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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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謇
張謇（185～196）
中國實業家，教育家，立憲派首腦人物。字季直，號嗇庵。185年7月1日生於江蘇南通，196年8月4日卒於同地。1894年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時值中日甲午戰爭新敗，張謇鑒於當時政治革新無望，決心投身興辦實業和教育。1896年，在南通籌辦大生紗廠。其後陸續創辦許多重要企業，並創設淮海實業銀行，形成以張謇為首的大生資本集團，其鼎盛時期的總資本約為三四千萬元。張謇在經營實業的同時，重視發展文化教育事業，以經營實業所獲盈餘之一部和勸募所得，在本地先後創辦通州師範學校、通州女子師範學校和十餘所職業學校以及圖書館、劇場、醫院等。在外地，由張謇倡議或資助而設立的學校有：吳淞商船學校、水產專門學校、中國公學、複旦學院、南京高等師範等。因創辦實業、教育卓著成效而名噪東南，清末曾任中央教育會會長，在清末立憲運動中，張謇發動各省谘議局代表進京聯合請願，要求召開國會。辛亥革命後，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他被任為實業總長，未就職。191年出任北洋政府農林、工商總長兼全國水利局總裁。1915年，因不滿袁世凱公然恢複帝製，辭職南歸。返鄉後繼續從事實業、教育和地方自治事業。由於連年混戰、外商對華傾銷，大生資本集團各企業負債累累。195年7月大生各廠及欠大生款項的各公司被債權人上海、金城等銀行接管。著有《張季子九錄》、《柳西草堂日記》和《嗇翁自訂年譜》等。
目錄
V人物生平
V人物評價
V張謇紀念館
V從事實業的原因
V張謇的名言
V人物生平
V人物評價
V張謇紀念館
V從事實業的原因
V張謇的名言
V思想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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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謇－人物生平
《
張謇
張謇一生創辦了0多個企業，70多所學校，為我國近代民族工業的興起，為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寶貴貢獻，被稱為“狀元實業家”。**同誌在談到中國民族工業時曾說：“輕工業不能忘記張謇”。
張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故海門民間稱他為“四先生”。張家世代務農，到張謇父親時，已置田二十餘畝，並兼營糖坊。清鹹豐六年（1856年）張謇4歲時，由父開始教識《千字文》。5歲時因背誦《千字文》無訛，父令隨伯、仲、叔三兄入鄰塾，從海門邱大璋先生讀書。1歲時，謇父自辟家塾，延請西亭宋效祁先生授讀其三子。14歲時，因效祁先生病故，父命謇負笈往西亭，從效祁先生的從子宋琳先生讀書，膳宿其家。15歲起，間亦從效祁子、江南鄉試舉人宋琛先生問業。同治七年（1868年）16歲時，由於祖上是三代沒有功名的冷籍，為了走上科舉正道，經宋琛安排，謇冒用如皋縣人張銓兒子張育才的名義報名注籍，經縣、州、院三試勝出，得隸名如皋縣學為生員。同治八年（1869年）張謇考中秀才。其後如皋張氏貪得無厭、索酬無已，後竟控訴於如皋官府，意在借官勒索，於是“冒籍案”發。自此連年纏訟，使張謇吃足了苦頭，家道也轉入困頓。幸賴通州知州孫雲錦、江蘇學政彭久餘憐士惜才、曲為援護，屢費周折，才得以銷如皋控案。
同治十三年（1874），張謇前往南京投奔原通州知州孫雲錦。光緒二年（1876年）夏，應淮軍“慶字營”統領吳長慶邀請，前往浦口入其慶軍幕任文書，後袁世凱也投奔而來，兩人構成吳長慶的文武兩大幕僚，參與了慶軍機要、重要決策和軍事行動。光緒六年（1880）春，吳長慶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見，張謇隨同前往。同年冬，吳長慶奉命幫辦山東防務，張謇隨慶軍移駐登州黃縣。
光緒八年（188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日本乘機派遣軍艦進抵仁川，吳長慶奉命督師支援朝鮮平定叛亂，以阻止日本借機發動侵略戰爭。張謇隨慶軍從海上奔赴漢城，為吳長慶起草《條陳朝鮮事宜疏》，並撰寫《壬午事略》、《善後六策》等政論文章，主張反抗侵略，對外持強硬政策，由此受到南派“清流”首領潘祖蔭、翁同龢等的賞識。光緒十年（1884年）吳長慶奉調回國，駐防金州，袁世凱則留朝鮮接統“慶字營”。不久吳長慶病故，張謇離開慶軍回歸故裏，繼續攻讀應試。
張謇從16歲錄取生員起，中經18歲、1歲、歲、4歲、7歲前後5次赴江寧府應江南鄉試（俗稱南闈）均未中試。直至光緒十一年（1885年）歲，因孫雲錦官江寧府尹，子弟依例回避，轉赴順天府鄉試（俗稱北闈），才取中第二名舉人，俗稱“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聲名漸著，成為“清流”著重延攬的對象，但此後張謇四次參加會試均遭失敗。
從1885年起，翁同龢、潘祖蔭等對張謇就有了提攜之意，特別是“期許甚至”、“薦而不中”，幾次誤把他人卷子認作張謇而取中會元，更說明了提攜心情之迫切，因而才有甲午恩科試時翁同龢的誌在必得。（張謇4歲應禮部會試不中；7歲赴會試，試卷為無錫孫叔和所冒，孫中而張落；8歲應會試，場中誤以陶世鳳卷為張謇卷，陶中“會元”而張落第；40歲赴會試，試卷又被武進劉可毅所冒，劉中會元而張又落第。）
光緒十三年（1887年）張謇隨孫雲錦赴開封府任，協助治河救災，並擬訂《疏塞大綱》。光緒十四年（1888年）以後，又應聘主持贛榆選青書院、崇明瀛州書院、江寧文正書院、安慶經古書院等。
光緒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後六十大壽辰設恩科會試，張謇奉父命再次進京參加禮部恩科會試。二月，禮部會試，取中第六十名貢士；三月，禮部複試時中一等第十名，“初定十一，常熟師改第十”；四月二十四日殿試時翁同龢命收卷官坐候張謇交卷，然後直接送到自己手裏，匆匆評閱後，竭力加以拔擢。翁同龢不但做了其他閱卷大臣的工作，把張謇的卷子定為第一，還在光緒帝引見時，特地介紹說：“張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張謇得中一甲一名狀元，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
不久，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民族危機促使帝後兩黨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為首的“清流”擁戴光緒帝，好發主戰議論，其主要抨擊目標為畏日如虎的李鴻章，實際上都是借以衝擊主和的後黨，企圖為虛有“親政”其名的皇帝爭取若幹實權。名噪一時的新科狀元張謇，由於曆史淵源和政見相近，很快就成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門”弟子中的決策人物。然而正在主戰、主和兩派鬥爭激烈之際，張謇因父喪循例回籍守製。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奏派張謇舉辦通海團練，以防禦日本海軍隨時可能對長江下遊的侵犯，由於清政府在中日戰爭中落敗並簽訂了《馬關條約》，通海團練半途而廢。同年底，加入康有為組織的上海強學會。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初，張之洞奏派張謇、陸潤庠、丁立瀛分別在通州、蘇州、鎮江設立商務局，張謇與陸潤庠分別在南通和蘇州創辦了大生紗廠與蘇綸紗廠。
大生紗廠最初確定是商辦，張謇試圖通過官招商辦、官商合辦來集股籌款，但收效甚微，籌集資金十分有限。張謇無可奈何，隻得向官府尋求援助，1896年11月，張謇通過曾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商務大臣的劉坤一，將光緒十九年（189）張之洞搞“洋務”時用官款向美國買來辦湖北織造局擱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經鏽蝕的官機40800錠，作價50萬兩入股，作為官股，恰在此時，以官督商辦及官商合辦形式壟斷洋務企業的盛宣懷也正要買機器，便把這批機器與張謇對分，各得0400錠，作價5萬兩官股，另集5萬兩商股。官股不計盈虧，隻按年取官利，因而變成“紳領商辦”性質。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紗廠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閘陶朱壩破土動工，次年大生紗廠建成投產。經過數年的慘淡經營，大生紗廠逐漸壯大，到光緒三十年（1904年），該廠增加資本6萬兩，紗錠萬餘枚。光緒三十三年（1907）又在崇明久隆鎮（今屬啟東縣）創辦大生二廠，資本100萬兩，紗錠.6萬枚。到宣統三年（1911年）為止，大生一、二兩廠已經共獲淨利約70餘萬兩。1901年起在兩江總督劉坤一的支持下，在呂泗、海門交界處圍墾沿海荒灘，建成了紗廠的原棉基地－－擁有10多萬畝耕地的通海墾牧公司。隨著資本的不斷積累，張謇又在唐閘創辦了廣生油廠，複新麵粉廠，資生冶廠等，逐漸形成唐閘鎮工業區，同時，為了便於器材，機器和貨物的運輸，在唐閘西麵沿江興建了港口──天生港，以後，天生港又興建了發電廠，在城鎮之間，鎮鎮之間開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為當時南通的主要長江港口。19世紀末近代經紡工業的出現，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換為主轉為生產為主，南通成為我國早期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基地之一。
發展民族工業需要科學技術，這又促使張謇去努力興辦學堂，並首先致力於師範教育。光緒二十八年（190年）二月，張謇應兩江總督劉坤一電邀赴江寧討論興學之事，劉坤一讚成，而藩司吳、巡道徐、鹽道胡阻撓。張謇歎息不已，乃與羅叔韞、湯壽潛等同人籌劃在通州自立師範，計以張謇從任辦通州紗廠五年以來應得未支的公費連本帶息萬元，另加勸集資助可成。同年7月9日通州師範擇定南通城東南千佛寺為校址開工建設，翌年正式開學，這是我國第一所師範學校，它的建設標誌著中國師範教育專設機關的開端。
