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經重重曲折，廖文昌拒執案的庭審終於結束了法庭調查，來到法庭辯論環節。
林剛是渤海市十佳公訴人之一，法庭辯論向來是他的強項。按照公訴人之間的分工，法庭調查階段以霍秉心為主，法庭辯論則以林剛為主。
法庭辯論圍繞兩個焦點進行：一是被告人廖文昌是否構成拒不執行判決罪，二是如果構成此罪，應該如何量刑。
對於第一個焦點問題，公訴人的意見很明確，廖文昌的行為完全符合拒不執行判決罪的構成要件，應當按照拒不執行判決罪處以刑罰。
輪到廖文昌發表辯論意見時，他什麽都沒說，而是向羅小川的方向看了一眼。本來，他還指望羅小川能給他點暗示，但羅小川也隻是看了他一眼，然後便把目光移開了。
見廖文昌不說話，秦懷遠大聲問他：“被告人廖文昌，請你明確地回答，對於公訴人控製你構成拒不執行判決罪，這一點你有沒有異議，或者有沒有不同的意見？”
在形勢突變的情況下，羅小川沒給他任何暗示，廖文昌決定按照原先商定的方案來自我辯護。他仍舊低著頭，說：“我有異議。第一次開庭的時候，我就說過了，我不是不履行法院的判決，而是還有其他債務沒還完。所以，我不認為我的行為構成拒不執行判決罪。”
“被告人廖文昌！”林剛敲了敲桌子，大聲說：“我提醒你，你在法庭上不僅負有如實陳述的責任，也負有相應的舉證責任，無論你是作虛假陳述，還是提供虛假證據，都是要承擔法律責任的！現在，請你如實陳述，你所說的其他債務是指什麽債務，有沒有證據證明？”
廖文昌還是嘴硬，他瞄了林剛一眼，說：“你們不是檢察官麽，案子不是你們調查的麽，有本事別問我呀，你們自己去調查好了。”
“被告人，請你端正態度……”林剛剛想教育一下廖文昌，羅小川便插話進來，請求先讓他跟廖文昌說幾句話。
林剛想，眾目睽睽之下，量羅小川也耍不了什麽花招，便答應了。
隻聽羅小川對廖文昌說：“被告人，作為你的辯護人，我有必要提醒你，如果你沒有證據，那就是空口無憑，法庭是很難相信你的，如果你再提供假合同、假借條之類的虛假證據，那樣隻會加重自己的刑罰，到頭來隻會害了自己。所以，你最好還是想清楚後果再回答。”
羅小川這話不僅讓林剛吃了一驚，也讓陳默雷吃了一驚：這是怎麽回事？羅小川怎麽幫起公訴人來了？難道他真的是良心發現了？
再看廖文昌，又一次低頭不語了。
羅小川歎了一聲，語氣變得惆悵起來：“每個律師都希望自己代理的官司能夠勝訴，尤其在某一地區有重大影響的案子，如果勝訴了，那就相當於一塊金子招牌，能夠為自己招來更多的名氣、案源和收入。
我雖然年紀不大，但這種事我也經曆過。說實話，我真的很希望能幫你打贏這場官司，如果你被判無罪，那你的案子對我來說，就是一塊新的金子招牌，我是不會輕易放棄這個機會的。
可現在看來，我恐怕沒這個機會了。
當然我這麽說，不代表我就不會盡心盡力地為你辯護了。但是你要明白一點，如果你拿不出充分的證據，你就是請一個再高明再有能力的律師，也改變不了法庭對你定罪的結果。
還有一點我也要提醒你，你是否認罪以及當庭認罪的態度，將直接影響到對你的量刑。
所以，我希望你還是想清楚了再發表意見。
這不是我對你的警告，而是對你的忠告。我說這些話的目的，也不是要你非認罪不可，而是要幫你爭取好的態度，最大限度地幫你減輕刑罰。
我想，這恐怕也是我能為你爭取的最後的利益了。既然你當初聘請了我做你的辯護人，既然你現在還願意繼續讓我做你的辯護人，那就請你相信我，我是不會害你的。”
說完，他又補充了一句：“被告人，現在我希望你能看清形勢、清醒過來。在是否構成拒執罪這個問題上，再爭論下去已經沒有多大意義，後麵的量刑才是最關鍵的。請你相信我，我會盡我所能地幫你。”
羅小川最後這句話聽起來沒有問題，但陳默雷卻總覺得哪裏不對勁兒，但又想不出哪裏不對勁兒。
“被告人廖文昌，我提醒你還是實話實說的好。”等羅小川說完，林剛接著說：“1000萬元的借款，這麽大一筆數額，出於交易安全的考慮，肯定是要有借條的，而且一般是不見借條不放款。
如果你真的在2015年4月向穀少康借款1000萬元的話，按道理說，應該是向穀少康出具借條，並且當場交給穀少康。
可是在證人穀少康提供的視頻中，你的辯護人卻是在今年8月份，也就是借款發生之後2年多，並且超出借期4個月的時候，才幫你把借條交給穀少康。
如此既不合邏輯又不合常理的事，你怎麽解釋？難道說，你沒有打借條就從穀少康那裏借了1000萬元，或者是你在借款之時就已經向穀少康打了借條，而你的辯護律師誤以為你在撒謊，為了幫你擺脫罪名，便自作主張幫你偽造了一張借條？”
廖文昌猶豫了好一會兒，終於認罪了，他低著頭說：“我認罪，我對不起9家債權公司，我不奢求他們的原諒，但我保證，以後我會盡我最大的能力還清他們的債務。”
即便廖文昌認罪了，林剛依然緊追不舍，要求廖文昌明確回答他是否還有其他債務。廖文昌說，那都是些萬八千的小債而已，不值一提。
聽到這話，陳默雷心裏不禁暗自感歎：真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萬八千的債務對廖文昌來說居然隻是小債，在我這兒，千八百就已經算是大額債務了。
