無論他是多麽的榮耀，擁有多麽巨大地財富，其實在他死亡之後，也不會比別人多占一些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即使多一些陪葬品，也隻能便宜了盜墓賊，弄不好被人掘了墓，弄得屍橫遍野。而如果能在生前將自己地財富捐出，讓貧困者掌握生存的技巧，讓失學者重新拿起書本，讓更多地人因為你而獲益，那才是永生！
對於李思明及他的創業夥伴來，這50億隻不過是一個來會更多。在保證自己事業發展的同時，上市公司每年的分紅，他們大部分都投入到了慈善事業當中。他們這些行為，讓那些即使是對李思明這樣的巨富曾經表示不屑的人，也不得不表示欽佩，這也是李思明希望能夠以身作則的，從而對這個社會產生正麵的影響。
這引起了社會對於有錢人的財富進行了討論，這倒也不是什麽新鮮事，能看到有錢人出血，看著心情也舒坦了不少不是？而那些從來就“一毛不撥”的有錢人，就很鬱悶了：
“他李思明當然有資格這麽了，隻要有人賣，他即使是去買一艘航空母艦來當遊艇，買一百輛二戰坦克開幾場免費展覽會，也不是什麽大事。可我們就不同了，我們是老板，掙錢不容易啊！”
知青基金會的每一筆錢的用處，也都一一公示出來，讓人看得見摸得著，這樣才讓更多的有錢人或者普通人，也樂於為這個基金會捐款。當然李思明也不會要求所有的人都必須得低調。
“我看咱們還是得高調一些，多宣傳一下，將來還要有自己的網站，進行公示。最好是那些有錢人相互競爭，建個中國慈善榜，那就最好不過了！”回國後的李思明在某次公開場合道，“想沽名釣譽，也要在我們限製的範圍內高調宣傳。”
這是一件相當有趣的事，既不能讓捐獻者太囂張，也不能讓人家太默默無聞。慷慨解囊者，不排除有人會有企圖的，知青基金會也滿足這些人對於名譽的要求，但嚴禁捐獻者有跟商業活動相聯係的行為。
雖然這減少了投機的行為，但是由於知青基金會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和她強大的公信力，富豪們也打破頭想擠進這個排行榜，因為他們發現排在前幾位的總是那些中國最著名最有影響力，也最受尊敬的公司的老板，能與這些人為伍，那才是有麵子。而那些排名前二十位的，則因為這個排行榜也贏得了大量的現實利益，因為人們包括外國人也都很願意跟這些人談生意談合作，當然李思明和他的親密創業夥伴永遠排在前六名。
“韓信兵，多多益善！咱們有個好處就是，咱們不缺那幾個錢，你想捐，我還不一定願意收呢！”陳誠對著媒體這樣自信地道，他恐怕是全中國最“囂張”的慈善事業工作者了。而李思明正滿期待地踏上了他的尋根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