1907年創辦了農業學校和女子師範學校，1909年倡建通海五屬公立中學（即今南通中學）。191年創辦了醫學專門學校和紡織專門學校、河海工程專門學校（河海大學前身），並陸續興辦一批小學和中學。為了給各項企業提供技術力量，張謇非常重視職業教育，師範學校的測繪、蠶桑等科發展成為十幾所職業學校，其中以紡織、農業、醫學三校成績顯著，以後各自擴充為專科學校，194年合並為南通大學。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他在通州建立了國內第一所博物館——南通博物苑。1915年建立了軍山氣象台。此外還陸續創辦了圖書館、盲啞學校等。
1911年任中央教育會長，江蘇議會臨時議會長，江蘇兩淮鹽總理。191年南京政府成立，任實業總長，191年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兼全國水利總長。後因目睹列強入侵，國事日非，毅然棄官，全力投入實業教育救國之路。
1918年10月日與熊希齡、蔡元培等人發起組織了“和平期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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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謇－人物評價
張謇
張謇（185－196年）。中日甲午戰爭成為他人生道路的分水嶺，深重的民族危機最終促使他毅然放棄傳統的仕宦之途。鑒於國弱民貧的現實，張謇提出“實業救國”和“教育救國”的口號，並衝破阻力在家鄉大搞教育與實業。從1895年起，他在南通先後創辦了大生紡織公司、墾牧公司、通州師範學院、南通博物苑等工業、教育、文化、科普事業。他利用海濱鹽荒、興辦鹽墾公司，推廣植棉，是全國的首創。南通師範學校、通州女子師範學校、南通博物苑等，開全國風氣之先。他把南通各專門學校的學習水平提高，擴建校舍，添增教學設備，合並為南通大學。他欣然接受西方文明，重用外國人才，但反對將國外的教育方法簡單“嫁接”過來，而是主張結合中國實際情況，實行嚴格教育。他認為：“師道貴嚴，中外同軌。非是則無所為教，無所為學。……凡教之道，以嚴為軌。凡學之道，以靜為軌，有害群者去之，無姑息焉。”為轉變社會風俗和繁榮地方戲劇，1919年他邀請了著名的導演兼劇作家歐陽予倩，在南通辦起一所培養戲劇人才的學校——伶工學社，並且建造了一座更俗劇場。劇場實行一些文明的規定，如觀眾按號入座、不許隨地亂扔果皮、不許亂喊亂叫等，確實起到了移風易俗的積極效果。此外，他在軍山設立氣象台，“一方麵為農事的測候預防，一方麵為農學生實習氣候的地方”。一戰期間，張謇的大生企業係統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據統計，到19年，它的資本總額達到了448餘萬元，為當年申新、茂新、福新企業係統資本總額的．5倍以上。此後，受內外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南通實業走向衰落。但張謇直接開啟並促進了南通地區的近代化，為全國樹立了楷模。牐
胡適這樣評價張謇：“張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他獨立開辟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萬人，造福於一方，而影響及於全國。丁文江在張謇追悼會上演說時曾指出：數年前餘在美時，美前總統羅斯福死後，凡反對之者，無不交口稱譽。今張先生死，平日不讚成他的人，亦無不同聲交譽”張謇在民國時期有著較高的聲譽，這與他在中國實業、教育等方麵的突出成就是分不開的。直至50年代，**在與人大副委員長黃炎培、陳叔通等人談及民族工業發展時說，“……（中國）最早有民族輕工業，不要忘記南通的張謇”。當代學者章開沅先生也指出：“在中國近代史上，我們很難發現另外一個人在另外一個縣辦成這麽多事業，產生這麽深遠的影響。”由於張謇在南通的特殊地位，他的名字與南通已緊緊聯係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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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謇－張謇紀念館
張謇紀念館
軍山·張謇紀念館
軍山略成南北走向，至北段，又延伸東去，折頸之處，便是大山門崖。大山門崖在山北，為普陀岩，其岩疊出如屋簷，其下可避風雨，上軍山一般從此入，故稱山門。其上刻“大山門崖”四字為民國年間所刻，其東石壁有測量海平麵的刻記，門西有張謇《氣象台新路記》一文刻於石上。普陀岩上方舊有一枝庵，為軍山咽喉，山路即從庵前而過。普陀岩東為大小山茶灣，大灣在東，小灣在西。
此處岩壁之上，昔時長有眾多山茶，花型大，故稱大山茶灣。小山茶灣處，花型略小。當山麓皆水時，山花倒映水波，非常美麗。王業有遊山茶灣詩：峭壁鎖蒼藤，危岩瀉白練。
雨後看山茶，紅飛霞片片。
普陀岩左（向西）為獅子窟。此處岩穴陡峭而中凹，左右嵬磊凸出如蹲獅,故稱獅子窟。該處舊有水觀庵,淩錄宿水觀庵詩雲：“結宇傍岩曲，雲熱石灶冷。樵人止此宿，鍾前發深省。風濤潑戶狂，月露臨窗靚。減寐出幽眺，身雜栢竹影。”水觀庵往西再上，舊有浮杯庵。獅子窟南數十步的軍山東南麓，有穿風洞，清虛高曠，形若二門，可南入而西出，又稱石門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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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謇－從事實業的原因
1895年月，甲午戰爭以中國戰敗而告終，中國不得不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消息傳到南通，張謇對**的滿清王朝更加失望。他深深地感到，要使中國“不貧不弱”，不受外國人的欺侮，當務之急，一是要實行政治改革，以議會製取代君主製；二就是要大力發展實業，以求民富國強。他認為，一個有頭腦的知識分子，就應當正視現實，勇於投身實業，以拯國家於危難，救百姓於水火。所以，他拒絕回北京重新擔任官職，決心在家鄉開辦工廠。在給翰林院辭職書中，他明確地表示：“願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願居八命九命可恥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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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謇－張謇的名言
張謇
“父教育而母實業”是張謇的名言
張謇身處清王朝崩潰與北洋政府執政的混亂時代，“似乎是一個結束兩千年封建舊思想、最最殿後而值得注意的大人物，同時亦是走向新社會，熱心向社會服務的一個先驅者”熞張謇摯友劉厚生語)。張謇是一個有抱負、務實、進取的人，回歸後潛心建設地方，他所從事的社會事業涉及很多方麵：
(1)創工廠。自1895年開始，張謇創辦大生紗廠等一係列重要企業。
()開農墾。1901年，張謇創辦通海墾牧公司，對沿海灘塗進行開發；大興農田基本建設，規劃農田水利，建立產棉基地，發展農業；其後又辦了大有晉、大資、大豫和大豐等鹽墾公司。
()發展交通。本著“道路交通為文明發達之母“的思想，張謇辟道路、興河運，1901年創立大生輪船公司煹1918年，公司有小輪0艘，行駛於以南通為中心所辟的10條行道上，溝通南北水網牐1904年建設天生港及其碼頭倉庫，開通通申線接軌上海；為了加強唐閘與港區之間的聯係，張謇還修建了港閘公路，等等。
(4)修水利。南通一帶屢有水患，張謇遂以私人身份聘請荷蘭索格、比利時貝龍德、瑞典海德裏、美國葛雷夫各國水利專家，商討南通治水策略，運用科技治水，修堤築崨並舉。
(5)辦教育。張謇言“欲雪國恥而不求學問則無資，欲求學問而不求普及國民之教育則無與，欲教育普及國民而不求師則無導，故立學校，須從小學始，尤須從師範始”。張謇開展的城市文化教育建設主要包括：190年自籌資金建設通州師範學校，翌年建成；1905年建翰墨林印書館；1909—191年辦商業與醫學兩所專門學校；1914年建圖書館等。
此外，張謇還振興商業、改善環境、推動市政建設，籌建電廠、電燈電話公司等等，集多方麵的成就於南通一地，開花結果，澤及後代，在中國近代史上，這是了不起的“早期現代化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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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謇－思想轉變
張謇
從張謇與孫雲錦、吳長慶、李鴻章這三個淮係重要人物的關係入手，通過剖析張謇在淮係幕僚期間的人際交往，來考察他在這一時期——亦即他愛國主義世界觀形成的初始階段——思想活動的軌跡。
一、張謇與孫雲錦
孫雲錦，字海岑，安徽桐城人，是鹹同年間名滿江淮的桐城名士。曾先後參加湘軍（約鹹豐十至十一年）、淮軍（約同治四至五年）幕府，深得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及李鴻章李鶴章兄弟信賴。他曾一度輔佐身為淮軍親軍統領的李鶴章，且兩人關係尤為相得（注：孫孟平輯：《桐城孫先生遺書·附年譜》稿本，藏安慶圖書館，按：孟平為孫雲錦長子，與張謇交甚篤。張謇並為之作《校次孫開封集後序》（見《張謇全集》第1頁）惜未編全而孟平早逝。80年代中，餘在安慶圖書館所見，僅雜文錄存及所編年譜（過簡）耳。另：孫雲錦與李鶴章關係，參見金鬆岑編《淮軍諸將領傳》稿本，藏上海圖書館。）。在淮軍的組建和淮係的崛起過程中，孫雲錦曾出過很大力氣，是淮係的重要人物。
1871年，在署理江蘇通州知州任上，孫雲錦識拔了一位日後在中國近代史上大有建樹的人物——張謇。張謇祖籍通州，到其父張彭年因兼祧外家吳氏，故遷居海門。張謇幼時穎異，被鄉裏目為神童。其父望子成龍心切，輾轉托人，認如皋一張姓為同族，張謇遂“冒籍”參加縣學考試，一舉得中秀才，時年方16歲。風聲傳出，張謇為如皋人大肆攻擊，並一度被縣學羈押三月餘。從此惹上了與如皋張氏糾纏不清的金錢訛詐和債務糾紛，前後曆時近三年。張謇眼看家產蕩盡，父親心力交瘁，氣憤之極，便於1871年11月向前來視學的江蘇學政彭久餘自行遞稟，要求革去功名，“褫衣頂回原籍”（注：《嗇翁自訂年譜》見《張謇全集》，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下同），第六卷日記，第8頁。），彭立刻批請通州知州查複。孫雲錦是一個愛才若渴的人，當即傳詢張謇晉見。不巧的是，張謇到時，孫恰有事外出，於是張“候客廳一時許，屢有覘餘”（注：《歸籍記》，《張謇全集》，第五卷藝文（上），第16頁。）而張則“未嚐徙倚，足未嚐移易尺寸。”（注：《張謇存稿》，《南通縣圖誌·雜紀》。）從而給孫留下較好的印象。經過孫雲錦的努力，最終將張謇撥歸通州原籍，算是通州的秀才。許多年後，他在為孫先生作的《七十壽序》中深情地回憶：“謇貫通州而居海門，弱歲為人所苦，所謂冤與弱之一。微公拯之植之，不能有今日。”（注：《桐城孫先生七十壽序》，《張謇全集》，第五卷藝文（上），第4頁。）誠如張謇所言，孫雲錦對他不光是“拯之”，而且還“植之”。1871年當年，張謇新從海門訓導無錫文士趙菊泉授學，奉師命“盡棄向所讀之古文”，而重點改學桐城派古文（注：《嗇翁自訂年譜》，《張謇全集》，第六卷，第8頁。）。以桐城家學淵源著稱的孫雲錦，對此很是讚賞。