當然，廖文昌這話是真是假還值得商榷，但陳默雷更傾向於認為是假的，因為東州法院至今也沒有收到起訴廖文昌的其他案件。
接下來，法庭辯論進入了重頭戲，訴辯雙方圍繞廖文昌的量刑問題開展了激烈的辯論。
首先是公訴人林剛發表意見，他說：“合議庭，通過剛才的法庭調查，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事實。
被告人廖文昌利用穀少康的名義辦理了一張借記卡，隱匿個人資產達1000萬元，並且在執行幹警對其進行強製執行時，采用暴力威脅手段阻止執行幹警進入執行現場，其犯罪的數額特別巨大，抗拒執行的情節特別惡劣。
同時，鑒於被告人到案以後，認罪態度較差，在庭審過程中也沒有悔罪的態度，我們建議對其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內量刑，而且不予考慮從輕或減輕刑罰。”
接著是廖文昌發表意見，他稍微抬了抬頭，說：“我想繼續讓我的辯護人替我發表意見。”
秦懷遠把目光轉向羅小川：“辯護人，你有什麽辯護意見嗎？”
羅小川認真地整了整衣襟，仿佛在向律師的身份做最後的告別：“尊敬的合議庭，受當事人的委托，我結合本案案情，發表如下辯護意見。
首先，廖文昌的犯罪數額不應當被認定為1000萬元，而應當是310萬元。
司法審判重證據，重事實，重調查研究。
我方不否認，我的當事人廖文昌觸犯了刑法，構成了拒不執行判決罪，但有一點我需要提醒合議庭和公訴人，從現有的證據來看，廖文昌的確偽造了一張1000萬元的借條。
但廖文昌是否利用穀少康的名義辦理了一張借記卡，以及是否利用該借記卡隱匿了1000萬元，都隻是穀少康的一麵之詞，沒有其他證據予以證實。因此屬於事實不清，不能作為量刑的基礎犯罪事實。
我們認為，就目前的證據而言，隻能認定廖文昌隱匿了310萬元，也就是轉手那套複式房所得的錢款，而不是公訴人所指控的1000萬元。
當然，我方不否認公訴人在法庭調查階段所作的推斷是合情合理。
但這並不排除案情還有另外一種可能，那就是，我的當事人的確是想利用穀少康的借記卡隱匿1000萬元的個人財產，但那是他的一個長期隱匿財產的大概計劃，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完全實施，他隻是利用該借記卡隱匿了310萬元，本來他想繼續實施這個計劃，沒想到中途被公安機關抓獲了。
在這種情況下，他的這個計劃被迫中途夭折了。
在這裏我需要特別說明一點，我不敢完全斷定我的推斷是完全正確的，也不敢說我的當事人是一個好人，但是從現有的證據來看，公訴人的推斷也隻能是推斷。
所以，我方認為，在證據不明的情況下，依據有利於保護被告人權利的原則，應該做出有利於被告人的事實認定。這就像法律諺語所說的，刑法不僅是善良人的大憲章，也是犯罪人的大憲章。
其次，我的當事人已經當庭認罪，並表示今後會盡可能地償還債權公司的債務，這說明我的當事人有認罪悔罪的態度。這一點希望合議庭在量刑時予以考慮。謝謝。”
秦懷遠問公訴人：“公訴人還有沒有辯論意見？”
林剛停下手裏的筆，說：“有。剛才辯護人的意見聽起來是有些道理，但我要提醒辯護人一個事實。
證人穀少康是個生意人，如果他沒有幫助廖文昌隱匿了1000萬元，如果他才是這張借記卡的實際使用人，那他為什麽要做出對這1000萬元債務兜底的承諾，這不是一筆賠本的生意嗎？他這麽做不是很不合常理嗎？”
“不，他這麽做是合理的。”羅小川解釋說：“穀少康幫助我的當事人隱匿了財產，不管隱匿財產的數額是1000萬元，還是310萬元，都已經涉嫌犯罪了。
而他之所以這麽做，就是為了取得債權公司的諒解，好盡可能地爭取緩刑，因為即使他事實上隻是幫助我的當事人隱匿了310萬元，但借條上所記載的數額卻是1000萬元，這就不得不讓債權公司產生合理的聯想和懷疑，認為他實際上幫助廖文昌隱匿財產的數額是1000萬元。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他不作出1000萬元的兜底承諾，他恐怕很難獲得債權公司的諒解，也很難爭取緩刑的機會。
所以，他也隻能選擇破財免災，用金錢換自由。畢竟，他還有他的生意要做，如果他被判了刑入了獄，那他就失去了自由，也就不能繼續他的生意了。
這麽算起來，破財免災的做法對他來說其實是最劃算的，而且，穀少康也有這個經濟實力。
綜合以上所述，他這麽做也就合情合理了。
當然，我這麽說，不等於廖文昌事實上隻幫助穀少康隱匿了310萬元，但從目前的證據來看，也隻能得出這樣的事實結論。”
林剛輕笑一聲，針鋒相對地說：“按照辯護人的說法，案情應該是這樣。
被告人以310萬元的價格轉手了齊江市的那套複式房，所得房款被隱藏在了穀少康的銀行賬戶裏，而被告人從穀少康那裏取走房款時，取走了300萬元，這麽算下來，穀少康隻是從中賺取了10萬元。
試問這點好處費，對於穀少康來說，是不是太少了點？
