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頂上苦神庵裏“削發披緇皈依淨土”的三和尚曾是我的老師。


    那時候我讀二年級。


    有一天學校突然決定要建新房了,我們一個班便跟著三和尚去了庵堂。


    庵堂名正言順地成為我們的教室,那是在三和尚臨時於它的牆壁上開了幾個大洞作為窗子之後的事。


    三和尚就是那個曾經在我們村子裏“乞米”為生的劉三愣,清寡爛瘦,像根竹杆;雙眼凸出來,像兩個車燈。


    平日裏他的腦袋上總有一個茶褐色的布帽,來作我們老師的這陣子他卻把那很古典化的裝飾去掉了,使我和我的同學們終於明白了他頭上還有很短很短的頭發。


    “和尚怎麽能有頭發呢?”我那時常問,卻不敢問我的老師——三和尚,那個隻在山裏種些小菜的人。


    “三和尚,叫花子;沒得米,半夜死。”同學們常把手掌拍得通紅地唱,就像唱一首很出名的流行歌曲。


    幾天後,連最老實的“螃蟹夾子”也會在和尚麵前笑嘻嘻地揶揄“阿彌佗佛,肉煮蘿卜”。


    “嘿!……哈哈……”同學們樂得屁顛屁顛。


    三和尚立刻脖子通紅,眼睛也通紅。


    他是個要麵子的人,教書的都要麵子,他也不例外。


    三和尚的狐皮帽是在那個還沒有下雪也沒有凜冽的大風卻下了一點點雨的日子裏出現的。


    早晨,他進教室的時候兩條腿一彈一彈,高視闊步。木樓板晃晃悠悠,頭上那蘿筐大的東西給了他許多重量。和尚把臉也刮得光光趟趟的。


    “瞧,和尚頂著狗皮的帽子來了。”坐在最後排的“大日本”喊道。


    “不!不呢!正宗的狐皮。哈……好幾十塊。”和尚眉裏眼裏都笑,連皸裂的嘴唇也放光彩。自此,我們又看不到和尚腦袋上短短的頭發了。


    那學期我被選作了班長。


    和尚把我領到庵堂後麵的一個很黑的小房子裏,他的臥室,也是辦公室。他遞給我一個月餅,很小,散發著黴味。小聲地叫著我的名字,說“叫我老師吧!”那個時刻起當著他的麵我開始喊“劉老師”,很誠心的。


    至今想來,和尚的課是很具有魔力的課。他的學生都會毫不分心地聽得眼珠兒骨碌碌跟著他手中那根七個節的竹杆轉,就好像全班所有人的視線的端點都在上麵打了個結似的。


    有一回講一篇課文,才剛開始,不知何故和尚講了一個關於斧子的故事。我們笑得前俯後仰,就跟看一幕十分出色的單口相聲一樣。接著他又講李逵的大板斧,孫悟空的金箍棒,豬八戒的耙子,再是杜十娘的百寶箱……不著邊際地講。從紅日初升到夕陽西下,我們都歡呼雀躍。放學時,他說:“明天繼續。”讓我隻恨有這麽長長的一個夜晚。


    回到家哥問我今天教什麽。我說:“教了孫悟定的棒子,豬八戒的耙子……”逗得他全身一顫一顫隻差褲子沒掉下來了。遺憾的是我竟對課本上的那篇文章一無所知。


    和尚曾經很不謙虛地說講起故事來他是個慣家;也在課堂上謙虛,說,對於唱歌,我是個半吊子。


    有一回他當眾唱一首革命歌曲,才開始時,“啊”的一聲吼,把所有人都嚇得一跳。不料兩三個停頓後,聲音“嗡嗡嗡”在喉嚨裏繞幾個圈兒就出不來了。就好像一聲雷。


    一個學期下來,和尚隻教了我們一首歌:“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和尚才教的時候說:“我來教大家一首很動聽的歌。”我們唱得很起勁。他第二次教我們唱的也是這首歌。第三次還是。每一次唱罷他都顯出一副十分滿足的神態。


    到後來,隻要是音樂課,和尚還沒有說,我們的歌聲便已把梁上的灰塵震了下來。他站在旁邊樂陶陶的。


    學期裏有一個作文題目為《我的自述》。和尚寫了一篇範文,道:“……我腦袋圓圓,不大也不小,頂個漂亮異常的狐皮帽。麵似黃金紙,唇似靛葉青,眼含三秋水,腮掛四海雲……”後來“螃蟹夾子”寫了《我的家》,被和尚稱為佳作:“我家四個窗子三扇門,一把菜刀兩張桌……”並叫他抄一份貼到教室後麵的牆壁上……


    很快地,一個學期在一首歌的曲調中過去了。


    期未,全鄉抽考。我們去新落成的教學樓裏領通知書的那一天,和尚沒有來。


    第二年春天,開學了。和尚還是沒有來。


    我們的校長說,去年的那次考試我們很慘,全鄉倒數第三。許多家長都到學校裏,纏著校長問和尚還來不來教書?說憑什麽有文化的不要,卻偏要找一個劉三愣來為人師長,那不是誤人子弟。校長說,沒辦法呀!家有三鬥糧不做孩子王,用人家的話說,來掙這一腳踢不倒的幾個錢養生活,那每頓的塞牙縫還不夠呢!


    ——這便是和尚一生中的一個轉折點。


    他從那天起不再睡床上,整天蜷在柴火的灶裏,灰不溜丟。隻有餓得發慌的時候,他才走出庵堂來,衝到村子裏,像條下山的老虎,嚇得所有女人都怪叫著躲進房裏,閂上門,不敢出來,直到有好心人讓和尚添飽肚子,拍著肚皮“哼哼哈哈”唱著離去。


    他瘋了!


    一兩個月後的一個早晨,和尚驟然撞進定吉的家裏,被定吉的母親與奶奶一陣棍子轟出來,“哇呀呀”怪叫著跑了。下午定吉家丟了一隻肥美的大母雞。定吉媽叫著“劉三愣”、“砍腦袋的”、“狗咬死的”,從酉時直罵到子時,說明天要割下和尚的腦袋來。


    不料第二天清早,晨落未晞,山裏人起得早,很多人看見和尚一身幹淨的衣裳,昂首挺胸,從村子中的大道上走過去了,尖溜溜的嗓子曼聲而歌:“社會主義好……”那陣子定吉媽癡癡的。


    待和尚人遠音滅,人們都逃命似地奔向庵堂。


    庵堂裏一片狼藉,臭氣衝天。


    在正中央的桌子上端立著和尚的狐皮帽,就跟和尚戴著時候一樣,很幹淨,很新,新得耀眼。我們很遠就看到了。


    相隔不久,庵堂成了牛欄。


    和尚的狐皮帽在一把火中被燒掉了,不見了。


    和尚再不會回來了。


    雞毛,在庵堂後麵的草坪裏,一簇簇的,遭風吹得滿地滾,成了一道永恒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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