187年底，孫雲錦得知張謇鄉試未中，而又家道艱難無力向學時，便主動邀請張謇到他新任職的江寧發審局擔任書記（實際是幕僚性質的私人助理），次年二月張謇正式進入孫府，“執弟子禮”。為了給張謇一個較好的學習和工作環境，“先生館餘別院，兼與其二子東甫孟平，亞甫仲平共學，給餘月十餘金。”而當時，“先生發審局差，俸月才五十金耳。”（注：《嗇翁自訂年譜》，《張謇全集》，第六卷，第85頁。）從1874年春到1875年冬，在孫府將近兩年的時間內，張謇不僅學問大進，而且增加了曆練，拓展了交流，開闊了眼界。通過孫先生的關係，張謇先後結識了鍾山書院山長李聯繡、惜蔭書院山長薛時雨、鳳池書院山長張裕釗以及洪汝奎、楊德亨等著名文士。有一件事很能說明張謇的才氣和個性，來寧之初，他即投考鍾山書院，考官為丹徒韓弼元，將張文“擯不錄”，張即“負氣投書，求示疵垢”，但沒有回答。於是他又“借他名再試”，結果鍾山、惜蔭兩書院的山長李聯繡、薛時雨皆取為第一，並先後傳見，同時也批評了韓弼元。此事為孫雲錦得知，索觀書稿後說：“少年使氣，更事少耳，須善養。”並代張謇向韓道歉，使張謇又慚愧又感動，獲益匪淺。除了砥礪文學，張謇還伴隨孫雲錦赴淮安查勘漁濱河積訟案，赴江陰鵝鼻嘴炮台查勘工程進展。負責該項工程的，是號稱儒將的淮軍慶軍統領吳長慶，他對孫雲錦執子侄禮，對張謇則一見如故，惺惺相惜。當孫雲錦1875年冬因河運差委暫時離寧，吳長慶千方百計將張謇羅致自己幕中。此後，張謇雖然離開孫府，但仍書信通問，往返不絕。孫雲錦回任江寧知府時，他雖在慶軍軍幕，仍一如既往，協助老師整理文案，起草書信；當孫雲錦在188年初因貓兒山命案牽涉暫時係獄，他即前往探視，並表示“公如被冤，願生死從之。”（注：《嗇翁自訂年譜》，《張謇全集》，第六卷，第84頁。）對於這位集恩公、幕主、老師三位於一體的孫先生，張謇始終充滿了仰幕和感戴之情。入幕之初，孫雲錦對他的教誨“為人必從有據做起乃成”（注：張謇日記同治十三年三月初六日記：“海師來談，謂為人必從有據做起乃成，此見道語也，敢不服膺。”《張謇全集》，第六卷，第0頁。），他奉為終生服膺的圭臬，並身體力行。
1887年，孫雲錦調任開封知府，再次邀請張謇入幕相助。這時正值黃河鄭州決口，張謇奉孫之命與其子孟平乘舟由開封至中牟查看水勢，歸後作《鄭州決口記》，指出官吏貪墨中飽，河堤年久失修是此次決口的主要原因。隨後又以“論河工”五次向當時的河南巡撫倪文蔚致函（注：參見《張謇全集》第二卷經濟《鄭州決口記》及《論河工五致倪中丞》諸函，第1－9頁。），情痛詞切，議論得法，很受倪氏重視。倪文蔚是安徽望江人，進士出身，同治六年為李鴻章調入淮軍襄辦營務，是淮係重要官僚，和孫雲錦有同鄉袍澤之誼。他屬意孫希望能將張謇延至自己幕中，並請張代擬《疏塞大綱章程》。在《章程》中，張謇力主參用西法，乘全河奪流，複禹故道。但當時督辦河工大臣，除倪外，尚有李鴻藻和李鶴年，一河三公，政出多門。張謇見意見不被采納，而孫雲錦亦以年老要求致仕，於是師生二人於年底年初先後返鄉（注：據張謇日記，張約在光緒十四年十一月中旬，孫約在該年正月各自返鄉。《張謇全集》，第六卷日記，第79、8頁。）。
189年月，孫雲錦與世長辭，訃告傳來，張謇“為位而哭”，淚如泉湧。在祭文中，他深情地回顧了孫夫子的一路扶持。“憫其未學召置門下，念其有親而資分俸餘。”認為自己“不見吐棄於賢豪長者，而人間猶知有謇也其人於泥塵之底，誰之賜歟？嗚呼公乎！”（注：《祭桐城孫夫子文》，《張謇全集》，第468頁。）在挽聯中，他又寫道：“師無疚乎親民官，所見去思，舊政尋常皆治譜；我何為者報恩子，悲來橫集，行年四十尚公車。”（注：《張謇全集》，第五卷藝文（下），第55頁。）既客觀表述了孫雲錦一生為官清正，為百姓思念的業績；又委婉地感慨自己在恩師謝世前，尚未走完科舉的最後一程。在他的倡導下，通州士紳合詞上稟督撫，請將孫事跡奏付國史《循吏傳》，並以之配祀通州“名宦祠”（注：《嗇翁自訂年譜》，《張謇全集》，第六卷，第851頁；馬其昶：《桐城耆舊傳》孫麻山先生傳第八十八，黃山書社1990年版，第1頁。）。算是完成了學生對老師的最後一樁心願。
張謇
二、張謇與吳長慶
張謇初識吳長慶，是在到江寧孫府後不久。據他同治十三年（1874年）三月初三日記：“飯時遇吳小軒（長慶）軍門，吐屬尚風雅。”（注：《張謇全集》，第六卷日記，第19頁。）此後，兩人來往日益密切。吳長慶十分器重張謇的文才，知道他有誌於功名，便勸他去應順天鄉試，並答應資助行囊，張謇起先認為這隻是虛語口惠，不料三日後吳長慶即遣部下送來“朱提百兩”（注：《張謇全集》，第六卷日記，第51－5頁。），不由得使張對其刮目相看。
早在1875年7－8月間，因經商而致富的李鶴章就通過孫雲錦以重金相聘張謇，並許諾次年陪他一同入都，助其應試，但張謇堅辭不受，“蓋不欲以能貴能賤之權授趙孟也。”（注：《張謇全集》，第六卷日記，第64頁。）是年底孫雲錦離任前，也曾詢問張謇是否願意跟赴河差新任，張謇因父母有命不遠行，同時也因心目中始終以科舉正途為重，故也婉辭了。吳長慶得知後，便一再相邀，“客其軍幕，治機要文書，不以他事混，俾致力製藝，月俸二十金。”第二年閏五月，張謇在再一次科考落榜後如約而至，吳長慶大喜過望。“乃為特築茅屋五間於其後堂，為讀書治文書之所。”（注：《嗇翁自訂年譜》，《張謇全集》，第六卷，第88頁。）從此，張謇開始了在慶軍幕府長達八年（1876年夏至1884年夏）的幕僚生活。
甫入軍幕，張謇似乎並不能立即適應。他曾經向一位姓賈的朋友追述：“某於光緒初年，初入吳武壯幕，時已下午，室中僅置鋪板一付，粗木桌椅各一。適值大雨如注，未幾水流入房中，深至數寸。盤膝坐於板上，一燈如豆，萬念皆灰。遙聞中軍帳中，拇戰仍正豪，武壯宴客席未終。回思此境，實覺難堪。”（注：劉聲木：《萇楚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五筆》三筆卷八，第68頁。）所幸次日吳長慶即將其“移榻中軍帳”（注：《張謇全集》，第六卷日記，第1頁。丁醜（1877年）年五月二十三日記：“大雨。水深兩寸，漸長至五六寸。坐臥一榻，困不可狀，有《苦澇行》。”二十四日記：“雨少住，延陵移榻中軍帳。”按：詞是入幕次年，與《萇楚齋隨筆》所記稍有出入，然實有其事。），以國士相待。雙方乃能逐步磨合而相契。
在吳幕中，身為幕賓的張謇獲得了較好的曆練和機遇。一方麵，通過為吳長慶幫辦文案，使他和各層人士尤其是淮係的中上層人士有了廣泛的接觸和聯係。從這一時期的張謇日記看，他為吳長慶通信聯係的有：李鴻章、李鶴章、唐定奎、周盛傳、劉銘傳、衛榮光、吳元炳、沈葆楨、劉瑞芬、趙子芳（即趙繼元、李鴻章內兄）、吳汝綸、李鳳苞、潘鼎立、方宗誠、程文炳、吳讚誠、靳方琦、丁汝昌、龔照瑗等一大批官場要人，同時和慶軍各部將領曹德慶、葉誌超、黃仕林、張光前、劉長蔚、吳兆有、班廣盛、楊歧珍等均過往很熟，和朱銘盤、吳長慶之子吳葆初、蒯德模之子蒯光典結為好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凱於1881年投奔登州吳長慶軍營時，吳以故交之子，“命在營讀書”，並囑托張謇“為是正製藝。”（注：《嗇翁自訂年譜》，《張謇全集》，第六卷，第84頁。）這樣的交遊和聯係，使張謇對當時社會政治的狀況，尤其是淮係網絡內部的運作情況，有了相當的熟悉和了解。另一方麵，吳長慶對張謇一直倚重信任如左右手，使得張謇能直接參與高層的軍機決策。1880年5月吳長慶入覲，即帶同張謇一同赴京（注：《嗇翁自訂年譜》，《張謇全集》，第六卷，第84頁。）；188年，朝鮮壬午兵變發生，署理直隸總督張樹聲急招吳長慶入津商討對策，在座的僅有張謇和張樹聲的幕僚何嗣琨（注：參閱劉厚生：《張謇傳記》，上海書店1985年版，第1頁。）。可見，兵貴神速赴朝鮮，相機誘執大院君的“奇計”應該出自何張二僚，而主要出自隨吳長慶親臨朝鮮前線料理軍事的張謇。否則，吳長慶也不會和張樹聲聯銜，專折奏保薛福成、何嗣琨和張謇了；同時，他還自踐諾言：“有建策速定其亂者，酬賞三千金”，而於次年“屬蘇鬆太道劉瑞芬寄千金”至南通張家（注：《嗇翁自訂年譜》，《張謇全集》，第六卷，第844－845頁。）。對於保案，張謇“堅謝而寢”；對於獎金，張謇聲明“作為無息之貸款”。在其內心，既是
為報吳長慶的知遇之恩，同時也抱定功成身退之念，不做非分之想。
但命運對自認建此奇功的吳長慶卻十分不公。中斷丁憂回任的李鴻章，對果斷處置的吳長慶，雖口頭表示“佩慰”（注：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二0，第9－0頁，“複吳筱軒軍門”。），但並未有任何實際的支持。相反，倒是“欲以慶軍屬馬建忠”，而令吳長慶回天津待命。消息傳來，張謇等一幹幕僚憤恨不已，尤其張謇更“力勸公引退，並請奏解本職住京。”吳長慶“初韙之”，這就勢必造成與李鴻章的決裂，後經袁保齡、周馥等人的斡旋才沒有告退。張謇看透了這種官場的黑暗，加以他的《朝鮮善後六策》不為當政的李鴻章所用，所以在吳長慶逝後，毅然南歸。
三、張謇與李鴻章
從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張謇並未與李鴻章直接見過麵，而且他本人也從未與李鴻章有隻字通問。但兩人之間似乎有著多層夾纏不清的關係：張謇與李鴻章之弟李鶴章、內兄趙繼元的有過較密切的交往；他因孫雲錦和張裕釗的關係，與李鴻章最為倚信的幕僚兼師友吳汝綸有較密切的書信往返，並於188年春將同鄉、至交好友範當世推薦給時任冀州知府的吳汝綸（注：張謇自訂年譜壬午（188年）三月記：“薦肯堂於冀州知府吳摯甫。”《張謇全集》，第六卷，第84頁。按：張謇與範當世訂交在1869年，時張17歲，同前引第8頁。），後又因吳汝綸的介紹，範當世得以成為李鴻章家的塾師（注：吳汝綸薦範當世入李家當塾師約在辛卯（1891年）年春，見《吳汝綸尺牘》，黃山書社1990年版，第5頁。辛卯四月十日“答範肯堂”：“前接傅相書，深以得名師為辛。旋接來信，敬悉賓主款洽。”）。這樣，張謇對於李氏家族，有了更透徹的了解。
截至甲午戰爭，張李關係中最起波瀾的有兩件事。一是壬午兵變後張謇上《朝鮮善後六策》而不為李鴻章采納，張對李結下芥蒂。二是甲午年張單獨上疏劾李：“戰不備，敗和局。”此舉導致張與以李為首的淮係集團的最後決裂。這兩件事亦可以說是張謇思想演化軌跡的兩個關節點，可以再作進一步的條分縷析。第一件事，據張謇1911年複東三省交涉使韓國均的信中回憶：“……方壬午、癸未之間，下走參預吳武壯公援護朝鮮，即上書直督，請達政府，於朝鮮則援漢玄菟、樂浪郡倒，廢為郡縣；或援周例，置監國；或置重兵，守其海口，而改革其內政；或令其自改，而為練新軍，聯合我東三省為一氣。於日本則三道出師，規複琉球，時張靖達公回粵，李複督直，嗤為多事，擱置不議。”（注：《張謇全集》，第一卷，第04－05頁。）對此，張謇扼腕痛惜之情，溢於詞表。