既然辯護人對穀少康這麽了解，想必應該也知道，10萬元對於穀少康而言，隻是九牛一毛，他怎麽會為了這區區的10萬元，甘冒這麽大的法律風險？這明顯是說不通的。
所以，我們認為辯護人的解釋太過牽強，不能算是合理的解釋。”
“我的解釋是看似有些牽強，但實際上並不牽強。”羅小川解釋說：“不可否認，穀少康不可能平白無故地替被告人隱匿財產，他自然是要從中收取一定好處的。
那麽，我們就來分析一下這10萬元好處費對他來說是不是值得。
表麵上看，這10萬元對穀少康來說的確微不足道，但這不代表他就要放棄這10萬元。
我們都知道，穀少康長期從事民間放貸，這種行業收益很高，但風險也很高，放出去的錢是有可能收不回來的。為了盡可能地減少損失，他隻能選擇在具有償還能力的債務人身上尋找平衡，也就是在主張利息的時候，能不讓步就不讓步的。
對於這一點，我在開庭前曾做過調查。在東州法院網站公開的裁判文書中，我查閱了涉及穀少康的10份判決書和3份調解書，在這些文書當中，穀少康在主張利息的問題上沒有作出一點讓步，哪怕是幾百幾千的利息。
試想一下，連這點蠅頭小利穀少康都看在眼裏，更何況是這10萬元的好處費呢？如果可以的話，他當然是能賺就賺。”
他稍稍頓了一下，繼續說：“剛才公訴人提到了法律風險，那我再說說其中的法律風險問題。
不可否認，幫助他人隱匿財產的確是存在法律風險的，但風險也有大小之分。
穀少康在答應幫助被告人隱匿財產之前，自然也會評估其中的風險，而他之所以敢於幫助被告人隱匿財產，就是因為其中的法律風險很小。
首先，隱匿財產的行為必然是具有隱蔽性的，一般來說，查清這種事的難度都相當大。
其次，穀少康有他自己的便利條件。作為東州最大的放貸戶，他必然有很多的資金流動需要通過銀行交易的方式來完成，執行幹警就是懷疑到穀少康身上，穀少康也可以給出合理的解釋。這一點穀少康在法庭調查階段也承認過。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想要追究一個人的刑事責任是很難的，刑事訴訟的證據證明標準是三大訴訟中最高的，如果沒有確實充分的證據，是不能對任何人定罪判刑的。
公訴人可以設想一下，如果穀少康不承認幫助被告人隱匿財產，也沒有提供錄像，僅憑原有的證據，是否能達到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標準？
我想，應該還達不到這個標準吧。
綜合以上三點，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穀少康即使幫助廖文昌隱匿了財產，也很難被查出來，更別提追究法律責任了。
在法律風險這麽小又可以淨賺10萬元的誘惑下，穀少康完全有可能答應被告人的請求、幫他隱匿財產。
我想，我這樣解釋應該能解釋得通吧。”
聽完羅小川的分析，林剛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他低聲征求了一下霍秉心的意見後，也同意暫時認定廖文昌隱匿財產的數額為310萬元，並且參照生效的司法案例，將量刑建議改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接下來要辯論的是，廖文昌在齊江市的店鋪內對執行幹警揮刀相向一事該如何定性。
在這個問題上，訴辯雙方產生了很大爭議。公訴人認為，被告人的行為屬於暴力抗拒執行，而辯護人則認為，被告人隻是在嚇唬執行幹警而已。
林剛對羅小川的說法頗有微詞，他說：“辯護人的說法完全是牽強附會。當日在店鋪內，被告人不僅對執行幹警惡語相向，還揮動菜刀，這絕不是嚇唬，這是赤裸裸地暴力抗拒執行！”
“不，我這不是牽強附會，我這麽說是有一定根據的。”羅小川平心靜氣地說：“公訴人認為被告人的行為是暴力威脅，自然是有道理的。
不錯，從被告人對執行幹警揮刀相向的行為來推斷，他的行為看起來的確像是暴力威脅。
公訴人得出這種推斷，采用的是以行為解釋目的的思路。
但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看問題，從目的去解釋行為，也可以得出另外一種結論。”
說完，他把目光轉向廖文昌：“被告人，請問當時你從穀少康那裏提取的300萬元現金放在哪裏？”
“放在雪佛蘭轎車的後備箱裏。”廖文昌回答說：“我從穀少康那裏取到現金後，就去了齊江市的店鋪。當時，我還沒來得及把錢轉到其他地方，執行局的人就找上門了。”
“那你動用菜刀的時候，想過要砍死或砍傷那些找上門的執行幹警嗎？”羅小川繼續問。
廖文昌搖了搖頭，說：“沒有。我當時就是想把他們趕走，不讓他們發現那300萬元現金。”
羅小川滿意地點了點頭：“好，下麵繼續我的分析。
被告人返回齊江市的店鋪時，300萬元的現金還放在轎車的後備箱裏，沒來得及轉移，這個時候，執行幹警趕到了。
毫無疑問，被告人當時想的，一定是如何保住那300萬元的現金，而要保住那筆現金，他首先能想到的方法，就是把執行幹警趕走。
當然，被告人不會傻到上來就驅趕執行幹警的地步，因為這樣做反而會適得其反，加重執行幹警對被告人的懷疑，更何況執行幹警還是一路跟蹤被告人到的齊江，如果懷疑的話，自然也不會放過他當時駕駛的那輛雪佛蘭轎車。
所以，被告人要趕走執行幹警，就需要找到一個合適的時機，而這個時機就是執行幹警要扣押店內防盜門的時候。
我剛剛提到過，被告人趕走執行幹警的目的，是想保住後備箱裏的那300萬元現金。我們從這個目的出發進行分析，就可以得出這樣的判斷，被告人當時動用菜刀的行為其實隻是在想嚇走執行幹警。
另外，從法庭調查階段播放的執法錄像也可以看出，被告人當時隻是把執行幹警趕出了門店，沒有繼續追出門去，也沒有對執行幹警進行傷害。而且，在一名執行幹警返回門店取回落下的卷宗時，被告人也沒有出來追出來，而是把卷宗還給了執行幹警。
從這些細節都可以看得出來，整個過程中被告人始終保持著克製，沒有也沒打算對執行幹警進行傷害。
所以綜上所述，我認為被告人動用菜刀的行為，隻是在嚇唬執行幹警。
以上意見，請合議庭予以考慮。”
羅小川的這番辯詞讓陳默雷又是一驚，不過這倒也讓他徹底看清了羅小川的戰術，那就是有證據就打證據牌，沒有有證據，就想法設法把水攪渾，水被攪得越渾，就越是事實不清，對他就越是有利。
羅小川如此不遺餘力地為廖文昌辯護，看來，他是把這次訴訟代理當做他最後的絕響了。
平心而論，這是林剛第一次遇到這麽能言善辯的辯護人。不過，他“渤海市優秀檢察官”的名頭可不是白來的，不等羅小川發表完辯護意見，他就已經想到如何應對了。
“辯護人剛才的意見可以稱得上一篇長篇大論呀。”林剛忍不住感慨了一句，然後問羅小川：“請問辯護人，對於你所說的嚇唬這個詞，應該怎樣理解呢？”
羅小川一時想不出合適的解釋，便說：“沒什麽，就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所說的嚇唬嘍。”
“那我們日常生活中所說的嚇唬，又該怎樣理解呢？”林剛又問。
羅小川愣了一下，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
林剛看了一眼羅小川，繼續說：“嚇唬這個詞並是不一個法律意義上的概念，他的含義並不十分明確，可以有多種理解。那麽，我們日常生活中所理解的嚇唬是什麽含義呢？
按照字麵解釋，這個詞通常應該理解為一般性的使人害怕或者是虛張聲勢，而且不會升級到使用武力或者暴力的程度。
如果硬要用法律語言解釋的話，隻能解釋為輕微程度的威脅。而對於什麽是輕微程度的威脅，普通人都是有基本的判斷的。
執法錄像顯示，被告人驅趕執行幹警時，麵露凶相，語言極具威脅性，而他手裏的菜刀距離執行幹警的距離最短的時候，也隻有十厘米左右。
我們都知道，菜刀的刀刃是非常鋒利的，而揮舞菜刀的行為本身也有很高的危險性，就算你沒有傷人的故意，也難保不會傷到別人。
我想，在當時那種情景下，別說是執行幹警，換作任何一個普通人，都會感到害怕，都會感到自己的人身安全麵臨危險。毫無疑問，這與日常生活中所說的嚇唬是有明顯區別的。
另外，我們從錄像中也可以看到，當時店鋪內有很多物品，有椅子、有水杯、有煙灰缸……可是這些東西被告人都沒選擇，反而偏偏選擇了距離最遠而且最具危險性的菜刀，並以此相威脅，相比之下，這能說是普通的嚇唬嗎？
站在普通人的角度，我們認為，被告人的行為就是用暴力威脅的方式抗拒執行，而不是辯護人所說的嚇唬。
至於被告人為什麽沒有追出店鋪，不是因為他保持著克製，而是他抗拒執行的目的已經達到了，已經沒有必要再追出去了。”
他頓了一下，繼續說：“還有，辯護人剛才所說的用目的解釋行為的方法，我並不認同。
目的存在於人的大腦中，看不見也摸不著，要通過語言或者肢體行為才能表達出來。所以通常情況下，我們都是通過外在行為來推測一個人的目的。
但如果用目的去解釋行為的話，就會任由犯罪嫌疑人自說自話，隻要他能找出一個像樣的借口，就可以逃脫法律的懲罰了，這對於打擊違法犯罪是非常不利的。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車主把摩托車放在路邊，忘了拔掉鑰匙，一個小偷看到了，過去偷摩托車，這個時候剛巧車主來了，小偷完全可以說他是怕摩托車被人偷走，他隻是想幫車主臨時照看一下。
如果用目的解釋行為的話，那這個小偷不僅沒有犯罪，反倒成了好人了。我想請問辯護人，對於小偷這種用目的解釋行為的說法，你能接受嗎？”
羅小川自知理虧，隻好說：“我隻是表達一下我的個人意見，最終的量刑還是要交給合議庭決定。”
林剛本來“回敬”他一句，但考慮到自己的身份，想想還是算了。
幾經波折之後，庭審終於來到最後環節。
秦懷遠對廖文昌說：“被告人廖文昌，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你有最後陳述的權利。你有什麽要陳述的嗎？”
廖文昌低著頭不說話，秦懷遠又問了一邊，他才有氣無力地說了兩個字：“沒有。”
案件沒有當庭宣判，兩名法警上前押解廖文昌離開法庭。
在走出被告人席的那一刻，廖文昌下意識地朝旁聽席看了一眼，這一眼正好看到了陳默雷，而陳默雷也正在看著他。
四目相對，各種滋味如同百感交集，一時無法言說。
新