就當時情形而言，李鴻章對張謇個人並無多少成見，當壬午年八月，張樹聲、吳長慶保薦張謇等立功者，李鴻章亦願領銜合薦（注：張謇日記壬午八月二十二日記：“與枚生訊，辭合肥相國、振軒督部及延陵合薦。”《張謇全集》，第六卷，第06頁。）。他之所以嗤張為多事的原因，是得知張樹聲之子張華奎從張謇處抄錄《朝鮮善後六策》而在京官中徑自散發，翁同和、潘祖蔭、寶廷等要員均先後看到，寶廷並“采以入告”，以致慈禧也向軍機處和總理衙門垂詢。李鴻章認為這種越軌行為使自己太丟麵子，同時也為了壓抑張樹聲和吳長慶，才指斥《善後六策》為“荒誕不經”、擱置不議的（注：參閱謝俊美：《翁同和傳》，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89頁。）。其實他對張謇的文采還是頗欣賞的。1884年秋，張謇在料理完吳長慶喪事後歸裏。兩廣總督張之洞有延納之意，便托李鴻章代為尋覓，於是李鴻章命與張謇相熟的袁保齡“派人坐一輪船，沿渤海口岸遍詢從奉天省南下輪船中，有則請其赴津，並述北洋延攬之意。”（注：劉厚生：《張謇傳記》，第54頁腳注。另，張謇年譜甲申七月記：“北洋又以粵督之托，屬袁子久見招，子九並述北洋意，亦辭。”《張謇全集》，第六卷，第846頁。）也就是說，對張謇這樣的人才，即使有點小過節，李鴻章也力求延為己用。如果不是張謇一再申述“南不拜張，北不投李”而堅辭的話，這件故事本身就可以演繹成一出近代的“蕭何月下追韓信”了（注：張謇：《論出處及韓亂事致袁子久觀察函》中雲：“金州往事，令人有感慨遺世之心。七月南還，矢意韜戢。方道出滬上時，見故人束畏黃為南皮見辟之書，即自奏記，敬謝不敏。迨九月，漱蘭年丈又複勸駕，重以前說申辭。誠不知中間執事於謇遣使命舟，並渤海而蹤跡之，如是其勤勤可感也。”《張謇全集》，第一卷，第16頁。）。
但是第二件事的發生表明，十年後張謇還是同李鴻章公開決裂了，也標誌著張謇最終從淮係營壘中徹底分化出來。關於張謇獨疏彈劾李鴻章的背景，近代史鈔中各有說法，內容大同小異，然一致認為張謇是主戰派的重要首領之一。如《異辭錄》記：“中日戰役，主戰者，高陽、常熟。奔走高陽之門者，項城。為常熟之耳曰者，通州張季直殿撰，萍鄉文芸閣學士也。項城歸自朝鮮，力詆文忠設計之緩，使從己謀，可以製敵於先。光緒九年，殿撰從吳武壯率師援朝，先據漢城，拒退日本，身親兵事，謂確有勝算。是科會試，與學士同出常熟之門，互相標榜，欲以奇計自現，實為主戰派之首領。”（注：《異辭錄》卷三，第18頁。）徐一士在《淩霄一士隨筆》中說：“張謇甲午大魁，以翁同和之知契，頗銳意談政治。”而翁在光緒十一年後，對張“處處以國士相待，言聽計從。”（注：徐一士：《淩霄一士隨筆》（三），第791－78頁，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劉禺生《世載堂雜憶》也說：“甲午之事，始於袁世凱，成於張季直，而主之者翁同和也。李鴻章力言不可開釁，為舉朝所嗬。”他並引用王kǎi＠運（壬秋）日記，稱主戰大臣禮親王、翁同和、李鴻藻等為前八仙，而“跟隨八仙，背葫蘆藥之仙童，則張季直也。藥治何病，皆由仙童從胡蘆中取出，即主戰藥也，最能左右八仙。”（注：《世載堂雜憶》，第105頁。）
而既為李鴻章幕僚又是翁同和門生的王伯恭，作為當事人之一，亦有記載：“……而是時張季直新狀元及第，言於常熟，以日本蕞爾小國，何足以抗天兵，非大創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常熟韙之，力主戰。合肥奏言不可輕開釁端，奉旨切責。餘複自天津旋京，往見常熟，力諫主戰之非，蓋常熟亦我之座主，向承獎借（掖）者也。乃常熟不以為然，且笑吾書生膽小。餘謂臨事而懼，古有明訓，豈可放膽嚐試。且器械陣法，百不如人，似未宜率爾從事，常熟言合肥治軍數十年，屢平大憝，今北洋海陸兩軍如火如荼，豈不堪一戰耶？餘謂知己知彼者，乃可望百戰百勝，今確知己不如彼，安可望勝？常熟言吾正欲試其良ku＠，以為整頓地也。餘見其意不可回，遂亦不複與語，興辭而出。到津晤吾友秋樵，舉以告之，秋樵笑曰：‘君一孝廉，而欲與兩狀元相爭，其鑿枘也固宜’。”（注：王伯恭：《蜷廬隨筆》，第1頁。）
上述諸說，固然都十分強調張謇在甲午主戰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把翁（同和）李（鴻章）之間的和戰之爭說成翁是挾嫌報複李的意氣之爭，把張謇的獻計獻策說成是急欲以“奇計自現”出風頭，實在失之偏頗。而稍後的劉厚生先生，在所著《張謇傳記》中，又把張謇的上奏說成是聽了袁世凱的訴說而合謀倒李的結果。本來早在甲申四月，張謇因吳長慶離開朝鮮不久袁世凱便“自結李相，一切改革，露才揚己”（注：《張謇全集》，第六卷，第845頁。），而寫過一封義正詞嚴的絕交信，此後十年不通音訊。甲午年張謇中狀元後，正值朝鮮局勢緊張，袁世凱認為有可乘之機，張亦是可以利用之人，於是秘密進京，主動拜訪張謇，“長談三小時之久，曆數在李鴻章管轄之下，不能行使吳長慶政策之苦悶”，引起張謇的同情和諒解，於是張謇在彈章中多處引用袁提供的情況並兩次提及袁世凱之名（注：劉厚生：《張謇傳記》，第68頁。）。對於這段繪聲繪色的張袁重修舊好的描述，筆者以為寧可相信張謇自己的說法。他在甲辰（1904年）五月記道：“以請立憲故，南皮再三屬先商北洋，湯壽潛亦以為說。餘自金州歸後，與袁世凱不通問者二十年，至是始一與書。”（注：《張謇全集》，第六卷，第865頁。）可見張袁十年修好，合謀倒李之說是靠不住的。
再一方麵，從翁同和與張謇的關係講，翁張初識在1885年張謇參加順天鄉試期間，翁作為副主考，與潘祖蔭力爭將張謇由第六名拔至第二名；而1894年恩科會試中，又由於翁同和的極力保薦，張才獨占鼇頭成為狀元，師生二人實屬誼分非淺。但更重要的是，兩人對當時內政外交、軍國大政的思想認識相當一致和接近，才使翁同和對張謇十分倚信。從戚其章先生輯錄的甲午戰爭期間《張謇致翁同和密信》（注：見戚其章主編：《中日戰爭》（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六），第445－461頁。）來看，參戰淮軍諸軍裝備及士氣狀況如何，各部將領才能高下如何，以及朝鮮地理形勢如何，張謇確實是十分熟悉的，這得益於他在淮軍幕府的長期曆練和在朝鮮處理壬午事變的實際經驗。但他沒有想到，短短十年過去，淮軍的**竟是如此迅速和不堪。葉誌超、黃仕林、張光前、趙懷業、衛汝成……，他所熟識的以“敢戰”自命的淮軍將領竟都成了貪生怕死、冒功欺罔之輩。不僅是他，連淮軍最高統帥李鴻章本人也發出哀歎：“半載以來，淮將守台守營者，毫無布置，遇敵即敗，敗即逃走，實天下後世大恥辱事。”（注：《李鴻章全集·電稿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頁。）於是，在痛心疾首之餘，張謇推根究原，將養癰為患的責任直接找到了李鴻章頭上。指陳李鴻章“非特敗戰，而且敗和”。也許正是從淮係營壘中殺出來的原故，張謇在彈章中指斥李鴻章消極畏戰主和誤國時，多處切中要害。如他向李鴻章發問：“以四朝元老，籌三省之海防，統勝兵精卒五十營，設機廠學堂六七處，曆時二十年之久，用財數千萬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為大言，脅製朝野；曾無一端立於可戰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無痛心。”（注：《張謇全集》，第一卷，第8頁。）這些話，義正辭嚴，擲地有聲。當時便“流沫傳誦”，裏巷皆知。據說，恭親王奕in＠4看了以後都說：“奏參李鴻章之折，有十餘通之多，惟張謇之奏，最為切當。我們今日遭到日本禍殃，都是李氏一手所釀成也。”（注：參見宋希尚：《張謇的生平》，第8頁。）甚至連李鴻章本人讀後，也認為“筆意尚健。”（注：轉引自彭曄：《張謇與朝鮮壬午兵變》，《第二屆張謇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第156頁。）
當然，張謇的奏折中，也不免有些意氣用事的成分，如他曆數李鴻章十年前對吳長慶的排斥壓抑，說吳“遂因與李鴻章積忤之故，憤恚致死。”進而要求撤去李鴻章北洋大臣一職，“另簡重臣，以戰求和。”（注：《張謇全集》，第一卷，第5－8頁。）《國聞備乘》的作者胡思敬認為：甲午之戰由翁同和一人主之，而張謇、黃紹箕、文廷式皆出其門下。當時海陸兵權盡在李鴻章手中，“謇等僅恃同和之力，不能敵也。”於是有文廷式通珍妃，獻奪嫡之謀，從而釀成愈演愈烈的帝後黨爭。甲午戰敗後，“謇及廷式皆棄官而逃，不敢混跡輦下。”（注：胡思敬：《國聞備乘》，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頁，“名流誤國”。）把張謇完全說成是一個玩弄宮闈密計的小人，實在是有悖於曆史事實的。章開沅先生在新著《張謇傳》中對這一時期張謇的心理活動有很透徹精辟的分析，指出：“清廷對日宣戰不過一個多月，張謇已經察覺‘其實中國何嚐有必戰之布置耶。’他知道翁同和處境困難，而且性格弱點是‘剛斷不足’，並非可以代替李鴻章主持對日戰事全局的適宜人物。他曾主張對李鴻章‘鞭策而用之’。倒李就是一種鞭策，目的是削弱李的聲勢，降低李的地位，而終究還要有控製的使用他。這就是帝黨分子難以言說的內心衷曲。”（注：章開沅：《張謇傳》，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000年版，第65頁。）
就當時的實際情形而言，淮係雖已很**，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李鴻章作為淮係的總首領，依然樹大根深，盤根錯節。而張謇獨疏劾李，一方麵，必然引起淮係諸多舊友知交的不滿，包括前述王伯恭以及吳汝綸、範當世等人，尤其是青年至交範當世，自此以後長期不通音問，直至晚年回鄉後才恢複交往。另一方麵，他個人也必然要冒一定風險。但張謇劾李，絕不僅是從私人恩怨出發，而應該說是對國家民族前途切的憂慮和關心。眼看以仕途功名匡扶天下的路走不通，因此，當他在甲午年得中狀元，已經爬到科舉正途的頂端，卻能從對甲午戰敗的痛定思痛中，毅然放棄功名前程，返鄉創辦實業。這樣一種氣質和抱負，非有熾熱的愛國主義情懷，是難以做到的。
和張謇先生對聯.－任苯生.
19年夏,我從騎岸鎮高等小學考入南通師範,求學期間,常聆聽張謇先生演講,先生諄諄教誨,終身受益.
在一個星期六的午後,我們幾個同學,正在朝東風琴室後壁外的一棵樹上裝礦石收音機天線,一個同學忽然看到張四先生正緩步跨上木橋,朝學校方向走來,立刻興奮地告訴我們.四先生住在濠南別業,與博物苑有邊門相通,與學校隔河相望;兩岸壩肚子上架有木橋,橋欄上有“路不拾遺”四個大字；河裏插有蟹籪;閑暇時,先生常獨自從河西頭踱過橋來.
我們顧不得裝天線,立即跑回學,一路奔走相告,歡騰雀躍;師範主持於敬之急忙領著大家,打開常年落鎖的學校後門,出來恭請四先生進校,迎至壽鬆堂.
先生結合自身坎坷曆程,鼓勵在場同學勤學苦讀,爭當棟梁之材,將來為國效力,為民服務,造福一方.
接著,我們隨先生出壽鬆堂,來到校園,在一棵古銀杏樹旁,有一株靈霄,附樹而上,直攀樹稍;先生心情甚佳,駐足觀之.隨後,大家跟著賞景,邊走邊聊,信步來到荷花池旁,大家興致盎然;先生一時興起,收住腳步,要與我們對聯,大家熱情高漲,圍攏過來;先生說出上聯:“黃花菜,菜花黃,一花一酌”;(“菜花黃”－酒名).隻有不多幾位同學應了下聯;還記得我應的下聯是:”“雞冠花,花冠雞,邊啄邊嘩”.先生笑著又出一上聯:“梅蘭芳演木蘭從軍,戲是女扮男,實是男扮女”.大家搜腸刮肚,無人能對.先生勉勵我們:博學精思,互相探討,自會開竅.
先生教導,銘記心中.後來讀了蔡東藩明史演義,有所感悟,試作下聯，以對四先生上聯:
“梅蘭芳演木蘭從軍,戲是女扮男,實是男扮女”.
“朱元璋滅大元建明,祖從僧為帝,孫從帝為僧”.
謹以此聯,記念恩師!