林剛是渤海市十佳公訴人之一，法庭辯論向來是他的強項。按照公訴人之間的分工，法庭調查階段以霍秉心為主，法庭辯論則以林剛為主。
法庭辯論圍繞兩個焦點進行：一是被告人廖文昌是否構成拒不執行判決罪，二是如果構成此罪，應該如何量刑。
對於第一個焦點問題，公訴人的意見很明確，廖文昌的行為完全符合拒不執行判決罪的構成要件，應當按照拒不執行判決罪處以刑罰。
輪到廖文昌發表辯論意見時，他什麽都沒說，而是向羅小川的方向看了一眼。本來，他還指望羅小川能給他點暗示，但羅小川也隻是看了他一眼，然後便把目光移開了。
見廖文昌不說話，秦懷遠大聲問他：“被告人廖文昌，請你明確地回答，對於公訴人控製你構成拒不執行判決罪，這一點你有沒有異議，或者有沒有不同的意見？”
在形勢突變的情況下，羅小川沒給他任何暗示，廖文昌決定按照原先商定的方案來自我辯護。他仍舊低著頭，說：“我有異議。第一次開庭的時候，我就說過了，我不是不履行法院的判決，而是還有其他債務沒還完。所以，我不認為我的行為構成拒不執行判決罪。”
“被告人廖文昌！”林剛敲了敲桌子，大聲說：“我提醒你，你在法庭上不僅負有如實陳述的責任，也負有相應的舉證責任，無論你是作虛假陳述，還是提供虛假證據，都是要承擔法律責任的！現在，請你如實陳述，你所說的其他債務是指什麽債務，有沒有證據證明？”
廖文昌還是嘴硬，他瞄了林剛一眼，說：“你們不是檢察官麽，案子不是你們調查的麽，有本事別問我呀，你們自己去調查好了。”
“被告人，請你端正態度……”林剛剛想教育一下廖文昌，羅小川便插話進來，請求先讓他跟廖文昌說幾句話。
林剛想，眾目睽睽之下，量羅小川也耍不了什麽花招，便答應了。
隻聽羅小川對廖文昌說：“被告人，作為你的辯護人，我有必要提醒你，如果你沒有證據，那就是空口無憑，法庭是很難相信你的，如果你再提供假合同、假借條之類的虛假證據，那樣隻會加重自己的刑罰，到頭來隻會害了自己。所以，你最好還是想清楚後果再回答。”
羅小川這話不僅讓林剛吃了一驚，也讓陳默雷吃了一驚：這是怎麽回事？羅小川怎麽幫起公訴人來了？難道他真的是良心發現了？
再看廖文昌，又一次低頭不語了。
羅小川歎了一聲，語氣變得惆悵起來：“每個律師都希望自己代理的官司能夠勝訴，尤其在某一地區有重大影響的案子，如果勝訴了，那就相當於一塊金子招牌，能夠為自己招來更多的名氣、案源和收入。
我雖然年紀不大，但這種事我也經曆過。說實話，我真的很希望能幫你打贏這場官司，如果你被判無罪，那你的案子對我來說，就是一塊新的金子招牌，我是不會輕易放棄這個機會的。
可現在看來，我恐怕沒這個機會了。
當然我這麽說，不代表我就不會盡心盡力地為你辯護了。但是你要明白一點，如果你拿不出充分的證據，你就是請一個再高明再有能力的律師，也改變不了法庭對你定罪的結果。
還有一點我也要提醒你，你是否認罪以及當庭認罪的態度，將直接影響到對你的量刑。
所以，我希望你還是想清楚了再發表意見。
這不是我對你的警告，而是對你的忠告。我說這些話的目的，也不是要你非認罪不可，而是要幫你爭取好的態度，最大限度地幫你減輕刑罰。
我想，這恐怕也是我能為你爭取的最後的利益了。既然你當初聘請了我做你的辯護人，既然你現在還願意繼續讓我做你的辯護人，那就請你相信我，我是不會害你的。”
說完，他又補充了一句：“被告人，現在我希望你能看清形勢、清醒過來。在是否構成拒執罪這個問題上，再爭論下去已經沒有多大意義，後麵的量刑才是最關鍵的。請你相信我，我會盡我所能地幫你。”
羅小川最後這句話聽起來沒有問題，但陳默雷卻總覺得哪裏不對勁兒，但又想不出哪裏不對勁兒。
“被告人廖文昌，我提醒你還是實話實說的好。”等羅小川說完，林剛接著說：“1000萬元的借款，這麽大一筆數額，出於交易安全的考慮，肯定是要有借條的，而且一般是不見借條不放款。
如果你真的在2015年4月向穀少康借款1000萬元的話，按道理說，應該是向穀少康出具借條，並且當場交給穀少康。
可是在證人穀少康提供的視頻中，你的辯護人卻是在今年8月份，也就是借款發生之後2年多，並且超出借期4個月的時候，才幫你把借條交給穀少康。
如此既不合邏輯又不合常理的事，你怎麽解釋？難道說，你沒有打借條就從穀少康那裏借了1000萬元，或者是你在借款之時就已經向穀少康打了借條，而你的辯護律師誤以為你在撒謊，為了幫你擺脫罪名，便自作主張幫你偽造了一張借條？”
廖文昌猶豫了好一會兒，終於認罪了，他低著頭說：“我認罪，我對不起9家債權公司，我不奢求他們的原諒，但我保證，以後我會盡我最大的能力還清他們的債務。”
即便廖文昌認罪了，林剛依然緊追不舍，要求廖文昌明確回答他是否還有其他債務。廖文昌說，那都是些萬八千的小債而已，不值一提。
聽到這話，陳默雷心裏不禁暗自感歎：真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萬八千的債務對廖文昌來說居然隻是小債，在我這兒，千八百就已經算是大額債務了。
當然，廖文昌這話是真是假還值得商榷，但陳默雷更傾向於認為是假的，因為東州法院至今也沒有收到起訴廖文昌的其他案件。
接下來，法庭辯論進入了重頭戲，訴辯雙方圍繞廖文昌的量刑問題開展了激烈的辯論。
首先是公訴人林剛發表意見，他說：“合議庭，通過剛才的法庭調查，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事實。
被告人廖文昌利用穀少康的名義辦理了一張借記卡，隱匿個人資產達1000萬元，並且在執行幹警對其進行強製執行時，采用暴力威脅手段阻止執行幹警進入執行現場，其犯罪的數額特別巨大，抗拒執行的情節特別惡劣。
同時，鑒於被告人到案以後，認罪態度較差，在庭審過程中也沒有悔罪的態度，我們建議對其在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內量刑，而且不予考慮從輕或減輕刑罰。”
接著是廖文昌發表意見，他稍微抬了抬頭，說：“我想繼續讓我的辯護人替我發表意見。”
秦懷遠把目光轉向羅小川：“辯護人，你有什麽辯護意見嗎？”
羅小川認真地整了整衣襟，仿佛在向律師的身份做最後的告別：“尊敬的合議庭，受當事人的委托，我結合本案案情，發表如下辯護意見。
首先，廖文昌的犯罪數額不應當被認定為1000萬元，而應當是310萬元。
司法審判重證據，重事實，重調查研究。
我方不否認，我的當事人廖文昌觸犯了刑法，構成了拒不執行判決罪，但有一點我需要提醒合議庭和公訴人，從現有的證據來看，廖文昌的確偽造了一張1000萬元的借條。
但廖文昌是否利用穀少康的名義辦理了一張借記卡，以及是否利用該借記卡隱匿了1000萬元，都隻是穀少康的一麵之詞，沒有其他證據予以證實。因此屬於事實不清，不能作為量刑的基礎犯罪事實。
我們認為，就目前的證據而言，隻能認定廖文昌隱匿了310萬元，也就是轉手那套複式房所得的錢款，而不是公訴人所指控的1000萬元。
當然，我方不否認公訴人在法庭調查階段所作的推斷是合情合理。
但這並不排除案情還有另外一種可能，那就是，我的當事人的確是想利用穀少康的借記卡隱匿1000萬元的個人財產，但那是他的一個長期隱匿財產的大概計劃，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完全實施，他隻是利用該借記卡隱匿了310萬元，本來他想繼續實施這個計劃，沒想到中途被公安機關抓獲了。
在這種情況下，他的這個計劃被迫中途夭折了。
在這裏我需要特別說明一點，我不敢完全斷定我的推斷是完全正確的，也不敢說我的當事人是一個好人，但是從現有的證據來看，公訴人的推斷也隻能是推斷。
所以，我方認為，在證據不明的情況下，依據有利於保護被告人權利的原則，應該做出有利於被告人的事實認定。這就像法律諺語所說的，刑法不僅是善良人的大憲章，也是犯罪人的大憲章。
其次，我的當事人已經當庭認罪，並表示今後會盡可能地償還債權公司的債務，這說明我的當事人有認罪悔罪的態度。這一點希望合議庭在量刑時予以考慮。謝謝。”
秦懷遠問公訴人：“公訴人還有沒有辯論意見？”
林剛停下手裏的筆，說：“有。剛才辯護人的意見聽起來是有些道理，但我要提醒辯護人一個事實。
證人穀少康是個生意人，如果他沒有幫助廖文昌隱匿了1000萬元，如果他才是這張借記卡的實際使用人，那他為什麽要做出對這1000萬元債務兜底的承諾，這不是一筆賠本的生意嗎？他這麽做不是很不合常理嗎？”
“不，他這麽做是合理的。”羅小川解釋說：“穀少康幫助我的當事人隱匿了財產，不管隱匿財產的數額是1000萬元，還是310萬元，都已經涉嫌犯罪了。
而他之所以這麽做，就是為了取得債權公司的諒解，好盡可能地爭取緩刑，因為即使他事實上隻是幫助我的當事人隱匿了310萬元，但借條上所記載的數額卻是1000萬元，這就不得不讓債權公司產生合理的聯想和懷疑，認為他實際上幫助廖文昌隱匿財產的數額是1000萬元。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他不作出1000萬元的兜底承諾，他恐怕很難獲得債權公司的諒解，也很難爭取緩刑的機會。
所以，他也隻能選擇破財免災，用金錢換自由。畢竟，他還有他的生意要做，如果他被判了刑入了獄，那他就失去了自由，也就不能繼續他的生意了。
這麽算起來，破財免災的做法對他來說其實是最劃算的，而且，穀少康也有這個經濟實力。
綜合以上所述，他這麽做也就合情合理了。
當然，我這麽說，不等於廖文昌事實上隻幫助穀少康隱匿了310萬元，但從目前的證據來看，也隻能得出這樣的事實結論。”
林剛輕笑一聲，針鋒相對地說：“按照辯護人的說法，案情應該是這樣。
被告人以310萬元的價格轉手了齊江市的那套複式房，所得房款被隱藏在了穀少康的銀行賬戶裏，而被告人從穀少康那裏取走房款時，取走了300萬元，這麽算下來，穀少康隻是從中賺取了10萬元。
試問這點好處費，對於穀少康來說，是不是太少了點？
既然辯護人對穀少康這麽了解，想必應該也知道，10萬元對於穀少康而言，隻是九牛一毛，他怎麽會為了這區區的10萬元，甘冒這麽大的法律風險？這明顯是說不通的。
所以，我們認為辯護人的解釋太過牽強，不能算是合理的解釋。”