作者:任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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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謇
張謇（185～196）
中國實業家，教育家，立憲派首腦人物。字季直，號嗇庵。185年7月1日生於江蘇南通，196年8月4日卒於同地。1894年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時值中日甲午戰爭新敗，張謇鑒於當時政治革新無望，決心投身興辦實業和教育。1896年，在南通籌辦大生紗廠。其後陸續創辦許多重要企業，並創設淮海實業銀行，形成以張謇為首的大生資本集團，其鼎盛時期的總資本約為三四千萬元。張謇在經營實業的同時，重視發展文化教育事業，以經營實業所獲盈餘之一部和勸募所得，在本地先後創辦通州師範學校、通州女子師範學校和十餘所職業學校以及圖書館、劇場、醫院等。在外地，由張謇倡議或資助而設立的學校有：吳淞商船學校、水產專門學校、中國公學、複旦學院、南京高等師範等。因創辦實業、教育卓著成效而名噪東南，清末曾任中央教育會會長，在清末立憲運動中，張謇發動各省谘議局代表進京聯合請願，要求召開國會。辛亥革命後，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他被任為實業總長，未就職。191年出任北洋政府農林、工商總長兼全國水利局總裁。1915年，因不滿袁世凱公然恢複帝製，辭職南歸。返鄉後繼續從事實業、教育和地方自治事業。由於連年混戰、外商對華傾銷，大生資本集團各企業負債累累。195年7月大生各廠及欠大生款項的各公司被債權人上海、金城等銀行接管。著有《張季子九錄》、《柳西草堂日記》和《嗇翁自訂年譜》等。
目錄
V人物生平
V人物評價
V張謇紀念館
V從事實業的原因
V張謇的名言
V人物生平
V人物評價
V張謇紀念館
V從事實業的原因
V張謇的名言
V思想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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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謇－人物生平
《
張謇
張謇一生創辦了0多個企業，70多所學校，為我國近代民族工業的興起，為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寶貴貢獻，被稱為“狀元實業家”。**同誌在談到中國民族工業時曾說：“輕工業不能忘記張謇”。
張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故海門民間稱他為“四先生”。張家世代務農，到張謇父親時，已置田二十餘畝，並兼營糖坊。清鹹豐六年（1856年）張謇4歲時，由父開始教識《千字文》。5歲時因背誦《千字文》無訛，父令隨伯、仲、叔三兄入鄰塾，從海門邱大璋先生讀書。1歲時，謇父自辟家塾，延請西亭宋效祁先生授讀其三子。14歲時，因效祁先生病故，父命謇負笈往西亭，從效祁先生的從子宋琳先生讀書，膳宿其家。15歲起，間亦從效祁子、江南鄉試舉人宋琛先生問業。同治七年（1868年）16歲時，由於祖上是三代沒有功名的冷籍，為了走上科舉正道，經宋琛安排，謇冒用如皋縣人張銓兒子張育才的名義報名注籍，經縣、州、院三試勝出，得隸名如皋縣學為生員。同治八年（1869年）張謇考中秀才。其後如皋張氏貪得無厭、索酬無已，後竟控訴於如皋官府，意在借官勒索，於是“冒籍案”發。自此連年纏訟，使張謇吃足了苦頭，家道也轉入困頓。幸賴通州知州孫雲錦、江蘇學政彭久餘憐士惜才、曲為援護，屢費周折，才得以銷如皋控案。
同治十三年（1874），張謇前往南京投奔原通州知州孫雲錦。光緒二年（1876年）夏，應淮軍“慶字營”統領吳長慶邀請，前往浦口入其慶軍幕任文書，後袁世凱也投奔而來，兩人構成吳長慶的文武兩大幕僚，參與了慶軍機要、重要決策和軍事行動。光緒六年（1880）春，吳長慶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見，張謇隨同前往。同年冬，吳長慶奉命幫辦山東防務，張謇隨慶軍移駐登州黃縣。
光緒八年（188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日本乘機派遣軍艦進抵仁川，吳長慶奉命督師支援朝鮮平定叛亂，以阻止日本借機發動侵略戰爭。張謇隨慶軍從海上奔赴漢城，為吳長慶起草《條陳朝鮮事宜疏》，並撰寫《壬午事略》、《善後六策》等政論文章，主張反抗侵略，對外持強硬政策，由此受到南派“清流”首領潘祖蔭、翁同龢等的賞識。光緒十年（1884年）吳長慶奉調回國，駐防金州，袁世凱則留朝鮮接統“慶字營”。不久吳長慶病故，張謇離開慶軍回歸故裏，繼續攻讀應試。
張謇從16歲錄取生員起，中經18歲、1歲、歲、4歲、7歲前後5次赴江寧府應江南鄉試（俗稱南闈）均未中試。直至光緒十一年（1885年）歲，因孫雲錦官江寧府尹，子弟依例回避，轉赴順天府鄉試（俗稱北闈），才取中第二名舉人，俗稱“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聲名漸著，成為“清流”著重延攬的對象，但此後張謇四次參加會試均遭失敗。
從1885年起，翁同龢、潘祖蔭等對張謇就有了提攜之意，特別是“期許甚至”、“薦而不中”，幾次誤把他人卷子認作張謇而取中會元，更說明了提攜心情之迫切，因而才有甲午恩科試時翁同龢的誌在必得。（張謇4歲應禮部會試不中；7歲赴會試，試卷為無錫孫叔和所冒，孫中而張落；8歲應會試，場中誤以陶世鳳卷為張謇卷，陶中“會元”而張落第；40歲赴會試，試卷又被武進劉可毅所冒，劉中會元而張又落第。）
光緒十三年（1887年）張謇隨孫雲錦赴開封府任，協助治河救災，並擬訂《疏塞大綱》。光緒十四年（1888年）以後，又應聘主持贛榆選青書院、崇明瀛州書院、江寧文正書院、安慶經古書院等。
光緒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後六十大壽辰設恩科會試，張謇奉父命再次進京參加禮部恩科會試。二月，禮部會試，取中第六十名貢士；三月，禮部複試時中一等第十名，“初定十一，常熟師改第十”；四月二十四日殿試時翁同龢命收卷官坐候張謇交卷，然後直接送到自己手裏，匆匆評閱後，竭力加以拔擢。翁同龢不但做了其他閱卷大臣的工作，把張謇的卷子定為第一，還在光緒帝引見時，特地介紹說：“張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張謇得中一甲一名狀元，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
不久，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民族危機促使帝後兩黨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為首的“清流”擁戴光緒帝，好發主戰議論，其主要抨擊目標為畏日如虎的李鴻章，實際上都是借以衝擊主和的後黨，企圖為虛有“親政”其名的皇帝爭取若幹實權。名噪一時的新科狀元張謇，由於曆史淵源和政見相近，很快就成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門”弟子中的決策人物。然而正在主戰、主和兩派鬥爭激烈之際，張謇因父喪循例回籍守製。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奏派張謇舉辦通海團練，以防禦日本海軍隨時可能對長江下遊的侵犯，由於清政府在中日戰爭中落敗並簽訂了《馬關條約》，通海團練半途而廢。同年底，加入康有為組織的上海強學會。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初，張之洞奏派張謇、陸潤庠、丁立瀛分別在通州、蘇州、鎮江設立商務局，張謇與陸潤庠分別在南通和蘇州創辦了大生紗廠與蘇綸紗廠。
大生紗廠最初確定是商辦，張謇試圖通過官招商辦、官商合辦來集股籌款，但收效甚微，籌集資金十分有限。張謇無可奈何，隻得向官府尋求援助，1896年11月，張謇通過曾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商務大臣的劉坤一，將光緒十九年（189）張之洞搞“洋務”時用官款向美國買來辦湖北織造局擱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經鏽蝕的官機40800錠，作價50萬兩入股，作為官股，恰在此時，以官督商辦及官商合辦形式壟斷洋務企業的盛宣懷也正要買機器，便把這批機器與張謇對分，各得0400錠，作價5萬兩官股，另集5萬兩商股。官股不計盈虧，隻按年取官利，因而變成“紳領商辦”性質。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紗廠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閘陶朱壩破土動工，次年大生紗廠建成投產。經過數年的慘淡經營，大生紗廠逐漸壯大，到光緒三十年（1904年），該廠增加資本6萬兩，紗錠萬餘枚。光緒三十三年（1907）又在崇明久隆鎮（今屬啟東縣）創辦大生二廠，資本100萬兩，紗錠.6萬枚。到宣統三年（1911年）為止，大生一、二兩廠已經共獲淨利約70餘萬兩。1901年起在兩江總督劉坤一的支持下，在呂泗、海門交界處圍墾沿海荒灘，建成了紗廠的原棉基地－－擁有10多萬畝耕地的通海墾牧公司。隨著資本的不斷積累，張謇又在唐閘創辦了廣生油廠，複新麵粉廠，資生冶廠等，逐漸形成唐閘鎮工業區，同時，為了便於器材，機器和貨物的運輸，在唐閘西麵沿江興建了港口──天生港，以後，天生港又興建了發電廠，在城鎮之間，鎮鎮之間開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為當時南通的主要長江港口。19世紀末近代經紡工業的出現，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換為主轉為生產為主，南通成為我國早期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基地之一。
發展民族工業需要科學技術，這又促使張謇去努力興辦學堂，並首先致力於師範教育。光緒二十八年（190年）二月，張謇應兩江總督劉坤一電邀赴江寧討論興學之事，劉坤一讚成，而藩司吳、巡道徐、鹽道胡阻撓。張謇歎息不已，乃與羅叔韞、湯壽潛等同人籌劃在通州自立師範，計以張謇從任辦通州紗廠五年以來應得未支的公費連本帶息萬元，另加勸集資助可成。同年7月9日通州師範擇定南通城東南千佛寺為校址開工建設，翌年正式開學，這是我國第一所師範學校，它的建設標誌著中國師範教育專設機關的開端。