“我的解釋是看似有些牽強，但實際上並不牽強。”羅小川解釋說：“不可否認，穀少康不可能平白無故地替被告人隱匿財產，他自然是要從中收取一定好處的。
那麽，我們就來分析一下這10萬元好處費對他來說是不是值得。
表麵上看，這10萬元對穀少康來說的確微不足道，但這不代表他就要放棄這10萬元。
我們都知道，穀少康長期從事民間放貸，這種行業收益很高，但風險也很高，放出去的錢是有可能收不回來的。為了盡可能地減少損失，他隻能選擇在具有償還能力的債務人身上尋找平衡，也就是在主張利息的時候，能不讓步就不讓步的。
對於這一點，我在開庭前曾做過調查。在東州法院網站公開的裁判文書中，我查閱了涉及穀少康的10份判決書和3份調解書，在這些文書當中，穀少康在主張利息的問題上沒有作出一點讓步，哪怕是幾百幾千的利息。
試想一下，連這點蠅頭小利穀少康都看在眼裏，更何況是這10萬元的好處費呢？如果可以的話，他當然是能賺就賺。”
他稍稍頓了一下，繼續說：“剛才公訴人提到了法律風險，那我再說說其中的法律風險問題。
不可否認，幫助他人隱匿財產的確是存在法律風險的，但風險也有大小之分。
穀少康在答應幫助被告人隱匿財產之前，自然也會評估其中的風險，而他之所以敢於幫助被告人隱匿財產，就是因為其中的法律風險很小。
首先，隱匿財產的行為必然是具有隱蔽性的，一般來說，查清這種事的難度都相當大。
其次，穀少康有他自己的便利條件。作為東州最大的放貸戶，他必然有很多的資金流動需要通過銀行交易的方式來完成，執行幹警就是懷疑到穀少康身上，穀少康也可以給出合理的解釋。這一點穀少康在法庭調查階段也承認過。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想要追究一個人的刑事責任是很難的，刑事訴訟的證據證明標準是三大訴訟中最高的，如果沒有確實充分的證據，是不能對任何人定罪判刑的。
公訴人可以設想一下，如果穀少康不承認幫助被告人隱匿財產，也沒有提供錄像，僅憑原有的證據，是否能達到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標準？
我想，應該還達不到這個標準吧。
綜合以上三點，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穀少康即使幫助廖文昌隱匿了財產，也很難被查出來，更別提追究法律責任了。
在法律風險這麽小又可以淨賺10萬元的誘惑下，穀少康完全有可能答應被告人的請求、幫他隱匿財產。
我想，我這樣解釋應該能解釋得通吧。”
聽完羅小川的分析，林剛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他低聲征求了一下霍秉心的意見後，也同意暫時認定廖文昌隱匿財產的數額為310萬元，並且參照生效的司法案例，將量刑建議改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接下來要辯論的是，廖文昌在齊江市的店鋪內對執行幹警揮刀相向一事該如何定性。
在這個問題上，訴辯雙方產生了很大爭議。公訴人認為，被告人的行為屬於暴力抗拒執行，而辯護人則認為，被告人隻是在嚇唬執行幹警而已。
林剛對羅小川的說法頗有微詞，他說：“辯護人的說法完全是牽強附會。當日在店鋪內，被告人不僅對執行幹警惡語相向，還揮動菜刀，這絕不是嚇唬，這是赤裸裸地暴力抗拒執行！”
“不，我這不是牽強附會，我這麽說是有一定根據的。”羅小川平心靜氣地說：“公訴人認為被告人的行為是暴力威脅，自然是有道理的。
不錯，從被告人對執行幹警揮刀相向的行為來推斷，他的行為看起來的確像是暴力威脅。
公訴人得出這種推斷，采用的是以行為解釋目的的思路。
但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看問題，從目的去解釋行為，也可以得出另外一種結論。”
說完，他把目光轉向廖文昌：“被告人，請問當時你從穀少康那裏提取的300萬元現金放在哪裏？”
“放在雪佛蘭轎車的後備箱裏。”廖文昌回答說：“我從穀少康那裏取到現金後，就去了齊江市的店鋪。當時，我還沒來得及把錢轉到其他地方，執行局的人就找上門了。”
“那你動用菜刀的時候，想過要砍死或砍傷那些找上門的執行幹警嗎？”羅小川繼續問。
廖文昌搖了搖頭，說：“沒有。我當時就是想把他們趕走，不讓他們發現那300萬元現金。”
羅小川滿意地點了點頭：“好，下麵繼續我的分析。
被告人返回齊江市的店鋪時，300萬元的現金還放在轎車的後備箱裏，沒來得及轉移，這個時候，執行幹警趕到了。
毫無疑問，被告人當時想的，一定是如何保住那300萬元的現金，而要保住那筆現金，他首先能想到的方法，就是把執行幹警趕走。
當然，被告人不會傻到上來就驅趕執行幹警的地步，因為這樣做反而會適得其反，加重執行幹警對被告人的懷疑，更何況執行幹警還是一路跟蹤被告人到的齊江，如果懷疑的話，自然也不會放過他當時駕駛的那輛雪佛蘭轎車。
所以，被告人要趕走執行幹警，就需要找到一個合適的時機，而這個時機就是執行幹警要扣押店內防盜門的時候。
我剛剛提到過，被告人趕走執行幹警的目的，是想保住後備箱裏的那300萬元現金。我們從這個目的出發進行分析，就可以得出這樣的判斷，被告人當時動用菜刀的行為其實隻是在想嚇走執行幹警。
另外，從法庭調查階段播放的執法錄像也可以看出，被告人當時隻是把執行幹警趕出了門店，沒有繼續追出門去，也沒有對執行幹警進行傷害。而且，在一名執行幹警返回門店取回落下的卷宗時，被告人也沒有出來追出來，而是把卷宗還給了執行幹警。
從這些細節都可以看得出來，整個過程中被告人始終保持著克製，沒有也沒打算對執行幹警進行傷害。
所以綜上所述，我認為被告人動用菜刀的行為，隻是在嚇唬執行幹警。
以上意見，請合議庭予以考慮。”
羅小川的這番辯詞讓陳默雷又是一驚，不過這倒也讓他徹底看清了羅小川的戰術，那就是有證據就打證據牌，沒有有證據，就想法設法把水攪渾，水被攪得越渾，就越是事實不清，對他就越是有利。
羅小川如此不遺餘力地為廖文昌辯護，看來，他是把這次訴訟代理當做他最後的絕響了。
平心而論，這是林剛第一次遇到這麽能言善辯的辯護人。不過，他“渤海市優秀檢察官”的名頭可不是白來的，不等羅小川發表完辯護意見，他就已經想到如何應對了。
“辯護人剛才的意見可以稱得上一篇長篇大論呀。”林剛忍不住感慨了一句，然後問羅小川：“請問辯護人，對於你所說的嚇唬這個詞，應該怎樣理解呢？”
羅小川一時想不出合適的解釋，便說：“沒什麽，就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所說的嚇唬嘍。”
“那我們日常生活中所說的嚇唬，又該怎樣理解呢？”林剛又問。
羅小川愣了一下，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
林剛看了一眼羅小川，繼續說：“嚇唬這個詞並是不一個法律意義上的概念，他的含義並不十分明確，可以有多種理解。那麽，我們日常生活中所理解的嚇唬是什麽含義呢？
按照字麵解釋，這個詞通常應該理解為一般性的使人害怕或者是虛張聲勢，而且不會升級到使用武力或者暴力的程度。
如果硬要用法律語言解釋的話，隻能解釋為輕微程度的威脅。而對於什麽是輕微程度的威脅，普通人都是有基本的判斷的。
執法錄像顯示，被告人驅趕執行幹警時，麵露凶相，語言極具威脅性，而他手裏的菜刀距離執行幹警的距離最短的時候，也隻有十厘米左右。
我們都知道，菜刀的刀刃是非常鋒利的，而揮舞菜刀的行為本身也有很高的危險性，就算你沒有傷人的故意，也難保不會傷到別人。
我想，在當時那種情景下，別說是執行幹警，換作任何一個普通人，都會感到害怕，都會感到自己的人身安全麵臨危險。毫無疑問，這與日常生活中所說的嚇唬是有明顯區別的。
另外，我們從錄像中也可以看到，當時店鋪內有很多物品，有椅子、有水杯、有煙灰缸……可是這些東西被告人都沒選擇，反而偏偏選擇了距離最遠而且最具危險性的菜刀，並以此相威脅，相比之下，這能說是普通的嚇唬嗎？
站在普通人的角度，我們認為，被告人的行為就是用暴力威脅的方式抗拒執行，而不是辯護人所說的嚇唬。
至於被告人為什麽沒有追出店鋪，不是因為他保持著克製，而是他抗拒執行的目的已經達到了，已經沒有必要再追出去了。”
他頓了一下，繼續說：“還有，辯護人剛才所說的用目的解釋行為的方法，我並不認同。
目的存在於人的大腦中，看不見也摸不著，要通過語言或者肢體行為才能表達出來。所以通常情況下，我們都是通過外在行為來推測一個人的目的。
但如果用目的去解釋行為的話，就會任由犯罪嫌疑人自說自話，隻要他能找出一個像樣的借口，就可以逃脫法律的懲罰了，這對於打擊違法犯罪是非常不利的。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車主把摩托車放在路邊，忘了拔掉鑰匙，一個小偷看到了，過去偷摩托車，這個時候剛巧車主來了，小偷完全可以說他是怕摩托車被人偷走，他隻是想幫車主臨時照看一下。
如果用目的解釋行為的話，那這個小偷不僅沒有犯罪，反倒成了好人了。我想請問辯護人，對於小偷這種用目的解釋行為的說法，你能接受嗎？”
羅小川自知理虧，隻好說：“我隻是表達一下我的個人意見，最終的量刑還是要交給合議庭決定。”
林剛本來“回敬”他一句，但考慮到自己的身份，想想還是算了。
幾經波折之後，庭審終於來到最後環節。
秦懷遠對廖文昌說：“被告人廖文昌，按照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你有最後陳述的權利。你有什麽要陳述的嗎？”
廖文昌低著頭不說話，秦懷遠又問了一邊，他才有氣無力地說了兩個字：“沒有。”
案件沒有當庭宣判，兩名法警上前押解廖文昌離開法庭。
在走出被告人席的那一刻，廖文昌下意識地朝旁聽席看了一眼，這一眼正好看到了陳默雷，而陳默雷也正在看著他。
四目相對，各種滋味如同百感交集，一時無法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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