1907年創辦了農業學校和女子師範學校，1909年倡建通海五屬公立中學（即今南通中學）。191年創辦了醫學專門學校和紡織專門學校、河海工程專門學校（河海大學前身），並陸續興辦一批小學和中學。為了給各項企業提供技術力量，張謇非常重視職業教育，師範學校的測繪、蠶桑等科發展成為十幾所職業學校，其中以紡織、農業、醫學三校成績顯著，以後各自擴充為專科學校，194年合並為南通大學。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他在通州建立了國內第一所博物館——南通博物苑。1915年建立了軍山氣象台。此外還陸續創辦了圖書館、盲啞學校等。
1911年任中央教育會長，江蘇議會臨時議會長，江蘇兩淮鹽總理。191年南京政府成立，任實業總長，191年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兼全國水利總長。後因目睹列強入侵，國事日非，毅然棄官，全力投入實業教育救國之路。
1918年10月日與熊希齡、蔡元培等人發起組織了“和平期成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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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謇－人物評價
張謇
張謇（185－196年）。中日甲午戰爭成為他人生道路的分水嶺，深重的民族危機最終促使他毅然放棄傳統的仕宦之途。鑒於國弱民貧的現實，張謇提出“實業救國”和“教育救國”的口號，並衝破阻力在家鄉大搞教育與實業。從1895年起，他在南通先後創辦了大生紡織公司、墾牧公司、通州師範學院、南通博物苑等工業、教育、文化、科普事業。他利用海濱鹽荒、興辦鹽墾公司，推廣植棉，是全國的首創。南通師範學校、通州女子師範學校、南通博物苑等，開全國風氣之先。他把南通各專門學校的學習水平提高，擴建校舍，添增教學設備，合並為南通大學。他欣然接受西方文明，重用外國人才，但反對將國外的教育方法簡單“嫁接”過來，而是主張結合中國實際情況，實行嚴格教育。他認為：“師道貴嚴，中外同軌。非是則無所為教，無所為學。……凡教之道，以嚴為軌。凡學之道，以靜為軌，有害群者去之，無姑息焉。”為轉變社會風俗和繁榮地方戲劇，1919年他邀請了著名的導演兼劇作家歐陽予倩，在南通辦起一所培養戲劇人才的學校——伶工學社，並且建造了一座更俗劇場。劇場實行一些文明的規定，如觀眾按號入座、不許隨地亂扔果皮、不許亂喊亂叫等，確實起到了移風易俗的積極效果。此外，他在軍山設立氣象台，“一方麵為農事的測候預防，一方麵為農學生實習氣候的地方”。一戰期間，張謇的大生企業係統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據統計，到19年，它的資本總額達到了448餘萬元，為當年申新、茂新、福新企業係統資本總額的．5倍以上。此後，受內外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南通實業走向衰落。但張謇直接開啟並促進了南通地區的近代化，為全國樹立了楷模。牐
胡適這樣評價張謇：“張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他獨立開辟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萬人，造福於一方，而影響及於全國。丁文江在張謇追悼會上演說時曾指出：數年前餘在美時，美前總統羅斯福死後，凡反對之者，無不交口稱譽。今張先生死，平日不讚成他的人，亦無不同聲交譽”張謇在民國時期有著較高的聲譽，這與他在中國實業、教育等方麵的突出成就是分不開的。直至50年代，**在與人大副委員長黃炎培、陳叔通等人談及民族工業發展時說，“……（中國）最早有民族輕工業，不要忘記南通的張謇”。當代學者章開沅先生也指出：“在中國近代史上，我們很難發現另外一個人在另外一個縣辦成這麽多事業，產生這麽深遠的影響。”由於張謇在南通的特殊地位，他的名字與南通已緊緊聯係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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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謇－張謇紀念館
張謇紀念館
軍山·張謇紀念館
軍山略成南北走向，至北段，又延伸東去，折頸之處，便是大山門崖。大山門崖在山北，為普陀岩，其岩疊出如屋簷，其下可避風雨，上軍山一般從此入，故稱山門。其上刻“大山門崖”四字為民國年間所刻，其東石壁有測量海平麵的刻記，門西有張謇《氣象台新路記》一文刻於石上。普陀岩上方舊有一枝庵，為軍山咽喉，山路即從庵前而過。普陀岩東為大小山茶灣，大灣在東，小灣在西。
此處岩壁之上，昔時長有眾多山茶，花型大，故稱大山茶灣。小山茶灣處，花型略小。當山麓皆水時，山花倒映水波，非常美麗。王業有遊山茶灣詩：峭壁鎖蒼藤，危岩瀉白練。
雨後看山茶，紅飛霞片片。
普陀岩左（向西）為獅子窟。此處岩穴陡峭而中凹，左右嵬磊凸出如蹲獅,故稱獅子窟。該處舊有水觀庵,淩錄宿水觀庵詩雲：“結宇傍岩曲，雲熱石灶冷。樵人止此宿，鍾前發深省。風濤潑戶狂，月露臨窗靚。減寐出幽眺，身雜栢竹影。”水觀庵往西再上，舊有浮杯庵。獅子窟南數十步的軍山東南麓，有穿風洞，清虛高曠，形若二門，可南入而西出，又稱石門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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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謇－從事實業的原因
1895年月，甲午戰爭以中國戰敗而告終，中國不得不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消息傳到南通，張謇對**的滿清王朝更加失望。他深深地感到，要使中國“不貧不弱”，不受外國人的欺侮，當務之急，一是要實行政治改革，以議會製取代君主製；二就是要大力發展實業，以求民富國強。他認為，一個有頭腦的知識分子，就應當正視現實，勇於投身實業，以拯國家於危難，救百姓於水火。所以，他拒絕回北京重新擔任官職，決心在家鄉開辦工廠。在給翰林院辭職書中，他明確地表示：“願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願居八命九命可恥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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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謇－張謇的名言
張謇
“父教育而母實業”是張謇的名言
張謇身處清王朝崩潰與北洋政府執政的混亂時代，“似乎是一個結束兩千年封建舊思想、最最殿後而值得注意的大人物，同時亦是走向新社會，熱心向社會服務的一個先驅者”熞張謇摯友劉厚生語)。張謇是一個有抱負、務實、進取的人，回歸後潛心建設地方，他所從事的社會事業涉及很多方麵：
(1)創工廠。自1895年開始，張謇創辦大生紗廠等一係列重要企業。
()開農墾。1901年，張謇創辦通海墾牧公司，對沿海灘塗進行開發；大興農田基本建設，規劃農田水利，建立產棉基地，發展農業；其後又辦了大有晉、大資、大豫和大豐等鹽墾公司。
()發展交通。本著“道路交通為文明發達之母“的思想，張謇辟道路、興河運，1901年創立大生輪船公司煹1918年，公司有小輪0艘，行駛於以南通為中心所辟的10條行道上，溝通南北水網牐1904年建設天生港及其碼頭倉庫，開通通申線接軌上海；為了加強唐閘與港區之間的聯係，張謇還修建了港閘公路，等等。
(4)修水利。南通一帶屢有水患，張謇遂以私人身份聘請荷蘭索格、比利時貝龍德、瑞典海德裏、美國葛雷夫各國水利專家，商討南通治水策略，運用科技治水，修堤築崨並舉。
(5)辦教育。張謇言“欲雪國恥而不求學問則無資，欲求學問而不求普及國民之教育則無與，欲教育普及國民而不求師則無導，故立學校，須從小學始，尤須從師範始”。張謇開展的城市文化教育建設主要包括：190年自籌資金建設通州師範學校，翌年建成；1905年建翰墨林印書館；1909—191年辦商業與醫學兩所專門學校；1914年建圖書館等。
此外，張謇還振興商業、改善環境、推動市政建設，籌建電廠、電燈電話公司等等，集多方麵的成就於南通一地，開花結果，澤及後代，在中國近代史上，這是了不起的“早期現代化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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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謇－思想轉變
張謇
從張謇與孫雲錦、吳長慶、李鴻章這三個淮係重要人物的關係入手，通過剖析張謇在淮係幕僚期間的人際交往，來考察他在這一時期——亦即他愛國主義世界觀形成的初始階段——思想活動的軌跡。
一、張謇與孫雲錦
孫雲錦，字海岑，安徽桐城人，是鹹同年間名滿江淮的桐城名士。曾先後參加湘軍（約鹹豐十至十一年）、淮軍（約同治四至五年）幕府，深得曾國藩曾國荃兄弟及李鴻章李鶴章兄弟信賴。他曾一度輔佐身為淮軍親軍統領的李鶴章，且兩人關係尤為相得（注：孫孟平輯：《桐城孫先生遺書·附年譜》稿本，藏安慶圖書館，按：孟平為孫雲錦長子，與張謇交甚篤。張謇並為之作《校次孫開封集後序》（見《張謇全集》第1頁）惜未編全而孟平早逝。80年代中，餘在安慶圖書館所見，僅雜文錄存及所編年譜（過簡）耳。另：孫雲錦與李鶴章關係，參見金鬆岑編《淮軍諸將領傳》稿本，藏上海圖書館。）。在淮軍的組建和淮係的崛起過程中，孫雲錦曾出過很大力氣，是淮係的重要人物。
1871年，在署理江蘇通州知州任上，孫雲錦識拔了一位日後在中國近代史上大有建樹的人物——張謇。張謇祖籍通州，到其父張彭年因兼祧外家吳氏，故遷居海門。張謇幼時穎異，被鄉裏目為神童。其父望子成龍心切，輾轉托人，認如皋一張姓為同族，張謇遂“冒籍”參加縣學考試，一舉得中秀才，時年方16歲。風聲傳出，張謇為如皋人大肆攻擊，並一度被縣學羈押三月餘。從此惹上了與如皋張氏糾纏不清的金錢訛詐和債務糾紛，前後曆時近三年。張謇眼看家產蕩盡，父親心力交瘁，氣憤之極，便於1871年11月向前來視學的江蘇學政彭久餘自行遞稟，要求革去功名，“褫衣頂回原籍”（注：《嗇翁自訂年譜》見《張謇全集》，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下同），第六卷日記，第8頁。），彭立刻批請通州知州查複。孫雲錦是一個愛才若渴的人，當即傳詢張謇晉見。不巧的是，張謇到時，孫恰有事外出，於是張“候客廳一時許，屢有覘餘”（注：《歸籍記》，《張謇全集》，第五卷藝文（上），第16頁。）而張則“未嚐徙倚，足未嚐移易尺寸。”（注：《張謇存稿》，《南通縣圖誌·雜紀》。）從而給孫留下較好的印象。經過孫雲錦的努力，最終將張謇撥歸通州原籍，算是通州的秀才。許多年後，他在為孫先生作的《七十壽序》中深情地回憶：“謇貫通州而居海門，弱歲為人所苦，所謂冤與弱之一。微公拯之植之，不能有今日。”（注：《桐城孫先生七十壽序》，《張謇全集》，第五卷藝文（上），第4頁。）誠如張謇所言，孫雲錦對他不光是“拯之”，而且還“植之”。1871年當年，張謇新從海門訓導無錫文士趙菊泉授學，奉師命“盡棄向所讀之古文”，而重點改學桐城派古文（注：《嗇翁自訂年譜》，《張謇全集》，第六卷，第8頁。）。以桐城家學淵源著稱的孫雲錦，對此很是讚賞。
187年底，孫雲錦得知張謇鄉試未中，而又家道艱難無力向學時，便主動邀請張謇到他新任職的江寧發審局擔任書記（實際是幕僚性質的私人助理），次年二月張謇正式進入孫府，“執弟子禮”。為了給張謇一個較好的學習和工作環境，“先生館餘別院，兼與其二子東甫孟平，亞甫仲平共學，給餘月十餘金。”而當時，“先生發審局差，俸月才五十金耳。”（注：《嗇翁自訂年譜》，《張謇全集》，第六卷，第85頁。）從1874年春到1875年冬，在孫府將近兩年的時間內，張謇不僅學問大進，而且增加了曆練，拓展了交流，開闊了眼界。通過孫先生的關係，張謇先後結識了鍾山書院山長李聯繡、惜蔭書院山長薛時雨、鳳池書院山長張裕釗以及洪汝奎、楊德亨等著名文士。有一件事很能說明張謇的才氣和個性，來寧之初，他即投考鍾山書院，考官為丹徒韓弼元，將張文“擯不錄”，張即“負氣投書，求示疵垢”，但沒有回答。於是他又“借他名再試”，結果鍾山、惜蔭兩書院的山長李聯繡、薛時雨皆取為第一，並先後傳見，同時也批評了韓弼元。此事為孫雲錦得知，索觀書稿後說：“少年使氣，更事少耳，須善養。”並代張謇向韓道歉，使張謇又慚愧又感動，獲益匪淺。除了砥礪文學，張謇還伴隨孫雲錦赴淮安查勘漁濱河積訟案，赴江陰鵝鼻嘴炮台查勘工程進展。負責該項工程的，是號稱儒將的淮軍慶軍統領吳長慶，他對孫雲錦執子侄禮，對張謇則一見如故，惺惺相惜。當孫雲錦1875年冬因河運差委暫時離寧，吳長慶千方百計將張謇羅致自己幕中。此後，張謇雖然離開孫府，但仍書信通問，往返不絕。孫雲錦回任江寧知府時，他雖在慶軍軍幕，仍一如既往，協助老師整理文案，起草書信；當孫雲錦在188年初因貓兒山命案牽涉暫時係獄，他即前往探視，並表示“公如被冤，願生死從之。”（注：《嗇翁自訂年譜》，《張謇全集》，第六卷，第84頁。）對於這位集恩公、幕主、老師三位於一體的孫先生，張謇始終充滿了仰幕和感戴之情。入幕之初，孫雲錦對他的教誨“為人必從有據做起乃成”（注：張謇日記同治十三年三月初六日記：“海師來談，謂為人必從有據做起乃成，此見道語也，敢不服膺。”《張謇全集》，第六卷，第0頁。），他奉為終生服膺的圭臬，並身體力行。
1887年，孫雲錦調任開封知府，再次邀請張謇入幕相助。這時正值黃河鄭州決口，張謇奉孫之命與其子孟平乘舟由開封至中牟查看水勢，歸後作《鄭州決口記》，指出官吏貪墨中飽，河堤年久失修是此次決口的主要原因。隨後又以“論河工”五次向當時的河南巡撫倪文蔚致函（注：參見《張謇全集》第二卷經濟《鄭州決口記》及《論河工五致倪中丞》諸函，第1－9頁。），情痛詞切，議論得法，很受倪氏重視。倪文蔚是安徽望江人，進士出身，同治六年為李鴻章調入淮軍襄辦營務，是淮係重要官僚，和孫雲錦有同鄉袍澤之誼。他屬意孫希望能將張謇延至自己幕中，並請張代擬《疏塞大綱章程》。在《章程》中，張謇力主參用西法，乘全河奪流，複禹故道。但當時督辦河工大臣，除倪外，尚有李鴻藻和李鶴年，一河三公，政出多門。張謇見意見不被采納，而孫雲錦亦以年老要求致仕，於是師生二人於年底年初先後返鄉（注：據張謇日記，張約在光緒十四年十一月中旬，孫約在該年正月各自返鄉。《張謇全集》，第六卷日記，第79、8頁。）。
189年月，孫雲錦與世長辭，訃告傳來，張謇“為位而哭”，淚如泉湧。在祭文中，他深情地回顧了孫夫子的一路扶持。“憫其未學召置門下，念其有親而資分俸餘。”認為自己“不見吐棄於賢豪長者，而人間猶知有謇也其人於泥塵之底，誰之賜歟？嗚呼公乎！”（注：《祭桐城孫夫子文》，《張謇全集》，第468頁。）在挽聯中，他又寫道：“師無疚乎親民官，所見去思，舊政尋常皆治譜；我何為者報恩子，悲來橫集，行年四十尚公車。”（注：《張謇全集》，第五卷藝文（下），第55頁。）既客觀表述了孫雲錦一生為官清正，為百姓思念的業績；又委婉地感慨自己在恩師謝世前，尚未走完科舉的最後一程。在他的倡導下，通州士紳合詞上稟督撫，請將孫事跡奏付國史《循吏傳》，並以之配祀通州“名宦祠”（注：《嗇翁自訂年譜》，《張謇全集》，第六卷，第851頁；馬其昶：《桐城耆舊傳》孫麻山先生傳第八十八，黃山書社1990年版，第1頁。）。算是完成了學生對老師的最後一樁心願。
張謇
二、張謇與吳長慶
張謇初識吳長慶，是在到江寧孫府後不久。據他同治十三年（1874年）三月初三日記：“飯時遇吳小軒（長慶）軍門，吐屬尚風雅。”（注：《張謇全集》，第六卷日記，第19頁。）此後，兩人來往日益密切。吳長慶十分器重張謇的文才，知道他有誌於功名，便勸他去應順天鄉試，並答應資助行囊，張謇起先認為這隻是虛語口惠，不料三日後吳長慶即遣部下送來“朱提百兩”（注：《張謇全集》，第六卷日記，第51－5頁。），不由得使張對其刮目相看。
早在1875年7－8月間，因經商而致富的李鶴章就通過孫雲錦以重金相聘張謇，並許諾次年陪他一同入都，助其應試，但張謇堅辭不受，“蓋不欲以能貴能賤之權授趙孟也。”（注：《張謇全集》，第六卷日記，第64頁。）是年底孫雲錦離任前，也曾詢問張謇是否願意跟赴河差新任，張謇因父母有命不遠行，同時也因心目中始終以科舉正途為重，故也婉辭了。吳長慶得知後，便一再相邀，“客其軍幕，治機要文書，不以他事混，俾致力製藝，月俸二十金。”第二年閏五月，張謇在再一次科考落榜後如約而至，吳長慶大喜過望。“乃為特築茅屋五間於其後堂，為讀書治文書之所。”（注：《嗇翁自訂年譜》，《張謇全集》，第六卷，第88頁。）從此，張謇開始了在慶軍幕府長達八年（1876年夏至1884年夏）的幕僚生活。
甫入軍幕，張謇似乎並不能立即適應。他曾經向一位姓賈的朋友追述：“某於光緒初年，初入吳武壯幕，時已下午，室中僅置鋪板一付，粗木桌椅各一。適值大雨如注，未幾水流入房中，深至數寸。盤膝坐於板上，一燈如豆，萬念皆灰。遙聞中軍帳中，拇戰仍正豪，武壯宴客席未終。回思此境，實覺難堪。”（注：劉聲木：《萇楚齋隨筆，續筆，三筆，四筆，五筆》三筆卷八，第68頁。）所幸次日吳長慶即將其“移榻中軍帳”（注：《張謇全集》，第六卷日記，第1頁。丁醜（1877年）年五月二十三日記：“大雨。水深兩寸，漸長至五六寸。坐臥一榻，困不可狀，有《苦澇行》。”二十四日記：“雨少住，延陵移榻中軍帳。”按：詞是入幕次年，與《萇楚齋隨筆》所記稍有出入，然實有其事。），以國士相待。雙方乃能逐步磨合而相契。
在吳幕中，身為幕賓的張謇獲得了較好的曆練和機遇。一方麵，通過為吳長慶幫辦文案，使他和各層人士尤其是淮係的中上層人士有了廣泛的接觸和聯係。從這一時期的張謇日記看，他為吳長慶通信聯係的有：李鴻章、李鶴章、唐定奎、周盛傳、劉銘傳、衛榮光、吳元炳、沈葆楨、劉瑞芬、趙子芳（即趙繼元、李鴻章內兄）、吳汝綸、李鳳苞、潘鼎立、方宗誠、程文炳、吳讚誠、靳方琦、丁汝昌、龔照瑗等一大批官場要人，同時和慶軍各部將領曹德慶、葉誌超、黃仕林、張光前、劉長蔚、吳兆有、班廣盛、楊歧珍等均過往很熟，和朱銘盤、吳長慶之子吳葆初、蒯德模之子蒯光典結為好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凱於1881年投奔登州吳長慶軍營時，吳以故交之子，“命在營讀書”，並囑托張謇“為是正製藝。”（注：《嗇翁自訂年譜》，《張謇全集》，第六卷，第84頁。）這樣的交遊和聯係，使張謇對當時社會政治的狀況，尤其是淮係網絡內部的運作情況，有了相當的熟悉和了解。另一方麵，吳長慶對張謇一直倚重信任如左右手，使得張謇能直接參與高層的軍機決策。1880年5月吳長慶入覲，即帶同張謇一同赴京（注：《嗇翁自訂年譜》，《張謇全集》，第六卷，第84頁。）；188年，朝鮮壬午兵變發生，署理直隸總督張樹聲急招吳長慶入津商討對策，在座的僅有張謇和張樹聲的幕僚何嗣琨（注：參閱劉厚生：《張謇傳記》，上海書店1985年版，第1頁。）。可見，兵貴神速赴朝鮮，相機誘執大院君的“奇計”應該出自何張二僚，而主要出自隨吳長慶親臨朝鮮前線料理軍事的張謇。否則，吳長慶也不會和張樹聲聯銜，專折奏保薛福成、何嗣琨和張謇了；同時，他還自踐諾言：“有建策速定其亂者，酬賞三千金”，而於次年“屬蘇鬆太道劉瑞芬寄千金”至南通張家（注：《嗇翁自訂年譜》，《張謇全集》，第六卷，第844－845頁。）。對於保案，張謇“堅謝而寢”；對於獎金，張謇聲明“作為無息之貸款”。在其內心，既是
為報吳長慶的知遇之恩，同時也抱定功成身退之念，不做非分之想。
但命運對自認建此奇功的吳長慶卻十分不公。中斷丁憂回任的李鴻章，對果斷處置的吳長慶，雖口頭表示“佩慰”（注：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二0，第9－0頁，“複吳筱軒軍門”。），但並未有任何實際的支持。相反，倒是“欲以慶軍屬馬建忠”，而令吳長慶回天津待命。消息傳來，張謇等一幹幕僚憤恨不已，尤其張謇更“力勸公引退，並請奏解本職住京。”吳長慶“初韙之”，這就勢必造成與李鴻章的決裂，後經袁保齡、周馥等人的斡旋才沒有告退。張謇看透了這種官場的黑暗，加以他的《朝鮮善後六策》不為當政的李鴻章所用，所以在吳長慶逝後，毅然南歸。
三、張謇與李鴻章
從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張謇並未與李鴻章直接見過麵，而且他本人也從未與李鴻章有隻字通問。但兩人之間似乎有著多層夾纏不清的關係：張謇與李鴻章之弟李鶴章、內兄趙繼元的有過較密切的交往；他因孫雲錦和張裕釗的關係，與李鴻章最為倚信的幕僚兼師友吳汝綸有較密切的書信往返，並於188年春將同鄉、至交好友範當世推薦給時任冀州知府的吳汝綸（注：張謇自訂年譜壬午（188年）三月記：“薦肯堂於冀州知府吳摯甫。”《張謇全集》，第六卷，第84頁。按：張謇與範當世訂交在1869年，時張17歲，同前引第8頁。），後又因吳汝綸的介紹，範當世得以成為李鴻章家的塾師（注：吳汝綸薦範當世入李家當塾師約在辛卯（1891年）年春，見《吳汝綸尺牘》，黃山書社1990年版，第5頁。辛卯四月十日“答範肯堂”：“前接傅相書，深以得名師為辛。旋接來信，敬悉賓主款洽。”）。這樣，張謇對於李氏家族，有了更透徹的了解。
截至甲午戰爭，張李關係中最起波瀾的有兩件事。一是壬午兵變後張謇上《朝鮮善後六策》而不為李鴻章采納，張對李結下芥蒂。二是甲午年張單獨上疏劾李：“戰不備，敗和局。”此舉導致張與以李為首的淮係集團的最後決裂。這兩件事亦可以說是張謇思想演化軌跡的兩個關節點，可以再作進一步的條分縷析。第一件事，據張謇1911年複東三省交涉使韓國均的信中回憶：“……方壬午、癸未之間，下走參預吳武壯公援護朝鮮，即上書直督，請達政府，於朝鮮則援漢玄菟、樂浪郡倒，廢為郡縣；或援周例，置監國；或置重兵，守其海口，而改革其內政；或令其自改，而為練新軍，聯合我東三省為一氣。於日本則三道出師，規複琉球，時張靖達公回粵，李複督直，嗤為多事，擱置不議。”（注：《張謇全集》，第一卷，第04－05頁。）對此，張謇扼腕痛惜之情，溢於詞表。
就當時情形而言，李鴻章對張謇個人並無多少成見，當壬午年八月，張樹聲、吳長慶保薦張謇等立功者，李鴻章亦願領銜合薦（注：張謇日記壬午八月二十二日記：“與枚生訊，辭合肥相國、振軒督部及延陵合薦。”《張謇全集》，第六卷，第06頁。）。他之所以嗤張為多事的原因，是得知張樹聲之子張華奎從張謇處抄錄《朝鮮善後六策》而在京官中徑自散發，翁同和、潘祖蔭、寶廷等要員均先後看到，寶廷並“采以入告”，以致慈禧也向軍機處和總理衙門垂詢。李鴻章認為這種越軌行為使自己太丟麵子，同時也為了壓抑張樹聲和吳長慶，才指斥《善後六策》為“荒誕不經”、擱置不議的（注：參閱謝俊美：《翁同和傳》，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89頁。）。其實他對張謇的文采還是頗欣賞的。1884年秋，張謇在料理完吳長慶喪事後歸裏。兩廣總督張之洞有延納之意，便托李鴻章代為尋覓，於是李鴻章命與張謇相熟的袁保齡“派人坐一輪船，沿渤海口岸遍詢從奉天省南下輪船中，有則請其赴津，並述北洋延攬之意。”（注：劉厚生：《張謇傳記》，第54頁腳注。另，張謇年譜甲申七月記：“北洋又以粵督之托，屬袁子久見招，子九並述北洋意，亦辭。”《張謇全集》，第六卷，第846頁。）也就是說，對張謇這樣的人才，即使有點小過節，李鴻章也力求延為己用。如果不是張謇一再申述“南不拜張，北不投李”而堅辭的話，這件故事本身就可以演繹成一出近代的“蕭何月下追韓信”了（注：張謇：《論出處及韓亂事致袁子久觀察函》中雲：“金州往事，令人有感慨遺世之心。七月南還，矢意韜戢。方道出滬上時，見故人束畏黃為南皮見辟之書，即自奏記，敬謝不敏。迨九月，漱蘭年丈又複勸駕，重以前說申辭。誠不知中間執事於謇遣使命舟，並渤海而蹤跡之，如是其勤勤可感也。”《張謇全集》，第一卷，第16頁。）。
但是第二件事的發生表明，十年後張謇還是同李鴻章公開決裂了，也標誌著張謇最終從淮係營壘中徹底分化出來。關於張謇獨疏彈劾李鴻章的背景，近代史鈔中各有說法，內容大同小異，然一致認為張謇是主戰派的重要首領之一。如《異辭錄》記：“中日戰役，主戰者，高陽、常熟。奔走高陽之門者，項城。為常熟之耳曰者，通州張季直殿撰，萍鄉文芸閣學士也。項城歸自朝鮮，力詆文忠設計之緩，使從己謀，可以製敵於先。光緒九年，殿撰從吳武壯率師援朝，先據漢城，拒退日本，身親兵事，謂確有勝算。是科會試，與學士同出常熟之門，互相標榜，欲以奇計自現，實為主戰派之首領。”（注：《異辭錄》卷三，第18頁。）徐一士在《淩霄一士隨筆》中說：“張謇甲午大魁，以翁同和之知契，頗銳意談政治。”而翁在光緒十一年後，對張“處處以國士相待，言聽計從。”（注：徐一士：《淩霄一士隨筆》（三），第791－78頁，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劉禺生《世載堂雜憶》也說：“甲午之事，始於袁世凱，成於張季直，而主之者翁同和也。李鴻章力言不可開釁，為舉朝所嗬。”他並引用王kǎi＠運（壬秋）日記，稱主戰大臣禮親王、翁同和、李鴻藻等為前八仙，而“跟隨八仙，背葫蘆藥之仙童，則張季直也。藥治何病，皆由仙童從胡蘆中取出，即主戰藥也，最能左右八仙。”（注：《世載堂雜憶》，第105頁。）
而既為李鴻章幕僚又是翁同和門生的王伯恭，作為當事人之一，亦有記載：“……而是時張季直新狀元及第，言於常熟，以日本蕞爾小國，何足以抗天兵，非大創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常熟韙之，力主戰。合肥奏言不可輕開釁端，奉旨切責。餘複自天津旋京，往見常熟，力諫主戰之非，蓋常熟亦我之座主，向承獎借（掖）者也。乃常熟不以為然，且笑吾書生膽小。餘謂臨事而懼，古有明訓，豈可放膽嚐試。且器械陣法，百不如人，似未宜率爾從事，常熟言合肥治軍數十年，屢平大憝，今北洋海陸兩軍如火如荼，豈不堪一戰耶？餘謂知己知彼者，乃可望百戰百勝，今確知己不如彼，安可望勝？常熟言吾正欲試其良ku＠，以為整頓地也。餘見其意不可回，遂亦不複與語，興辭而出。到津晤吾友秋樵，舉以告之，秋樵笑曰：‘君一孝廉，而欲與兩狀元相爭，其鑿枘也固宜’。”（注：王伯恭：《蜷廬隨筆》，第1頁。）
上述諸說，固然都十分強調張謇在甲午主戰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把翁（同和）李（鴻章）之間的和戰之爭說成翁是挾嫌報複李的意氣之爭，把張謇的獻計獻策說成是急欲以“奇計自現”出風頭，實在失之偏頗。而稍後的劉厚生先生，在所著《張謇傳記》中，又把張謇的上奏說成是聽了袁世凱的訴說而合謀倒李的結果。本來早在甲申四月，張謇因吳長慶離開朝鮮不久袁世凱便“自結李相，一切改革，露才揚己”（注：《張謇全集》，第六卷，第845頁。），而寫過一封義正詞嚴的絕交信，此後十年不通音訊。甲午年張謇中狀元後，正值朝鮮局勢緊張，袁世凱認為有可乘之機，張亦是可以利用之人，於是秘密進京，主動拜訪張謇，“長談三小時之久，曆數在李鴻章管轄之下，不能行使吳長慶政策之苦悶”，引起張謇的同情和諒解，於是張謇在彈章中多處引用袁提供的情況並兩次提及袁世凱之名（注：劉厚生：《張謇傳記》，第68頁。）。對於這段繪聲繪色的張袁重修舊好的描述，筆者以為寧可相信張謇自己的說法。他在甲辰（1904年）五月記道：“以請立憲故，南皮再三屬先商北洋，湯壽潛亦以為說。餘自金州歸後，與袁世凱不通問者二十年，至是始一與書。”（注：《張謇全集》，第六卷，第865頁。）可見張袁十年修好，合謀倒李之說是靠不住的。
再一方麵，從翁同和與張謇的關係講，翁張初識在1885年張謇參加順天鄉試期間，翁作為副主考，與潘祖蔭力爭將張謇由第六名拔至第二名；而1894年恩科會試中，又由於翁同和的極力保薦，張才獨占鼇頭成為狀元，師生二人實屬誼分非淺。但更重要的是，兩人對當時內政外交、軍國大政的思想認識相當一致和接近，才使翁同和對張謇十分倚信。從戚其章先生輯錄的甲午戰爭期間《張謇致翁同和密信》（注：見戚其章主編：《中日戰爭》（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六），第445－461頁。）來看，參戰淮軍諸軍裝備及士氣狀況如何，各部將領才能高下如何，以及朝鮮地理形勢如何，張謇確實是十分熟悉的，這得益於他在淮軍幕府的長期曆練和在朝鮮處理壬午事變的實際經驗。但他沒有想到，短短十年過去，淮軍的**竟是如此迅速和不堪。葉誌超、黃仕林、張光前、趙懷業、衛汝成……，他所熟識的以“敢戰”自命的淮軍將領竟都成了貪生怕死、冒功欺罔之輩。不僅是他，連淮軍最高統帥李鴻章本人也發出哀歎：“半載以來，淮將守台守營者，毫無布置，遇敵即敗，敗即逃走，實天下後世大恥辱事。”（注：《李鴻章全集·電稿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頁。）於是，在痛心疾首之餘，張謇推根究原，將養癰為患的責任直接找到了李鴻章頭上。指陳李鴻章“非特敗戰，而且敗和”。也許正是從淮係營壘中殺出來的原故，張謇在彈章中指斥李鴻章消極畏戰主和誤國時，多處切中要害。如他向李鴻章發問：“以四朝元老，籌三省之海防，統勝兵精卒五十營，設機廠學堂六七處，曆時二十年之久，用財數千萬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為大言，脅製朝野；曾無一端立於可戰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無痛心。”（注：《張謇全集》，第一卷，第8頁。）這些話，義正辭嚴，擲地有聲。當時便“流沫傳誦”，裏巷皆知。據說，恭親王奕in＠4看了以後都說：“奏參李鴻章之折，有十餘通之多，惟張謇之奏，最為切當。我們今日遭到日本禍殃，都是李氏一手所釀成也。”（注：參見宋希尚：《張謇的生平》，第8頁。）甚至連李鴻章本人讀後，也認為“筆意尚健。”（注：轉引自彭曄：《張謇與朝鮮壬午兵變》，《第二屆張謇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冊，第156頁。）
當然，張謇的奏折中，也不免有些意氣用事的成分，如他曆數李鴻章十年前對吳長慶的排斥壓抑，說吳“遂因與李鴻章積忤之故，憤恚致死。”進而要求撤去李鴻章北洋大臣一職，“另簡重臣，以戰求和。”（注：《張謇全集》，第一卷，第5－8頁。）《國聞備乘》的作者胡思敬認為：甲午之戰由翁同和一人主之，而張謇、黃紹箕、文廷式皆出其門下。當時海陸兵權盡在李鴻章手中，“謇等僅恃同和之力，不能敵也。”於是有文廷式通珍妃，獻奪嫡之謀，從而釀成愈演愈烈的帝後黨爭。甲午戰敗後，“謇及廷式皆棄官而逃，不敢混跡輦下。”（注：胡思敬：《國聞備乘》，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頁，“名流誤國”。）把張謇完全說成是一個玩弄宮闈密計的小人，實在是有悖於曆史事實的。章開沅先生在新著《張謇傳》中對這一時期張謇的心理活動有很透徹精辟的分析，指出：“清廷對日宣戰不過一個多月，張謇已經察覺‘其實中國何嚐有必戰之布置耶。’他知道翁同和處境困難，而且性格弱點是‘剛斷不足’，並非可以代替李鴻章主持對日戰事全局的適宜人物。他曾主張對李鴻章‘鞭策而用之’。倒李就是一種鞭策，目的是削弱李的聲勢，降低李的地位，而終究還要有控製的使用他。這就是帝黨分子難以言說的內心衷曲。”（注：章開沅：《張謇傳》，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000年版，第65頁。）
就當時的實際情形而言，淮係雖已很**，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李鴻章作為淮係的總首領，依然樹大根深，盤根錯節。而張謇獨疏劾李，一方麵，必然引起淮係諸多舊友知交的不滿，包括前述王伯恭以及吳汝綸、範當世等人，尤其是青年至交範當世，自此以後長期不通音問，直至晚年回鄉後才恢複交往。另一方麵，他個人也必然要冒一定風險。但張謇劾李，絕不僅是從私人恩怨出發，而應該說是對國家民族前途切的憂慮和關心。眼看以仕途功名匡扶天下的路走不通，因此，當他在甲午年得中狀元，已經爬到科舉正途的頂端，卻能從對甲午戰敗的痛定思痛中，毅然放棄功名前程，返鄉創辦實業。這樣一種氣質和抱負，非有熾熱的愛國主義情懷，是難以做到的。
和張謇先生對聯.－任苯生.
19年夏,我從騎岸鎮高等小學考入南通師範,求學期間,常聆聽張謇先生演講,先生諄諄教誨,終身受益.
在一個星期六的午後,我們幾個同學,正在朝東風琴室後壁外的一棵樹上裝礦石收音機天線,一個同學忽然看到張四先生正緩步跨上木橋,朝學校方向走來,立刻興奮地告訴我們.四先生住在濠南別業,與博物苑有邊門相通,與學校隔河相望;兩岸壩肚子上架有木橋,橋欄上有“路不拾遺”四個大字；河裏插有蟹籪;閑暇時,先生常獨自從河西頭踱過橋來.
我們顧不得裝天線,立即跑回學,一路奔走相告,歡騰雀躍;師範主持於敬之急忙領著大家,打開常年落鎖的學校後門,出來恭請四先生進校,迎至壽鬆堂.
先生結合自身坎坷曆程,鼓勵在場同學勤學苦讀,爭當棟梁之材,將來為國效力,為民服務,造福一方.
接著,我們隨先生出壽鬆堂,來到校園,在一棵古銀杏樹旁,有一株靈霄,附樹而上,直攀樹稍;先生心情甚佳,駐足觀之.隨後,大家跟著賞景,邊走邊聊,信步來到荷花池旁,大家興致盎然;先生一時興起,收住腳步,要與我們對聯,大家熱情高漲,圍攏過來;先生說出上聯:“黃花菜,菜花黃,一花一酌”;(“菜花黃”－酒名).隻有不多幾位同學應了下聯;還記得我應的下聯是:”“雞冠花,花冠雞,邊啄邊嘩”.先生笑著又出一上聯:“梅蘭芳演木蘭從軍,戲是女扮男,實是男扮女”.大家搜腸刮肚,無人能對.先生勉勵我們:博學精思,互相探討,自會開竅.
先生教導,銘記心中.後來讀了蔡東藩明史演義,有所感悟,試作下聯，以對四先生上聯:
“梅蘭芳演木蘭從軍,戲是女扮男,實是男扮女”.
“朱元璋滅大元建明,祖從僧為帝,孫從帝為僧”.
謹以此聯,記念恩師!
作者:任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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